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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耻－日本的岛国属性-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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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世界的房屋都有坚固的墙壁，保护着人们的私人空间，唯独传统的日式建筑不存在真正的墙壁。西方人小心地安排着各个房间的功能，客厅、卧室、餐厅、书房、游戏室、衣帽间……都被谨慎地安排好，人们的生活也随着被定义的空间区分开来，活动的时候在客厅，休息的时候在卧室，工作的时候去书房，吃饭的时候去餐厅。日本人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仔细地划分空间，也不喜欢为空间进行明确的定义，在他们的小房间里，他们既可以和友人联络感情，也可以呼呼大睡，只要他愿意，干什么都可以。在日本人看来，只要这些空间，能体现出一定的秩序就可以了，用不着花力气为它们下定义。
日式建筑内部，用纸拉门隔开，相比中国古代的木头门，纸门要脆弱得多。与用钉子固定住的木头门不同，纸拉门镶嵌在房间中，可以被轻松地卸下，方便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改变房间格局。建筑内的门是这样，隔绝着外部世界的门依然是这样，正对着院子的那面墙通常由几扇拉门构成，在天气好的时候，人们大可以将拉门大开，让房间和自然世界联成一体。当然，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日本人也准备了坚固的门窗，但它们只在刮大风下大雨天气恶劣时，才拿出来使用，平时都被小心地收藏起来。相应地，日本的城市也没有城墙，房屋和地皮多数情况下不存在明显的界限。
日本人重融合、轻界限，俳句大师松尾芭蕉曾写下“空寂若无籁，惟闻阵阵蝉鸣，声声沁磐石”这样的诗句，在他笔下寂静的气氛似乎渗透了坚硬的岩石，弥漫开来。
用若有若无的界限规划出空间，是日本传统的空间设置手段。日式的房屋、房间，甚至日本古老的城市，并不具备与外界隔绝的功能，日本的走廊在屋顶之下，却又延伸到墙壁之外，正所谓“内中有外”。日式建筑喜欢采用“借景”的方法，营造美感，把家外世界的美景，作为自家庭院的一部分，这就是“外中有内”。建筑的风格反映出日本人独特的思考方式——“内外互渗”。
日本的社会也像他们的建筑一样，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姿态，外部世界可以轻松地渗入至内部世界中来，这让内部世界中的人，对待渗透进来的外部力量，也能抱着相对平和的姿态。日本历史上虽然有闭关锁国的时期，那也只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作为一个国家，在敞开心胸接纳外国文化时，若没有足够强的力量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就有被外部颠覆的危险。
无疑，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善于接受他国文化的国家之一，一旦发现了外部世界的优越之处，内部世界便会表现出积极的接受姿态，因此外国的好东西，总是能够迅速地渗入日本社会，为日本人普遍接受，而在日本国内，统治者的命令又总能得到人们的广泛响应。因此，与其说日本人天生擅长接纳外国新知，不如说日本的社会结构有助于人们接受外来的东西；与其说日本人天生心齐团结，不如说日本的社会结构有利于凝聚众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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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力主义”与“年龄主义”（1）
以年龄来标示社会地位高低，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行为规范，在日本的一些领域里是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的。在现实社会中，人的社会地位、身份、性别等凸显在人际交往之中，长幼似乎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表现出来。但是在日本，年龄仍然是显示社会地位的强有力的标志，年轻人有对年长者表示敬意的规范。
日本文化深受中华儒家文化影响，长幼有序，尊师重道的儒家社会秩序观念也深深扎根在日本人心中。曾被列为日本企业成功关键的管理制度“年功序列制”，即工资和职务随着员工在本企业的工龄的增加而增加的一种制度。如果工龄短就不能担任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如股长、科长之类的。这种企业管理制度在员工的收入上也有所体现，被称为“年功薪金制”，按工龄的长短来制定工资。
日本企业的正式员工，从进公司之日起，每隔几年职务就会提升一级，工资待遇也随之增长。在企业的时间越长，职务和收入也就越高。员工的待遇也有一个特点，40岁以前增长缓慢，50岁以后增长快。到了退休年龄，公司一次性发给“大红包”，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这种企业管理制度下的员工，不但忠贞不贰，还特别团结，企业员工内部的窝里斗也极少出现。当然，这种企业管理方式存在着弊端，“熬年头”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人指出，这种方式必须以经济高速增长为依托，一旦经济陷入低迷，难免走进死胡同。90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持续下滑，企业也不得不忍痛裁员，有近9万人离开了效力多年的企业。面对这些情况，不少人认为企业内“年功序列制”正在走向崩溃。但是实际上，当时日本企业在面对危机处理时依旧没有脱离其传统的思路。当时那些50岁左右的就职者和曾经的“窗际族”只不过前往中小企业就职而已，上了年纪的企业员工仅仅百分之几被企业裁员，这小小的数字比例还不能说明年功序列制的崩溃。
在日本，尽管现代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能力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但是这些人初出社会之时，还是很难看到他们作为部长、科长等职位进入到大公司的例子。而在西方国家，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很容易进到大公司，并担任重要的职务。
日本企业不重视能力、只注重长幼资历的制度只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日本的学校中也存在这种只重年龄，不重能力的年级划分制度。少数人认为应该按能力划分年级，毕竟同一个年级里的孩子，身体和心理的发育不同，但是按照能力划分等级在现实中的可行性是非常低的。这种现象并不单纯是学校的固有制度造成的，学生从小接受的长幼顺序的教育也是原因之一。在日本学校的俱乐部里，不同年级的学生按照年龄的大小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高年级的学生可以指挥低年级的学生，而低年级的学生也没有反抗情绪，心甘情愿地接受指挥。
产生这种年龄决定社会地位差别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受儒教、佛教等外来宗教的影响，这种思想已深深地扎根在日本的社会中。另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本土社会结构造成的，这一点从日本社会中存在年龄阶梯制中就可以得到印证。
事实上，按年龄来衡量社会地位的做法，并不是日本所特有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有这样的现象。尤其是中国、韩国和越南，这种以年龄划分尊卑的社会习惯早已有之。东非有关年龄阶梯制社会的调查报告也相当多，对这一制度的调查研究在学界也极负盛名。由于这种以年龄为标准对人加以区别的做法使用起来十分便利，便被广泛地采用了。
如果说到这种现象导致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年龄阶梯制与亲族组织之间存在着两者相克的矛盾。因为年龄阶梯制是将社会成员按年龄和辈分加以区别，但是亲族组织是根据血缘关系将社会成员归类。这两者必然产生矛盾，而在同一个社会中，要想达到二者共存，同时强大，是十分困难的。
在日本的村落中，亲族组织强大的村落，年龄阶梯制一般都较为薄弱。相反，年龄阶梯制强大的村落里，亲族组织便难以生存和发展。
按年龄和辈分划分社会成员的年龄阶梯制，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功能而采取的阶层化、组织化的制度措施。如果将年龄阶梯制的概念更加清晰化，就是将社会成员按年龄阶段分成不同的组织的制度。
在日本的村落里，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成立了很多集团化的组织，例如，儿童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和老年组。女子也有自己的组织，但是不叫青年组，而叫姑娘组，但是有姑娘组的村子非常少。另外，根据国家的一些地方政策，青年组和姑娘组变为了青年团，而很多老年组则演变为老年俱乐部。
儿童组的成员一般从7岁到15岁不等，7岁是区分幼儿和儿童的界限，而到了15岁便成为“成人”，可以加入青年组了。儿童组因其在各地的功能不同，名称也不尽相同。有的称作“小少年连”，有的称作“天神讲”，但是几乎所有地区的儿童组的主要功能，都是参加每年举行的各种节庆活动和祭祀活动。
儿童组带有很强的游戏成分，从其所参加的活动就可看出这一点。轰赶田野里的鸟、打田鼠，孩子们很高兴地都去参加。祭祀地藏的佛事节日地藏盆节、祈愿女孩健康成长并获得幸福的女儿节等节日中，都举行很多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
日本民间还有一种十分有趣的观点，认为现在这些由儿童来担当的各类仪式活动，曾经是由成人来担当的，后来将其中的一部分让给了儿童，由他们来担当。这种观点来源于在祭祀的时候，由大人抬的神轿排在儿童抬的神轿的后面。这些观点逐渐演变为：最初儿童玩的一些传统游戏，就是成年人的信仰活动，比如捉迷藏、捉小鬼、拉手舞等。
儿童到了15岁左右就加入了青年团，但是退出的时间却不尽相同，有的到结婚的时候退出，有的满25岁退出，有的到40岁了才退出。
在日本，15岁标志着一个人的成年，是可以参加成人式的年龄。成年以后就面临着结婚。在村落里，结婚就意味着自立门户，村里也就多了一户独立的人家。从一个人成年开始到结婚，成为独立的门户，就是参加青年组的时期。很多村落中对何时退出青年组都有不同的要求。而且近些年，高龄退出的现象逐渐增加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农村和渔村在越来越城市化的今天已经日渐稀少，举行祭祀和灾害救助等活动的时候，青年组的人手已经明显不足。
青年组在村落里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是村里成年人的教育场所，在某些需要协同合作的渔村中，青年组还是提供固定劳动力的组织。另外，在举行土木工程、消防、村内警务、灾害救护、祭祀活动中也担负着重要的任务。
有很多地方称青年组为“青年群体”，大阪府的《止止吕美村志》中还生动记载了青年群体在孟兰盆节中的活动情况。孟兰盆节是日本仅次于元旦的盛大节日，原来是祭祀祖先、祈祷冥福的日子，后来发展成家庭团圆、合村欢乐的节日。每年定期举行的祭祀活动都由当地的青年群体进行，他们最盼望的就是孟兰盆节的会舞。这种舞蹈原来是为了表达离开地狱的人们的喜悦，到现在已经变成了具有各地特色的民间舞蹈了。青年们在村里的空地中尽情舞蹈，虽然浑身是汗，尘土满身，但是仍然没有降低他们舞蹈的热情。这些青年群体的一举一动都透着强大的力量，充满了朝气。
青年组最早出现在地方文献史料记载是在江户时代初期。在这一时期以前，也可能存在以年龄大小为依据组成的组织，但是没有办法考证。在进入近代明治时代以后，青年组开始受到来自国家方面的控制。
四、“能力主义”与“年龄主义”（2）
明治三十九年，内务省地方局长针对青年群体的问题向各地发出了通报，将各个村落的青年组进行了改组，统一为“青年会”。村落里的青年组受到国家重视的原因，有人分析为青年群体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而且成员大都是青壮年，对近代国家的安定、持久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将其纳入国家的管理之下，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利无害的。不过，在名字后面加上一个“会”，就难免会让人感到有种受到外面关照的嫌疑，似乎暗藏着制造一个容易摆布的团体的野心，所以，有些人对这种叫法甚是反感，认为这是一种无聊至极的做法。
青年组改组为青年会之后，就从属于村行政的管辖范围之内，进入了国家行政的支配范围。过去村落中的青年组变成了村青年会，以村落为单位的支部。
大阪府《萱野村青年会规则》中还记录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萱野村的青年组改组为萱野村青年会，在村内部落中设立支部。村长为青年会的会长，学校校长担任副会长。该会负责培养村内青年的德行，锻炼其身体，磨炼其意志，改善风俗习惯，推进发展实业，将力行勤俭、共同奋斗、自立共生的精神作为奋斗的目标。
大正四年，为了进一步强化青年会，内务部、文部两省共同发布奖励设立青年团的训令。这一国家方针发布后，各府县、市町村向青年团交付补助金，并以此来奖励这项事业。直到现在，日本社会中的青年团还继续存在着，青年组变成了“官制”的青年团，只是青年组的特色没有完全失去，各个村落中的青年团依然发挥着传统青年组在村落中的作用。
与社会上广泛存在，并奖励发展的青年组相比，姑娘组就很少。因为年轻女性组织化面临着各个方面的困难。姑娘组的单独住宿问题很难解决，有的地方既要住宿又要作为###的场所。有的村里姑娘组的成员分散地住在老夫妇家里。
在日本村落中，青年伙伴的生活方式之一就是合宿。姑娘组的成员在参加组织活动的时候也都采取这种方式。男女青年合宿的地方一般都是在老夫妇家，也有在青年夫妇家的，每个村组都有三四户。如果是在冬天，就裹着被子，和衣而卧。在夏日里，蚊子多，就要到闲置的空房或阁楼上睡觉。平时工作的少女只有在休息日的夜晚才被允许到这种地方过夜。合宿活动在夏天里是每周举办一次，其他季节一般就是一个月一次。
在合宿活动中，男青年在院子里做一些以稻草和麦秸为原料的活，女的就坐在旁边缝衣服，纺线，生炭火，搓绳，有的时候还要通宵达旦地干活。如果不参加劳动就会遭到别人的笑话，就会被人说“连自己的鞋都不知道做”，这样的说法一旦在村里流传开，对少女的影响是很大的。
男女青年在这种地方相会不叫私会，本村人到少女家里，外村人到少女家里过夜或到合宿的地方都叫私会。在这种情况下，少女就在厨房的后门旁边或是在前门的入口处睡觉。合宿的男青年经常互相介绍漂亮的女孩，有很多男女青年在合宿的过程中认识，交往，如果女孩怀孕就有可能成为夫妇，但是也有男青年给些抚养费就离开的情况。在合宿过程中认识、结合的夫妇，因为有介绍人的缘故，其婚姻也相对稳定些。
外村的青年也有来到本村的，托本村的年轻人做自己的介绍人。有的半年来往一次，有的则一年来往一次。为了增进友情，合宿者会赠给房主一些小礼物，例如伞，袜子、团扇之类。在现代社会仍然有些未婚男女在公会堂里合宿的现象，而且还成为日本社会中比较有特色的年轻人的活动，吸引了各国年轻人前来参加。
除了儿童组，青年组之外，日本社会还有由中、老年人组成的中老年组和老年组，但是这些组织的统一性较弱。组织成员一般都是村中各家的户主，为从青年组退出之后到60岁之前的村民。由户主组成的中老年组，是担任村落运行责任的组织。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承担对青年人进行监护以及祭礼等主要的工作，因此，日常工作的繁忙以及家庭户主的身份是这一团体自身组织化较弱的原因。
昭和四年，以中老年组为基础壮大发展成了日本全国性组织壮年团，其领导机构几次改组、易名，于昭和十六年称为大日本壮年团联盟，下属壮年团1518个。次年，成立了大日本翼赞壮年团。
老年组的成员大都在60岁以上，被称为退居的团体。他们经历了青年组的意气风发，中老年组的日夜操劳，在村落里完成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之后，进入了老年组，建立起了具有极强宗教色彩的“老年讲”一类的组织。
日本社会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组织来吸纳他们，让他们在自己所属的年龄阶层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以年龄来区分人的组织，事实上也促使人们用年龄或资历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因此年龄被当作衡量社会地位的指标也不足为奇。即使在现代日本，有很多村落还实行着把年龄当作基本指标的村落构造，这就是村落里的年龄阶梯制，它是维持村落内社会关系的重要制度。
日本村落里的年龄阶梯制主要分布在日本的西南部，有人认为产生年龄阶梯制村落的原因是由于该村落的生产力低下。事实上，年龄阶梯制村落分布的区域也确实大都在偏僻、周边，或者孤岛上，不在日本中部以及生产力发达的农业地带。日本国内很多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者都对这种以年龄为标准划分人的村落类型进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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