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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梦得这番表态，既是出于对李纲的信任——信任他的能力和魄力，户部不必去干涉；同时，也是表态对李纲的支持。作为户部参政，他早就有推行方田均税的想法，即使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但与方田均税的政绩比起来，损失一些田产收益就不算什么了。

　　　　李纲接诏后的头一桩事，就是申调李椿年，朝廷准奏，授李椿年从四品敷文阁待制，调任户部经界局任局丞，即李纲副手。

　　　　李纲做的第二桩事，便是制定经界章程，首先就是经界两府宰执名下的田产，第二步是经界三品（含）以上高官的田产。

　　　　这是政事堂早就议过的，胡安国同意经界的条件，就是先从宰执、高官经界起，得到丁起、赵鼎、叶梦得的赞同，而之前工部参政章谊反对、兵部参政朱敦儒不表态，主要就是担忧经界法虎头蛇尾，若从宰执高官开始，倒是可以一试——于是政事堂多数宰执通过，才了了户部措置经界局的成立，而非同意刘一止和李椿年的奏请，在荆湖南路行经界法。

　　　　二月，朝廷下诏，经界宰执田地，重新评等定税。

　　　　朝野喧动。

　　　　许多人恍然大悟，难怪朝廷重新起用李纲。

　　　　然而事实上，经界法推行的第一步——对宰执名下的田产经界量税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挠。

　　　　从去年十月起政事堂有这个意向，到今年二月正式施行，中间有三四个月的时差，足以让相公们清理自家和亲属的田产，那些偷税漏税的，强取豪夺的，该补的补，该退的退，该报的报，若有胆子做其他手脚，就得有信心瞒过李纲的清查——至少有问题的相公没有存这个侥幸之心，比起查出来后声望上受到的损失，宁肯损失田产上的收益，盖因经界已成大势，不会因一两位相公的阻挠而断，若是明智的都能衡量出前途声望与田产孰轻孰重。

　　　　户部经界局首先清查宰相丁起名下的田产。

　　　　丁起名下田亩一千零二十顷，绝对是田产大户，但田地来源正当，而且实际亩数与纳税地册相符，无有隐瞒、漏税——唯一需要重新确定的是土地的肥瘠等级。

　　　　作为百官之首，丁起竖立了一个很正的上梁。清查结果出来，宰相的美誉度又提升了。

　　　　紧接着，是户部参政赵鼎——同样是一根很正的上梁。

　　　　接下来，按序清查叶梦得、胡安国、朱敦儒、范宗尹、章谊、谢如意这位六位相公名下的田产，包括其直系亲属的田产。

　　　　总的来说，政事堂的相公们都算得上廉洁。除了官员自身的道德修养外，有御史台和谏议院的锐目盯着，京城的官员们都不敢太放肆——南廷御史台和谏院敢言敢谏可称历朝之最，即使皇帝都无法左右，若有哪个高官被御史和谏官盯上了穷追猛打，基本上没有幸免的。

　　　　不过，官员**往往有一半是败在亲属身上。

　　　　丁起和赵鼎能够很正，跟他们亲属少也有很有关系。丁起的父亲是奸臣丁谓，在丁误谓丢官被流放时，丁起一家兄弟就死得差不多，如今只有六弟丁超，丁起既扶持小弟但也严厉约束，没有违法乱纪事。而赵鼎早年丧父，是由寡母养大，他是家中独子，没有叔伯兄弟。至于两人的族亲，那就远了，不是直系亲属，对官声风评影响不大。

　　　　相比起来，政事堂其他相公的直系亲属都不算少数，其中可能就有几个“烂亲戚”拖后腿的，但有三四个月的缓冲，该告诫的、该清理的也都差不多了。

　　　　人皆有私心，就算再廉洁奉公的官员，心里也有个亲疏远近，要讲些人情世故，区别在于私心多少和克制与否。但这个时节，即使处事最私的范宗尹，也不愿才经历停职反省后又撞到“兼并土地，隐税漏税”的炮口上，书信严厉告诫家中及亲属，有问题立即补救，否则查出来自己担责，他不会出力庇护。

　　　　这些亲属的最大仗势就是朝中有相公，为了自家相公的仕途，即使要他们放弃一些利益，也是必须的，否则相公没了前途他们也就没了“钱途”，有识见的都知道该怎么做，即使没那识见的，在自家相公的压迫下也必须割肉舍财。

　　　　有了这些相公自己清扫“后院”，户部经界局的行动就顺畅了许多。

　　　　而且，李纲推行经界法也是有策略的——经界局下发措令，凡是自清自报的，可以不追究以前隐瞒漏交的税收，但若由经界局查出来，则连同以前年度漏交的一并补上，并要处罚金。

　　　　在软硬兼施的策略下，至四月底，经界局便完成政事堂所有宰执及其直系亲属名下田产的经界定税，并建立砧基簿，取代原来的地簿和税册。

　　　　接着，是对枢密院执政及其直系亲属的田产进行经界量税。

　　　　枢密院共五位执政，枢密使一人卫希颜，副枢密使两人——种瑜、李邴，签枢院事两人——吴阶、韩世忠。

　　　　卫希颜名下的田产约有三百顷，其中一半已转给凤凰书院和朱雀书院，作为书院田产。至于直系亲属，两个叔叔都没有田产，一个姊姊两个妹妹，嫁出去两个——按大宋律法嫁妆田才属于直系亲属田产，至于夫家名下的田产，则属姻亲产业，不在此次清查范围内；三妹希嬛名下的几十顷田产都是经得起清查的。论起来，名可秀的田产最多，但两人的关系并未公开，何况律法上也没有同性婚姻之法，即使两人关系公开，名可秀的产业依然是自己的，与卫希颜没有相干。

　　　　枢府另外四位执政中，田产最多的是韩世忠。这个史上有名的抗金将领很喜欢当“田舍翁”，所得银钱赏赐多半拿去置了地。而李邴、吴阶和种瑜名下的田产也不少。但卫希颜对这些心腹的约束很严，她可不希望出现个拖后腿的，所以就算比较贪财的，也不敢做强取豪夺的事，名下田产都是正经买来的，经得起清查，有个别隐产漏税的也都赶在清查之前申报当地官府补上了。

　　　　经界局有了前面推行的经验，进度更快，至六月中，便建起枢府执政及其全部直系亲属的砧基簿。

　　　　七月，朝廷下诏，经界三品（及）以上官员田地，如有官员破坏、阻挠经界法，处以徒刑。

　　　　至年底十二月，经界定税完毕。

　　　　次年正月，朝廷下诏，在荆湖南路设立经界所，归属户部经界局，任命转运使刘一止兼任提举官，在荆湖南路推行经界法，并令从官户清查起，若有破坏、阻挠经界法的，没收其隐瞒田产，并处以徒刑。

　　　　四月，朝廷再次下诏，在其他诸路均设经界所，由各路转运使兼任提举官，在本路推行经界法，并令从官户清查起，若有破坏、阻挠经界法的，没收其隐瞒田产，并处以徒刑。

　　　　即使有这些严厉的诏令举措，便在推行过程中，仍然遇到有不少阻力。不过，有两府宰执和三品以上的高官经界在前，即使地方上的官户、豪强手眼通天，也断绝了通往最高层的路子。而一项政令能否推行到底，取决于上面决心有多大。只要皇帝和政事堂不动摇，不管地方上的阻挠多大，政令也会坚持推行下去，如果执行者不得人，那就换人换官，有了杀鸡儆猴的前例，那些有心拖拉或敷衍的地方官员也就不敢不尽力了。

　　　　至建炎十年六月，荆湖南路的经界均税完成。

　　　　至建炎十一年六月，各路经界均税先后完成。

　　　　经统计，全国诸路州县共清出隐田一百二十七万七千五百余顷，每年可给国库增加两税收入约四成。

　　　　当经界法正在各路推行时，户部进行两税改制。

　　　　建炎十年九月，朝廷下诏各地执行新的《两税法》。

　　　　其中规定：凡有田者，包括官户、民户，家有田产千亩以下的，维持十五税一不变，家有千亩以上的，其超出部分按十税三纳税。

　　　　也就是说，田产越多，纳税比例越高，多田者多税，少田者少税，以此遏制富室兼并土地。

　　　　又规定：两税纳税者不分主、客户，而以直接耕种者为纳税对象。

　　　　也就是说，农户租种田地的，官府向租种者收税，而不是向土地所有者收税。这条法令的好处是减轻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如果佃户是向地主交税，而不向国家交税，就会造成无地农户对地主的依附加深，而失去对国家的依附。

　　　　又规定：凡客户租种土地，主户向客户收租不得超过十五税一。

　　　　这是为了遏制富田者向佃户收取高额地租，减轻土地豪户对租地农户的盘剥。

　　　　“即使推行了经界均税，即使改革了两税法，也不能实现贫富公平，”名可秀对此评价道，“只能说，暂时遏制了土地兼并，暂时减轻了乡村下户负担，暂时减缓了贫富拉大。”

　　　　她对丁起、赵鼎道：“变革不易，维持更难。要想将经界法、两税法长期维系下去，要靠吏治和吏制。地方官员清明了，强取豪夺、压榨农户的事就少。选拔任用官员首要重德，但吏治又不能完全倚赖官员的道德，毕竟人的私心难以消除，必须有吏制作为约束。要将道德和制度并行，不可偏废。”

　　　　儒家讲道德治国，法家**律治国，道家讲无为治国，墨家讲兼爱治国——名可秀认为，“治国不应该是单腿而行，要想身子走得平衡，两只胳膊、两条腿，都少不了。”

　　　　譬如名可秀主张相权，对于皇帝，那就应该“无为，垂拱而治”。

　　　　譬如墨家的兼爱，是要求人们除了爱自己的亲人外，还要爱别人，这就是善心。名可秀成立共济会，就是推行墨家的兼爱思想。

　　　　“大道之途，非独一家。治世之法，百家合流。”

　　　　作者有话要说：关于上章论大道公平，在孔子、老子、墨子……以及《礼记》这些著作中，都能找到影子。

　　　　若论经学造诣，名可秀不一定比杨时、尹焞、胡安国这些大儒更为精深，但她的优势是不囿于一家之言，思维开阔，故而能够归纳总结出别人看不到、想不到——或者说不敢想的观点。有句话好像是这么说的，思想有多远，你就能看得多远；或者说，思想有多高，你就能站得多高——名可秀这个人物，大抵就是如此。

正文　355红袖添香

　　　　就当南廷准备推行经界法的时候；西夏与北廷的银钱换土地协议终于达成了——经过长达一年半时间的谈判，主要是讨价还价；连一贯钱都要争个半天，最终签署协议的那一刻两国使团的成员都有种泪盈于眶的解脱感。

　　　　按照协议，北廷占有的原北京路州县——除了卫希颜预计的“辽西走廊”保留外；其余一府四州及大定府南四县；统以三百五十七万六千八百一十五贯的价格转给西夏。

　　　　按照协议，西夏必须一次性付清款项；除了金银铜钱支付外；还可以用驼、马、牛、羊、药材、青白盐作价相抵——起初北廷提出可用马和粮食作抵，但夏人也鬼精；只同意给少量战马；粮食则免了，夏国自己都不丰裕，反提出用夏产青白盐作抵，但北廷并不缺盐，谈来谈去，才勉强同意接收二十万石，但价格压下去了一半。

　　　　卫希颜从军事角度分析这个协议，“骆驼、马、牛、羊药材可用于作战和后勤，但北廷要盐何用？放二十万石青白盐进入西境，难道又是用来以盐换粮？”解决西境边军的军粮运输？

　　　　这个办法雷动在占领幽州路后就又用过，吸引商人运粮到幽州路换取清州、沧州、滨州等沿海盐场的盐引。

　　　　陕西历来是中原地区产盐地，宋朝则为宋夏分据，在宋境内有解州盐池，产盐量很大，但味道苦涩，论质量远不如西夏境内出产的青白盐，而且青白盐的价格还比解盐低——如果北廷以青白盐实行“以盐换粮”，估计北廷商人会很乐意运粮到陕西边境。

　　　　卫希颜这是从军事角度分析，不过名可秀的着眼点却不在军事上，她说道：“以盐换粮是一方面，但北廷用意恐怕不止于此。”

　　　　她沉吟了一会，理清思路说道：“以前，陕西解盐价高，宋商便与边境宋军勾连，违反朝廷青白盐禁令，从夏境私贩青盐到宋境卖出，获利达三五成——既损朝廷盐课之利，又让西夏通过青白盐得了大量银钱，转而购买粮食，充盈国力。太宗皇帝诏行青白盐禁令，就是为了避免夏国以盐获利，但明面上禁了，私贩却猖獗起来——西军上下都靠贩盐获利，兵商勾结，仅凭一纸法令焉能禁止？究其根底，还是在利字上，没了利，私盐不禁而绝。”

　　　　因为西夏的青白盐价格低，即使私贩到宋境卖得比解盐价低一些，盐商仍然获利两三成，因此盐商都只从榷盐务买少量盐引到盐场提盐，而铺售时则大量夹卖西夏青盐，使官府的解盐滞销，严重影响了陕西路的课盐收入。

　　　　雷雨荼掌政后改革盐政，政事堂下文诏令永兴、秦凤二路转运司大幅降低解盐价格。由于官盐滞销，经年累下来已堆积成山，而每年又有新盐出，积占仓库又耗管理之用。转运司按雷雨荼的命令，将解盐降低到只有原价的两成，比青盐还要便宜一半，并且在布告中说，这个价只在半年内有效。于是百姓纷纷抢买解盐，很多人家都买下了一年的量存着。

　　　　这下可坑苦了那些走私青盐的宋商，只能将青盐卖给不看重价格的富室人家，但食盐不比粮食，一日消耗极少，而富户只占总人户的极少数，也不愿意购买太多囤积——许多私盐商人赔得血本无归。

　　　　半年后，陕西的解盐榷价回升，但比起青盐的价格仍然低了两成，百姓买盐还是买解盐。

　　　　这么一折腾，再也没有宋商冒着杀头的危险，过境贩运利润变薄的青盐，而西军勾连商人贩盐的活动也刹然而止。

　　　　雷雨荼此招好比釜底抽薪，西夏青白盐由此积滞不销。尽管夏国许多平民和奴隶都还吃不起这种盐，但贵族和商人们也不愿大幅降价卖给贫民，宁愿让盐堆在那里。是以夏国和北廷商谈置换协议时，才急着想将青盐推出去——即使压下一半价格也愿意。

　　　　这个价格低到相当于降价卖给贫民的贱价，当然夏国不会在国内降价，因为这会影响整个盐价——一旦贱价，青盐的价格就再难提起来。这与卫希颜所知的那个时空中，西方出现经济危机时，商人宁愿将牛奶倒掉也不愿意降价销售，是一样的道理。虽然西夏君臣不知道什么是商品价格的弹性理论，但不妨碍他们做出实际的利益分析。再者，对于西夏君臣来说，用这些卖不出去的青白盐替代真金白银置换土地，那肯定是大占便宜的。何况，夏人心里还怀着鬼胎，想着利用大量青盐进入宋境，扰乱北廷官榷价格，使其蒙受盐课损失。

　　　　名可秀却嗤道：“西夏人的谋算必是要落空的——论财治之道，雷雨荼远在李乾顺君臣之上。”虽然她和雷雨荼是对立阵营，但她对雷雨荼的评价却颇公正。

　　　　卫希颜很感兴趣地问她：“若是你，如何消化这二十万石青盐？如果全部解给商人换粮，这么庞大的数量定然会影响官盐的榷价。”

　　　　名可秀没有直接回答她，说道：“盐乃民生之物，同粮食一样，不可贵价。朝廷以榷盐牟取暴利，原非仁政，盖因大宋养兵百万，必得靠榷卖之利来支应军费。如今南北分立，两朝各行兵改，讲的是精兵器利，而非兵多为强，这就减少了军费开支。再加上去除军中吃空饷、上下污私军费等弊政，养兵之费又可节去一半。这样一来，即使朝廷盐课收入减少，军费也能支应。再者，盐价降低虽对官盐收入有影响，但也非收入锐减，盖因价格降低，发售量增高之故。”

　　　　名可秀目光含笑，看了卫希颜一眼，说道：“希颜若关心一下盐政，当知本朝的官盐榷价已经降了三次，现在五等海盐的官榷价为五文一斤，市铺售价十文一斤，即使贫户小民也买得起。——去年刑部犯案统计，以私盐入罪者无一人，盖因走私贩盐已无大利。”

　　　　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市面上的私贩盐没有了，而百姓日用却无减少，则官盐场的发售量自然就增多了。而且，因为盐价已经很低，小民百姓以前用盐紧巴巴的，现在也可放宽松些，于是人户用量增大，盐场的榷出量自然也随之增多。

　　　　此即薄利多销。当初，南廷官盐降价策令一出，不可避免地对盐课大有影响，但一年统算下来，却也没有出现悲观者预料的盐课损利一半的景况。

　　　　卫希颜对经济之务不擅长也提不起兴趣，往日自然不会关心盐政之类，这时才知朝廷已革盐政，便笑道：“莫非北廷榷盐价也降了？”

　　　　名可秀回答说：“先后已降过两次，不过，同类盐价仍比我朝高出两成左右。”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北廷面临着金、夏两大边患，养兵比南廷多。

　　　　她回答卫希颜头一问，说道：“此次北廷得了西夏二十万石青白盐，如果不想造成盐价直接拉下，可以只取一半以盐换粮，另一半囤积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