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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凰涅天下-第3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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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遍及各大洲，是一部很有历史价值的地理志——秦瑟琳就是其中一位坚信者，可以说正是为了解开《山海经》的奥秘，这位考古学界的奇葩才选择做了佣兵，虽然危险，但来钱快，而且方便走遍世界各地寻求《山海经》的遗迹。当然大多数学者对秦瑟琳的观点和做法都难以认同，毕竟这种“历史异端”不占主流。
但是，在大宋这个时代，很多学者是将《山海经》当成一部史书看待，并且认为那些神怪和神话都是远古时代真实存在的，只是万年之前神迹已不存，仅流传下了图谶符箓、修道、修武等神通道的末技还显现于当世。而这些宋代学者手中的《山海经》，比起秦瑟琳费尽心血勘定的校古本要接近真实得多，毕竟没有那么多错误遗失的文字。而且，还有更接近真实的《山海图经》存在。
建炎七年灭金战争之后，卫希颜带叶清鸿回天涯阁行祭拜祖师入门之礼，出岛时便将那部《山海图经》带了出来，回临安交给名可秀，书坊版刻时多了一篇序，说明是天涯阁的藏本，其真实性自然毋庸置疑了，刻行后在大宋学者中引起极大轰动，尤其史学者和易学者们——地理和地图起源于易学，是易学的分支——更加激动万分。
《山海图经》的重现不仅让现存于世的《山海经》得以勘误，而且至少表明了两点：其一，证明远古历史是真实可信的；其二，在远古时代，华夏祖辈们就已跨过四海，到达八荒，进行了实地的地理测量和风物记载——《山海经》读起来会觉得很枯涩，因为里面的很多文字就像是勘查者经过一地，对所见做的如实记录，当然不讲文法和可读性。卫希颜很遗憾秦瑟琳不能看见这部《山海图经》，否则就能证实她所推测的：至少在两万五千年前，中州之地的祖辈就已经知道了亚、欧、非、美、大洋、南极这些大陆的存在，并且进行了实地测量。
如果说《山海图经》的重现让大宋学者们有了更详实的史学和地理地图学的研究资料，那么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有力证实。
这让南廷君臣对开拓海外的态度变得热衷起来，不再仅仅是为了海外的矿产资源而激动，所以那位发现“南金洲”的恒兴商会之首得到了朝廷慷慨赐爵的封赏。换作以前，给发现海外蛮夷大陆的商人赐予子爵之位，那是不可能的事，除了赏赐财物外，顶多给一个七八品的小官衔。但是，当有了“重现王土”的意义后，这事就不一样了。虽然南廷君臣对于具体治理这些海外蛮荒之地没有多大的兴趣，但对重现远古先辈时期的“四海八荒伏于王土”的辉煌却是非常热衷的。
可以确定的是，白轻衣和她的傲家先祖们，都是到过九洲的。在天涯阁的岛上种植有玉米、南瓜这些不属于中原的作物，卫希颜在岛上的森林里遇见过澳洲袋鼠、美洲驼羊，还有很像非洲狮或美洲狮的狮类动物，以及非洲的长颈鹿——她记得阅读过傲家三千年前的一位先辈游记，说远古神州麒麟血统遗于八荒，而后代杂交血统益薄，如今万不剩一了，神通俱无……。她将这些有意思的记载与《山海图经》一一印证后，发现了惊人的事实，颠覆了她的认知——
大约在距宋二万四千年左右，中州人族对八荒之州进行地理开拓，经过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四个时代，跨越了一万七千年的时光，中州文明和中州人族已经遍及九州，是中州治极的大九州时代。但中州经过黄帝蚩尤战争、炎帝黄帝战争之后，中州人族力量锐减，大神通者消失，多为力量普通的族人，即后世所称的“炎黄之族”，势力只能掌控中州之地；及至大禹建夏，划分小九州，方有“华夏”之称——华者，昌盛也。
傲氏先祖将伏羲女娲神农时代，列为大神通者的后七千年，是治极大九州时代；将黄帝之后的时代，列为炎黄族时代，即与神通族对应的普通族时代。而在炎黄族失去对八州的控制力后，远古中州的文明仍在八州延续……“但无源之水，终将干涸”。
傲氏一族足履八州主要是寻找远古神通文明的延续，对他们足迹所到的文明都比较关注，卫希颜从他们的记载中发现了古巴比伦、古埃及、古恒河和玛雅的文明，有一些流传下来的神通术如星象术让傲氏族人有所悟，但多数与他们所修的神通都是不相干的，论断是不同的文明分支造成之故——中州之地，存续的远古神通文明主支，如真道、武道、符箓、星图、阵图等，而他州之地存续是他们看不上眼的“杂支”。
而让卫希颜默然无语的正是这些“杂支”文明，令人惊撼的那些历史就这样默默地埋在了天涯阁的藏书阁中。
卫希颜出天涯阁时带走了白轻衣写的《四海九州履记》。每一位傲家人从海外试炼归来后，都要记下所到所见，用以沉淀心境，领悟道念。白轻衣不仅印证了先人的所见，而且去到了先代人未曾到过的地方，涵盖了卫希颜所知的五洲四洋，还有她所不知的一些神秘之地。论眼界开阔，卫希颜认为当世无人可及白轻衣。而白轻衣的游记，给卫希颜了解这个时空的海外地理和风物提供了最详实可靠的资料。
这一年，她回到天涯阁时，也阅读了以前没有关注的书籍和图目，包括地理著作和地图。如唐代贾耽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里面记载了从中国通往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海陆交通要道，这说明在唐朝时，唐人的航路就已到达欧洲和非洲。他在绘制的《海内华夷图》中还绘制出了非洲大陆的轮廓图，并用文字列出一百多个国家的名。
更详细的宋英宗时代的一副《华夷图》，收集时绘图者的名字已经模糊了，只能看出年代。这是一幅更详细的世界地图，从图中，卫希颜可以辨认出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澳洲和主要海域的轮廓。
这说明什么，说明宋人早就发现美洲和澳洲了？！——但通往这两洲的航路并不为人所知。卫希颜想了想，就明白了其中之故。
中国古代地图分为实用和堪舆两大类。实用之图是军事地图，是为了打仗了解地理状况使用，而堪舆之图是出于华夏族的祭祀信仰。
自夏起，华夏最重要的礼仪就是“祀天祭地”。在炎黄时代之初，还有远古族的影响，人们祭祀天地，希望“天神”——华夏人族在天上的神通祖宗——和“地灵”——华夏人族死去的祖宗地下之灵——一起保佑他们。
后来，人们对“远古族神”的信仰渐渐没落，但对天、地的敬畏仍然存在，并且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地是万物的载体，为了沟通天、地，得到天、地的庇佑，人们必须祀天祭地。其中，地图就是“祭地”沟通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献“礼”之物，所以必须画有大地上的陆地、海洋、山川、江河。而“地理”最初起源于易学的概念，就是指用于“祭地”或占卜的地图。
而学者们绘制地图的另一个目的是用于占卜，易学认为：地图是连接天地、反映天意的神物，从中既可以预测上天赐予的吉祥，也可窥测出天意安排的凶灾。
因为地图是如此重要的祭祀之物，而地图越能真实画出天下之地，就越有沟通祈愿的神力，于是有了地理测量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因此，绘制范围最广的地图一定是祭祀和占卜地图。而实用地图如军事地图、天下州县图，通常都是绘制国内地形，前者最多还有与邻国交界的地形。像这种勘舆地图通常是存放于主管祭祀的太常寺中。但卫希颜在金军攻破东京前，取走了军事地图，却忽略了勘舆地图——那个才是世界地图。
至于占卜用的地图，往往被学者收藏，死后用于墓葬。因为先人流传下来的哲学认为：地图是沟通阴、阳两界的中介物，通过地图，死者的灵魂可以与人间相沟通，成为保佑后代的“祖宗之灵”。但是，在古代地图不是市易流通物，受到国家的严厉管制，没有地位的家庭也收集不到地图，即使收集到一副，也大多是国内勘舆图，像《华夷图》这样详细的大天下勘舆图，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而得到者多半珍藏，不轻易示人。
而航海是商人和水手的事，但是商人和水手并不掌握绘制地图的地理测量技术和高深的地图绘制知识——这些掌握在易学家、地理学家、地图学家手中，是上层知识。位于下层的航海者们只是按照海船所至，画出海上路线和两边的对照物，标出到达的地方之名，对于有可能发现的新大陆，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做标记，很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引起误解，再传到后辈手中，可能就更是谬误了。
这直接导致了卫希颜在东南海商的航海图中，没有发现天涯阁收藏的《华夷图》这样的世界性地图。而且，她还受到了前世的传统观念影响，是哥伦布首先发现了美洲大陆，所以她根本没往“宋人已经美洲”这方面想，当然也就没有想到要从易学家们那里去寻找世界地图。当然，这对她来说，只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差，对于真正的航海道路开辟，没有什么帮助，毕竟学者们绘制的地图不是海路图。
卫希颜从这些世界地图中得到的真正价值，是用它们指导兵部职方司完成了对《世界华夷图》的绘制。
卫希颜奏请朝廷同意简化版在书坊发行于众，标为《四海九洲简图》。
这幅《简图》与现代的世界地图当然是有差异的，比如都集中在一个平面图内，而不是两个半球图；比如仍然是以宋朝为地图中心，体现“中国”之意；比如一些地域和海域因为地图投影关系出现错误，等等。
但这幅《简图》的印行对宋人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
一是刷新了宋人的眼界，让大宋的百姓们知道何为“大天下”：原来是天下是这样的广阔！这种认知促使更多的人，比如学者、学子和文人们，都兴起了海外游历的兴致。当这些掌握上层知识的“士”积极加入海外旅行后，通过文人之笔的记载描述，促进了大宋对海外国家、民族、宗教、风物、风俗的了解，通过地理学子和地图爱好者的实地测量和测绘，促进了朝廷对海外地理的准确认识，同时促进了职方司对世界地图绘制的准确性。从长远看，更是促进了大宋的地理学和地图学的发展；
二是给海商们发现新大陆指明了具体方向，不再是四面八方、无目的地航行，而是按照《简图》上的经纬方向，瞅准一个方位地去寻找，这就大大缩小了航海的搜索范围。
当东海海战结束，卫希颜返回颖昌后，就接到了名可秀的来信：阳洲发现了。
阳洲即《山海经》大九州中的“阳州”，在里面的记载中，为日出之地，东极之州。
也就是美洲。
卫希颜半眯着眼睛，愉悦地想道：“不知道四五百年后，哥伦布拿什么扬名。想必那时候，北极圈、南极洲都早已发现了吧。”
正文 378继位之选
宋代的原始（早期）工业经济——盗章节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
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原始（早期）工业化进程得以启动。
就欧洲而言，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小型手工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
美国学者门德尔斯为此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
在他看来，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这样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
为了与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业相区别，原始工业化进程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三种要素构成，即乡村工业、外部市场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
由于城市是批发商人的基地，技术、资本密集，城市甚至通过商业资本参与、支配乡村地区的某些手工业生产，这样城市就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第四个要素。
其后不久，德国学者克里特等人进一步把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问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其意义在于把人口作为第五个要素引入了原始工业化理论，而且由此引发出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孕育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机制。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构成原始工业化进程的五个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一个要素就是“为市场而生产”。门德尔斯、克里特等人对市场的强调，应该说是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考察相一致的——所谓“为市场而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
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盛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市场的扩大，包括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都在急速扩大。而在海内外市场不断扩大的历史环境中，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煤铁革命的发生和民营需冶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
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中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如炼铁、烧瓷）所激发的。史实表明，北宋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为了和原先的木炭（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需炭”等词来专指煤炭。
煤炭采掘业的兴起既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同时又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以“生熟杂镖”为特征的灌钢法的大面积推广，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重大进展构成一幅宋代煤铁革命的壮观景象。
神宗元丰年间，苏轼在《徐州上皇帝书》指出，徐州附近利国监所辖“三十六冶”中已经产生雇佣关系。据苏轼所言，这36个民营铁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已具手工工场气象；各冶炉主“藏镪巨万”，官府关闭河北市场（“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冶户皆有“失业之忧”，不久取消禁令，“使铁北行”，冶户“皆悦而听命”，可见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而总数达三四千名的冶铁工人多是“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反映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脱离土地，而且多半已从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对国家，均不受人身依附关系之束缚。
二是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兴起和雇佣工人的经济斗争。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
它在钻井工艺上，首创“冲击顿挫法”，由熟铁钢刃所制的“圜刃”应是世界上第一个深井钻头，开近代焀口钻井技术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术上，首创“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来，卓、竹，一音之转）显然是明清木制导管和近代铜制导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艺上，首创“活门式扇泥筒”；在汲卤工艺上，有“无底而窍”的汲卤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开，出水即闭。这些重大创新从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钻探技术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誉为现代“石油钻井之父”。
正因卓筒井从本质上改变了大口浅井的陈旧技术，在开焀成本、卤水质量、生产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数以千计。
盐业史专家郭正忠先生依据神宗熙宁年间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证明四川井盐业中不仅同样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且还发生过为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
据文同奏疏所言，当时井研县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间作坊分别雇佣“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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