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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听到这里；不由得侧耳。

　　　　两国的学者和学子们也都全神贯注；听名可秀怎么解读两国的关系。

　　　　名可秀道，从中庸的精神来讲，宋周两国首先要致中和。

　　　　“致中和”，这是讲要和平共处吗？——两国的官员学者表情不一。

　　　　名可秀道，宋周两国同属华夏文明正统，两国的君臣百姓都是伏羲女娲的后裔，炎黄蚩尤三帝子孙，这就相当于一个大家庭里的嫡亲两兄弟，谁是嫡长，谁就当家主。

　　　　这里面就有竞争了，包含各方面的竞争，君臣的贤明，军事的力量，思想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格物学科和技术的发展，农耕商贸，国家财政，等等，哪国发展得好，发展得更高，更强，哪国就会成为长兄，在两国的交流合作竞争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得到更多的利益分配。

　　　　这种竞争，谓之“良”。它会使宋周两国都保持着进取心，不敢固步自封，不敢怠惰，不敢不修德，不敢不修器，我们的后世子孙也不敢躺在老祖宗的基业上享福，因为谁停步不前了，就有可能被对方超越，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当双方实力差距过大，甚至国内还出现了昏君佞臣败坏朝政，这个国家就很有可能被“兄弟”吞并。

　　　　如果宋周哪一国出现这种惨况，从华夏文明传承来讲，还不算糟糕——比起被胡族灭国好：不要以为中国强大，永远凌驾于外族——西周没有犬戎入侵，就没有周室衰微和春秋乱世的礼崩乐坏，东晋没有五胡乱华，就没有南北乱世，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靖康之耻，不从中吸取教训，焉知几百年后不会重蹈覆辙？

　　　　我们儒家讲“天下观”，首先就要打破一国观。

　　　　当然，不是不讲国家了，忠诚于国家那是必须要讲的。民与国就好比子与亲，父母双亲养育了我们，给我们遮风挡雨，给我们衣食饱暖，给我们太平日子，赋予我们尊严和荣耀，做子女的就必须尽之以孝，尽之以忠，违背了，那就是不忠不孝，叛国者当为人人唾弃！

　　　　我们讲打破一国观，是指天下之达道，“和”。对宋周来讲，又有着文明传承、共存共荣的深刻意义。这就好比兄弟俩将家业做大了，整个华夏就更强大了。

　　　　现今南北两分中原，中国为二，但是从整体论，华夏中国比以前更强。

　　　　这就是讲竞争的“良”。

　　　　但是竞争也有“逐、亡”的一面，这是竞争残酷的一面。它可能最终会导致：宋并了周，或周并了宋。

　　　　不管哪种结果，还是华夏的国家，还是华夏的文明。

　　　　当然，作为两国的臣民百姓来讲，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被吞并的一方。那么就奋起！努力向前，奋斗不止！天行健，国民当自强不息；天行健，国家当自强不息！

　　　　台下静默一阵。

　　　　片刻，宋周两国的学者和学子抬手，鼓掌。

　　　　数息后，名可秀抬手向前，按下掌声。

　　　　她道，我们儒家讲的是平天下，不是打天下。“中、庸”讲的天下大本达道，是“致中和”，不是“致消亡”，不是要消灭哪个国家。这个天下有太多的国家，无论大宋还是大周，能消灭完所有的国家，能占领完这个世界吗？

　　　　再者，宋、周若执意要对方“致消亡”，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得利的是谁？——另外的文明，另外的族群。我们还要不要讲平天下，“致中和”了？还要不要有远大的抱负？眼珠子都只放在一个洲的一角上？

　　　　无论是从文明还是从国家利益来讲，宋周两国首先要致中和。

　　　　我们南北两国的关系，既是利益的竞争，实力的竞争，也是共生、共存、共发展、共进化，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共同将华夏文明弘扬到整个世界，共同将华夏的思想弘大到整个世界。

　　　　名可秀的意思很明确，宋周就是竞争合作的关系。

　　　　谁强大了，谁就是老大。谁落后了，或者出现君主不仁、臣下不贤、国内苛政动乱之类的，那对不起，另外一个“兄弟”会毫不客气地吞了你，还要理直气壮地数落你“堕落老祖宗的家业”。如果两兄弟都争气，谁也不服谁，那就成了并驾而驱，眼光一齐放世界——祖宗这一亩三分地，争来争去没意思，当然主要是争不下来，不如眼光放到世界“平天下”，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咳，虽然这兄弟有可能悄悄往你胁下插刀子，对外还是拳头一致的。

　　　　这是从华夏文明的高层面来讲，两国要追求致中和的共存共发展。

　　　　从两国自身的利益来讲，也要讲致中和。

　　　　为什么呢？

　　　　因为必须有竞争！

　　　　《中庸》说：“国有道，不变塞焉。”

　　　　这是讲国家有道，社会安定，人们就好不变。怎么叫“不变塞”呢？在安定的社会，安定久了，人们会变得安逸，享受，失去进取心。

　　　　故，孟子讲，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国家没有别的刺激了，人的享福惰性来了，这是很可怕的事。国有道而不塞，这就要求国家居安乐而思忧患。但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人很难做到，一个国家也很难做到。

　　　　所以，人要树立一个超越的目标，或者一个竞争对手，才不会、也不敢怠惰。国家也是如此，必须有一个强劲的对手，随时虎视着你，你不前进，就有可能被对方吃了。国家的君主和大臣还敢怠惰吗？还敢不前进吗？还敢不有为吗？

　　　　名可秀在东海之战后，写了一篇《论华夏文明之传承》，让铁卫送给谯定——谯定最终靠近枫阁并在其后加入大公党，其根源就在于他与名可秀在治世思想上是“大道同”，故要与子同行，“与之相谋”。

　　　　对于名可秀这个南北规划卫希颜也是很赞同的。她的想法很直接，就像后世的联合国，美国的军事经济再强大，再怎么超级大国，也只能占一票，在安理会他也没法一票当两票用，要发挥影响力还得说动德英法。如果华夏南北两国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不出意外的话，以后世界有了类似联合国的这种组织，宋周肯定是各占一票——还是常任理事国的那种。就算举拳头算票数那也是两只哟。两个华夏强国联合起来的话语权会有多大？肯定不是一个“中国”可比。

　　　　对于华夏的未来，雷动、雷雨荼父子与名重生、名可秀父女取得了大概一致的见解，这才有了东海之战的赌约。雷动在赌注上做出了一些让步，否则不会将河南十九州都划进去。之后雷动复国，名可秀和卫希颜按照约定，促成南面大宋的袖手旁观。

　　　　南北对峙，这是威胁也是前进的动力。

　　　　“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后代都贤明，但是在外力的威胁下，会促使我们的后代选择精英来治国。”卫希颜在暖阁内淡淡一句，让皇帝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赵昚觉得，这句话里的意味很深。

　　　　名可秀开始讲中庸精神总纲的第三句：宽而辨。

　　　　在《论语》《中庸》《尚书》这些经籍中都有讲“宽”，讲为人处事的品格。宽，是宽厚、宽容、宽弘的意思。

　　　　名可秀用在这里，是取了宽容、包纳之意。

　　　　宽者要有度量，能容人，善于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而不是排斥异己——不仅是修心养性、处事齐家，治政也是如此，学术上也是如此。

　　　　《中庸》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天地的境界，万物都可共生，“而不相害”，各有各的范围。不同的道，也可以并行。这是一种广阔的胸襟。

　　　　名可秀讲，中庸是一种包容的精神，它的胸怀广阔而包容。

　　　　名可秀举例道，我们汉人常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话没错——不是同一个文明出来的，其心当然不同；有的异族还可能觊觎我们的富庶，对我中国虎视眈眈，这肯定是异心，而且是很不良的异心。但是，中国没有因为这个“其心必异”，就将异族都消灭了啊。除非是打上门来抢掠杀的，或者是有仇的，必须用战争解决的。

　　　　在国内来讲，我们华夏族不仅仅是汉族，还有其他族，他们同样是华夏族。各族共生共存共发展，都是大宋或大周的国民，国家对他们同样负有庇护的责任。这就是“宽”，包容各族才能“致中和”，如果在国内都不能致中和，又怎么讲天下的致中和呢？

　　　　所以，宽以包容，这是中庸的道德境界。

　　　　而且，不仅仅是道德境界，也是治理国家、治理天下必须的。

　　　　为什么呢？

　　　　我们儒学讲格物致知，简单地讲，是要格出道理。比如我们对着竹子格，格出竹子的品格，柔而坚韧，所以做人要有这样的品格，过刚就折了，但是柔而不倒，心中坚韧啊，还要有原则，这都是格竹子格出来的——台下笑声——所以首先格竹子的这个人了不起啊，他没有格出吃笋，格出的是做人——台下大笑，拍掌。

　　　　但是，我们儒学对着竹子格，能格出纸来么？不能呀，这个圣人都没做到。所以夫子只能刻竹简，要知道我们书写用纸，肯定感叹说“格物致便利乎！”

　　　　台下哈哈笑起来，格物科的学子们手掌拍得极响。

　　　　再讲数学。“算”是孔子定的六艺之一，但不属于儒学。射也是六艺，没人说射箭是儒学吧？——台下笑起来——但军队要学射箭，枪炮没出来的时候，骑兵弓射就是最厉害的。这不是儒学吧？但我们治国要不要？现在不说弓箭了，我们说枪炮。造枪炮肯定要讲数学的。具体道理我不讲，其实是因为我也不太懂——台下大笑，鼓掌——但有一点是懂的，肯定要牵扯到数、算公式，没有数学的基础，枪炮造不出来。

　　　　讲台下的稷下学者席位里，叶杼微微笑起来，眼神明亮璀璨。

　　　　再讲物理。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地”是一个球。既然是球，那站在“下面”的人怎么不掉不去呢？物理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地心有引力，叫重力，所以人是脚踏实地行走在地上，不会飘到空中。这个学问不是儒学。阴阳学以前格天地是讲“天圆地方”，这是讲日月天体都是在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地运动，好似一个闭合的圆周无始无终，而大地却静悄悄地在那里承载着我们，这里面有深刻的思想道理——从这个方面讲，“天圆地方”是对的；但从认识世界的形状来讲，现在已经证明“天圆地方”是错的。天是不是圆的我们不知道，宇宙太大了，现在我们还格不出来——台下笑——但地是圆的，还是个圆球，不是平面的圆。阴阳学和儒学都没格出这个来。——台下大笑，鼓掌。

　　　　所以，有利于我们认识宇宙认识世界的学问有很多，不一定都是儒学。

　　　　我们儒学要想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更好地用这些认识来拓宽我们的眼界，并用之于为人处事，用之于治国平天下，就必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所以中庸精神用在治学上，是要“宽”。

　　　　“宽”什么呢？不仅仅是“宽”格物类的学科，还要“宽”思想类的学科，比如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等，诸子百家的学问。

　　　　比如我们儒家批评墨家的“兼爱”，因为不讲亲亲，把不相干的人与父母等同的爱，这怎么能行呢？但是兼爱也有道理呀，比如我们大宋的共济会，大周的兼善会，就是讲兼爱，这里不能讲亲亲，会里的财物你不能拿去济家人啊，这要要根据紧急困难的程度，来进行周济，不能讲亲疏关系。所以人们才颂扬共济会和兼善会无私，一讲亲亲，那就有私了。

　　　　所以，我们儒家不能以一家的学问治天下，要讲个包容，要讲个主辅。比如我们用刑法，就是借鉴了法家的一些有益的思想；比如国家用兵，那是讲兵家的谋略；比如农耕种植，那要用到农学；比如医家治病，要用到阴阳五行学，等等。我们儒学不能、也无法包揽一切。

　　　　所以要容纳其他的思想，一起用于百姓日用，治理国家和天下，这就是中庸的“道并行”。

　　　　用在儒学自身的发展上，也要讲“宽”。

　　　　大海纳进江河的同时，自己也壮大了。儒学要进步，就要容纳吸收其他的学问。比如关学张横渠先生（张载）“为天地立命”那四句，其他儒学派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吸纳进自己的学派中，这没有什么损害啊，反而让自己学派的理论更加完善了。

　　　　比如老子的《道德经》，里面讲“上善若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治大国若烹小鲜”等等，我们儒家同样认为有道理，并拿来用之于治国，或者是诠释我们儒家的一些经义，这不仅仅是“道并行”，而且是吸纳利用了。

　　　　故曰，“宽”与“唯我”相斥。

　　　　我们做人不能唯我，要讲谦逊，要讲容人，做学问也是如此，治学思想也是如此。正因为我们有宽的精神，才有稷下学宫，才有稷下论学，才有如今我等同处一殿，共论学问、辩真理。只要是对的道理，不管它是哪个人提出的，不管他是哪个学派的，不管他是大宋还是大周的，我们都接纳。因为学海无涯，学问无界。

　　　　掌声哗然。

　　　　名可秀抬手压下掌声，又讲，比如泰西的学术，如今很多书籍已用中文翻译刻版，我们可以多看一看，多学一学，其中有利于格物学的，我们要吸纳；有利于儒学的，我们也要吸纳。不能因为他们是“外夷”的学问就轻贱了，这就不符合圣人讲的宽谦为人的品格和治学的品格了。我们的文明虽然是领先的文明，但是，其他文明也必然有她的璀璨和精华。

　　　　比如，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1至9的数字，就是来自于大食文明（是印度文明，阿拉伯人传播）。又比如，泰西的一位贤者叫亚里士多德，他与孔子同一时代，提出了“德就是中庸”的学说，尽管他只是讲德，远不如我们儒家中庸大道的内涵，但是也有借鉴意义，同时也表明了华夏之外也有大智慧的贤者，他们的一些思想和道理也值得我们借鉴。

　　　　大宋朝廷的鸿胪寺现在称外邦多称外国，不再称外夷，多称民族，不再称番、夷，这是一种胸襟，一种大国为政的宽谦胸襟，既是一种美德，也使大宋的目光不要高高向上，下巴抬高了就发现不了别人的美，看不到别国的精粹。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宽”，就是要给儒学确立一条海纳百川的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兼容并蓄的开放思想。

　　　　这也是她和谯定等人努力要打破的、自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对儒学形成的“唯我”思想。

　　　　当年王安石和司马光新旧两党的党争，实际上还和儒家学术道统之争紧密关联，新旧两党“党同伐异”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儒学独尊带来的对治学思想的不利影响——失去了儒家的“谦”和“宽”，变得霸道和排他。如果不纠正任其发展下去，就会使儒学成为封闭的学术，这与先秦的儒家思想是相悖的，而封闭的思想在治国上也无法实现“致中和”，更不用谈平天下了。

　　　　春秋时期孔子的箭术高明，而且带着剑周游列国，他的弟子中也不乏剑术高明的；再看看靖康之前，大宋有几个儒生会射箭？又有哪个儒生是随身佩剑的？反而歧视武将，轻贱武者……汉代以来的儒家比起先秦的儒家，无论胸襟还是治学思想都变得狭隘了。

　　　　所以，名可秀要讲“宽”。

　　　　宽就是包容，宽就是“道并行”，宽就是博采众长。

　　　　但是，宽不是无边无际的，包容不是什么都吸收，好的坏的都用。

　　　　所以，要宽而辨。

　　☆、稷下盛会（十六）

　　　　“辨”是什么呢？

　　　　“辨”是明辨是与非；属于歪门邪道的；就要坚决摒弃。

　　　　“辨”是分辨，要分辨合不合适、中不中用——合适的、中用的才吸收，不合适的、不中用的；即使有道理；我们儒学也不能吸收或采纳。

　　　　比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个自然存在的法则；儒家可以包容；但不能吸收进儒家的学说中。为什么呢？因为它与儒家“仁”这个核心是相悖的。所以，儒家承认“物竞”法则的存在，承认它是一种道，但是此非儒道；必须用“仁”道来统驭它，用“中、庸”的方法来使用它，使它成为良性的竞争，而不是恶性地破坏人性，更不能成为以强凌弱的借口，不能成为战争的驱动。

　　　　从这个方面来讲，名可秀绝不赞同因为人口压力发动战争。对交趾、对大理、对吐蕃的战争都不是因为人口。大宋一些路和一些州府确实人口稠密，人多地狭，但是广西还是地广人稀的，何况海外还有一个广阔的金洲，新发现的阳洲，那里有广袤的无主之地。

　　　　更重要的是，儒家在治国上强调内在能力，也就是强调自我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现危机转嫁到外邦，这不符合儒家“中和”的思想。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