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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努力坚持，所能取得的成就常常会让自己感到惊讶，你从他们闪着光的眼神中就能看出这一点。这与洛丽和我在门多塔碰到的人的眼神截然不同。这是希望的目光，能由内而外点燃人们的激情。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我在很多Good360同事的眼中都能看到这样的目光。我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年轻女性的眼里也看到过她们为美好未来奋斗的决心，这些女性只需要获得不超过每个月手机月租费的低额贷款，就能重拾对生活的希望。
　　　　对我而言，希望、承诺和人尽其才的眼神就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力量。
　　　　
　　　　第2章
　　　　
　　　　永远不要出卖自己的灵魂
　　　　不要违背自己的本性和良心做事，不要委曲求全，不要放弃信仰。不论要面对怎样的结果，做自己永远比出卖自己的灵魂要好。
　　　　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打电话来的时候，弗兰克正在健身自行车上锻炼，我在楼上睡觉。弗兰克比我更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卡莉在家吗？我想跟她说点儿事。”弗兰克上楼叫醒了我，并且说：“总统打电话找你。”那天是2005年2月10日。第二天，我就以首席执行官的身份被惠普公司解雇了。
　　　　在离开惠普公司后的6年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其双面性。一方面，媒体报道极具攻击性，唯恐天下不乱。我曾在技术行业最艰难的时期，艰苦战斗。历史会告诉人们，我和惠普公司其他精英一起励精图治、顺应潮流所做的变革，在我被惠普公司解雇后的很多年里一直有效。我们将惠普公司的收入翻倍，创造了90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将增长速度从2％提高到9％，现金流增加了三倍，使惠普公司在多个方面都从市场的后进者变成了市场的引领者，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创造了就业机会。我们的努力也大大提升了惠普公司的创新水平，创新率翻了三倍，现在平均每天获得的专利数量平均高达11项。
　　　　然而，媒体却完全忽略了这些事实。一些报道只提及惠普公司股价下跌的情况，却没有说明很多其他大型科技股，包括思科（Cisco）和甲骨文集团（Oracle），在互联网经济泡沫和“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大盘暴跌的萧条时期里，也无法避免股价跌势凌厉的情况。很多公司拒绝转型，目光短浅地把注意力放在季度盈利方面。股票市场真的是一个无常的是非之地，尤其是在如今每只股票平均持有时间仅有不到90天之时。我在惠普公司工作时的宗旨是大刀阔斧，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公司能在未来变化迅速的行业中取得长期的成功。我们的举措影响力深远，在我离开惠普公司后多年依然奏效，而这样的长远影响显然无法在短短三个月的股价走势中得到体现。
　　　　很多人公然抨击我的领导风格，也有些人含沙射影地发表他们具有性别歧视的批评。我在惠普公司的业绩——无论成败与否，媒体通通视而不见，只是对我个人不惜笔墨。像“专横的悍妇”这一类的字眼，在这种批评的浪潮中，都算是手下留情了。我没有把全部报道看完，因为多年前，奥普拉·温弗瑞就曾告诫我，别去在意媒体对你的报道。能经得起赞扬，就能经得起诋毁。可怜的弗兰克，他坚持读完了这些报道，这让他心如刀绞。
　　　　与媒体公然驳斥我的情况相反，在我离开惠普公司后，我收到了很多的个人来信。其中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我曾经给他提过建议，他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他的政府工作。我也收到了很多惠普公司同事给我发来的多达数万封的邮件。弗兰克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他们的信中大多是在同情我、支持我、鼓励我，为我打抱不平。
　　　　我还收到了一些科技行业高管的来信。当时，史蒂夫·乔布斯也曾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很是感动。在硅谷工作的时候，我和史蒂夫就是好朋友了。电话中，史蒂夫非常和蔼，也很气愤，他说：“他们会后悔的。”他不仅给了我莫大的支持，更给了我难得的建议。
　　　　“卡莉，未来6个月先好好休整一下。”他说，“肯定会有很多人聘请你去他们的公司，你的本能会让你想要赶紧回到业内。别这样做。先好好休整6个月。”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对于我曾经以为和自己有着深厚交情的惠普公司董事会成员，我感到非常失望。我曾经认为他们是很有原则的人，直到后来得知有几位董事向媒体透露了我们在董事会上讨论的内容。他们害怕自己的董事席位不保，迫不及待地以不道德的方式把我赶出了惠普公司。
　　　　这是一个考验人的时候。我在出席时任总统小布什的就职典礼时接到了惠普公司公关人员的电话，说第二天媒体将会在版面头条位置刊登惠普公司董事们最近一次开会的事情。我很快拨通了董事会的电话。后来，弗兰克告诉我，那个接电话的人说他之前从来没有碰到过我如此生气的样子。电话中，我告诉董事会成员媒体将要大肆渲染的事情。情况危急，我感觉我们的行为规范受到了侵犯，如果事情不能妥善解决，我不会继续担任董事长。“大家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我问道。电话那一头是长久的沉默。有个董事会成员提议全体都应该辞职，我可以委任我所信任的人继续担任董事。我坚信这个和我共事多年的人绝对是一个有原则、讲诚信的人，但我并没有走那条路。其实，我当时应该那样做的。
　　　　董事会成员一再否认他们当中有告密者。我咨询了外聘律师团队，要求他们和每个董事会成员进行面谈，希望每个人都能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当时其实已经知道谁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勇气承认，并重新挽回其他董事会成员的信任。当外聘律师在电话会议上向我汇报面谈结果时，我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那天，达沃斯当地时间凌晨12点30分，我在酒店的房间里，失望地发现参与那次电话会议泄密的几个董事既没有明确表态的意思，也没有出面澄清、挽回局势的打算。两个星期后，我被惠普公司解雇了。
　　　　事实上，我本可以阻止董事会对我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不愿意丧失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也不愿意让公司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因为内讧绝对会影响惠普公司在全球的发展。作为董事长，我对董事会商议的事情有优先投票权，包括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人选问题。但最后，我决定不行使这样的特权，没有对董事会针对我的解聘实施一票否决制。如果我使用了这种权利，可能再与董事会僵持几个月，最终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但是，我知道这样做不利于惠普公司的发展，整个董事会斗争不休，于公司无益，对我个人也未必有利。我想连我的同事也都没有想到，一些董事会成员竟然会把这类消息透露给媒体。一年后，这些董事会成员被全体解聘，这进一步证明了当时我的提议和行为完全正确。继续和董事会成员纠缠下去，会让惠普公司在本已脆弱的情况下元气大伤。所以，我没有进行任何争辩和解释，毅然接受了董事会解聘我的决定。
　　　　虽然我对自己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惠普公司有些失望，但离职后的我却感到一身轻松，我觉得自己更加自由了。从秘书到首席执行官，我在惠普公司工作了很多年，一刻不敢懈怠。离开后，我反而觉得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这种自由的感觉让我想起了自己从法学院辍学时的情景，我讨厌法学院，虽然我的父亲非常希望我们家能再出一名律师。我记得那天我在洗澡，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应该由我自己做主，我要用有限的人生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于是，我从浴室里出来，穿好衣服，下了楼，告诉父母，我不去法学院读书了。
　　　　虽然我很热爱我在惠普公司的工作，身为首席执行官，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但离职后，我反而感受到了长久以来难得的轻松自在。那几个月，我尽力休整自己，有时间也有条件感受自己的想法。我不想丧失这种自由的感觉，所以我接受了史蒂夫的建议，尽情想象自己未来更多的可能性。虽然不断收到社会各界想要聘用我加入他们公司或非营利机构董事会的邀请函，但我都一一拒绝了。我不想继续待在董事会里，也不想再做首席执行官了，这几年时间里，我都不想再当首席执行官了。我读过的季度报告已经够多了。
　　　　弗兰克和我很快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加州，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人认出我来，这让我有了更多的自省机会。夏威夷也一样，我和弗兰克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所到之处，总会有人过来，向我表达他们的支持。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但这也让我不免感到尴尬。
　　　　离开惠普公司后，我还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应该如何向公众解释我的经历。我的人生此时正面临着重要的转折，我也思考了很多。当我被迫离开惠普公司的时候，董事会曾要求我发表声明，表明我的离职是我和董事会共同商议的结果，我是在双方已经共同实现了既定的目标后离开惠普公司的。然而，我拒绝了这个要求。我可能犯过错误，也已经被辞退，但我不可能在谎言中度过余生。我从心底里相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会说明一切，人们终将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相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媒体报道沸沸扬扬，各种流言蜚语持续了好几个月。我没有接受任何访问，也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我知道，总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根据原本的日程安排，我将在2005年春天受邀参加多场演讲活动。离职后，我取消了一切的这类活动，但有一个活动我有些犹豫。我本来答应要在北卡罗来纳理工州立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致辞的。这是一所著名的美国传统黑人大学，我对这所学校的情况也比较熟悉。相比其他的高校，从北卡罗来纳理工州立大学毕业的非洲裔学生中，进入技术行业的人数更多，同时，从这里进入自然科学、数学和技术行业的非洲裔女性毕业生在数量上也具有明显的优势。惠普公司也曾多次前往这所学校招聘毕业生。
　　　　能受邀在北卡罗来纳理工州立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讲话，我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知道那里有很多学生一定是过五关斩六将才得以进入这个学校读书的。毕业后，他们还要面临各种挑战。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遇到过很多人，因为他们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克服了各种困难，所以比常人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我打电话给北卡罗来纳理工州立大学的相关工作人员，问他们是否还需要我过去做演讲。他们给了我肯定的回复。于是，我即刻着手撰写了一篇关于克服困难的演讲，希望能给毕业生们一些启示。
　　　　我觉得以幽默的开场白开始演讲是很可取的做法。这次演讲也不例外。我称呼北卡罗来纳理工州立大学的毕业生为“求职同行”。我告诉毕业生们，“在我离开惠普公司的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曾打电话给北卡罗来纳理工州立大学确认是否需要取消我的演讲。我从校长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完全不用’。他认为，此刻的我和各位毕业生的处境相同，因此有更充分的理由来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校长说得很对。”我说，“毕竟，我如今也需要到处发简历，还在上面写出了我的推荐人。我现在背着新的公文包，随时准备去面试，如果现在这里有招聘官，我上午11点钟就能去应聘。”
　　　　这是我第一次和毕业生们分享我的人生经历，我后来把这些故事写进了《勇敢抉择》＇1＇（Tough　Choices）一书里。我也谈到了我在从秘书起步的职业发展道路上所碰到的障碍。我告诉学生，我的上司曾把我当作只是用来摆在会议室里装点门面的“花瓶”。一次，我的男同事们正准备在会议室里接待一个难缠的客户，他们几个人都说我不敢参加，但后来我还是去了。我知道北卡罗来纳理工州立大学的学生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且跟很多人相比，我的故事根本不算什么，但我依然希望用我的经历来鼓励他们迎难而上，不断接受新的挑战。
　　　　“永远不要出卖你的灵魂。”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违背自己的本性和良心做事，不要委曲求全，不要放弃信仰，因为不论要面对怎样的结果，做自己永远比出卖自己的灵魂要好。
　　　　那一天，北卡罗来纳理工州立大学格林斯博罗体育馆内座无虚席。做好毕业演讲并不简单，毕业前夕，学生们往往忙着搞各种纪念活动和聚会，根本无心听演讲者说话。但那天，我在现场发现，所有的毕业生都在认真地听我演讲，我顿时感到安心了不少。接着，我说出了4个月来，我一直在找机会诉说的话。
　　　　“很多人都问我，在这个时候失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告诉毕业生，“实际上，我对自己选择的人生感到自豪，虽然我也曾经犯过错，但我从不遗憾。我曾料想过的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几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解雇，媒体对我紧咬不放，几个月来，我的个人生活也成了媒体追逐的新闻。但即使如此，又能怎样？我依然泰然自若，我还在这里。”
　　　　听到这番话，在场的所有毕业生都站了起来，掌声雷动，为我欢呼。我不敢自夸，我能得到这样的响应，并不在于我的故事有多么感人，我只是讲了一个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的情况，一个有可能激励所有人继续前进的故事——我以最纯洁的灵魂迎接这场猛烈的暴风雨。我们不仅要生存下去，更要奋起——无论外界对你下了怎样的结论，无论大众如何诋毁你，我们一定要从内心认同自己的正直和勤奋。
　　　　“我现在内心平静，我的灵魂纯洁无瑕。”我说，“这些话日后将写入我的书里。”我如果选择放弃自我，故事的结局可能大不相同。但我的脑海里时常闪过这样一句话：“你若丢了灵魂，得到全世界，对你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
　　　　***
　　　　在北卡罗来纳理工州立大学毕业典礼后不久，企鹅（Portfolio/Penguin）出版社的阿德里安·扎克赫姆就跟我联系了出书的事情。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把我的经历写成书。但是，我却对此十分犹豫。弗兰克和我正在享受难得的自在时光。我们在原来的房子附近又买了一套公寓。洛丽和特雷西都住在弗吉尼亚州，特雷西生了两个女儿——卡拉和摩根。我们的家人，女儿们、外孙女们真的都是我们快乐和自豪的源泉。
　　　　2005年夏季很快就要过去，我依然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接受扎克赫姆的出书邀请。在北卡罗来纳理工州立大学的演讲是我生平在公众场合谈论个人感受最多的一次演讲。我在其中倾注了很多的心血，看到反响不错，也感到非常开心。人们一直在问我，为何不写一本书把我的思想全部表达出来。说实话，我觉得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以非常冷静的心态回顾我在惠普公司的职业发展，就好像一个观众，在看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戏剧一样。如今，戏已经落幕。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回到剧场，再次体验其中的辉煌和人性的背叛。我好不容易才把自己抽离出来，难道还要回去吗？
　　　　直到2005年9月，我才真正下定决心要写一本书。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写一个大纲。我有条不紊地开始执笔，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了初稿。我想要写一本关于我如何看待商界的书，因而把重点放在了描述处在商界中的人身上。对我而言，是人的故事构成了整个商业的运作，人们在面对支持和挑战的时候，会有怎样的作为？商界的发展动向就是人们向往的远景和创造的未来，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对商界有着特殊的感情。我所写的大纲有点儿不太合适，与其说是我的回忆录，不如说更像是一本商业管理教材。扎克赫姆鼓励我从头开始，重新构思如何讲述我个人的故事。
　　　　我在商界的成就，是靠业绩打拼出来的，并不是靠动动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的。我低估了人们了解领导为人和风格的重要性。现在回想起来，我更加肯定了这一点。一个人的品质并不体现在他当下的某一个具体行为中，而在于他一生的所作所为。这些行为最终将堆积起来，形成这个人特有的经历。
　　　　在扎克赫姆说服我将这本书写成我个人的故事之后，我知道我必须得亲自动笔了。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希望我和他人合著。不过，最后我说服了他。写这本书对我而言很有挑战性，但写书过程本身却让我受益匪浅。我在硅谷家中的地下办公室里写作，透过房间的窗户，我能看到外面的橡树。我每天坚持写作10～12个小时。晚上，弗兰克会阅读我所写内容的打印稿。按照这种模式，我从2005年12月开始，其中改了三稿，最终于2006年3月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