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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曼冷淡地说：“你是为了那个种族主义的自然法则。”
　　　　教授点点头。实际上，他比江志丽更早觉察到了那个巧合：5个被激发的被试者全是蒙古人种，他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点的含义。所以他才暂时稳住江志丽，把小山提带回去作进一步研究。伊斯曼问：“为了这一点，值得这样干吗？他只是一个不足5岁的孩子呀。”
　　　　教授苦笑道：“值得么？伊斯曼，你当然清楚，一旦这种开放式智力真的出现，并且只限于黄种人的话，那会带来什么。那意味着，白人，当然还有黑人，在智力上会变成动物园的猴子，至多是智力实验室里聪明的猩猩。那些人会教我们说几句英文单词，教我们用木棍敲下树上的栗子，然后很仁慈地夸奖几句。你愿意落到这一地步吗？”
　　　　伊斯曼冷冷地说，“教授，据我所知，你从来没有什么种族主义偏见，甚至对黄种女子更偏爱呢。我根本想不到，你会捡起希特勒的衣钵。”
　　　　教授很恼怒，悻悻地说：“年轻人，不要尽说这些空话，这种博爱精神是胜利者才配有的奢侈。想想吧，你是否愿意白人被印第安人杀死十分之九，剩下的呆在最荒凉的白人保留区，愚昧、贫穷，等着印第安人来怜悯？你能接受这种前景，甚至比这更为严重的前景吗？”
　　　　伊斯曼不再冷笑了，他是一个激进的青年，从未有过任何种族主义的偏见，他认为那都是已被时间埋葬的罪恶了。但是，也许这种博爱精神恰恰是植根于白人的自信和优越感。如果二百年前的历史被翻过来，是白人被火枪驱赶着死在眼泪之路上呢？如果白人成了弱智民族，在其它种族的呵护下苟延残喘，又该怎样呢？
　　　　教授看出了他的犹豫，命令道：“你必须立即决定，是跟我干，还是和山提一块儿去死。”
　　　　伊斯曼痛心地问：“你要把江志丽他们全杀死吗？”
　　　　教授冷酷地说：“我没有别的选择。”
　　　　伊斯曼犹豫良久，勉强说：“我跟你干。”
　　　　教授收起手枪，开始安排，他让伊斯曼把山提的尸体先藏起来，日后再做处理。他们要立即赶往亚利桑那州，在那儿制造一场车祸，从而把这个发现永远埋葬。伊斯曼抱起山提，他不敢正视这小小的枯焦的尸体。他把尸体藏在冷藏室里，加上锁。他问教授，已激发出传输能力的那10名小孩怎么办。
　　　　教授说：“不必管他们，召集他们时我已经有准备，没有向他们的父母讲清原因。这些小孩分散后，很快就会失去这种功能，即使有人回忆起在这儿的试验，也不会有家长相信的。”他苦笑了一下，“伊斯曼，我并不是一个嗜杀狂。”
　　　　　　　　六
　　　　江志丽站在山崖边，讥讽地说：“开枪吧，伊斯曼，我愿意看着一个信仰上帝的同事把子弹射入我的眉头。怎么不开枪？良心上有重负吗？”
　　　　伊斯曼手中的罗姆枪重如千斤，他艰难地把枪举起，对准江志丽的眉心。不过，当他与江目光相撞——那里包含着如此深重的悲凉、痛苦和愤怒——他的精神支柱便崩溃了。他垂下手枪，低下头说：“教授，我干不了。”
　　　　教授苦笑一声，声音低沉地说：“凯伦，我真的非常抱歉，但我没有别的选择。”他边说边去掏枪，但他的手忽然停住了，那一瞬间的惊慌冻结在脸上，因为那支小巧的0。22口径鲁格枪已在江志丽的手里，黑森森的枪口正对着他。
　　　　伊斯曼大吃一惊，下意识地想抬起枪口，江志丽立即把枪口转向他：“把枪扔掉！伊斯曼，你不要逼我开枪。”
　　　　伊斯曼看看教授，爽快地扔下手枪，又遵从江的命令把手枪踢过去。
　　　　江志丽一脚把它踢下山崖，冷笑着说：“没想到吧，教授，我在车上就偷了你的手枪。因为我忘不了那场噩梦，我偶然想起，那个图像很可能是山提临死前的心灵感受。你们突然到来，我在伊斯曼的表情中看到了负罪感。当然，教授你没有什么内疚，你从容不迫，谈笑自如。为了你的种族，几个人的死算不了什么，哪怕是5岁的孩子，或者是你的情人。可惜，你的行为露出了破绽，你在假装显示你的思维传输能力时，不该那样仔细地洗牌。结果是欲盖弥彰，因为我恰巧知道，按照数学规律，一副牌在绝对均匀地洗过几次后，又会恢复原来的次序，所以你的表演只是魔术。后来，我在你的头脑里感受到了异常：混沌中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黑气氤氲，使人毛骨悚然。我想这个不可知的黑洞只能解释为你的杀机。”她的目光有深深的悲伤，“可惜我太傻，我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相信这个结论，我不相信自己深爱的索雷尔先生会是这样一个冷酷的凶手，否则，我本来能把好子、黎元德他们从死亡中救出来的。”
　　　　伊斯曼羞愧地低着头，教授平静地说：“凯伦，我真的很抱歉，但是……”
　　　　江志丽怒喝道：“住嘴，我不愿再听你那些假仁假义的话了！为了小山提，为了马高先生，为了好子他们，我真想宰了你这个畜生！可惜……”
　　　　她咬着牙，照索雷尔腿上开了一枪，索雷尔痛苦地呻吟一声，身体慢慢倾倒下去。伊斯曼急忙扶住他，抬头看着江志丽，他想第二颗子弹就要向他射过来了。
　　　　江志丽不再打眼瞧他们，扭身走向丰田。随后丰田在公路上疾速打个弯，向菲尼克斯方向开去。
　　　　伊斯曼急忙撕开教授的裤子，匆匆止住血。很长时间他一直不愿意正视教授的眼睛，他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个凶手，还有自己这个帮凶。江志丽义正辞严地责骂他们时，他感到无地自容。但教授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杀人犯，他的确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当然，这只是对白种人而言。前边有一辆黑色的福特车开过来，看见他们，立即降低车速，靠在路旁。一个黑人妇女走下车，惊慌地问：“你们……”
　　　　教授简短地说：“车祸。请把我们带到附近的居民区。”
　　　　黑人妇女和伊斯曼一道搀着他，安放在后排。汽车启动后，教授说：“我用一下你的电话，可以吗？”
　　　　他忍着腿上的剧痛，皱着眉头拨了一个号码。
　　　　在华盛顿市十号大街拐角那幢天井型的联邦调查局大楼里，接线小姐把电话转到了副局长刘易斯的办公室。
　　　　“我是刘易斯。索雷尔？你这个老家伙，有什么事吗？”
　　　　索雷尔在电话中急切地说：“我正在寻找一个叫江志丽的中国女子，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案子。”他极简要地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紧迫，希望能通过你的力量，尽快地，尽可能秘密地处理这件事。”
　　　　刘易斯知道老朋友的为人，既然他亲自向老朋友求助，必然是十分紧迫。他立即答道：“好，我亲自去，5分钟后乘飞机出发，你现在在哪儿？还有什么需要我事先准备的吗？”
　　　　索雷尔说了自己所处的位置，还有江志丽乘坐的汽车牌号、颜色、大致方位。他苦笑道：“如果短时间内抓不到她，恐怕就要在全州大搜捕了。请你做好必要的准备。”
　　　　刘易斯痛快地说：“没有问题，我有这个权力。见面再谈吧。”
　　　　索雷尔放回电话，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开车的妇女听见了他的谈话，惊奇地扭头看看他。伊斯曼也不由得打量着他，他佩服教授的坚忍或者是说残忍。他知道，对江志丽的追捕同时是对教授良心的锯割，尤其是在江志丽大度地饶恕他们之后。但教授显然不打算退却。
　　　　而且，他不仅是为了自己。
　　　　　　　　七
　　　　丰田车陡然下了公路，冲进一条山区便道，尖啸着左拐右转，石子在后轮处四散飞射。江志丽两眼发直，双手紧握方向盘。她并没有一定的行驶目的，她只是想用飞车的刺激麻醉自己的思维。
　　　　她的视野中不是公路，而是一幅一幅的画面。一个紫色火蛇缠绕的金属笼子，然后是突然的、绝对的停顿；一辆正向深渊坠落的大道吉，它随后变成了一团火球；索雷尔教授捂住伤腿慢慢倾倒，但他的表情仍然带着令人愤恨的优越。
　　　　她不由得又踩足了油门，汽车呼啸着在山路上颠簸跳荡，偶然遇上的逆行的车辆惊恐地躲到一边。20分钟后，她才放松了踏板，开始梳理自己的思路。
　　　　现在她该怎么办？该往哪儿去？
　　　　她恍然悟到，刚才一直啮噬心房的羞辱、绝望、愤恨，原来正基于这种“无家可归”的感觉。三年前负气离开祖国时，她已经对学校死水一潭的环境彻底厌倦了。她破釜沉舟，亲手斩断了所有退路，尤其是感情上的退路。在短短的三年里她已经从心理上真正融入了美国社会——可惜，看来她是一厢情愿，这个世界并未接纳她。
　　　　她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篇《纽约时报》社论，社论鼓吹要遏制日本，说尽管日本已经极度西方化，但是一旦欧美的西方文明和亚洲文明爆发冲突，日本最终还是要回到亚洲文明的家庭中去的。记得那时她曾为日本人悲哀。她接触到不少日本人，能感受到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极度依赖，对其他黄种人潜意识的疏远。不知道这些对白人有恋母癖的日本人，看到这篇社论会作何感想。她也十分畏惧某些深不可测的美国人，他们在日常交往中爽朗、坦荡，像一群永远学不会世故的大孩子。他们真诚地向世人（包括印第安人、日本人、黑人）撒播友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冷静地计划着遏制日本、遏制中国……一句话，他们知道必须保持自己的绝对优势，可以向别人普洒仁慈的优势，而绝不能落到依赖别人的仁慈的软弱地位。他们自认为是天生的世界领导人。
　　　　索雷尔正是这样一个代表。
　　　　想到她与索雷尔的恩仇，心中又涌起如刀砍锯割的感觉。半个小时后，她的心境才逐渐平静。路况也变好了，一辆辆载重车辆和小轿车迎面驶来。她已决定了该怎么办，她想把这个礼物送给自己的母族，但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脸回到母族的怀抱。
　　　　她又踩足油门，拐过一个急弯。忽然看到公路上有一个红色的感叹号，由于心绪纷乱，等她意识到需要躲避时已经嫌迟了。她急打方向盘，丰田撞到了路边的山坡又反弹回来，脑袋撞到挡风玻璃上，一阵眩晕。她总算控制住了汽车，刹在路边。她看见一个刚修完车的黑人男子和他的白人妻子——他们可真肥啊——急忙走过来，关切地看着她。但她只能看到对方的嘴唇在翕动，听不见声音。她看见黑人男子把她扶到后座，他自己艰难地挤进丰田车的座椅中，开动受了伤的丰田，那个胖女人则驾着自己的福特车跟在后边。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模糊的无声电影，她缩在汽车后排座椅中，不久就丧失了意识。
　　　　　　　　八
　　　　挂上电话，刘易斯就按电钮唤来秘书维多利亚小姐，让她通知联邦局的专机“天使长号”立即准备起飞，并通知拉姆齐、迪茨、米泽纳跟他一块去。维多利亚走到门口时，他又把她喊回来，说：“拉姆齐不要通知了，只通知迪茨和米泽纳吧。”
　　　　他想起来了，拉姆齐是印第安人。在索雷尔教授所说的“种族主义自然法则”中，印第安人成了上帝的宠儿！这真是不可思议。尽管拉姆齐精明干练，是他的得力手下，但要突然间承认他是优等种族，而刘易斯却成了弱智者，他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刘易斯局长不是科学上的外行，尽管索雷尔语焉不详，但他已经彻底领悟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在等机的片刻，他又给菲尼克斯警察局长戴维·汤姆逊打了电话，他告诉这位黑人局长——谢天谢地，他是黑人而不是印第安人——说：“我大约两个半小时后赶到，在这之前，请你挑选几十名干练的警察在佐治县附近寻找一辆黄色丰田轿车，车牌号FK14538。开车的是一名年轻的中国女子。你部署完毕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一个小时之内。”
　　　　“好，再加上在这之前耽误的半个小时，嫌疑犯应在方圆150英里之内。你要在这个范围内布上检查哨，务必抓到她！她身上带有武器，你们要小心，另外，不允许惊动新闻界。”
　　　　汤姆逊接受了命令，他很想问问这个中国女人犯了什么案子，值得局长亲自出马，又不许惊动新闻界，不过，他不会这么不识趣的。他立即对下边作了详细的部署，不到十分钟，各路人马已经出发。两个小时后，他赶到沃尼军用机场去迎接局长。看到那架银灰色的波音757穿过云层时，他还在想，这个中国女子是否牵涉进某位要人的桃色事件中了？
　　　　刘易斯走下飞机后听到了他不愿听到的消息：“到目前为止，那辆车仍未找到。我们布置了两道封锁线，估计她肯定没有跑出警戒圈，可能是丢弃车辆藏匿起来了。现在我们正用三架直升机寻找这辆车。”
　　　　刘易斯阴郁地沉默了片刻，决然道：“发通缉令吧，这件事太重大了，我们失败不起。索雷尔教授呢？”
　　　　“已经到了菲尼克斯警察局。通缉令上如何措词？”
　　　　“就说她是贩毒集团一个职业杀手，是极其危险的人物。警察和民众务必小心，必要时可以将其击毙。”
　　　　“新闻界……”
　　　　“不要管它，等抓到或击毙她之后，由我来应付新闻界。”
　　　　江志丽从昏迷中醒过来，已是两个小时之后了。在这一段时间里，她的头脑始终处在一种奇怪的临界状态。她似乎一直清醒着，能隐约听见这对夫妇开车、停车，然后抬她进屋。她顽固地拒绝一切意识和思维，她知道那里面有尖锐的痛苦和恐怖。但缠着紫色光蛇的笼子，着火的汽车，鲜血淋漓的面孔，仍然不时硬闯进来。不过她发现，这些场面给她的感受已经没有那么锋利、那么灼热了，于是她才慢慢睁开眼睛，看见自己身处一间普通的房舍，听到一个妇人欣喜地说：“好了，你总算醒了。”
　　　　她的视野中出现了那个极胖的白人妇女——白人！她猛然想坐起来，妇人慈爱地把她按下去：“不要起来，再休息一会儿。你的伤不要紧。刚才你是到哪儿去？”
　　　　江志丽在毛巾被下摸了摸，手枪还在，这使她放心了一些。她小心翼翼地说：“我要到菲尼克斯。”
　　　　胖女人奇怪地问：“到菲尼克斯？你是从哪儿来？这儿很偏僻，去菲尼克斯不该路过这儿的。”
　　　　“这儿是什么地方？”
　　　　“是我家的小农场，离你刚才撞车的地方有20英里。”
　　　　江志丽虚弱地说：“谢谢你们，我的车呢，还能行驶吗？”
　　　　“没问题。只是燃油管有点漏油，我丈夫——他叫保罗·巴巴斯——正在修理。但你不要着急，晚上就在我家休息，明天再走，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了。”
　　　　“谢谢你，巴巴斯夫人。但我有急事。”
　　　　“那好吧，你喝完这杯咖啡，起来走一走，我看看你的伤势。”
　　　　她端来一杯热咖啡，江志丽贪婪地喝完，问：“我可以用你的电话吗？”
　　　　“请吧，就在你的右边。”
　　　　江志丽拨通了问号台：“请你查一查中国驻美大使馆的电话，我是一名中国访问学者，有急事。谢谢。”
　　　　正在这时，巴巴斯先生闯进来，手里端着双筒猎枪，枪口指着江志丽的胸膛，厉声喝道：“不许动，放下电话！”
　　　　巴巴斯夫人惊愕地站起来：“保罗，这是怎么回事？”
　　　　巴巴斯一边对江志丽严密注视，一边对妻子说：“你去打开电视。”
　　　　巴巴斯夫人打开电视，上面正播放着江的头像，男播音员用急迫的语调说：“这名女子是贩毒集团的一名职业杀手，残忍嗜杀，极其危险。再重复一遍，如果发现此人立即报警，必要时可以不经警告将其击毙。”
　　　　巴巴斯夫人紧张地盯着她，江志丽惨笑着，目光倒是十分平静，她缓缓地说：“想知道这个职业杀手的来历吗？只用5分钟时间。”她扼要回顾了7天来的枝枝叶叶。“我们发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带有种族主义偏见的自然法则，而且，白人第一次没有成为上帝的宠儿。所以我就成了万恶之徒，可以不经警告就击毙。”
　　　　巴巴斯显得不敢相信：“你是说只有蒙古人种才能激发出这种能力？”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还有，索雷尔的担心很可能是真的，不能具备这种能力的种族有可能落后于时代。所以，如果你也是索雷尔那样的种族卫士，那就请开枪吧。”
　　　　巴巴斯对这一番话将信将疑，他妻子低声说：“她刚才是在向中国大使馆打电话。”
　　　　那支猎枪仍严密地监视着床上的人，巴巴斯犹豫良久，问道：“你说你偷走了索雷尔教授的手枪？”
　　　　“对。”
　　　　“在哪儿？”
　　　　“我感觉还在我的裤袋里。”
　　　　巴巴斯先生口气和缓地命令道：“请掀掉毛巾被，把枪扔出来。”
　　　　江志丽突然发作道：“我为什么要扔掉它？我还准备用这支小小的手枪刺杀总统，或用它击落爱国者导弹呢。巴巴斯先生，你为什么不开枪？开呀，否则我就要拔出自己的手枪了！”
　　　　巴巴斯先生犹豫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