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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采信。

　　　　是时候激流勇退了。

　　　　这些人无非是想他去职，包括御座上那位。

　　　　李纲不恋栈高官厚禄，真正的儒士以天下为任，保民太平，唯一让他遗憾的是志向才达成一半，然而形势已不容许他留在这个位置上。

　　　　李纲坚定请辞，赵构再三挽留，直至第四次上辞表，赵构才允准。朝廷下诏，以功加特进（正二品禄阶），除保和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

　　　　政事堂七位参政，朱震外放，李纲退职荣养，兵部尚书参政政事之位一直空着——不能都空缺下去。赵构召问政事堂举荐。

　　　　若只荐尚书之职，合适的人选有七八位，但加参知政事衔，就必得是声望、资历、才干三者兼具，方能服膺朝堂。这就缩小了举荐圈子，何况政事堂诸公各怀私心，谁都不想举荐对立派别的人，至少，也得是中立派别，堂议时争执很是激烈，最终，在宰执们的妥协交易中达成了一致。

　　　　九月初七，朝廷接二连三的除官诏旨下——

　　　　御史中丞赵鼎除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门下省都给事中朱敦儒除兵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江南东路转运使章谊除工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两浙路转运使向子諲（yin）除御史中丞；

　　　　学士院学士承旨谯定除门下省都给事中；

　　　　礼部侍郎宋藻以敷文阁直学士出任两浙路转运使；

　　　　学士知制诰陈与义除礼部侍郎；

　　　　显谟阁待制、知苏州府曾开除工部侍郎；

　　　　……

　　　　从表面看，三位新执政和现任一宰四执都无特别关系，但从其他官职的任命中却能看出门道——谯定、曾开是二程党派，与胡安国走得近；向子諲和谢如意是同窗并同年进士，交谊颇深；宋藻、陈与义都曾得到叶梦得保任……熟谙政治的都能看出这次官员的大变动其实就是宰执们势力圈子的重新划分。

　　　　卫希颜对宋藻外任有些不解，便问名可秀：“你的《论语集注》已经完稿，留下宋之意在礼部岂不更方便推行？”

　　　　她说的《论语集注》事实上是名可秀撰初稿，由苏澹、丁起、宋藻、沈元、陈旉等名系内的儒臣共同修订、补充完成，可以说是一部名系党派的合著，今年初才刚刊刻，被凤凰书院引为教本，作为官本《论语注疏》的补充教材——如果宋藻还在礼部，《论语集注》取代《论语注疏》成为官本就会相对容易。

　　　　她说这话时，两人正在枫阁菊园内散步。

　　　　名可秀望着园内绽放的金菊，眼眸沉静如渊，声音徐缓地说道：“《论语注疏》自咸平二年撰成至今，已行一百三十余年，要想取代非短期可为。必得先在士林积累声望，才能厚积薄发。”

　　　　卫希颜这些年来对《论语》已经很熟悉了——说是经书，事实上是一部记录孔子与弟子问答的语录本，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为士人识字后的必读书。

　　　　但古人语录实在是言简意赅，可谓微言大义，要想读懂《论语》必兼读注，否则难解真意。历代诸儒对《论语》注释不绝，最享盛名的有三书——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注疏》。

　　　　何晏是曹魏朝的儒学、玄学家，他与孙邕、郑冲、曹羲、荀顗五人集汉魏儒家十三人之说，并下己意，合撰而成《论语集解》——因何晏声名官位最显，为总领编撰，又称“何注”。

　　　　至南北朝，南朝梁儒皇侃采录魏晋以来大儒数十家为何晏《集解》申说，而成《论语义疏》——既兼采旧儒众说，亦兼采老子、庄子的玄学，大量搜集前代及当代玄学家对《论语》的某些字句解释，不拘家派，随性发挥，把“孔子老子化”，很有南朝时的学风。

　　　　到了唐朝，时兴科举，以何晏的《论语集解》为《论语》的标准注解，科考学子必读。但皇侃的《论语义疏》因受佛教把讲经记录编为讲疏、讲义的影响，较何注更为详尽，因此学子在读何注时，也往往读皇疏为补充，而唐朝儒家孔颖达等也多有注疏为学子所读——总起而论，是以何注为本，其他为补益。

　　　　到宋朝，真宗年间，邢昺受诏与杜镐等四人校定九经，其中撰成《论语注疏》，仍是以何注为本，集宋儒之说为疏，因邢昺总领，又称“邢疏”——朝廷诏令为《论语》的标准注疏。

　　　　上述三部注本卫希颜都读过，当然，名可秀及名党众人合撰的《论语集注》她读得更精细。相较起来，这部集注仍是以何注、邢疏的注义为基础，但在字句释义上更注重孔子与弟子答问时的语境阐释，以及上下篇、前后文的联系——名可秀曾道：“后人读经解经，多有歧义，即为不详究语境，或断篇取义而致。”同时兼采道学、易学及荀子、孟子等人的学说为某些字句释义，又在一些因用词、句读而有争论的字句释义上，提出新颖见解。

　　　　比如，《论语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一句便必须与上一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联系起来作解。

　　　　又必须与《论语》后文的《雍也》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联系起来作解。

　　　　名可秀在《论语集注》中又引用了《孟子》和《易传》的字句——《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易传》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皆与此章义相发。

　　　　结合起来，名可秀在《论语集注》中解曰：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此处“不可”非禁止意，乃难为意也。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仅无效，而且可能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事。即论教化，诗与礼乐，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不惟诗礼乐，施政亦如此。

　　　　卫希颜很认同名可秀在《集注》中阐述的观点。就现代而言，民主也是相对的，如果每项政令都要在全民理解后才施行，可以想象，行政效率将会如何低下。而且，人的智力和看问题的层次也是有高低的，一项政令不可能人人都理解，对于多数普通百姓来说，也只在乎政令后施行后对自己有益与否，而不会深入思考政令的深刻意义。所以对“中智以下”者，要先由之，即先执行。而在执行中，再自然而然地深入理解，最终会达到“知之”。若是不执行而使其知，也不是真正理解，故谓“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

　　　　而让卫希颜更为佩服的是，名可秀在《集注》中又断句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注解曰：“诗礼乐教化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由兴学识字始。”

　　　　意思是：诗礼乐教化百姓，执政者一定要推行，如果百姓掌握了诗礼乐，那当然是好事，应该让他们发扬创新；如果百姓还没有掌握，就要去教化他们，而教化要从广兴学塾，普及识字做起。

　　　　诸如此类的注解在《论语集注》中比比皆是。可以说，名党诸官员在讨论修订《集注》的过程中，等于经历了一次思想洗礼，不仅对《论语》有了更深入真实的理解，而且在为政、治学上也有不少体悟——名可秀以共同撰书的行为，进一步统一了名党各官员的思想，而这些官员又会用这些思想教育影响他们的子孙，一代传一代。

　　　　这部《论语集注》不仅仅只在名党内讨论，名可秀还分别寄稿给尹焞、蔡发等相熟儒者讨论，丁起、宋藻、沈元、陈旉等人也曾与好友知交讨论意见，因此这部《集注》一经刊刻问世，就引来了士林的广泛关注，赞同、批驳的都有。而总领《集注》的首撰——只署号而不具名的“枫山居士”也再次引发了士林的揣测评议。

　　　　若是这些儒者知道“枫山居士”就是可秀的别号，会不会号啕以哭？

　　　　卫希颜唇边绽出笑意。

　　　　便听名可秀悠然的声音又道：“五六年后，宋之意在路司两任期满，就有足够资历执掌礼部了。”

　　　　卫希颜又笑起来，她自然领会可秀话中之意。

　　　　礼部现今为胡安国所掌，以他的身体状况来看，应该还能撑个五六年。而宋藻若无外任路司的经历，到时和其他有资历者竞任礼部参知政事就未必处于优势地位，不如先退一步到地方，挣了资历再回中央，便可掌礼部入参政。

　　　　那时，就是《论语集注》取代《论语注疏》成为标准注解的时候。

　　　　作者有话要说：嗯，这章涉及《论语》，有些卡文，更晚了：）

正文　352话议经界

　　　　才过九月；临安天气已冷；朝廷因吏考掀起的波潮仿佛也随着天气渐冷渐静。至少；表面上如此。

　　　　这一年的上半年，有三百多名官员因为吏考贬职罢职，也有三百多名官员因为吏考升职晋位，其中——

　　　　从县令升通判的官员，多是建炎二年的制科进士；也有考绩卓逸的建炎四年进士科进士——县令只满一任便超擢晋升通判。而官员贬黜或晋升空出来的通判之职；皆由考绩优上的建炎五年制科进士晋位；空出的县令之职，则以践作期满的建炎七年进士科进士考核补位。

　　　　这一年的下半年；三省高官变动；而政事堂的格局也发生了改变。

　　　　“真是风云变幻的一年。”许多人心中感慨。

　　　　朝堂地方都安静了不少，仿佛一下少了纷争和蝇营狗苟；官员们都克己奉公、兢兢业业起来。

　　　　或许这种景况持续不了多久。但无论如何，建炎八年的这个冬季，在格外寒冷中又格外干净。

　　　　十月刚入冬就下了场雪，地面屋顶都铺了层薄雪，白色的，清冷，干净。

　　　　胡安国在府内竹园聚客，小轩厅内烧着火盆，两三扇轩窗开着，几人围炉饮酒。

　　　　谯定喝着温热的桂露春，望着窗外昨夜被雪风吹折的几杆苍竹，心中一时感怀，叹道：“冬雪摧寒竹，明年春暖，又是新竹发。”他微笑捋须，转头看向胡安国、范冲二友，“李伯纪雷霆风雨，可谓摧倒老竹，焕生新竹——子发虽受牵连外放，但从吏治清明来看，却是大有裨益；上来这些年轻官员，恰如春青之竹，清新蓬勃。”

　　　　他话中带着劝解，胡安国自是听得出来。

　　　　翰林国史院掌院范冲却朝天翻了个白眼，凉飕飕道：“谯公站在高处，眼界心胸果与某等凡人不一样。”他心里仍然为朱震去职抱憾，又恼怒谯定不曾为朱震上折说话，话里便带刺，讥讽谯定在吏考波潮后得了高升，却不顾旧友贬谪，失了朋友之义。

　　　　谯定从学士院迁调门下省，实际上官职没升反降——学士承旨是正三品职官，而门下省都给事中是从三品职——但从学士院这种谘政官迁任门下省掌批驳的实职，从职权上来讲不可同日而语，确可当得起“高升”二字。

　　　　范冲这话讽人不留情面。

　　　　谯定性情宽宏，又有道家的洒脱，知道范冲为人素来“犯冲”，哈哈一笑不作计较，只道：“子发外任，未必不是好事。”

　　　　范冲又翻了个白眼，仰鼻哼声不语。

　　　　两人这种情状在朱震去职后，已发生过好几次。胡安国拢着毡毯微微摇头，开口劝范冲，“达微兄说得没错——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胡安国心道，以朱震的处事手段，并不适合相位争斗。

　　　　这次吏考，从明面上看，是李纲的雷霆手段，但深入想，那些考德考绩取证详尽，连后宅阴私事都查得清楚，岂是单凭吏部就能搜罗出来的？胡安国确定，其后必有人支持——宰相丁起必有插手，还有和他对立的户部参政叶梦得，以及这次吏考获利最大的新任吏部参政赵鼎，更或者，还有枢府那位。

　　　　当初朱震被清查时，谯定就曾对他道：“子发这是受人之累，马前失蹄呀马前失蹄。”他一连说了两个“马前失蹄”，又重重落音在“马前”二字上。胡安国心里悚动，谯定的意思是“马前卒”？——朱震去相的背后是皇帝与枢府的权争？胡安国只觉手足冰冷。

　　　　再往深入想，那些被罢黜的那些官员，包括工部官员在内，多是涉案贪污，但御史台为何没有弹劾？吏部为何积在这一年的考课并发？——显然是要一网打尽，省得弹劾立案打草惊蛇。若说吏部不是与御史台共同合谋做的长远筹划，胡安国都不相信。

　　　　而枢府卫轲是在背后推手，还是一早就参与其中？

　　　　胡安国无法确定。

　　　　但无论如何，朱震去相并非构陷入罪，确实是御下不严，确实是失察——工部那么大一个坑，朱震身为长官竟被下属蒙蔽至此，不能不说在察人明事上少了才具。

　　　　当初朱震因名望而居相位，但没有相匹配的才能，这相位岂能做得长久？贬相到了地方，或许还更适合。

　　　　谯定和朱震相比，无论识见还是才能都高出好几节。胡安国是真心期望谯定能入堂参政——政事堂的格局便不是倒向丁、叶两派。虽然最终谯定是入主门下前省，但比起学士院的谘政议政之职，门下都给事中的权力显然要大得多。

　　　　胡安国自然不愿意看到范冲和谯定之间产生隔阂，如今程系学派的实力已在朝中削弱，他不希望在己方再发生矛盾，便屡次劝解范冲，奈何范冲又犯了倔脾气，每次见了谯定都没有好声气，差点没说他背友求荣。

　　　　范冲喝了几盅酒便说告辞，胡安国笑着摇头，也不强留他，吩咐三子胡宁送范学士到府门口，便与谯定说起上午政事堂议的荆南路经界田亩奏议。

　　　　***

　　　　枫阁内，名可秀也正和丁起说着李椿年的经界田亩。

　　　　李椿年原是宣州宁国县令，因在宁国县推行经界田亩、平均赋税卓有成效，五年内便连升通判和知州，后来荆湖南路邵州溪峒叛乱平定，又从宣州迁知邵州。

　　　　名可秀将李椿年调到邵州的目的就是为了经界田亩。

　　　　邵州溪峒叛乱原因很多，但究其根底还是土地税赋遗下的祸患——

　　　　以前，朝廷从毗邻峒民的乡里集人户为义保，又从蛮峒中选人户组为峒丁，作为兵户登籍在官府名册，捍卫汉峒相邻界境，并按人口给田，禁止擅自出卖和私自交换，一丁一年交租三斗，没有其他徭役；

　　　　但道宗政和以来，州县征敛百出，或重复摊派，义保峒丁租赋不复旧制，便有私自将田卖给溪峒换钱粮的，一旦税吏催科上门，就举家迁出，依附溪峒；而官府仍按旧籍催科，使乡民在固定租赋外又得加税填补空额——公家靠此取利，怠慢不查销空籍，每岁征总赋，乡民不堪其苦，反而投靠依附溪峒。又有狡猾的世家大族将田产隐匿在峒人名下，躲避租赋。如此种种，使得汉民省境和溪峒的地界渐渐模糊。而溪峒愈侵省界，致官府失税，蛮獠日强。

　　　　要解决溪峒之乱，武力镇压只是一时之策，要彻底消弭隐患，必得实现真正的“招安”——若官府能让峒民安耕适织，谁还有心叛乱？

　　　　是以，当荆湖南路的武安军平定邵州峒乱后，朝廷便以李椿年为守臣，一是整饬溪峒，重定溪峒羁縻界；二是恢复峒丁旧制，招收未附叛乱的溪峒猺人为峒丁，归入武安军，驻守护卫界境；三是重新堪分田地，查出被世家大族买去的峒丁田地，因违法买卖一律充公，并按户分给峒丁耕种，重立户册。

　　　　及至峒丁的田地重新堪分到户后，李椿年便在整个邵州渐进推行他的经界田亩法。

　　　　即：重新丈量土地，按实际土地的数量、肥瘠确定税额，多地多产者则多纳税，少地少产者则少纳税。

　　　　李椿年先令官户、民户各依书式填报户主姓名、田地面积、四至、土色、丘段及来源（典卖或祖产），并附田形地段图。

　　　　然后，官府派出衙差丈量土地，以乡都为单位，逐丘进行丈量，计算亩步大小——以五尺见方为一步，六十步为一角，四角为一亩，计算亩角。丈量后造鱼鳞图，保各有图，大则山川道路，小则人户田宅，顷亩阔狭，皆一一描画，使之东西相连，南北相照，各得其实——合十保为一都之图，合诸都为一县之图。

　　　　再辨别土色高低，确定肥瘠等级，均定苗税。

　　　　最后，每户置簿，登记田主姓名、人口，田数量、肥瘠等级、税额等，建立起合户籍、地籍、税籍为一体的“砧基簿”，赴县印押，永充凭证，做到“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如此，田主按籍纳税，官府按簿收税，清楚明了。若有典卖交易，迥须各持砧基簿和契书对比批凿，官府备案改户，以防隐田之私。

　　　　经过一年经界，邵州查出一万六千七百多顷漏税田，成效俨然，但也招致了官户戚属和地方豪户的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