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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死亡之谜-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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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戴笠有意提高了毛人凤的地位，将军统局的许多具体的工作交给毛人凤代为负责，以此来抵消唐纵的影响。唐纵兼任军统局的帮办，这是蒋介石的意见，戴笠当然不好拒绝，他只好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这就是切实加强军统局代理主任毛人凤的权力，把自己管不过来的工作逐步移交给毛人凤去领导。在他自己离开重庆期间，也由毛人凤代他向蒋介石转报情报和汇报工作。这样的时间长了，毛人凤自然就成了军统局的内当家。唐纵成了被架空的领导，帮办也是帮而不办。唐纵心里明白这是戴笠的主意，但表面上不敢过分与之争锋，只是暗中掌握军统局的动向，并随时向蒋介石密报。与此同时，戴笠对军统内部进行了肃整，以防树大招风惹火烧身。其实，军统十周年的“四？一”大会后，戴笠自己也感觉到军统的团体太庞大了，团体的秘密常常泄露无遗，军统内部的骄傲和懒惰的坏作风所带来的潜在危机日见深刻。为了整顿纪律和作风，戴笠加强了内部的管理和约束，甚至采用了发现办公时间有三次不到的即站木笼子的规定。弄得军统局的特务们个个提心吊胆。对于军统其它方面的矛盾戴笠也采取退避三舍的做法，防止矛盾激化尽量不去触怒蒋介石。
同时，戴笠还对自己的家族的行为进行了约束，以防被别人作为攻击的口实。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日本军队攻陷了衢州和江山县后，用飞机炸毁了戴笠家的老屋和戴笠母亲经常去参拜的关帝庙。戴笠母亲因失去家院和烧香拜佛的地方后，心情极为悲伤。当时驻防江山的国民党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闻讯后拿出三万元现金以供戴家筑房和修庙之用。戴笠听说后，力劝母亲退出那三万元钱，并由自己出资修建了自家的房子和关帝庙。戴笠在处理此事时，得知自己的儿子戴藏宜收留散兵游勇私建自卫团，并自任自卫团团长。戴笠当时吃惊不小，立刻命令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予以制止，迫使戴藏宜交出了自卫团。戴笠清楚自己儿子尽管搞的是民间武装，但私建武装是极容易受人话柄的，到时毁了儿子不说，还将殃及他戴笠自己。
可见，戴笠此时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不过，此时还有一件事使戴笠惊出了一身冷汗。
自从淞沪抗战失利后，属于戴笠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全数撤到了安徽境内。一段时间后，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争名夺利，矛盾重重，互相攻讦，官司一直打到了蒋介石那里。当时因抗战形势吃紧，蒋介石在精力上顾不上，加上时值用人之际，蒋介石对戴笠训斥了几句后就让戴自己来处理此事。戴笠受命后亲赴东南地区进行协调整顿，才使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的矛盾有了缓解，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多次默契地袭击了新四军部队，为此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但是，忠义救国军本是一批乌合之众，又占据着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交通前沿地带，他们在苏、浙、皖三省与敌占区毗邻的地界上设立关卡，强征暴敛，走私贩卖。忠义救国军的行为，使得与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队的矛盾再度紧张了起来。迫使一直沉默的顾祝同向蒋介石奏了一本，说忠义救国军不服从指挥，抗敌不力扰民有余，是十足的一群土匪。要是过去，蒋介石也不一定会把这当一回事，批转给戴笠处理也就了事。可当他对戴笠有了戒备之心后，也就对这类事采取有所偏向的方式来处理了。蒋介石接到顾祝同的报告后，仍然批转给了戴笠，但在批示中明确写有“为维护战区军令统一，取消忠义救国军编制”。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如次批示后，显然感觉到这批示里充满着怒气。蒋介石的这一手使戴笠浑身都有了冷汗。戴笠明白蒋介石的这次发怒与上次训斥忠义救国军不同，上次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这次是借题发挥另有企图。假如他此次对这事处理不当，那么经过苦心发展起来的这支特务武装要毁于一旦，而且戴笠他自己也会受其牵累。于是，戴笠经过反复考虑，向蒋介石呈送了三条意见：
一是，调整忠义救国军最高指挥人员。周围龙调任军统别动军的总司令，忠义救国军总指挥由胡宗南推荐的马志超担任。马志超是黄埔一期生，西安事变前是军统陕西站站长兼西安市警察局局长。由于他在西安事变中贪生怕死，事变结束后被戴笠贬到兰州市任警察局长，后因钻营不得志到胡宗南的手下做了位师长。在戴笠向胡宗南征求对忠义救国军最高指挥人员的人选时，胡宗南推荐了马志超。戴笠对马志超的品行和才能素来瞧不起，但考虑到是胡宗南推荐，加上马志超是黄埔一期生容易被蒋介石接受，也就接受了胡宗南的推荐。
二是，就是前面已经写到过的，戴笠在得到梅乐斯的支持后，在安徽省歙县雄村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特训班，分期分批整训忠义救国军的所有官兵。训练结束后，忠义救国军一律装备美式武器，并准备用于配合美国海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因为，戴笠深知这时的蒋介石迫切希望美国军队能在中国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既然美国人都重视忠义救国军这支特务武装，那么蒋介石就不可能不对原来的决定予以重新考虑。
三是，尽管第三战区因忠义救国军的关系，数次到蒋介石面前告状，早已使戴笠对顾祝同等人心存芥蒂，但戴笠还是决定到第三战区与顾祝同等将领进行面谈，再次协调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的关系，并严厉整肃忠义救国军的作风和纪律。
戴笠为挽救忠义救国军这支特务武装可谓用心到家，不过他的心事没有白费，蒋介石很快批准了戴笠的意见，忠义救国军得以保留了。
戴笠终于喘了口气，可他对连续发生在军统身上的事件进行反思后，觉得自己仅仅当一个特务的头目，很容易会被蒋介石以某种借口加以铲除，惟有向军界发展才能在政治上增加保险系数。为此，戴笠通过梅乐斯加紧了与美国海军的合作，他想通过这种合作以增加美国海军对他本人的好感，以此让美国人来支持他向中国海军界发展。由于有了戴笠与美国海军的良好合作，加上梅乐斯在美国国内为戴笠进行宣传，为此在埃及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会见戴笠也就理所当然了。但罗斯福的提议，使蒋介石感到了戴笠的力量正在迅速地变强，而且这迅速变强的力量很有可能被像美国这样的国际强国染指。对此，蒋介石内心里有了不安，如果真的戴笠的组织被美国人控制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就在这时，一个企图推翻蒋介石领导地位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而及时发现这阴谋的正是戴笠。蒋介石为此暂时隐藏起了对戴笠的不安和警觉。
那么这起企图推翻“领袖”领导地位的案件是怎么回事呢？
第十一章
先说陈诚这个人。
在国民党内部众多的派系中，除黄埔系以及宋子文和何应钦各自为核心形成的小圈子没有受到戴笠的打击外，其他的派系均与戴笠处于对立状态。不过有一个人一直使戴笠不敢贸然下手，这就是陈诚集团的代表陈诚。
陈诚是浙江青田人，早年保定军校毕业后随邓演达到广东参加革命，不久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抗日战争开始后，陈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其后在军界政界的地位稳步上升。蒋介石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数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和使用，这在国民党内找不出第二个人。当时在国内和国际，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正由于陈诚倍受蒋介石的宠爱，加上其本人权重一时和手握军力雄厚，还有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比较起来较为廉洁踏实，戴笠长期以来难有找到攻击陈诚的口实。尽管如此，戴笠仍始终把陈诚作为自己的对手和政敌来看待。
戴笠与陈诚本不应该有冲突，他们俩人间的不和，完全是政治上的野心造成的。陈诚小戴笠一岁，但发迹却要比戴笠早得多。当戴笠还在黄埔军校初混时，陈诚已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了。一九三一年初，戴笠刚到蒋介石身边搜集情报时，陈诚又已升为第十八军军长，而且已是蒋介石手下的主力战将了。陈诚早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更因为他性格刚直、高傲冷峻和才干过人，因而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有着他自己独特的行事作风。陈诚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以外，加上其妻谭祥的干娘宋美龄作为后盾，他对国民党内许多高官均看不上眼。陈诚认为何应钦是没有用的“烂好人”，始终不与其合作。他有时也痛恨白崇禧，讥讽白只会处处玩小聪明。不过，在陈诚眼里最看不起的是胡宗南。他认为胡宗南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是靠机缘而得志。还有那个汤恩伯，陈诚觉得此人专与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汤所带的部队军纪涣散，以致日本军队来进攻时官兵毫无斗志，一触即溃。至于对戴笠此人，陈诚认为戴常以盯梢和窃听等手段取宠于蒋介石更是小人之做法。应该说，陈诚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重要人物有自己的看法也属正常，但站在他对立面的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和汤恩伯与戴笠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原来对陈诚并无恶意的戴笠，对陈诚自然而然地冷落了起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俩人站到了对立面上。就陈诚来说，以他的资历、地位、才干以及与蒋介石的关系，他当然不会把戴笠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戴笠是军统局的头而对戴笠逢迎巴结。
如果抛开政治立场不论，陈诚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较有正义感的军人，因而他素来看不起戴笠的那种常常使人感到痛恶的特工活动。为此，陈诚历来不肯对戴笠军统局的工作给予合作，他甚至在自己管辖的系统内自建特工组织，目的就是要防范戴笠军统局的人渗透和打入进来。这种敢于自建独立于戴笠军统局之外的特工组织，在国民党的军队中除张学良和胡宗南外，陈诚是第三人。但张学良和胡宗南的做法是得到戴笠默许的，并与戴笠的军统局都有很好的合作，而陈诚手下的特工系统完全是独树一帜，根本就不容许戴笠的军统局插手和顾问。这自然使戴笠有了怨气，但又无可奈何。这并不是戴笠没有办法对付，而是此时政治上极度敏感的戴笠已看出，陈诚是最有希望在蒋介石之后取而代之的。所以，戴笠不愿在这件事上与陈诚公开闹僵。这从表面上看戴笠是在为自己的后路在考虑，其实他是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发展窥测方向，因为在许多时候他也想作蒋介石身后的第一人。为此，戴笠觉得陈诚显然对他的政治前途是最不利的，是他政治上的最大阻力和障碍。对这，陈诚也已感觉到，但他仍然没有把戴笠放在眼里。可戴笠是有耐心的，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他知道自己不是陈诚的对手，因而他从不与陈诚作正面交锋。戴笠采取的是以静制动的手法，像头有经验的老狼在暗处等待着捕获猎物的时机。
戴笠的策略是成功的，终于在一九四三年的冬天等到了一个几乎可以置陈诚于死地的机会。
这事起缘于抗日战争的初期。
一九三九年十月，陈诚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长官部设在湖北鄂西重镇恩施，任务是防止日军在占领武汉三镇以后进一步向湘西和川东逼近，因而陈诚有保卫刚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的重任。此时，由于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的悲观情绪十分严重。特别是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亲日分子的公然投敌，更使国民党内的许多人对抗日战争的最后结果失去了信心。出于对抗战前途的忧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批青年军官认为，中国所以在抗日战事中一败再败，主要是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官僚和亲日降日的军政大员把蒋介石给包围了，使蒋介石的英明主张不能贯彻始终。他们觉得，倘若要使中国有救，必须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把蒋介石身边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让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材进入高层，辅佐蒋介石领导抗战和治理国家。这批青年军官，把陈诚作为理想的辅佐蒋介石的优秀人材，并且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为“清君侧”计划。不过，这些青年军官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还不足以成大事。于是，他们一方面利用部分青年军官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的机会，进一步在陆军大学中寻找知音以扩大自己的力量。此外，他们积极与帮助中国军队训练的美国军官进行联系，以求得到国际力量的支持。
不过，这“清君侧计划”很快被军统局侦获，并将有关材料送到了戴笠的手上。无疑这是份非常重要的情报，就是撇开戴笠与陈诚之间私人恩怨不说，这份“清君侧计划”也是起非常重大的案件。但是，戴笠并没有马上组织人员进行追查，而是经过缜密的考虑后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只是由军统局的特检处加强了对第六战区长官部以及在陆军大学深造的那批青年军官的监视，以便获取更多的证据。虽然，军统局里清楚戴笠与陈诚之间恩怨的人再三催促戴笠及早下手，但戴笠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其一，军统局对这批人的军事行动计划没有完整掌握，难以对其性质作出正确的判断；其二，参与“清君侧计划”的中坚分子只是些参谋幕僚人员，并不是具体带兵的军官，而且主要矛头又不是指向蒋介石；其三，尚不清楚陈诚是否牵连在内，在没有抓住陈诚的把柄之前出击，反而会给陈诚以脱身之机最终功亏一篑。尽管军统局的监视活动一刻也没有停，并且“清君侧计划”的密谋活动仍在紧张的策划之中，但由于这些年青军官组织工作做得相当的严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统局没有搞到更多的情报和证据。然而戴笠也不急躁，他知道对这起案件是必须要有耐心和时间的。
果然，戴笠的耐心，最终让他等来了时机。
一九四三年二月，蒋介石命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由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出任后，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带了一大批人员到云南楚雄组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这样，原来一些策划“清君侧计划”的青年军官渗透进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而且在这里继续进行计划和组织实施行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年青的军官们已经拟就了“清君侧计划”的组织章程和行动计划，并决定把行动时间定在一九四三十二月十二日，这天刚好是“西安事变”七周年的纪念日。就在这些青年军官紧锣密鼓地进行秘密筹划时，他们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原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地处鄂西的偏僻之处，加上交通又相当的不便利，军统局的势力很难涉及到。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距昆明只有百来公里的地，而云南又是戴笠的军统局苦心经营多年的地方，不但人员集中而且势力也雄厚，况且军统局对策划“清君侧计划”的青年军官早就有监视，所以军统局云南站很快就把这些青年军官制定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和时间搞到手了。而且，这次军统局云南站查清了“清君侧计划”制定者中有一位是陈诚的亲戚。这时，戴笠觉得打击陈诚的时机成熟了：一方面他当时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的联盟已经形成，自己的实力已大大增强；另一方面距离这批青年军人实施“清君侧计划”的时间越来越近，如果不在这之前先下手，说不定会遗患无穷。
于是，戴笠带着该案的全部材料，亲自向蒋介石面报。虽然，“清君侧计划”矛头不是直接指向蒋介石，但在他内心里“西安事变”的阴影仍旧难以挥去，特别是对陈诚的部下会有如此的举动感到吃惊。蒋介石很快批准了戴笠的行动计划，并亲自给陈诚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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