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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太监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但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年）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六十四岁，耿定向七十二岁，李贽七十五岁。

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糜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餍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坟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是，因为抄不出万历所想象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兵围其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好多少。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倒腾了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这是他永远的价值所在。

李贽：明朝第一思想犯

彭　勇

明朝这一代，有趣得很。皇帝们嗜好奇特，大臣们倒声名卓著，就连思想界的“异端邪说”也令人瞠目结舌。若是走在明朝晚期的大街上，随口提到李贽这个名字，别说儒林学士了，就是贩夫走卒，都会双眼放光：“李贽又出畅销书了？还是上讲坛品孔子了？”热烈之情溢于言表，连顾炎武都有点酸溜溜的，说是“一境如狂”啊。

思想家做到这个分上，成大众偶像了，肯定得受点争议。不过，李贽惹的争议实在太大，他一竿子捅到底，把深宫里的皇帝给惊动了。万历皇帝调来他的案子一看，出身没问题，履历很简单：先做官，后做和尚。正准备放他回老家算了，没料到李贽用一把剃刀在喉咙上轻轻一割，揭开了他狂放思想中最后的答案：做自由烈士。

做个傲慢清官又何妨

不管李贽是多么“离经叛道”，有何等“异端邪说”，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做官。

李贽祖上跟朝廷颇有渊源，曾奉命下西洋经商，虽不像郑和混得有头有脸，但总算富甲一方。可惜犟小子李贽1527年初冬在福建泉州出生时，明王朝已进入了嘉靖皇帝的第六个年头，“海禁”已起，家道中落。迫于生活压力，只好另谋出路，希望靠读书闯出一片天地。天才儿童李贽一鸣惊人，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这下好了，特长一栏既然填上“写作”二字，只好锦绣文章卖于帝王家。很快，26岁的李贽考中举人；4年以后，谋得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之职，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军。

后世有欧洲人米卢对着足球说：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明朝高才生李贽的态度，就是对着官场轻蔑地说：我混饭来了。这决定了他做官所具有的两个特点：一是傲慢，二是清贫。

首先来看看李贽怎么个傲慢法。第一，他非但不像范进中举一样，给左邻右舍来点喜剧，反而坚决不再考进士。所以打这以后，举人李贽，只能在###品小官的基层公务员岗位上接受锻炼，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统统俸禄微薄，公务不多。第二，从当官第一天起，他就不齿于官场暗规则，更鄙视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履行完公务就“闭门自若”，摆明了不与同事打交道。第三，他闭门是在钻研学问，一个12岁就敢把矛头指向孔子的人，那种天才般燃烧的自由思想、个人情怀日益成熟，处理公务自然处处与上级唱反调，典型的“刺头”一个。

长期的傲慢让李贽的工资单很难跟上明朝经济发展的形势。混自己的饭虽然够了，但他早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贵族，他把家养得很不妙，未达到温饱水平。甚至在1564年，好不容易靠着祖父病故收了笔“赙仪”钱（赙仪是指长辈去世时，上司和同僚送的银两，是明代官场惯例），扣除自己奔丧的费用，其余留给妻女买了田地，他满心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了。谁知从泉州回来一看：大旱，颗粒无收，两个女儿饿死了……

不过，傲慢和清贫绝不影响李贽做个好官。51岁时他得到一个正四品实职，云南姚安知府。这实在不是个美差，西部待遇不好，姚安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建功立业。他迅速摸清民情，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对民族纠纷，“无人告发，即可装聋作哑”，从不扩大事态；对民族上层人士，以礼待之，输以至诚。三年任期下来，民族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令云南巡按御史刘维刮目相看，要向朝廷举荐他。

按说，这该是一辈子颠沛流离的李贽官场生涯的转折点。哪知道李贽听到消息，拔腿就跑，逃进了滇西鸡足山里。天上掉下的馅饼他愣是不要，定要刘维替他交了辞职信，才肯从山里出来。25年的官场生涯啊，他实在累了，新婚的夫妻都熬成银婚的老伴，可他李贽，是永远熬不灭心里那把自由火、身上那股执拗劲的！

于是，李贽离姚安，士民拥车，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也。

“学术和尚”也疯狂

辞了官的李贽心里非常难过。首先，他没有完成养家糊口的最低奋斗目标；其次，他还为生计丢掉了最高奋斗目标——学术。他还记得多年以前，在北京补了礼部司务的缺，有人嘲笑他说，等了几年捞到一个穷得要命的闲职。他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我心目中的穷，同一般人说的穷不一样。我觉得最穷是听不到真理，最快乐是过自己感兴趣的生活。十几年来我奔走南北，只是为了生活，把追求真理的念头遗忘了，如今我到了京师这种地方，能找到博学的人请教，就是快乐。”

言犹在耳，可岁月已蹉跎。你看那女儿坟茔旧，你看那老妻红颜改，你看我这一把老骨头还能做学问吗？

当然能。

李贽想到做到。55岁的他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主业是门客，兼职是家庭教师。

不幸的是，他招收女弟子，以及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的“异端邪说”，与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统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耿家门人也分成了两派，彼此用拳脚来解决真理问题。耿定理一去世，李贽就从耿家搬出来，迁往麻城，投靠另一位知己周思敬，开始了孤寂的学术流浪。

这一回，李贽似乎吸取了教训，不住朋友家，住寺院。第一站，住维摩庵，算是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第二站，住龙湖芝佛院，在周思敬资助下读书参禅。

李贽一定想不到，他与寺院结下“孽缘”，顿时让耿定向得意地笑起来：“小样！总算逮着你的把柄了。”李贽还以为得来全不费功夫，清净了，于是把妻子、女儿、女婿送回泉州老家，“既无家累，又断俗缘”，正式登记为芝佛院的常住客户和职业作家。书写到高兴处，索性剃发留须，故意摆出一副“异端”面目，俨然是个搞学术的老和尚，如此便是10年。

结果，李贽火了！举国上下，满城尽是李贽“粉丝”。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李贽一开坛讲学，管你是哪座寺庙，在什么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李贽讲课。这下子，李贽成了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明朝竟出了个前所未有的大众偶像。

李贽学说，哪来如此魅力？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他流浪各地，对社会中下层生活深有体会；他执政多年，和学术精英有过思想的碰撞。两方面的经历，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自幼的反叛精神和个性思想，在几千年来“三纲五常”的“无我”教条下，喊出了人人皆圣人、可以有自我的心声。就冲着这一点，能不得到饱受压抑的儒学士子、平民百姓的欢迎吗？

剃刀下的亡魂才自由

表面上看起来，李贽生活形势大好。当然，这不是说他的物质生活。在物质上，李贽依然一贫如洗，而且脾病严重，身体日渐衰老；过分燃烧的思想也像水蛭一样，吸食了他虚弱的体力。但是，他的学术成就让他觉得，幸福像花儿一样。

可是，李贽晚年的生活环境迅速恶化。

友人越是倾力相助，民众越是趋之若鹜，敌人就越是磨刀霍霍。

万历二十八年（1603年），76岁高龄的李贽回到了龙湖，打算结束多年流浪的生活，终老在此。此时，老对头耿定向终于发难了。而且，是一个李贽做梦都想不到的罪名：僧尼宣淫。

顽固的正统思想卫道士，指责李贽作为一个僧人，不节欲，倡乱伦，有伤风化，怂恿黄安、麻城一带的士大夫“逐游僧、毁淫寺”。顽固的地方官吏，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李贽寄寓的龙湖芝佛院，毁坏墓塔，搜捕李贽。

老头李贽，只好再次出逃，躲到河南商城县的黄蘖山中。他终于意识到生活小节上的狂放不羁，也能带来百口莫辩的后果。其实，李贽剃发颇有苦衷。头一条，天热头痒，又写书无暇，干脆不梳不洗，剃掉省事；再一条，做官20多年，约束受够了，如今辞职做学术，竟然又被家人约束，不是催他回去，就是前来找他，还是没有自由，不如剃发明志：我就是不回家了。又一条，好不容易学问有成了，社会上又冒出许多闲人，指责他是“异端奇人”，还是不自由。说来说去，青丝诚可贵，长发蓄多年。若为自由故，为何不能剃？李贽剃发，表明了他对世俗的厌倦胜过了同情，他实在想让自己快乐一点。

但是，剃发虽真，出家却假。李贽从来没有受过戒、拜过师。佛祖门下，简直是平白无故多了个荣誉弟子。至于说李贽“宣淫”，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76岁垂老之人怎能在龙湖芝佛院“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

其实，在中国历代王朝，畏惧思想者思想的火花，却又不敢以思想的名义逮捕，这种事情并不少见。皇帝们总是害怕，一旦思想的罪名写进诏书公告天下，那不是让老百姓都知道有种叫“星星之火”的东西？那还了得，他们一学会，立即可以烧掉这金灿灿的宫殿。于是，各位大臣、众位卿家，快快替朕想个可治其罪的罪名来。

万历皇帝的大臣们想出来了：桃色新闻。

大臣们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和尚与尼姑、妓女、淑女的故事，万历皇帝听得很满意，他在逮捕令上做出了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令下诏狱治罪。他的著作不论出版与否，一概查抄烧毁，凡收藏、保留者，严罚不贷！”

逮捕过程非常顺利。当时李贽就在北京通州的好友马经伦家里，他是应邀到此著书讲学的。听说抓他的锦衣卫到了，身体已经很羸弱的李贽竟快步走出来，大声道：“是来逮捕我的吧，快给我抬来门板，让我躺上去。”锦衣卫目瞪口呆，只好按照吩咐，把他抬进了监狱。

对死，李贽无所谓得很：“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来死，反等出祸。”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打算让他死，思想的传播已经扼杀，桃色新闻又不是什么死罪，皇恩浩荡其实也很容易。于是，李贽既没受什么刑，又可以读书写字，牢狱条件不可谓不好。最终的判决书下来了，李贽一看：送回老家，地方看管。他顿时失望了：一个自由的斗士，怎么能够被看管？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六日，李贽静坐于北京皇城监狱，一名侍者为他剃头。剃好以后，李贽抢过剃刀，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顿时鲜血淋漓。侍者大急，问年老的犯人：“和尚痛否？”李贽不能出声，以指在侍者手心写：“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李贽写：“七十老翁何所求？”辗转两日，终于断气……

他用一把剃刀追求到了他的自由。

从此，宣告了明末思想界的沉寂，宣告了自由时代的遥遥无期，也宣告了对封建朝廷无声的蔑视。

从康熙与西学谈起

吴小龙

最近偶然看到了有这么一套光盘，题为《清宫密档》，介绍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档案。虽然也只是普及层面上的介绍，但凭借实物和图像，使人对过去仅仅通过文字而了解的东西有了略为不同的感受。其中的一集叫做《康熙与西学》。以其中所涉及的材料来看，我们这位伟大的君主对西学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不免令人感到意外：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于高等数学，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真没有想到，一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居然能有这等身手！真是令人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私下甚至于揣度，从那时到现在的300年间，究竟还有几个皇上，也能和他老人家一样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这位伟大君主的开明和好学，也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老师则是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人。“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这位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传教士白晋详细记述了康熙学以致用的热情：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