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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皇帝与地神之间的交流畅通无阻，裴秀认为，用于祭祀的地图应当显现出地表弯曲和名山大川等自然地理状况。

　　　　裴秀担任司空之后，仔细查阅了朝廷书库中收藏的地图。查阅结果令裴秀大失所望，他发现朝廷书库中竟然没有一幅令他满意的地图。裴秀曾愤愤地写道：这些地图粗制滥造，既没有采用相同的比例和经纬网络，也没有遵循“准望”的规则，并且在图中看不到名山大川。这种地图绝不可用于祭祀之中。

　　　　出于道家理念，裴秀认为，用于祭祀的地图必须符合一定之规。经过深思熟虑，裴秀提出了地图绘制的六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就是中国地图史学中著名的“制图六体”理论。

　　　　“制图六体”理论的第一项原则为“分率”，它是指一种由经、纬线构成的方格网（这个时候就有了经纬线了！）。

　　　　裴秀认为，这种方格网可以作为识别地图东西（即横向）和南北（即纵向）远近的尺度，由此，绘制地图必须采用相同的比例将地域轮廓缩小到地图上。裴秀指出：地图若仅有图像而没有设置方格网和比例尺，则无法审核出地域之间的远近距离。

　　　　裴秀提出的第二项绘图原则是“准望”。

　　　　“准望”的基本含义是指，通过准望北极星确定地图以北为上的方位。

　　　　在此基础上裴秀还强调，“准望”的另一个作用是端正“彼此之体”，即通过地图左、右两边对准北极星从而将地图的形体由方形调整为梯形。

　　　　鉴于地图的形体调整为梯形，裴秀进一步提出了“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四项绘图原则。

　　　　裴秀所说的“道里”是指一种地图标识，它示意出从一个地点去往另外一个地点的方向和直线距离。裴秀认为，随着地图形体的变化，应该调整“道里”标识的指向，否则“道里”示意的方向将会出现误差。

　　　　裴秀“制图六体”的后三项原则“高下”、“方邪”、“迂直”分别指地图上边和下边长短的调整、地图形体由方形变为梯形以及图中直线与曲线之间的相互调整。

　　　　——裴秀认为，实施此三项原则的目的是在地图中呈现出地表弯曲的自然形状，从而能够在平面地图中仿效出弯曲的地表。

　　　　裴秀特别强调“制图六体”的六项原则缺一不可，并且相互之间应当彼此兼顾。

　　　　他论述说，若地图只有地域图形而不设置方格网和比例尺，则没有办法辨认地域之间的远近。

　　　　若地图只设置方格网和比例尺而不根据“准望”对地图形体做出调整，即使图中某一侧画得准确，而另一侧必定会失准。

　　　　若只考虑对地图形体做出调整而忽略对“道里”指向的调整，“道里”标识所指示的方向则如同进入山海隔绝之地，根本无法相通，好看的小说：。

　　　　若只对“道里”标识指向作出调整，而忽略地图上下两边、正斜之体以及直曲之间等三方面对球冠形地表的仿效，则“道里”示意出的路径远近就会违背实际情况，从而也会丧失“准望”之校正。

　　　　由此，六项法则应当相互参考、相互依赖。通过方格网和比例尺确定图中地域之间的距离；通过地图左、右两边校准北极星从而对地图形体做出调整；通过对“道里”标识朝向的调整从而指明两地之间实际的直线距离；并且，图中两地间的长度决定于图形上下两边的长短、梯形的形状和由直线变成曲线等三方面的计算。

　　　　地图绘制虽然面临高山大海之隔，天涯地角相距遥远，以及地表弯曲等问题，正确运用这些法则可以反映出真实的地理状况。“准望”尤为重要，“准望”正确，则地图可以通过直线与曲线以及地域的远近显现出地表的弯曲状。

　　　　从裴秀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制图六体”是一种关于梯形投影的理论，因此裴秀绘制的地图也应是一种具有梯形投影效果的地图。梯形投影是一种在经线长度方面不做变形且地图形状为梯形的投影方法。这种梯形投影的最主要特征为：经线为放射状直线，纬线为同心圆弧。

　　　　在一千七百多年以前，裴秀已经系统地探讨地图投影的问题，这会让人们觉得裴秀似乎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裴秀对地图投影的研究不仅出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和“以象观道”的理念，并且还基于前辈地图学家的实践以及当时的数学研究水平。

　　　　裴秀“制图六体”中的“准望”和“分率”等理念都可在《周髀算经》中找到。而“高下、方邪、迂直”三法则是基于汉代赵君卿对地图投影问题的研究。可见，“制图六体”理论与《周髀算经》一脉相承。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裴秀的《地形方丈图》，同时他还提及汉代张衡绘制的一幅《地形图》。

　　　　张衡是浑天说的倡导者。他的《地形图》显现出来的地表形状绝对不会是一个平面。张衡还著有《筭罔论》一书。《后汉书·张衡传》记载：此书“盖网络天地而筭之，因名焉。”此记载说明，《筭罔论》的名称源于其测绘天文和地理的方法，即用经、纬线网络测绘天文图和地图。可见，张衡是将经、纬线网络应用到地图学的最早实践者之一。

　　　　魏晋时期的数学研究水平也为裴秀的地图投影理论提供了先决条件。

　　　　在裴秀之前，中国已有《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这两部著作提供了各种形状的面积计算方法。特别是《九章算术》，此书提供了一次方程和正、负数等运算方法。

　　　　与裴秀同期的数学家刘微，不仅对《九章算术》一书作注，并且还编纂了《海岛算经》。此书论述了如何运用标杆测量地形、地貌的方法，以及如何解决各种测量中出现的数学问题。《海岛算经》不仅为中国古代测量数学奠定了基础，而且将中国地图学引入数学定量的轨道。可以说，裴秀的地图投影理论是秦汉时期数学发展的结果。

　　　　“制图六体”理论对地图投影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而且扩展到欧洲和伊斯兰世界。

　　　　西方著名汉学家李约瑟曾对裴秀的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认为，裴秀完全可以与古希腊地图学家托勒密相提并论。李约瑟的这一评论绝对不是过誉之词。史料告诉我们：托勒密仅仅提出了地图投影的理念，真正首次系统地论述地图投影并且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是裴秀。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裴秀是地图以北为上的最先倡导者。他的“准望”法则最终促使全世界接受了以北为上方的地图绘制规则。

　　　　裴秀绘制的地图虽然没有能够承传下来，然而史料和古地图却保留下“制图六体”的一些遗迹。

　　　　——摘自《古地图密码》

正文　385宗师对决

　　　　宋代女子的嫁妆和继承权

　　　　被迫为女儿筹备实物嫁妆的风气从宋朝初期开始增长。

　　　　到11世纪中期；这事情看起来表现为：嫁女比娶妇要花更多的钱财已成理所当然，。比如；范仲淹在1050年为义庄制订支出的规则时，划出30贯钱为嫁女时使用，儿子娶妇则为20贯钱。

　　　　而嫁妆的走高不久便达到不得不借债为女儿办嫁妆的程度。比如，苏轼自述他借过200贯钱资助一位女亲戚出嫁。

　　　　嫁妆的走高并不限于富家或官宦之家。

　　　　有人观察到南方的边远地区；十四五岁的穷姑娘们已经开始干活赚嫁资；这样家庭就不必为她们操心那笔费用了。判官看到既无财产又无功名的父母将给女儿一块地做嫁妆的一部分；丝毫不感到惊讶；一个案例涉及到一户不识字、有儿子的家庭，但不妨碍他的姐妹得到一块山地做嫁妆。

　　　　有些宋代官员感叹办嫁妆花费太大；以至于有的姑娘不能结婚。一位官员甚至把杀女婴的原因归结为负担不起过高的嫁资。侯可（1007—1079）任华成（四川）县令时发现很多未婚的老姑娘，因为“巴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他的办法是按照家庭财产设计一个适当的嫁资指标；并宣布，超过规定数量的将受罚。

　　　　嫁妆费用的增多无疑是士人阶层重视缔结好姻缘的副产品。嫁妆在别的社会也有走高的情况，原因显然雷同。通过提供可观的聘礼给未来儿媳的娘家，男人便可以使带着可观的嫁妆的新娘来到自己家；然而，她娘家的财产并没有增加，因为新娘的父母会用男家送来的聘礼做嫁妆。相比之下，嫁妆却直接从一个父系之家转移到另一个父系之家，因而在男家眼里，联姻一事很有吸引力，令人鼓舞。尽管新郎的父亲没有任何控制儿媳嫁妆的权力，甚至他儿子也得在妻子允许时才能用它，但是儿媳的嫁妆终究要传给孙子孙女。对一个最终将把家产分割给几个儿子的家长说来，这种好处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女儿们的家长愿意投资于嫁妆，因为财产因素卷进去以后，姻亲关系会变得更牢固。新娘的父母花费大笔钱财把她嫁出去以后，可以指望从女儿、女婿和外孙子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袁采劝告殷实之家可以把财产分给女儿一些，因为今后如果发现儿子不中用，二老便可投靠女儿，甚至可以依靠女儿送葬、祭祖。嫁妆加强了姻亲之间的纽带，因为它可以在长时期里成为双方的共同财产。就像分家以后的兄弟可以共同担任墓地和祠堂的继承人，从而彼此牵制一样，姻亲可以通过分享嫁妆体现的共同利益保持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

　　　　妇女在传记资料里经常因为无私地处置嫁妆而受到表扬。比如，11世纪初，出生于富裕官宦家庭的赵氏（1008—1039）与17岁就通过了省试、成为家里第一个当官的某男子结了婚。按照她的传记的记载，当时丈夫家很穷，赵氏为自己有这么多私人财产感到很不舒服，因此把嫁妆悉数捐出，充作家庭公产。

　　　　女人死后，嫁资一般传给丈夫或子女，但是有些女人明确表达了怎样处置嫁妆的愿望。例如，赵氏在病榻上对女婿说：“吾奁箧中物皆嫁时资。未尝更置一物以自奉。吾此意亦欲遗诸子孙。”（这意味着不只给她自己生的子嗣）丈夫接受妻子嫁妆时还可能牵连到情感方面的问题，即不能用亡妻的嫁资做她不同意的事。曾有一个男人不得不用妻子留下的钱为她办佛事，因为当他用她的钱买妾时，亡妻就扮成鬼跳出来给他捣乱。

　　　　宋代的嫁妆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财产种类。嫁妆并不是单独注册在妻子名下的产业，官府要求财产都要以户为单位登记在男户主名下，不管实际上他是否活着。然而，还要把女人嫁妆里的产业明确地标示出来，这个事实关系到对它的恰当使用，不仅女人有生之年有权掌管它，而且还与确立的所有继承人有关。

　　　　法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但妻子的诉求比照丈夫说来是很弱的。法官有时会援引奁田属于夫妻共同管理的条款，但是妻子能否轻易阻止丈夫不再为了双方有争议的目的使用那块地，是很可怀疑的。丈夫侵吞妻子的财产却很容易。

　　　　妻子们不能从法庭得到保护是因为她们不具有起诉丈夫的法律身份。丈夫是妻子的法律代言人，或者说，中国的法学家创造性地认为婚姻把夫妻联为一体。

　　　　因此可以说，妻子的财产权没有普遍的法律规定做后盾，好看的小说：。即便如此，相反，丈夫的自由仍受到一定限制。曾有一个丈夫控告他想休掉的妻子偷窃了他的财产，法官裁定，妻子把嫁妆收藏起来不算偷窃。

　　　　如果不是更早，至少自恩格斯以后，学者们已经认定妇女的财产权是她们获得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关键所在。有一种意见说只要妇女的财产权是有限的——比如，女人不能承祧父亲的土地或在婚后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那么，她们在家庭和更大的社会里的权力也就相应地是有限的，对妇女财产权的文化意义的评估如果不是完全负面的也是很狭窄的。杰克古迪（JackGoody）最近论证道：嫁妆盛行的社会倾向于一夫一妻制的社会，离婚的很少，妇女有可能继承家产，女人的一般身份比较高。女人拥有财产，境况就会更好的观点在今天很少遭到质疑。西方国家不断督促其他国家修改它们的法律条令，给予妇女等同于男人的财产权。

　　　　嫁妆对于宋代妇女意味着什么？拥有嫁妆是否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使她们行动更自由，可以得到普遍的尊敬或影响家庭事务的决定？

　　　　对于妻子而言，带着一箱箱的衣服、首饰和地契步入婚姻所产生的心理价值大概与她可用嫁资做什么同样重要。

　　　　第一，嫁妆证明她不是妾这个事实：她不是被娘家卖掉的；相反，家人把她看得非常重要，在送走她时陪送很多东西。

　　　　第二，嫁妆给她提供了讨别人高兴——年轻新娘的主要工作——的手段。正如下一章要看到的，新娘常试图用陪嫁的东西赢得丈夫家人的欢心。

　　　　第三，嫁妆使女人得到一点点、不太多的安全保障，使她们不至于一贫如洗。嫁妆有时是寡妇谋生的主要来源，可以带到第二次婚姻里，还可成为收养继承人的基础，让他祭拜自己。

　　　　第四，嫁妆使妻子与夫家财产的增殖更有关联，这样至少可稍稍缓解一点父系家族暗含的对女性的歧视。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里，从嫁妆的角度看，宋代似乎是妻子和女儿们遇上的最好的时期。但是嫁妆在后来遭到的限制多半也始于宋代，因为宋代的儒家学者在女人要求和使用嫁妆的问题上流露的感情比较复杂。

　　　　比如其中之一，司马光谴责女人把嫁妆视为私人财产以后带来的隐患；他对家庭的看法，侧重于把它视为共财的团体，而这样一来就有了基本的矛盾。如果财产对家庭如此重要，那么家长宁愿儿媳带来丰厚的嫁妆，而且陪嫁多的媳妇就会比少一点的妯娌更受公婆的欢迎。司马光希望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公婆不应该贪婪；新娘子不应该狂妄傲慢。

　　　　朱熹在《家礼》里引述司马光的观点，主张防范妇女因私人财产得到过度的权力。朱熹也像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赞扬把嫁妆用在丈夫家庭的妇女。

　　　　朱熹的弟子黄榦（1152—1221）进一步倡导把妇女财产权观念与敬宗收族理念协调起来。

　　　　黄榦当官时写的两篇判词提出，女人对掌管嫁妆的权力要求得不高，低于她们的丈夫和儿子。第一例事主为徐先生的寡妻陈氏。陈氏在丈夫死后返回娘家居住，留下她生的3个女儿、1个儿子，但是带走了200亩陪嫁的奁田。徐家有人起诉，试图要回这200亩田产，但是被法官驳回。在上诉时，黄榦推翻了原判。黄榦写到：“父给田而予之家，是为徐氏之田矣。夫置田而以装奁为名，是亦徐氏之田也。陈氏岂得而有之？使徐氏无子，则陈氏取其田以为己可也。况有子四人，则自当以田分其诸子。”黄榦公开承认没有子女的寡妇返回娘家居住时可以把嫁妆带回去；但是他坚持，女人陪嫁的奁田和带过来的衣服和日用品不一样，如果这个场景里有孩子的话，她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财产。

　　　　元代和明代，妇女对嫁妆的权利受到明确的法律条款的制约，法律规定离婚或丧夫的女人返回娘家或再婚时不能带走嫁妆。这项规定当然削弱了家庭给新娘提供嫁妆的积极性。修改法规的原因很复杂，但理学家对妇女控制财产产生的不安肯定已经成为嫁资减少的原因之一。

正文　386道法自然

　　　　山海经初探（一）——地理

　　　　海内外学者关于《山海经》的地理研究众说纷纭。有“云南圈”、“两河流域圈”、“中国圈”、“亚洲圈”、“世界圈”等多种说法。譬如：

　　　　“《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说的寿麻国；正是今非洲赤道沙漠人的形象。《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见日月所出之山六；恰是今南北美洲的地理情状。”——徐显之《山海经探源》。

　　　　“《山海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理书”——宫玉海《与世界文化之谜》。

　　　　“《山海经》我怀疑它是两河流域地理书。”——苏雪林《屈原与九歌·屈原评传》。

　　　　“《山海经》记载的是云南远古时期的地理和历史”——林永发《神话的新发现一《山海经》地理考》。

　　　　他们各执一词；都很有道理。

　　　　我们翻开《山经》随意读去；便大致知道山经是以横纵山脉为坐标，中间一块大陆，四周有东海、南海、渤海、西海、北海围绕。

　　　　这是中国古来已有“大陆中心说”的雏形；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帝王为了显示以中华为中央而编造的观念罢了。其实不然，早在公元1620年；英国人培根就已经发现；在地球仪上；南美洲东岸同非洲西岸可以很完美地衔接在一起。到了19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