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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随中军一路行来，但见军中自主帅以下，都对宋军抱有轻蔑心态。
　　
　　虽然天会五年金军班师之时，西路军被宋军设伏，损失两万兵力，仅余三千骑逃回金国，朝野震惊，但包括完颜宗磐在内的金国权贵，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奉诏提前返京之故——尽管宗磐和宗翰不对付，但女真人性子直率，一是一，二是二，即使对立也承认粘罕是难得的睿智之将，若是粘罕领军，三万金军绝不可能招致如此败绩，罪责完全在于临时为帅的完颜活女身上，失去了为将者该有的冷静，不仅性子暴躁而且判断失误，在战斗中又指挥不当，这才招致了惨败之局，非是宋军神勇之故。
　　
　　这种看法直接导致了此次南伐的金军将帅心态，尤其是一路南进顺利，雄州即使一时未攻下，回头拿下容城、归信后，再次攻打雄州，围了五日最后也拿下了，于是轻视宋人的骄狂见涨——所谓的河朔步军精锐“震虏军”不过如此！而冷静旁观的时立爱却是心存忧思，觑此良机便进言提醒。
　　
　　完颜宗磐抚着髭须，沉吟不语。
　　
　　完颜宗隽有些不以为然，瞪眼道：“就算宋人没有以前那么狗熊了，那又如何？有阿兄的英明指挥，有咱们女真铁骑的以一挡百，这些宋狗即使胆敢开门蹦出来，也还是一只狗，成不了狼！”说罢仰头大笑。
　　
　　耶律余睹也呵呵而笑。
　　
　　时立爱只看着完颜宗磐。
　　
　　完颜宗磐沉思一会，目光渐渐变得沉鸷，浓眉扬起道：“如陈公所言，这三支马军应该是河北三镇的驻军。这些南人既然胆敢出来野战，我等必要给其狠狠教训。”说着叫来文书知事，命他起草两道军令，分别给右军的完颜宗英和左军的完颜宗懿。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打草谷的队伍以六谋克结为一队，以防南人马军偷袭。”
　　
　　***
　　
　　二十二日的近午时分，完颜宗懿部收到了这道军令。
　　
　　此时，东路左军已在拿下文安、大城两县后，占领了清州的治地乾宁镇——东三里就是黄河，跨河南下即可至沧州，十一月初，黄河下游的河面已经结冰，对金军已无丝毫阻碍。三千前锋军已然突向一百二十里外的沧州。
　　
　　右军主力随后而行。
　　
　　除了随军携带的粮草和充作口粮的牛羊外，劫掠的大部分财货和宋人“生口”都留在了乾宁镇，由三千骑军和五百步军看守，完颜宗懿率八千主力随在前锋军之后，向南开拔，就在行军途中，接到了长兄完颜宗磐的军令。
　　
　　而就在接到军报的几个时辰之前，右军派出的一千女真骑兵已经驰往清州的东北向，抄掠临海的产盐场和聚围的村落。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1、补上一章的注释：招刺
宋代实行的是募兵制，招募军士，宋时称为“招刺”。凡合格者，就在脸部刺字，按各人的身材高矮，分别拨给上、中、下等禁军和厢军。
这种在军士脸部、手臂、手背等处，标明军队番号和军人身份的做法，是唐末和五代的藩镇遗制，目的是防止军士逃亡，逃亡后便于追捕。
刺字是耻辱的标记，只有罪犯、奴婢或某些官府工匠有这种对待，所以当兵在宋代一种贱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肯从军的。对南北朝廷来说，废除招刺都是必须的做法。
岳飞最初招刺从军，就是因为家中田地卖掉了，若不从军就无法养奉父母妻小（岳飞16岁就娶妻了，哎，村里的娃成亲早，一年后就有了儿子岳云）。当时岳飞应募的是有武技的“效用”，这是高级军士，可以只在手上刺字，这样就能避免脸上刺字的耻辱。
2、金国的都元帅府：掌管征讨之事，停止用兵时便废除。官职如下：
都元帅：从一品，一艘是皇储担任。
左副元帅、右副元帅：正二品。
元帅左监军、元帅右监军：正三品。
左都监、右都监：从三品。
以上的“左、右”是左比右尊，不是按照东路、西路来分，所以会出现右副元帅下面有左监军。
3、关于时立爱的官职：
侍中即门下侍中，是宰相之职，金国官职采用的是辽人用辽制，汉人用汉制，但时立爱这些汉臣，官职虽然为宰相，职责却只是统管金境内汉人的宰相：凡汉人地区的官吏选授、劳役调发、租税征收等等，都代表皇帝处理；像知枢密院事这种军机长官，统管的即是汉人的军事，所以兼汉军都统之职。
4、对金国皇帝和皇子的称呼：郎主、郎君。
这种称呼是女真语，“郎君”是汉文意译，金国的宗室皆称“郎君”，皇帝则称“郎主”。
像“国公”这样的爵职暂时只是汉官制和辽官制有，这时的女真官制还没封公封王之制，即使太祖皇帝的儿子和现在的金太宗的皇子，都没有封王（属于死后追赠），到了完颜亶为帝后才有封王，所以这个时候对皇子没有“大王”这样的称呼，或是叫郎君，或是称呼官职。
孛堇：bèi　jin




☆、经略东洋（一）

　　就在岳飞率领骁骑军伏袭金骑之前，卫希颜的舰船抵达了博多（今福冈）。
　　
　　博多位于日本九州岛北部，三面临海，西南的博多湾是日本与中原王朝的海贸港口，大唐时代，日本的遣唐使就从这里出发，前往长安，管理九州事务的大宰府则在鸿胪馆接待来自天朝的客人，并与商人进行贸易。
　　
　　随着遣唐使的往来不断，中原文化源源不断输入日本，直到大唐覆灭，全盘唐化的日本顿时迷茫了——这样强盛的天朝上国都覆灭了，让学习天朝的日本何去何从？在这种迷茫的心态下，日本关闭了官方遣使的贸易，直到北宋建立也未恢复，但民间商船的往来从未断绝。
　　
　　由于宋朝鼓励商贸，前往博多贸易的舶商越来越多，海船一般从明州（今宁波）出发，抵达博多后，到大宰府检验公凭的货单，并呈报太政宫，太政宫准许贸易后，派遣“交易唐物使”到博多负责贸易，先是进行官方交易，然后才准许宋商与民间交易。但官方经常压低收买价格，或拖欠货款，使宋商遭受很大损失，于是很多宋商转移到九州岛的西国一带从事私人交易。
　　
　　宋商在对日贸易中获利巨大，比如在国内买麝香十三个，在日本价值白米五百石，而在博多湾用七十贯买一颗日本尾张蚌珠，回国后可卖五万贯，获利几近百倍。这样巨大的利润吸引，促使赴日的宋商船只逐年增加，从一年一船次增到一年二船次、三船次，甚至一年四船次。
　　
　　然而，宋船入日次数和人员的增加，让天皇朝廷受不住了，因为从太政宫批准贸易后，宋商的食宿（从进港起至回国启航止）都要由鸿胪馆按例供应，而日本国内大量农民破产，税收来源枯竭，国库空虚，很难拿出巨额款项维持宋商的食宿费用，但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贸易。
　　
　　这时正是平安王朝的“摄关政治”时代，外戚藤原氏把持朝政，被称为摄关家，掌握着全国最多的财富，一方面嫉妒海贸获利最大的是宋商，另一方面又不能打自己的脸说天皇朝廷供不起宋人食宿，索性颁布限海令，对来日的宋商海船发给官牒，规定年限实行定期贸易。
　　
　　但宋商在巨额利益诱惑下，经常提前来日贸易，被大宰府查出后，拒绝这些船只入港。
　　
　　这对宋商来说是个打击。
　　
　　但商人是个独特的群体，尽管地位低下，却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具活力、最有胆色、最善于创造机会和把握机会的一群人，只要有利润吸引，他们就有自己的办法打通各个关节，有自己的渠道将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货物卖给合适的人，他们和官员、和海盗合作，并武装商船，确保海上贸易的安全畅通。
　　
　　因此，对宋商来说，倭皇的诏令虽然不利，但无非是换一种方式贸易，宋商便改而进入日本其他港口，如若狭、但马、越前这些距离京都较近的地方贸易，或是进入九州沿海地段的庄园进行秘密贸易——这里，大宰府的官吏无权进入。
　　
　　这些庄园是皇室宗亲、公卿权贵在全国各地拥有的私田，得名来源于庄园主会在私田里建立名为“庄”的仓库建筑，成为代表庄园主对所辖私田的权力，称为“庄园”。庄园拥有特权，不向国家纳税，并且朝廷官吏不得干涉庄园的内部事务，即所谓的“不输不入”。后来庄园增多影响到国税收入，迫使天皇朝廷颁布诏令限制庄园，但诏令如同一纸空文，上皇、天皇、摄政关白都在大肆修建庄园，却要别人限制庄园，说话未免不硬气。
　　
　　由于庄园的存在，由于各地贵族贪慕海贸的利益，因此，民间贸易便在这种禁而不止的状态下悄然的热闹起来。
　　
　　南廷立朝后，名可秀即筹谋着扩大海外贸易，以商贸渗透倭国，卫希颜想的是占有制海权，二人所想虽有差异，但谋求的结果却是一致，经一番策划后，便着手施行对日、对高丽的“文明”战略，扩大海贸就是实现这个战略的重要一环——日本的限海令显然不利于这个战略的施行，于是，让日本人心甘情愿打开国门就成了首要之务。
　　
　　建炎二年春夏之交，泰昌商会的十几艘商船从华亭出发，由早年在日本贸易多次的会首李允亲任纲首，率领船队开进九州博多东北的志贺町，好巧不巧地停泊在新近崛起的关西武士团首领——平氏族长平忠盛为“领家”的寄进地系庄园领界内。
　　
　　日本的庄园分为“自垦地系庄园”和“寄进地系庄园”，前者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庄园，而“寄进地系庄园”属于领主的投献——庄园的实际领主叫“庄司”，为了保障自身的产权，要向权门（皇族、上层贵族或大寺社）寄进一部分土地的收益以寻求庇护，这些权门就成了庄园名义上的主人，叫做“本所”或“领家”，他们为了管理庄园，会派遣代理人监视督导“庄司”，这些代理人就是“预所”，同样是庄园名义上的领主。
　　
　　平氏预所对“飘流”过来的宋船当然十分欢迎，但十几艘商船开进志贺庄园，很快惊动了大宰府，按例派人去检查验证，平氏预所理直气壮，道：“舶船停在平氏庄园领界内，大宰府无权干预庄园内事，不得进入庄园领内检查。”
　　
　　大宰府官吏只得怏怏而去，立即遣人禀报摄政关白、太政大臣藤原忠通。
　　
　　还未等藤原氏发作，平忠盛便向掌政的白河法皇呈上宋商进献的礼物。
　　
　　这位白河法皇也是位人物，他任天皇时利用关东、关西武士团抗衡摄关家的势力，为了彻底摆脱摄关家的控制，白河天皇让位给年仅八岁的儿子善任亲王（即堀河天皇），在其居所白河院设立“院厅”，以“上皇”的身份继续掌管朝政——院厅的官员称为“院司”，多由上皇的亲信担任，院厅发出的文书称为“院厅下文”，上皇的指令称为“院宣”。
　　
　　这种太上皇主政的模式，被称为“院政”，白河上皇的举措使天皇朝廷从“摄关时代”步入了“院政时代”。
　　
　　没想到，这位白河上皇设立院政后，便当了堀河天皇、鸟羽天皇和崇德天皇三代的“太上皇”，乾纲独断四十三年，自称“治天之君”。因为崇信佛教，他退居上皇不久后就出家做了僧侣，因此又称为“法皇”，而朝政仍然掌握在这位白河院太上法皇的手中。
　　
　　名可秀早就命人搜集这位白河法皇的喜好习惯，李允这次进献的礼物便是投其所好——十部金箔雕刻的净土宗佛经、一件金缕云锦袈裟。
　　
　　这件金缕袈裟尤为珍罕，李允跟随平忠盛入宫献礼时骄傲地介绍说，这是我大宋缂丝名家朱克柔的绣作，当世誉称“朱缂”，在大宋也是罕有的珍品，缂丝用的金丝是九九的赤金抽丝。袈裟上金色的梵文若隐若现，金线丝缕匀称，梵文立体显耀，仿似雕刻镶嵌的一般。
　　
　　白河法皇爱不释手，对宋商诚心献宝很是满意，对平忠盛的忠诚也很满意，之后，“院厅下文”，允许九州国司拥有对宋商船的贸易权。
　　
　　日本所谓的“国”相当于中国的郡，一国的最高长官是守、次官为介，摄关家藤原氏持政时期，地方上大半官职都落入藤原家，白河皇为削弱摄关家势力，便推行“知行国”制度——朝廷在一定时期内将一国的行政权交给亲信的皇族、大贵族和武士首领，并将这些属国的租税封赏给他们。这些大贵族和武士首领便派儿子、亲戚或重要家臣前往封国担任“国司”，与摄关家任命的地方长官分庭抗礼。
　　
　　九州岛上共有九个属国，其中五国实行了知行国制度，包括博多所在的筑前国，筑前国司正是平忠盛的弟弟平贞正。
　　
　　自此以后，大宋的商船便绕过摄政家掌持下的大宰府，和九州国司以及庄园主进行贸易。
　　
　　为了吸引宋商直接泊靠自己领内，除了拥有筑前国外，日向、大隅、萨摩三国国司都在领国内修建了方便宋船泊靠的简易码头，东端最内海的丰前国不占地利之便，那位国司索性下调关税，比照大宋的“十抽一”税，吸引宋商前往，又体贴地考虑到宋船的船体大吃水深，遂派内海小船免费转运货物，吸引不少宋商前往；沿海那些庄园主也不甘落后，纷纷在领界内寻找泊靠点地段……九州的宋日海贸从地下转为公开，迅速热腾起来。
　　
　　大宋海商干劲十足，一是为了巨大的利润，二是枢密院和市舶司双重奖励开辟新航路者，这使得海商无法满足现有成果，有实力、有能力的海商都在积极寻找新航路和新贸易区——日本的海岸线是如此之长，远远不止一个博多和九州。
　　
　　原本就处在海峡交通要道的对马国和壹岐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宋商登临，和来自高丽的商人互相交易。
　　
　　而本州岛的海贸也在但马、丹后、若狭、越前四国繁盛起来，尤其是建在若狭湾的小滨港，来自大宋的商货只需一日便可从港口运到日本京都，成为日本西海岸最大、最繁盛的海港。
　　
　　在远离京都的关东地区，也逐渐有了大宋海船的帆影。
　　
　　宋日海贸的蓬勃发展也缘于庄园主的热情配合，因为庄园拥有不纳税的便利，再加上海贸的丰厚利润足以让任何人冒险，于是地方贵族不顾朝廷的限庄令，争相在领地上修建近海庄园，以便直接和宋商交易，享受大宋奢侈品的“直易价”，比起从本国商铺购买当然便宜四五倍，谁不动心？
　　
　　宋日贸易便在双方都很积极热情的推动下，迅猛地发展起来，大宋商品几乎垄断了日本的奢侈品市场，整个上流阶层的服饰、器用、熏香等等，无不是海贸的舶来品，就连公卿贵族家的婢女都是非苏越丝绸不穿；同时，民间也大量使用着舶来的陶器、瓷器、漆器等等，这些器物的质地比日本产的更优，而价格却高出不多，很受中等之家欢迎，在这些器皿的底部都印着大宋制造字样，如“大宋建陶”“大宋明陶”“大宋吉窑”“大宋景德窑”“大宋瑞州漆”……这些方印款都渐渐为日本百姓熟悉。
　　
　　但伴随着海贸兴盛，随之而来的就是海盗猖獗。
　　
　　这些海盗多数是日本的破产武士、郎党（低级武士）和贫困无地的农民，聚伙为海寇，驾船上岸抢掠商货，突袭来又呼啸去，那些国司和地方官员平日只知奢侈玩乐，兵备松弛，所谓的武士精锐都掌握在源氏和平氏麾下，统共不超过三五千之数，导致沿海一伙几十人的海寇就能搅得属国不得安宁。
　　
　　由于先后发生数起海盗上岸抢掠宋商事件，南廷派出使臣谴责平安京，要求赔偿宋商损失，并保障赴日贸易的宋商安全。
　　
　　天皇朝廷商讨后，先派遣三百京都武士护住若狭国的小滨港，那里离京都最近，是首要防护地，然后命令平忠盛率领关西武士清剿九州和西海岸的海盗，又命令源为义率领关东武士团清剿关东和东海岸的海盗。
　　
　　但是，被天皇朝廷视为武士精锐的关东关西武士团并不擅长海战，平安朝立朝以来所有的变乱和平叛都是在平原和山地争锋，没有海战经验，平安朝甚至没有一支像样的水军，平氏、源氏的清剿军队遇上这些海盗就像鱼一样滑溜，船一离岸，就是鱼入大海，清剿军队望之兴叹，虽然一时惊走海寇，却没有剿杀多少人。
　　
　　这种剿匪的景况让大宋枢密院很是不满，卫希颜奏朝堂道：“倭国既无力清寇，大宋商民当由大宋护之。”
　　
　　政事堂议后，同意枢府之议。
　　
　　建炎三年十二月，朝廷以枢密院兵房从事吕祉为正使、沿海制置司房从事冯康国为副使，率队出使平安京，谴责并通告天皇朝廷——大宋商民将由大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