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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参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
　　［64］　Kuhn，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6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6］　在John　Fowles？蒺　novel，The　French　Lieutenant？蒺s　Woman　（Boston：Little，Brown，1969）中可以发现一种描述在普遍接受马克思和达尔文思想之前的理性氛围，并由此来说明我们现在受这种思想影响的程度的有趣尝试。
　　［67］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Boston：Beacon，1944，1940）。
　　［68］本德讨论了马克思和达尔文的这种关系，以及普列汉诺夫试图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并强调他自己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质的问题。见本德等人的Betrayal，110~113页。
　　［69］《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第二批材料的序言》，载《人民日报》，1955…05…24。
　　［70］　Marx在“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1844）的开篇几页上，论述了费尔巴哈对德国哲学的积极贡献。有关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看成对费尔巴哈超越的观点，可在Thesis　on　Feuerbach和The　German　Ideology的第一部分中找到。可在Shlomo　Avineri的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一书找到对这种关系的变化进行的有效分析（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年版），8~12、66~74页。
　　［71］在马克思的论断中看到某种特别的“决定论”痕迹，这是可能的。但我仍赞成Andrew　Walder那具有说服力的主张，见Marxism，Maoism　and　Social　Change一文，载《近代中国》3：1和2，（1977年，1月和4月），101~118、125~160页。他把马克思著作中的唯意志论和决定论看成是辩证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假如认为二者是孤立或分离的，并用其中一方面作为马克思（或毛泽东）思想的特征，那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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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29）
［72］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01页。
　　［73］　同上书，311页。
　　［74］　同上书，302~303页。
　　［75］《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载《人民日报》，1956…12…29。
　　［76］《列宁主义万岁》，载《人民日报》，1960…04…20。参看《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载《人民日报》1963…06…17。
　　［77］《关于印发“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等三篇文章的批示》（1959年7月29日）。
　　［7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9］《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1957年11月18日）。
　　［80］《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1958年5月8日。
　　［81］参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1958年5月20日。
　　［82］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2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在研究中，我们将会回顾这个文献，因为，毛泽东自己也把这个文献看作是第一次试图在解放初对中国所采用的苏联发展模式作出合乎本国情况的选择。例如，见《在成都会议上的谈话》，1958年3月10日。
　　［8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20~322页。
　　［84］　参见上书，320~322页。
　　［85］　Bernstein有关马克思立场的讨论是有益的，见Praxis　and　Action第75页脚注。
　　［86］　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23页。
　　［87］　同上书，323页。在此，毛泽东把生气勃勃的共产主义运动与陈旧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
　　［88］　引自Paul　Foulquié，La　dialectique。在Kant的Idea　of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Viewpoint中可以找到他做的区分。库特？辛格讨论了康德在提到“物质的”冲突和“精神的”冲突之间的差异时所作的这种区分。物质性的冲突是从两个客体不能同时占有一个相同空间的物理事实中产生的；而精神性的冲突都是从活动着的人的对立的目的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见The　Idea　of　Conflict（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49），。
　　［89］《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19页。
　　［9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8卷，5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1］参见《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0日），参看《在汉口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4月6日）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似应为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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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30）
［92］　参见《在八大三次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1958年5月17日）。（似应为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
　　［93］《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2年8月6日。
　　［94］《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参见《论辩证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在视察期间与地方负责同志的谈话》（1971年8~9月）。
　　［95］参见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5页。
　　［96］　参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载《人民日报》，1956…04…05。
　　［97］　参见《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0日。
　　［98］　谈阪田的文章（1964年8月24日）。参见第二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见［美］斯诺：《漫长的革命》，195~222页。
　　［99］　Donald　，“The　Chinese　View　of　Alienation”，载China　Quarterly，59期（1974）580~583页。参看Starr，“Mao’s　Self…Image　as　a　Marxist　Thinker，”，载Modern　China3∶　4（1977年）以及“Marxism　and　the　Political　Legacy　of　Mao　Tse…tung”，载International　Journal（1976—1977年冬），128~155页。
　　

论知与行（1）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1＇
　　在抗大的一系列讲演中，毛泽东在阐述矛盾问题的同时，还就认识论问题做过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2＇，在这个讲演中，他提出一种显然是辩证的认识论，这个讲演在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前做过些许修订。在本章，我们将开始研究毛泽东对观念的来源和发展———认识的过程———的阐述，特别要考察一下他对这一过程的辩证性质所作的描述。本章的后面部分，我将探讨他有关观念须接受检验的论述，以及他区别观念并对其作出评价所依据的各种标准。这样做以后，就有可能重新探讨前面一章结束时遇到的悖论：在一个认为思想观念都来源于实践的认识论体系中，某些思想———矛盾是普遍的、永恒的思想———怎么可以具有不受时间约束的有效性。
　　认识过程
　　在前一章里，我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那里，毛泽东认为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3＇两年后，他重新谈到这一观点，并在阐明自己的观点时，谈到了他在认识和行动之间发现的内在联系：“恩格斯讲到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改造，还要做工作。”＇4＇毛泽东在讨论认识论问题时，回过头阐明了认识和改造之间的辩证关系。
　　说毛泽东的认识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至少有两个根据。第一个根据，如我们在前一章里看到的，毛泽东在谈到矛盾的普遍性时，认为思想领域与社会、自然领域一样，都充满着矛盾。［5］第二个根据，他在对认识过程本身的描述中，运用辩证法的语言说明认识过程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他认为这一运动具有“突变”或“飞跃”的特征，这种特征带来质变，从而也说明，后一阶段在性质上是综合的，发展至这一阶段的运动是前一阶段的对立面冲突的结果。在1937年的文章中，他描述的这个认识过程，包括三个阶段———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革命实践，第三个阶段会重新产生第一个阶段，从而使这一过程像毛泽东所理解的辩证法本身一样，成为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运动。
　　如果以为在认识过程这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中，哪一个阶段比其他阶段更重要，那是不正确的。但是，毛泽东确实更注意感性认识阶段而不是其他两个阶段，这种重视与其说是一种解释方式，不如说是一种规劝，而这大概是由于毛泽东经常看到他的同事们忽视这个阶段的缘故。在1930年，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6＇感性认识作为认识过程第一阶段的产物，是观察者与现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讨论感性认识阶段时，毛泽东一再强调观察者与被观察现象之间直接接触的必要性。＇7＇在他早期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过下面这样的观点：“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8＇。在同篇文章的后面，他用类比的方式来表达只有直接观察得到的认识才是可靠的观点：“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9＇他说，假如停下马观花，那效果就大不一样；然而，如果人们真的想要看清花，惟一成功的办法就是下马来直接地观察花。［10］这种“下到”基层去观察情况，跟人民群众交谈，了解他们的意见，从而形成有关形势的感性认识的主张，是毛泽东经常强调的。［11］他所发的指示就是以他自己的广泛调查研究的经验为基础的。*他在1936年指出，哲学并不是大学专家的产物，“哲学产生于山沟”［12］。按毛泽东的说法，在观察过程中，现象和观察者并不处在对立或矛盾之中，尽管现象本身具有内在的矛盾或冲突。事实上，如我们在前面一章里看到的那样，在感性认识阶段，观察的过程就是在所要认识的现象中寻找冲突或矛盾的过程。虽然，毛泽东也承认，每一个个别的观察者都直接经历他需要认识的一切现象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论证说，有时我们所依赖的间接知识归根溯源产生于直接的观察：“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13］。毛泽东在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的观点时，掩盖了观察者之间主观上的差异性和相互交流这样一些重要问题。我们在考察他所提出的检验何种思想是正确思想时，还会再遇到这个问题。不过，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清楚的：一个观察者对所要认识的现象具有愈多的直接经验，其直接经验愈广泛，那么，他得到的感性认识就愈可靠。“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14］
　　

论知与行（2）
*　在我们能见到的文章和讲话中，相对来说，毛泽东很少谈及他自己，但是，他确实强调自己过去在党内进行调查研究的经验。我们已经提到两篇他过去的文章，其中都谈到这种经验。后来，在《论十大关系》、《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64年3月）和《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里面，他也提及这一点。1955年他说到他已广泛阅读了有关地方情况的材料，见《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的讲话》。那年年底，地方情况的一些报告加上他的按语出版了一个集子，以此来证明他的主张的正确性，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在“大跃进”期间，他曾受到某些了解中国农村生活现实的人的指责，但此时中国新闻机构发表了20多篇他参观合作社、人民公社、学校、矿山、工厂和商店的报道。这可以证明他在1965年对他的党内同事所说的话的正确性。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他在1958年参观时所作的报道，可寻找下列索引：《在视察抚顺时的指示》（1958年2月）、《在视察沈阳郊区时的指示》（1958年2月13日）、《在视察四川省时的指示》（1958年3月）、《视察四川省的农业合作社》（195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报》（1958年5月1日）、《与河北省徐水县合作社社员和党委书记的谈话》（1958年8月4日）、《在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6日）、《视察山东农村时谈话摘录》（1958年8月9日）、《在视察新立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10日）、《在参观新产品和工业技术展览会时的指示》（1958年8月11~12日）、《在视察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时发出的指示》（1958年8月13日）、《在视察北京西南郊农业合作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14日）、《在视察安徽、湖北和江苏时的指示》（1958年9月）、《视察武汉大学时所作的指示》（1958年9月12月）、《视察期间在武汉对妇女的讲话》（1958年9月14日）、《在安徽视察期间的指示》（1958年9月16~20日）、《巡视期间的言论》（1958年9月29日）和《在视察东栎人民公社时的指示》（1959年4月13日）。
　　毛泽东对感觉过程的叙述，使他成了一个彻底的经验论者，至少在认识过程的开端是如此。但是，他又认为，这种感性认识阶段的经验只能导致“对一些表面现象的汇集”［15］；在其他地方，他说看事情必须看它的本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16］。如果没有迈过这道门槛，就会犯他所谓的“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
　　

论知与行（3）
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理性认识阶段。按毛泽东的说法，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运动是一种辩证的运动：“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17］概念不同于感觉，它们“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相反，感觉是现象的、孤立的和外部的联系。［18］他以井中之蛙作为解释的例子。青蛙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口大。”相反，“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19］。他在1961年指出：“在研究问题时，为了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我们必须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从而揭示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矛盾。”［20］例如，某个农民根据自己受个别地主压迫的经验，就可以得到关于地主压迫的理性认识。［21］
　　他接着说，运用概念就可以形成判断、进行推理并得出逻辑结论。这个过程有一部分只是积累性的：概念是多种感性认识的结果。［22］但是，多种感性认识的积累只能说明有关量变的情形，而他所讲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间的变化在性质上是综合的，因而只能是质变。毛泽东在为改进文风而对党八股提出的第五条罪状中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对在感性认识过程中所观察到的问题和矛盾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经过这个系统而又周密的分析过程后，才有可能“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做了这一步后，才有可能进行“综合”，才有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23］但是，对立面以及通过向一个新的、综合的认识阶段飞跃而得到解决的对立面的冲突，在这里并没有展开论述。这一过程仅仅被说成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24］。
　　我要说明，这里的矛盾（它的解决形成了概念）是感性认识与观察者带入概念化过程的某种人们可以称之为“前概念”的东西之间的矛盾。我提出“前概念”这个术语，并不是因为它出现在毛泽东本人对这一过程的描述中，而是由于他对整个认识过程所作描述的逻辑表明了这样一个术语的适用性。由于毛泽东所理解的认识过程必然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因此，一定存在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对现象世界的“旧”理性认识与对现象世界的“新”感性认识开始发生相互作用。在我看来，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推移运动（也就是所说的整理和改造的过程）似乎就是这种矛盾的相互作用必定要发生的那个点，我们马上就要看到，这种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