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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浸润官场多年，见过许多才子诗赋皆精，谈起经义头头是道，然而对世务的了解却如三岁孩童，一到地方为官，便两眼抹黑，全无所知。
　　
　　从头拿起政务，由一无所知到熟稔至少得花个一年有半，当终于摸着点门道时，三年的任期又快到了，于是乎忙着打点升迁，又有谁还顾得上为地方百姓干点实事？
　　
　　为了不出乱子，甚至还有所谓的“政绩”，这些甫上官场的新科进士们多半得靠着熟知政事流程和地方人事的胥吏们扶助，否则或许连升堂都会闹出笑话，失了新官人的体面！
　　
　　这些胥吏多是在衙门久混成精的老油子，为了利益抱成团，欺上瞒下的活早干得顺手至极，新官们又多是空言大义却不屑于动手实务的儒生，有的文官甚至连地方帐目都不屑一顾，如许琐务岂是官人们干的事？
　　
　　于是，这些政务便仰仗于属吏执行，久而久之，地方政事自然是被胥吏们暗地把持，而将宴乐歌舞、吟诗填曲方当成为官正务的州县文官们便成了体面的官架子。
　　
　　——要么睁只眼闭只眼对下面的不法之事当没看见，反正混过三年没有大过失就会升迁；贪一点的官员更是和胥吏们狼狈为奸、同流合污，用银钱支撑奢侈腐糜的生活……大宋官场便是因此虫蛀腐烂下去！
　　
　　像刘一止这般一去潭州就能震住场的文官，除了勤于政务且品性正直坚毅外，更因已在官场有了五六年的浸淫，熟知程序，又炼就了一双识人辨事的火眼金睛，绝非那些刚出榜的雏鸟进士可比！
　　
　　是以，丁起极为认同主君所说的：“科考必须变革。”
　　
　　“朝廷必须清除占位却庸碌的官员，这是一场大换血，抽掉已经腐臭糜烂的脓血，就必须换入新血——这就是人才，我们需要朝气向上的、能做事的人才。”
　　
　　名可秀取出宋之意的奏疏递给丁起，“这是礼部关于科考和太学的变革意见。科举要开，但科举上来的进士先放到太学去，学习一年后再入各部署司监熟习实务，一年后考绩按专长授予职官差遣……”
　　
　　丁起对科举也早有想法，将数万字的奏疏细细看完，又在心下琢磨一阵，说道：“宋大人的奏本确为良策，唯施行方面需得谨慎。”
　　
　　他斟酌着表述的词句，“我大宋朝仿唐制开贡举已历二百余年，由贡举入仕的士子不下万人，台阁显宦多出于进士、明经两科，新科考减少录士人数，又有实习期限和考绩限制，对士子影响极大，需得慢慢铺陈，避免引起激烈反对，动摇朝局稳定。”
　　
　　名可秀端起茶盏子，抿了一口，笑道：“你这是老成持重之言，为相者当如是。”
　　
　　她放下茶盏，“所以，贡举先不动，我们从制科开始。”
　　
　　“制科？您的意思是……”
　　
　　名可秀明眸闪辉：“先不触动士子的贡举利益，但改革制科，增加应试科目和取士人数，朝野纵有反响，因士子既得利益未被触动，这些反对意见便成不了气候！”
　　
　　“是！”
　　
　　丁起可以想见，那有杂学之称的“特科”被大张旗鼓地端上台面，将会引发的一场滔天骇浪，至少他现在就可想象龟山先生杨时白须抖动的怒愤之态。
　　
　　无由地，心尖一道热烫滚过。
　　
　　人生若无挑战，岂不寂寞如雪？
　　
　　年轻的宰相躬身告退，微笑步出正心堂。
　　
　　阁楼外，恰是红枫如火。
　　
　　***
　　建炎元年十一月仲冬，朝廷一道制诏引发轩然大波。
　　
　　南廷首期制科开创了几个前所未有。
　　
　　——其一，制举科目涉及农工商矿等十五类，名目之细之多为历朝不具；其二，取消报考需官员推荐的限定，只要是在大宋朝落籍的国民，不论身份资格，只要不是在押罪犯，均可报名，包括商人、匠户；其三，制科入仕者，名载《进士录》，其待遇升迁与进士科同……
　　
　　初起诏出，按制当送往门下省审核，被给事中驳回，道“不合祖制”。
　　
　　丁起早料到通诏不会顺利，于是遣吏约来给事中的长官朱敦儒到都堂议事。
　　
　　朱敦儒出身于洛阳朱家，因志行高洁且博学多文，虽未入仕在朝野的名望却甚高。靖康时赵桓召他入京师，欲授以国子祭酒的官职，朱敦儒却道：“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辞诏回洛阳。此事传开后，洛阳朱希真不慕仕途的高洁品性更得朝野赞誉。
　　
　　名可秀曾道：“朱希真此人以清高自许，他不出仕是不屑于白时中、李邦彦同朝为官，虽说有些孤高，但声望倒可一用。”
　　
　　南廷初立，赵构三次诏请朱敦儒到临安，朱敦儒均辞诏不至。其后，丁起去了封言辞恳切的长信，这位洛阳贤士被丁相公信中的一句“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之语打动，遂南下赴任。
　　
　　因朱郭儒的声望，原在南北廷间观望踌躇的一些名士也先后出仕南廷，如有“湖湘儒学第一人”之称的胡安国、被称为“三范修史”的史学名家范冲、又有“黄鲁直（黄庭坚）之后，吟诗当看陈简斋”的诗歌大才子陈与义，以及儒学名家朱震、名流才子汪藻、程俱、张嵲等等……
　　
　　但朱敦儒位居门下省都给事中之职，也给丁起行事带来了一些不便。
　　
　　都给事中下属六部的给事中，掌持诏令的封驳之权，无论是政事堂的敕令，还是皇帝的诏书，均要经门下省审核。朱敦儒又是个只看事不看人的主，但觉有疑义，必是封驳打回。丁起为得政令通行，不知在这位认理不认人的都给事中面前费了多少口水。
　　
　　这般来回，自然损了效率。宰相大人在枫阁时也不免生出几句抱怨。
　　
　　他曾提议用名花流的人替下朱敦儒。同奉一个主君，自然更好说话。
　　
　　名可秀却不允。
　　
　　“以郑彀之才代朱希真不是不可以，但我等不是神人，为政虽是出自公心，又焉知每政出来必是良策？”
　　
　　“我们需要一个反对者，这人要品行高洁、不附朋党，他的意见未必每次都正确，但这些异议可以警醒我等行事，避免发生一叶障目的错误。”
　　
　　也如一道紧箍咒，让宰相不能滥行权力。
　　
　　丁起在为名可秀胸襟广阔钦服的同时，也暗中生出凛然，自此再不提更换都给事中之议。
　　
　　幸而朱敦儒确如名可秀所言，是个清高的君子，却也不迂腐。
　　
　　他曾求学于苏学。苏学在政治上属于调和派，既直言抨击王安石新法之弊，却也肯定国家兴盛必行变革。在学术上强调务实，苏学的开创者苏东坡就是制举状元，其弟苏辙也是制举出身，并长于会计，曾亲自主持改革神宗朝的税赋会计帐目——和儒学其他学派相比，苏学更长于经济民生。
　　
　　丁起知道，朱敦儒出身苏门，不会反对制举，但对其中一些条款必有疑虑。是以，被封驳后，他并不气怒。
　　
　　官袍轻飘、颇有山野贤士之风的都给事中—朱敦儒迈着方步，不疾不徐走进都堂。
　　
　　众属官一见，均起身见礼，心道：丁相公又约朱都事“喝茶”了！
　　
　　这一道茶足足饮了两个多时辰。
　　
　　直到下午申时三刻，都给事中大人方迈出内堂，依然紫袍飘飘，丁相公亲送至都堂大门。两人谈笑风生，极为热络。
　　
　　众都堂官员却面无喜色，对望一眼，均暗叹摇头，心道：事未成矣。
　　
　　——根据众人经验，丁相公若亲送朱都事出门，必是事不成！
　　
　　果然第二日，都给事中再度被请入都堂“喝茶”。
　　
　　内堂，时而传出激烈的语声……间中，似乎还有茶盏重重落桌的声音。
　　
　　看来情况激烈！
　　
　　——诸官却面露喜色，暗道：事成有望。
　　
　　依这位朱大人的行事风格，心下越认同，越会诘词激烈；若断然否决，必语声温雅，谦廉有礼。
　　
　　大半时辰后，朱敦儒徐步行出内堂，面上端严，看不出任何喜色，拂袖冷然自去。
　　
　　丁起未送。
　　
　　众官均抚额笑庆。
　　
　　——相公不送，事成矣！
　　
　　次日，制举诏令门下省审核通过。
　　
　　但这道诏命下发后，又在台谏中引起了风潮。
　　
　　左右谏议大夫和御史台官均上言反对，道：“太祖诏命，官员不可从事商易，以防与民争利。今朝廷制举允许商人报考，岂非开了‘与民争利’的祸头？”
　　
　　紫宸殿朝议上，两位谏议大夫愤言疾色，唾沫星子几乎喷到当朝宰相的脸上。御史台的一干侍御史因赵鼎的谨慎态度，虽有驳论，出语尚还温和。
　　
　　丁起一反平日圆融，对台谏一一驳斥。吏部、礼部、户部、工部均站在宰相一边，兵部中立，刑部和翰林学士却支持台谏。以卫希颜为首的枢府则直接抽身事外，不予置词，任得朝堂上吵吵嚷嚷闹去。
　　
　　如此这般吵了三天，政事堂终于退了一步。
　　
　　台谏的建言被部分采纳，朝廷又下一道诏命，限定：商人报考科举必须脱离商事——或变卖商产于他家，或传子传戚——总之本人勿得再从商事；若是海商报考，则必须完全脱离海贸，并且其家人亲戚者也不得从事海外贸易。
　　
　　“其家人亲戚也不得从事海贸，这太苛刻了吧？”
　　
　　“希颜，这一条不是台谏的创举。”
　　
　　名可秀笑着对卫希颜解释，“太宗曾下诏：文武官僚敢遣亲信于化外贩鬻（yu）者，以姓名闻。”
　　
　　皇帝当初发这道诏令，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海贸，防止官员与民争利……
　　
　　不仅明令禁止官员本人参与外贸，并且禁止官员的亲戚、亲信参与海外贸易，否则官员的姓名将登在邸报上通报各州。
　　
　　卫希颜啧啧叹了一阵，心忖这宋朝皇帝在廉政上倒是比后世的政治官僚更有觉悟，制订的法则也更严厉。
　　
　　名可秀对太宗此举也颇为赞许，道：“当年，即使是蔡京这样的权相，从海贸收得贿赂不下千万贯，却也不敢遣出亲信经营海贸，否则必被史官们狠狠记上一笔，作为归入“奸臣”的有力证笔。”
　　
　　卫希颜撇撇唇。这古代官员好歹还怕遗臭万年，行事尚有几分顾忌，后世的贪官却是已经无耻到“大无畏”的地步。
　　
　　当然，宋太宗一道诏命杜绝不了官员们的“暗箱操作”。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海商禁令”自然阻止不了官员们从海贸中获利。
　　
　　然而，因惧官商勾结，从而禁止商人入仕，以此保护商贸的公正，却是因噎废食，不足为取。
　　
　　说到被台谏们攻击，名可秀笑道：“要想取之，必先予之。”
　　
　　诏令就要留一个“漏洞”让言官们揪住，这叫授人以柄。
　　
　　——若诏令一出台就是完美无失，谏官们抓不着漏子，反而会将注意力集中到诏令的深层，一通“不合祖宗家法”的争论便会耗去时日良久，倒不如丢个空子给他们钻，台谏们进言成事，逼得政事堂退步，自会功成收手，不再穷追不舍。
　　
　　否则，政事堂硬起来，相持下去台谏们也落不得好。更何况，名可秀既让赵鼎把持御史台，也不会让这种状况恶化下去。
　　
　　果然，第二道诏令下去后，言官们消停了。
　　
　　但，朝堂上的反对声音小了，来自儒林的议论却如滚水般沸腾不止。
　　
　　科考改革第一诏，遭到了儒学大家的激烈反对。
　　
　　朝中也暗潮涌动，并不顺当。
　　




制举风潮

　　朝廷制举诏令传播极快。
　　
　　由于名花流不惜成本，在南廷各路的治所和繁华城邑均设了报坊，借助千机阁的信鸽传讯系统，几乎可在一天内实现南廷十三路的同一时事见报。
　　
　　但是，千机阁毕竟属于名花流的情报系统，以机密和安全为首要，其讯鸽系统不能长久为报递使用；因此，宋之意在名可秀授命下，因势利导，充分利用各州的地理条件，建立起一条驿马加舟船的水陆连网系统，可以在两天内实现同一新闻的全国见报。
　　
　　不久后，因宋之意入朝任礼部员外郎，不宜过多负责宗派事务，这一报递系统遂被名可秀指给原河北路堂主夏九尘接手。
　　
　　名可秀又将一部分漕运剥离出来，交给夏九尘统一整合，组成专门的信递行，不仅用于报递信息的传递，更成为名花流各堂、各行间资讯流通的统一渠道——各堂口、各商会委托驿递行传讯，均按驿递资费实行内部结算。于是，原本属于花钱行当的驿递行渐渐成为宗派内一个赚钱的行当，乐得夏九尘合不拢嘴，喜滋滋地向宗主汇报业绩。
　　
　　正巧卫希颜在枫阁内，她想起后世的邮政系统，随口提了几句有关物流整合和商业化的建议。夏九尘外豪内细，脑袋转了几圈就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商机，大喜下缠着国师不放，一直将卫希颜所知的现代邮递理念和运营方式问了个遍方手舞足蹈地离去。
　　
　　随后，取名为“天下通”的驿递行正式推向市场，凭借幕后大佬名花流的威望，以“保密、安全、快捷”为宗旨，很快打开局面，赢得了大片中小商户的青睐，随着市场推广的深入，又逐渐获得了普通百姓和士子文人的欢迎。
　　
　　古代的讯息传递极为不便，没有现代的邮政快递、也没有电报电话、更无网络通讯电子邮件啥的，普通人家要想传个家书，多是要等正好有亲戚朋友将去往那方城市，方能委托代信；富足的人家还好，家里雇有仆厮，可随时派出传信，但并非所有人家都养得起良马，多是一路牛车舟船辗转，百里内的来回至少也得耗个十天半月，花钱废力不说，真遇上个十万火急的事，多半就耽搁在一来一回的路上了。
　　
　　但有了“天下通”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专业的信递系统，有着一条贯通东南西十三路一百九十四州的水陆连网快递路线，有着七百名经训练的快递员昼夜不停地接续传递，这速度和效率自然非单门单户的仆厮能比！
　　
　　以前耗时耗力还花钱的家书传信，现在有了“天下通”，只需花上几十文到百文钱不等就可随时随地传递，且能保证您的书信及时安全抵达，既便利、又快捷，还能省钱，就算是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承担使用得起。
　　
　　有着诸多这般的好处，“天下通”的信递业务很快在南廷开展得风生水起。
　　
　　到得后来，就连朝廷非机密性的官寄、邸报、法令和诏命等也渐渐交给“天下通”传递，不但时间、安全上有保证，并且还将官府的驿递人员和花费开支节省了近一半。年终结算时户部侍郎叶梦得抱着账簿直眯眼，当即将朝廷的花钱大户——驿政的明年预算砍了三成下去。
　　
　　“天下通”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民间、官方的信息传递，更在无形中促进了南方思想文化的交流。
　　
　　在宋代，文人的诗词文章，多半是借助士人的宴会、青楼瓦子的伎乐吟唱传播开去；当报纸兴起后，由于登报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还有稿酬可拿，比起传统的渠道更受文人欢迎。但书信与诗词文章不同，多是私下的讨论，不能登载到报纸上去公之于众，因此各地文人之间的交流依然受到空间距离的局限。
　　
　　当“天下通”出现后，各地的书信往来不过是几天或十来天的时间，使人们之间的交流变得更方便，专业的快递业务缩短了大宋文人的空间阻隔，促使思想文化交流变得空前活跃起来。
　　
　　***
　　朝廷的制举诏令借助“天下通”的快递系统，在两天之内，南廷十三路二十州邑的报纸就先后刊载出诏令全文；十数天后，即使最遥远偏僻的矩州府和儋州（海南），也接到了“天下通”从京城临安传递过来的朝廷诏令。
　　
　　果然如丁起所预料般，儒学大家——龟山先生杨时对制诏的反应激烈。借助“天下通”的快捷信递系统，他反对诏令的书信在三天后就从福建镛州传到隐居罗浮山的学生罗从彦手中。
　　
　　罗从彦看过老师的书信后，忖思良久，提笔写了一道呈给皇帝的奏书，又分别给私交深厚的礼部郎中宋藻和户科给事中胡安国写了一封信函，交给他的一名学生送到惠州城的“天下通”驿栈，快递送到京城临安。
　　
　　罗从彦给宋藻和胡安国的私信中极言他和老师龟山先生的担忧，希望宋、胡二人以儒学正统为道，劝谏皇帝废除制举的变革举措。
　　
　　他在给皇帝的奏书中道：“制举非为弊，然提升到常科与进士科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