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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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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43］，他说：“对立统一规律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面的统一，本质上说，并不存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但毛泽东又认为，强调对立统一这条规律，并不意味着这是惟一的一条规律。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究竟是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还是强调对立面的冲突这一问题，哲学界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论战使这一点变得更清楚了。杨献珍认为，应当重视合二而一，即由对立力量的冲突所产生的新的统一阶段。［44］毛泽东反对杨献珍的这一主张，是因为杨的观点会造成政治上的分歧。杨献珍的观点恰好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强调调和那时的斗争，而毛泽东正试图要提出相反的观点。不过他的这种观点也具有更广泛的方法论上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而不强调对立面潜在的矛盾，那是一种黑格尔式的错误，它会导致满足于现状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正确的立场只能是一个，就是在强调一分为二的同时，指出冲突的连续性以及统一和平衡的暂时性。［45］
* 《对游泳的评论》，载《人民日报》（1966…07…25）。（似应为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工作的谈话。———译者注）第二年毛泽东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提到斯大林把恩格斯的三条规律扩展为四条；而毛泽东认为：“辩证法只有一个根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
毛泽东对杨献珍观点的批评表明：辩证地解决统一中的对立和对立中的统一这种明显的两难问题，应当将这两种状态看作在连续性过程中随时间变化而相互交替的瞬间。在发展过程中有这样一些时期：这时，斗争、分裂和质变是其特征；同样，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这样一些时期：这时，互补、统一和量变是其特征。尽管这两个阶段对于事物的发展过程来说都是必然的，但是，毛泽东认为前者是“绝对的”或既定的，而把后者———互补和统一 ———想象为相对的或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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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解决这一问题的辩证观念中产生了在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广泛的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就是他在解释前进和发展的运动过程时所用的“波浪”和“螺旋”。他在1961年［46］写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47］“螺旋”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事物从不平衡开始运动，然后重新回到平衡，因而“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48］ 。“波浪”表明了高潮和低潮［49］、紧张和松弛的相互交替［50］。他在1958年说：“波浪式的前进形式就是谨慎和草率的对立统一”，就是“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51］
最后（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最后，因为我们在谈到毛泽东关于人在辩证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时，还会谈到这一点），他常常把“波浪”当作整体自然的象征来谈论，因为它是人们在前进过程中必须与之斗争的对象。在毛泽东的诗词《游泳》中，他引用了孔夫子对波浪的象征意义的解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但是，前面的几行诗句显然改变了象征意义：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任凭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52］
显然，波浪对毛泽东来说，是自然界辩证运动的一种象征，它也曾使毛泽东的祖先们产生过同样的联想。但是，在谈到当人们面对这种运动的态度时，他却毫不犹豫地背离了这种象征意义。他在1964年说：“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游泳者与大自然搏斗”［53］。 “波浪”同样也被看成是他政治生活的一种象征：1966年7月，他再次跃入扬子江，以表明他精力旺盛，正在作为“第一线”领导人重新出现，准备在开始形成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主导作用。［54］
有意义的是，毛泽东提出要抛弃恩格斯的第三条辩证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理查德？伯恩斯坦用一种颇有启迪的类推法指出，黑格尔运用“否定”这一术语是要描述新事物产生的过程：“当辩证过程的某一个‘要素’得到充分发展或理解时，就会引起它自身的否定，当然它不会机械地遇到某个反题，相反，这个过程倒更像悲剧英雄，因他自己性格的发展而导致‘失败’这样一种不幸的过程。”［55］相比之下，毛泽东有关合题实现过程的思想，可能由于他只是通过恩格斯才了解黑格尔的，因而更具机械性而不是有机性。他实际上把相对平衡阶段当作量变过程来描述，并且认为这种变化是由内部和外部原因所引起的。［56］在其他地方，他还论述说，在这一阶段，冲突得到“发展”，变得“尖锐”和“深刻”起来。他认为，量变阶段的最好例子，就是一个面对正在崛起的先进阶级而自己正在衰落的统治阶级。［57］照毛泽东的说法，在这一相对平衡或量变阶段，辩证法变成了一种“比较方法”，矛盾的双方据此而并存，并表现各自相对的力量。［58］相反，事物向新质状态过渡的质变则是以扬弃，即事物的原有状态被取代为先决条件的，用毛泽东的术语说就是“飞跃”，这种质变是一种由矛盾固有的力量必然造成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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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物辩证地取代旧事物，人们用综合的实现来指称这一阶段。毛泽东在用他自己的说法代替这个黑格尔式的术语时，表现得最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在1937年［60］，他巧妙地问道：“什么是综合？综合就是把东西吞掉，就是大鱼吃小鱼。”［61］
大约30年之后，他澄清了这个异乎寻常的表述，但在这样做时，又使该过程更像折衷而不是综合。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军队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不要的，用哲学名词说，叫“扬弃”，……吃饭也是分析综合。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是洋哲学，我讲的是土哲学。［62］
当这种解释无法自圆其说时，最重要的不只是他在对辩证发展的关键阶段所作的解释中有意识地回归到“本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辩证法源头的程度，还有他运用质变这一概念的范围，他把这一概念与“革命”相提并论。他在1958年指出：“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63］。
为了完成对毛泽东所运用的辩证法的简要评述，我们还须转到有关人类在辩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上来。在这里，着重指出下面这点有很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并不是把辩证法（用矛盾作为一种分析和研究的方法）仅仅当成可以用于无序的世界从而获得一种有序的解释的多种可能的方法或范式中的一种。正如托马斯？库恩对科学活动所作的描述那样［64］，任何一位科学家，虽然都运用暂时的主导性的范式，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范式在某种意义上会与人们所观察的自然现象相一致，但是，辩证论者毛泽东却过于刻板地理解这种一致性。*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分析方法，因为它是建立在矛盾这一概念基础之上的，而这一基础与自然界和社会领域所依赖的根据是相一致的。由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毛泽东所使用的术语是“绝对”———因而，辩证法也就具有一种绝对的性质。为了理解世界的这种矛盾性质和这种辩证法的矛盾性质怎样与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活动过程相一致，我们须继续探讨毛泽东所理解的有关冲突的第三种特性：冲突的有益性。
* 确实，大多数科学家都在某种可接受的范式的框架内从事着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或“解决疑难”的工作，并相信在他们的范式和所能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常规的科学家的一致性思想，与辩证论者的思想相比，其自觉程度要少得多。另外，科学家在其操作观念中存在的开放性信念要比辩证论者的自我印象中的开放性观念大得多。科学家对其开放性的自我印象中包含了一种抛却陈旧方法和假设的特殊心理，其前提是这些方法和假设已无法说明出现的异常现象。然而，这种自我印象常常被埋没，这是库恩的主要观点之一。另一方面，辩证论者很少用这样一种能使问题得到有效验证的方法提出问题，从而，在不具有对作为整体的范式提出怀疑的可能性这种意义上，是库恩所谓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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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有益性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谈道，马克思对社会科学所作的贡献，如同他的同时代人达尔文对自然科学所作的贡献一样。［65］而且他们两人研究工作之间的那种关系，表明了其同时代性以及重要性；另外，他们都对19世纪欧美思想以相信前进运动的积极性为特征的一种深刻信念，做出了重大贡献。［66］
对于自然科学家达尔文来说，进步的概念是用“适应”这一术语来解释的，而这一术语与它的早期形式“适合”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与一系列本身就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既定环境条件相一致。当这一思想被引入到社会领域后，适应这一概念便具有了一种更为抽象的积极内涵。虽然对于达尔文本人来说，进化过程相对而言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但那些后来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人几乎都认为社会进化是朝着某些预定的目标发展的。［67］
达尔文的著作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曾考虑把《资本论》奉献给达尔文。也许正是在用辩证法来解释达尔文的著作（显然它本身并不是辩证的）这一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在研究黑格尔及其门徒的著作时所发现的必然的前进运动这一相当空泛的概念，才被注入了物质的科学的内容。［68］在古希腊和中国，辩证法在其最早的创始人那里，具有一种三合一的结构，对立面的两个互补要素被包含在第三个要素之内，这是一个不变的框架，冲突就在这个框架内发生。有时，这个不变的框架就是季节的自然循环；有时，它又是生命的循环。中国的太极图就是这种框架的象征，阴和阳的冲突被束缚在这个圆圈内。然而，在现代的辩证论者那里，这种循环圈被打破了。冲突取代互补成为对立的主要形式，而且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种循环圈的比喻也被表示循环和前进或上升运动并存的螺旋的比喻所取代。对于马克思和毛泽东，以及对他们的唯心主义先驱者来说，冲突的每一次解决，每一次综合，都标志着发展过程前进了一步，并且实际上只吸收了导致这种前进的冲突力量中的积极因素。毛泽东在1955年写道：“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69］
这种辩证法与达尔文式的进化概念的结合，使人类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在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让人类扮演的是两种角色：一种是自然界冲突力量的受害者或被动的经验者；另一种就是对这种力量的观察者。在黑格尔及其继承者的先验图式中另外增添了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是不明确的，另一种角色是明确的。不明确的角色就是显示权威的角色———人不再仅仅观察这种冲突，而是处于一种能辨别或规定社会冲突应导向之目标的地位，并在这一过程中判定，什么是积极的力量，什么是消极的力量。明确的角色就是人充当变革代理人的角色———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行动者，依靠他们的经验和智慧超越了只想解释世界的哲学家，试图积极地改变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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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社会发展宏大而长远目标的活动方面，相对而言，毛泽东论述得较少。我们会看到，他那种思想依赖于经验观察和实践的观点，使他不可能详细确立遥远目标，同样的观点也在某些程度上使马克思不能制定详细的长远目标。然而，在那些较为直接的目标方面，那种冲突的确定者或仲裁者的角色都相当明显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对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以及这种思想所包含的权威概念进行阐释时，将会作更详细的探讨。这里，我们只要说到这一点就可以了：解释者或仲裁者这种不明确的角色的出现，是由于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通性与矛盾的有益性之间的潜在冲突，保证一切冲突都会以一种促进积极前进的发展的方式自然而然地使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是什么意思？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这一决定论的方面（这种决定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中是不明确的）预先假定，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为矛盾本身所固有，并不依靠人的力量的作用。假如历史的发展必然是向前运动，那么，那种引起前进性发展的冲突也就一定会自然而然地使自身得到解决，并以这种方式对进步做出贡献。正如冲突本身是客观的一样，冲突自然而然地得到正确解决也必定是客观的。而不正确的或倒退的解决只在短时期内才有可能，这只是规律的一种例外。它对人类的判断力不会带来重大影响。构成进步和发展的东西是由冲突本身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参与观察这一历史进程的人所决定的。
然而，马克思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马克思认为，人必须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以便替代人自己所创造的抽象观念。马克思在超越费尔巴哈而继续前进时指出，应以积极活动的主体的人作为研究的中心，这一主体是改造其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行动者。［70］这种人文主义使得马克思没有采取僵硬的决定论立场，马克思和他的某些继承者反对这种立场，称之为“机械唯物主义”。我要指出，马克思那种为人道主义服务的辩证法是以作为仲裁者的人类为前提的，人类有能力确定人类的异化问题，至少是能够说明历史进程的发展所要实现的族类的非异化状态将是什么样子。这样，就可以根据这种实现非异化的运动来理解进步。我们将会看到，虽然毛泽东重新确定了马克思的核心问题———异化问题，但在他的以人为中心的辩证法中，显示权威的需要仍然是固有的。
为了讨论辩证法的现代拥护者们在辩证法中赋予人类行为者的第二种角色，有必要说明一下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围绕着唯意志论和决定论的相对重要性而展开的争论。仔细阅读过马克思本人有关这个论题的著作的人，都会遇到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马克思既讲到“铁的规律”，又讲到人类活动对社会进步发生作用的必要性。［71］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以一种更倾向于决定论的方式解决这一理论上的两难困境。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内，在有关行为者影响历史发展的作用这一问题上，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立场。在这个框架所包含的一系列立场的一个极端，可以把人类行动者看作是受他们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摆布的木偶；居中的立场，可以认为行为者无法改变历史事件的进程，但至少可以影响事件发展的速度；而在另一个极端，则可以认为行为者通过肯定或否定的活动，不仅可以影响历史发展的速度，而且还可影响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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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17）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像马克思一样，在这个包含一系列立场的框架中，采用了所有这些不同的立场。例如，在《矛盾论》（1937年）中，他指出：“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72］。然而，在同一篇文章的后面几页上，他又采取了这样的观点：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73］第一段话以一种鲜明的决定论立场为前提，而后一个陈述则表明了两方面的思想：一方面，即使是从特殊矛盾中引申出来的“解决方法”，在理论上也与矛盾本身是分离的；另一方面，它有人们要“运用”适当的方法这种含义。其结果是，必须把这种陈述当作更接近于唯意志论的一种典型观点来看待。*毛泽东试图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观点，来解决他的立场中明显的矛盾。他还用朴实的，有时甚至是太通俗的例子说明他的观点：“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74］
* 毛泽东在1955年的一个定义反映了这种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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