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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在严肃的带有公务性质的场合，基本上听不到什么针对政府和共产党的批评性意见。　但在私下里，很多人却得意洋洋的说道：他们不过是人民公仆而已！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呢？他们不只是批评，而且表现出他们的愤怒与怨恨。贵州那个事件发生以后，很多人都说黑社会太可恶！可是，在私下里，同样的那些人，说的却是干群关系太紧张，说的是很多地方都象贵州那地方事发前一样密云不雨。　

　　说实话，我不能接受那三个笑话，也不能接受人们在听到那三个笑话的时候爽朗的笑声，更不能接受人们的表里不一和阳奉阴违。我相信当年的革命者的真诚，我也希望烈士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希望他们以生命的代价所换来的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的毛泽东，我心中的感情是复杂的。固然，人无完人，毛泽东也犯过错，并因其所拥有的巨大的权力带来了巨大的后果。但我不能相信关于他的许多负面描述和评论，我认为很多都是些诽谤，是些很片面的观点，显然夹杂着仇恨心理和让他成为很多非其本人所犯错误的替罪羊的意图。我对毛泽东怀有着深深的感情。我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更倾向于接受毛泽东这样一种非“贵贵”的政治理念，这也是我个人对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政治意义的唯一理解。

　　然而，有很多人认为我心理阴暗，说我痛恨政府，说我反对共产党，说我不爱自己的国家，甚至干脆骂我是卖国贼。事实上，恰恰相反的是：本人从不反对共产党，虽然没有入党，但在精神上，却是真正支持拥护共产主义的。当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都成为被误解的最严重的概念。当误解与爱同在的时候，爱其实并不真实存在，那不过可能是未来的恨。我跟那些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人不一样，我对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有着我自己的理解，我寻求那曾经存在于很多人心目中的原意。我认为共产主义是与“统治”这种词汇的含义剥离开来的，其势力应该与官僚主义完全背离，也应该作为*力量的一部分结合进一切国家的政治力量之中。

　　我认为：没有哪个政党是从来不犯错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证明，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知错必改、追求进步、不断完善的政党。不管是按照《联合国宪章》，还是按照中国宪法，我们都有权利批评一切政党，我们也有权利象台湾知识分子批评国民党一样的批评中国共产党。我们不造谣，我们依据事实。我们本着对国家、社会、民族和共产党负责的态度，怀着应有的诚实、道德、法律意识，尽量合理的提出、表明我们的合理的想法和合理的诉求。我们的批评，也有利于社会的改良与政党的完善进步。我们正是通过我们的权利的履行来爱我们的共产党，爱我们的国家的。

　　对于“打是亲，骂是爱”的教育理念，我是深信不疑，贯彻到底的。我象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爱共产党，我想要通过批评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想要通过批判让他知错就改。我批评他们的欲望，就象自己没有针对我父亲的吸烟的恶习进行批评的悔恨一样大。或许我批评的方式、方法还有些欠妥当，还带着些偏激和冲动，但我总是怀有着促进社会和政党自我进步的良好愿望。

　　我爱我的国家，如果我在感情上不能归属于自己的国家，我将发现自己无处可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犹太人在流浪了几千年以后，也还是要重新建设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我的热诚只能归属于自己的国家。如果没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比现在更好。在丧失了自己的国家以后，印尼、日本、美国，都不会是我们能够赖以安身的国家。如果中国人丧失了祖国，流浪在世界，那绝对不会是一种美好的未来图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之处。但几十年来，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完全改变了国势衰微、民生凋敝的旧中国景象，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九年制国家免费提供的义务教育。对比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还不能说是强盛、繁荣，但至少社会稳定，生活安定。许多光辉的成就也为世界所瞩目。可以说：国家几十年来的进步，与批评性的意见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有所不满，有对错误的公开承认，有着毫无羞愧的面对民众的勇气，有了不容许一部分人败坏国家的决心，有了反*的制度建设和完善，有了更高的要求，然后，才有了进步。

　　我的一个同事，看到年轻人在大街上飞车，就唾沫横飞的骂。大家都说他多事，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他是在为大家好，也是在为那些飞车的年轻人好。而我的那个同事，对于很多看不惯的官场现象与相关于国家政策的事件和评论，却保持了他一贯讳莫如深的常态，而在他突破常态的时候，又是一个劲头的站出来维护谎言。

　　我指出他的不对。他却说自己是在拥护中国共产党。我说：你这么拥护中国共产党，你干吗不入党？他却语重心长的劝告我：年轻人，说话要小心，大家都不是哑巴，都能说话，但说话的权利，却不一定有。我是从历史里走过来的，别人因此吃小亏吃大亏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情况，我见的多了。我说：我知道了。你不是在拥护中国共产党，你拥护的，不过是你自己。要是大家都象你一样，对于*现象麻木不仁，*现象就只能是越发严重，而你所谓的拥护，不过是自私而已。

　　关于言论，我喜欢两句格言。

　　一、1755年3月，Patric　Henry在Continental　Conference上发表讲演，最后说：　“I　know　not　what　course　others　may　take；　but　as　for　me；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中文译文是：“我不知道别人将如何行事，但对于我来说，不自由，毋宁死！”

　　二、范文正《灵鸟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文正在《灵鸟赋》中也说：“知我者谓吉之先，　不知我者谓凶之类。”　我不责怪别人对我的误解。我明白我享有言论的自由，也享有直言谏诤的自由。在中国古代举天下之力以奉一人的黑暗时代里，尚且要由国家财政供养大量的言官专事谏诤，何况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来自官方内部的和民间的批评性的声音，对于这个国家，永远是重要的。我有权利厌恶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同时我希望被批评的对象明白的是：道吾好者是吾贼；道吾恶者是吾师。我希望大家理解的事实是：我爱我的国家！我爱共产党！

　　桑塔亚那说过："；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在保留我们的*记忆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解放前黑暗历史的记忆是不是也应该保留呢？我对共产主义，永远怀抱希望。我心中始终明白的是：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到其最终灭亡都是、也将是充斥了并还将创造无数人间罪恶的。资本主义从来就与真正的*概念不能相融。所谓三权分立往往不过是三权分利而已，所谓舆论监督不过是愚乐民众而已。在现实社会，所谓*、所谓权力制衡、所谓舆论监督，它们的作用都与其曾经存在于一些人心中的初衷相背离。选票政治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如舆论不能成为民众的喉舌。西方*制度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健全和完善。*过包括爱因斯坦、弗朗克这样的物理学家，哈伯尔、瓦尔堡这样的化学家在内的许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屠杀了至少500万以上的犹太人，80万吉卜赛人，200万以上的波兰人，600万的苏联战俘和平民的希特勒纳粹政权和以核武器屠杀了近三十万日本平民、每隔一段时间就为本国经济利益而发动一场自我定义为寻求正义的战争、一直疯狂于热衷于掠夺他国的美国政府、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参与了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法国政府、发生了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惨剧的卢旺达的政府都是民选政权，都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我想象不出还能有什么样的罪恶能够盖过这些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甚至所谓*国家的真正令人恐怖的罪行。而毛泽东时代，不能说是一个专制时代。只能说是一个“踏官僚机器，斥资产阶级”的平民利益至上的时代。虽然有着利用人民创造历史、在所谓人*动中运动人民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民众利益应该被重视的许多方面抬高人民却正是毛泽东得人心的根本缘故。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举国哀悼，大多数的人们都是很真诚的！他们很真诚，我理解他们那一种真诚，那是一种不容歪曲和亵渎的真诚的感激。我心中对共产党的热爱，诚如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共产党的热爱。我对共产党没有误解，因为我心中的共产党还保留着共产党原本应有的价值与形象。我从来就不反对、也不批评真正的共产党，我所反对和批评的，只是变异的共产党、奉行官僚主义的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理想阳奉阴违在实际作为中假痴不癫已经走在了南辕北辙的道路上的共产党和披着共产主义羊皮的狼。　。。

其实改革谬论整个就是一破窗谬论
1998年南方大水，有学者曾撰文，依照破窗谬论分析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将会因此而加速，后来2008年南方雪灾、洪灾、四川地震，还有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不知道有无学者站出来利用破窗谬论显示这种流氓理论为一切坏事说好话的诡辩本质。

　　其实破窗谬论就是在本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你以后可以省下买鞋的钱了，坏消息是你以后不用买鞋了。”的时候，只告诉你以后可以省下买鞋的钱了。而你迟早发现你已经不幸被截肢了。其实破窗谬论就是告诉你那个好消息，却隐瞒了那个坏消息。其实破窗谬论就是能将坏事说成好事，说的头头是道，但实际坏事还是坏事的那么一种流氓理论。破窗谬论作为流氓理论，一是具有欺骗性，二是具有流氓性质。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赚到了什么？数万亿持续贬值并可能在某日忽然灰飞烟灭的美元资产。我们奉献了什么？源源不断的输送了三十年的以环境污染和资源流失为代价的建立在因缘于汇率比值的美元购买力最大化基础之上的价值数万亿美元的物质资源、工业产品、高技术性或低技术性劳动和服务。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大多数人似乎已经改善的生活水平，也带来了建立在权力和以不法手段获取的财富基础上的更少人极尽奢华的富贵生活，带来了事实上只是属于大多数穷人的更坏的恶劣的生活环境。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得到了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好不容易搞了场成功的革命，赶跑了且抢且骗的帝国主义、消灭了官僚阶级和资产阶级，消除了两极分化，可是现在呢？他们又都回来了，又都复活了，又两极分化了。

　　在破窗谬论等流氓理论的掩护下，一切荒唐的政策都可以是对的，哪怕已经引起了最大数量的人们的不满和不快，同样，一切政策完全可以朝令夕改。可以一会说政府大院标志着地方形象，拆了旧屋建新屋，大搞特搞，铺张浪费，极尽奢华。一会说政府大院意味着一个地区领导干部艰苦奋斗的作风，又拆了新屋，建革命特色的砖瓦房。可以一会说节制生育是好的，得降低人口质量，提高人口素质，得通过降低人口质量来提高人口素质，让大伙都不得不节制生育，可这政策这么好，如此利国利民利于民族，实行的时候对于少数民族为什么要打折扣？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实行？当然也可能一会又说多多生育是好的，说什么消费需求就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消费需求，得多多制造消费需求，说什么人口都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越充足，经济发展越快，于是又开始鼓励生育。也可一会种粮得交税，一会种粮可补款。更可一会房屋上山，一会退耕还林。为了制造所谓GDP，甚至不惜将同样的一段道路修了挖挖了修五次三番的折腾，甚至将同处景观拆了建见了拆翻来覆去的捣腾。这些荒唐行为怪异现象的发生都非常的适合破窗谬论这一类流氓理论的诡辩性解释。官员出于政绩目的，出于个人私利，去做一些违背常理常识的事情，还要做的胸怀坦荡光明正大光荣伟大，就需要这么一种流氓理论。　

　　爸爸妈妈们吃着使用不合格饲料喂养、生长过程中注射了大量的激素和毒药的猪鸭鸡狗的肉，宝宝们喝着含有三聚氰胺的牛奶，爷爷奶奶们临终之际还在下咽着有毒大米熬好的米饭粥、注射着实际不合格但经检验合格的刚好致命的药水，呵呵，似乎生活水平还真提高了，又想说说感谢改革开放的老话了，可是，你感谢它什么？

请时寒冰认真反思1959年悲剧，提防粮荒的发生
请时寒冰认真反思1959年悲剧，提防粮荒的发生　

　　
　　近日，读到时寒冰先生《谁知百姓苦》一文，深为感动。

　　文中通过时寒冰先生亲历了1959年信阳事件的父母的叙述所谈到的1959年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可悲的人为悲剧，是那三年间全国性存在微小地区时间差异的此起彼伏的粮食灾难事件中人祸因素较为突出的一件。

　　为什么悲剧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在1979年被*昭雪？为什么悲剧事件的直接责任人至今不被追究责任甚而反被赞誉？为什么当年当地的老百姓宁可吃人也不造反？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其中的原因。

　　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与当年事件直接责任人一丘之貉的部分官僚在*后又重新占据了权力舞台，才能合理的解释这两种情况的发生：一、悲剧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吴芝圃在1979年被*昭雪。二、悲剧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吴芝圃至今不被追究责任甚而反被赞誉。

　　从时寒冰先生母亲所讲的话看来，事件完全是发生在毛主席不知情的情况下。而且在毛主席获知实情以后，就派人对此进行了调查。当年毛主席受全国老百姓的深深爱戴和信任，也正是出于对于毛主席的爱戴和信任，当年当地的老百姓宁可吃人也不造反。

　　（逻辑与事实就是如此之简单：大跃进期间，吴芝圃在中央的庇护者、保护伞在全国掀起“五风”。吴芝圃在河南追随他的庇护者大搞浮夸风共产风，终于引起信阳事件的悲剧。官僚分子的行为破坏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跃进结束后，吴芝圃在中央的庇护者又从极左跳到极右，大反三面红旗，要搞包产到户，这才引起毛主席的警觉。在毛主席晚年发动群众运动、让群众利用四大监督官僚后，悲剧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吴芝圃终于被人民群众批判、清算。在毛主席死后，吴芝圃的保护伞、庇护者又重获大权，他们大搞非毛化运动，为吴芝圃*，并让毛主席替他们背黑锅。改革开放后，官僚分子们又施展故伎，先是他们破坏败坏国企，然后再彻底反对国企，将国企私有化，与美国全面接轨。）

　　
　　关于信阳事件和类似事件，责任划分的问题非常的重要。不能简单归咎于毛主席，更不能像某些人所作为的一样，将大部分甚或全部责任简单的推给毛主席。

　　首先，我们应该在分析直接责任人导致悲剧发生的行为背后之利益驱动力的前提下认识整个事件的发生原因。（浮夸风是中央哪些人制造鼓动起来的？毛泽东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浮夸风对于地方当权者有没有好处？有。可以提高其政绩，其政治声望，其在上级领导心目中的政治形象。高征购对于地方当权者有没有好处？有。可提高其所实际支配的财政实力，也可依赖这一财政实力提高其政绩或以个人所想当然为正确的方式谋取上级领导信任等的个人私利。而最终导致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浮夸风和高征购这两个环环相扣的政治手段。地方当权者出于利益驱动而着力推动了浮夸风和高征购。

　　被饿死的老百姓，并非因为当地没有粮食而饿死，而是因为粮食都被官僚支配，自己根本吃不到而饿死。此处粮满仓，此处饿死人。还有比这更为惨烈的人间悲剧吗？为了达到一己私利，而将粮食与需要粮食的人们残酷的分离开来，剥夺生产粮食的人们食用粮食的权利，是事件直接责任人最大的罪恶。

　　正是党内一些权力投机分子和*分子的存在，败坏了党风，破坏了党纪，毁掉了党的光辉形象和群众基础。这样一种党内权力投机分子和*分子*灭党的作为，在1959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也正是他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和其他地区的类似事件。

　　事实上，这样一些党内投机分子和*分子，不但存在于1959年以前，也存在于1959年以后。这些人贯穿于整个党史之中，有的成为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