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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耻－日本的岛国属性-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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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赋予手下权力也并不是每个上级都擅长的工作。他们必须小心拿捏这权力的大小，既要让它大到足够属下们完成任务，又不能让它成为属下坐大的原因，下属和上级同样存在着博弈的关系。历史上，被下属架空权力，结局悲惨的上级屡见不鲜。
中间人不只是上级的代理人，他们执行上级命令时，也会悄悄地在这个命令中加进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人们就很难搞清到底谁是权力的实际拥有者了，上级们无法保证他们的命令不被中间人篡改，真正作用在百姓头上的，往往是变了味的命令。如果说上级是权力的实际拥有者，在社会底层发挥作用的命令并非他们的本来意图，如果说中间人是权力的实际拥有者，他们又不是这个命令的“原创”。
近代官僚制度，通过法律保证各级命令如实地传递下去，但封建时代的官僚制度，却只能依靠中间人传递命令。权力几经代理，就变得模糊不清，权力行使的过程也随之神秘起来。百姓们只知道要履行官老爷的命令，但这命令究竟被哪些官老爷添油加醋，它的本来面貌究竟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日本的封建时代早已结束，封建时代的官僚制度也荡然无存，但权力的代理习惯却保留下来，依旧在日本社会中发挥作用。在日本，权力的行使和责任就在一次次的代理过程中，被巧妙地掩盖起来。虽然日本存在最终极的统治权，却没有明显的权力集团，日本形式上的权力和实际权力由此分离，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日本皇室“万世一系”，天皇在大多数时间里却都只是国家的傀儡的原因。日本的政治就像洋葱一样，没有明确的核心，与其说它是一个有政治中心的国家，不如说它是一种“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日本的政治展现出一种奇怪的形态，它连一个能向全国发放命令的领导人都没有，却一度给世界留下了团结一致，上下齐心的印象。它没有政治上的核心，却依然有能力把国家中的反对势力铲除殆尽，日本共产党诞生初年的遭遇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体制是无形的，就连身处其中的人，都无法形容出它的具体形态，翻开国家的所有法律，也找不到它的藏身之所，但它又无所不在，人人都能感受到它的力量。
权力代理的制度确保上级的命令能够实现，却也让这种命令所引发的责任被分散开来，一旦该命令制造出不良后果，人们就能轻易找到借口推脱责任。参与了命令制定的人可以说，他们只不过看过命令文件罢了，他们既不清楚自己的责任范围，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负什么责。执行这一命令的中间人会说，他不过是按上级的意思办事，自己身不由己。制定了这份命令的上级又可以说，他只是认可了中间人的行为，至于中间人具体做了什么，他就不知情了。
二战结束后，不少崇拜天皇的日本人坚持认为，发动战争并不是天皇的错误，那些国家官员才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他们歪曲了天皇的心意，利用了天皇的权威。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一直希望恢复战前的天皇制，他在小说《奔马》中将天皇比作太阳，将官员称为云朵，认为正是因为“云朵遮住了太阳的光”，日本才一蹶不振，想要恢复光明不能消灭太阳，而是要拨开云朵。最后，东条英机等人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审判，下令发动战争的裕仁天皇却依然受人尊敬，安然地在皇宫中度过余生。如今在日本政界，高级官员在犯了大错后，让手下小官出面顶罪的事也屡有发生。
如果把权力代理制度中的“权力”替换成“权利”，这种制度依然会像从前那样运转下去。关于权利的本质，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权利就是法律保护的利益——利益说；有人认为权利是法律保护的意志——意志说；还有人认为，权利就是被法律尊重的选择——选择说。更多的西方人认为，权利就是人的选择权，那些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坚信“上帝赋予了人选择的权利”，在他们眼中，人的权利（选择权）是至高无上的。
如果结合这种观点，权利体系中的中间人，就不只是他上级的代理人，同时还代表着下级的主张。中间人的角色就像《圣经》中的摩西一样，一方面聆听上帝的教诲，将上帝（上级）的命令制成“十诫”教化众人；一方面又作为众人（下级）的代表，将人们的心愿转达给上帝。有了中间人的存在，下级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声音无法传达到上级那里，他们和上级间存在着遥远的距离，但中间人却成为二者沟通的桥梁。
下级的意志向上级集团传递的过程中，也不免有被中间人添油加醋的情况，一旦上级对下级的主张不满，中间人也可以以“我只是传达一下下级的要求”为由，逃脱责任。同时，下级人也可以埋怨中间人，没有如实地表达他们的愿望，就像上级权力向下级渗透的过程一样，下级意志传递给上级集团的过程，同样可能含混不清。
无论是代表下级主张，还是代理上级权力，中间人都有可能在其中做手脚，他们让人摸不清楚正在行使的命令到底是谁的主张，也让人弄不明白，他们是否如实地转达了人们的心声。
为了让上级的命令传达下去，中间人拥有了部分原属于上级的权力，对接受命令的下级来说，他们俨然就是上级的化身。就是因为中间人可以实现这种身份的转化，从承接命令的代理人，摇身变成发布命令的被代理人（上级），上级才可以巧妙地将自己的权力隐藏起来。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虽然中间人未必会有意歪曲被代理人的意志，但只要有中间人存在，就注定了命令的传达过程会对上级的本意有所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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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社会对立”的内心排斥（2）
虽然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仿照着西方国家建立起一系列的社会制度，但在处理政治结构的纠纷时，又和欧美大不相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原有的传统。在欧美社会，权力和权利都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同时又为法律保护。权利和义务相提并论，想要获得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人可以行使权力，也有接受别人行使权力的义务，二者的关系也被写入法律，神圣不可侵犯。
因为法的存在，权力要如何行使，行使的范围如何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出现问题，只要对照着法律，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就可以了。权利也与之类似，但凡为法律保护的权利，人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行使，即便发生了纠纷，有完备明确的法律条文做参考，谁犯了错，谁需要负责任也都一目了然。权力的实行者和承接者是对立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对立的关系，这些对立让纠纷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审判就是为了解决纠纷才设立的社会制度。
日本人不喜欢纠纷，会尽可能避免发生纠纷，所谓防患于未然，如果从根本上消除了纠纷发生的条件，就不需要用打官司这样麻烦的事来解决纠纷了。若纠纷还是发生了，那么与其让素不相识的第三方（法律）来评判谁对谁错，不如通过谈判等方式私自解决纠纷，公了不如私了。打官司、争对错本来就不是什么体面的事，还会弄得众人皆知，费时费钱，让原本就麻烦的纠纷，变得更加麻烦。因此，日本人若遇到了纠纷，首先想到的不是“上法院去说理”，而是“内决”，尽量不要让外界知道。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日本发生过这样一场纠纷。一对夫妻将邻居告上法庭，起因是自己在外出购物时，自家的孩子在和邻居家的小孩玩耍时，不慎掉到附近的河里淹死了。邻居孩子的父母当时也在现场，没有尽到看护小孩的责任。法院在认真研究了案件后认为，在这场事故中，这对夫妻应为孩子的死亡负主要责任，当然邻居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需要向原告赔偿600万日元的补偿金。判决结果一公布，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纷纷打电话指责原告，认为孩子的死亡是他们自己的疏忽造成的。在巨大的压力下，原告只好撤诉。没想到原告撤诉后，舆论的风向突然发生180度的大转弯，人们又将矛头指向了忙着申诉的被告，以致没过多久被告放弃了申诉。
法院的判决就这样成了一纸空文，原先振振有词的原被告双方都安静下来，孩子溺水一事不了了之，双方的矛盾也戏剧化地化解了。这件事却引起了法务省的重视，法律官员们为日本人的法律意识感到忧虑，他们又一次强调了接受审判权利对法制国家的重要性，希望社会各界都能谨慎地对待纠纷。
在西方人眼中，上法院打官司是解决纠纷的正当途径，打官司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但日本人却不大接受这样的纠纷解决方式。日本人对法的信赖程度并不像欧美人那样高，他们一直力图回避对立，甚至会强迫自己相信社会对立是“子虚乌有的事”。用“内决”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化解对立，尚且可以让他们说服自己“不过是场误会，根本没有什么事嘛”，但一旦打起了官司，矛盾对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就不得不眼睁睁地直视本不愿意看到的“对立”。
防这种“对立”于未然的方法，将已经发生了的“对立”清除的办法，就是启动一种机制，将所有对立隐藏起来。
在日本，自古以来都没有特别发达的专制权力出现，即不存在明显的、能够号令全国的权力集团。在古代日本，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也不会为所欲为地行使权力，丰臣秀吉坐稳天下后没多久，就将人人羡慕的关白职务传给了外甥秀次，自己则躲在幕后当起了太阁；德川家康于1603年被封为征夷大将军，1605年就把这一职务传给了儿子秀忠……那些对国家事务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官吏，多不会直接使用实权。在天皇和各级官员的背后，都有谋士和不易察觉的势力在发挥作用。之所以要竭力避免专制权力出现，是因为专制权力会增加诱发社会对立的可能性。日本人也会对权力（利）加以限制，只是他们不像欧美人那样用法来约束权力（利），因为法本身就含有“承认社会对立”的意味。于是日本人用增加中间人的方法，将人们手中的权力（利）分散开来，避免他们集合成强大的力量。
欧美人限制权力（利）以承认社会对立为前提，日本人限制权力（利）则以隐藏社会对立为基础。
抛头露脸代行权力的中间人站在明处，国家的真正实权者又躲于暗处，而如果将制定命令的国家实权者当作明，借他们声望代行权力的中间人就是暗。二者的身份或明或暗，二者的关系若隐若现，恰好为耻文化的生长提供了前提。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环境正是耻文化的根植之地。
个人对国家的危害极其有限，但国家对个人的制裁，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个人的一生，将个人置于国家直接的统治之下，个人就像被拔去了刺的刺猬一般脆弱。日本人认为，由中间人构成的中间集团，缓和着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避免国家统治硬生生地加在个人身上。但是，事实情况刚好和想象的相反，原本用来缓和国家对个人统治的中间集团，却加剧了国家对个人的影响力。
中间集团在日本势力可观，甚至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的核心，日本的力量没有强大到能够控制住个人的地步，但中间集团的代理权力越大，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的范围就会越广，中间集团有能力将国家的意志带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促使其影响个人的生活。
尽管日本人的家庭意识很强，将家里事和家外事分得清清楚楚，并有意识地和家外的人事保持距离，但日本的家却没有足够强大的防卫功能。在中国，如果家族中某个人受到了外人的欺负，该家族中的其他人就会愤愤不平地要求为他讨回公道。在旧社会，家族和家族的争斗时常上演。但是日本的家族则刚好相反，如果家族中有谁引起了外人的不满，让家族感到威信“受损”，家族中人就会和外人一起“###”家族成员。
联合外人制裁家中之人，遇到这种情况，中国人多半会抱怨“胳膊肘往外拐”；而在日本，让外界的力量渗透到家庭中的，正是势力强大的中间集团，他们有能力让代行的权力渗透至社会的各个方面，让它深入个人的家庭更是轻而易举。他们虽是国家实权派的代理，但他们不仅能充分发挥代行的权力，还会让这种权力变得更强。
虽然日本人的家庭意识甚强，但家和外部世界的界限却并不那么分明。西方人会将公私领域划分得明明白白，在美国，即便是象征着公权的警察、政府官员，如果没有法律的许可，也不能进入个人的领地。而在日本，公私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公权甚至可以左右人的精神生活， 尤其在战争年代，每个人都被要求效忠天皇。
三、对“社会对立”的内心排斥（3）
在中间集团的作用下，公权畅通无阻地延伸到个人脚下，此时，国家就成为一个大家庭，个人的小家庭就成了它的成员。在战争年代，日本人被反复教育自己是“天皇的儿女”，整个日本就像一个大家庭，天皇就是人们的家长。这种思想被进一步扩大，日本人开始认为，世界是一个大家庭，日本就是这个家中的老大。
帮助公权渗透到私人世界的中间集团本身就有公、私的双重意味，依靠中间集团发挥作用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日本人的“公私不分”。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当中间人代行着上级权力时，对下级来说，他们就是公权的代表（公），但在上级看来，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私）。中间人一手联系着上级，一手拉着下级，在为这两个集团传递信息的同时，也促成二者相互渗透。这就让日本的公私领域出现了重合的地方，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界限分明。
这样一来，人在私世界中就需要遵守公世界的规则，而在公世界中也需要遵守私世界的规则。然而，这两个世界的规则未必是和谐一致的，也存在着很多矛盾的地方，很多时候，人要同时顾忌发生矛盾的规则。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人尽了力，违规的情况还是不免发生，而这违规既和人的本来愿望相反，又辜负了他人的期待，耻发生的条件“预期的双重违背”就这样产生了。
有趣的是，对公私世界的划分态度往往体现在人的住房上，因为住房刚好可以为人营造出私人空间，和公世界隔绝开来，而越是公私分明的社会，房间就会被划分得越细。就拿西方国家来说，在蒙昧的中世纪，人们并没有什么清楚的公私概念，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大家都不知隐私为何物。客栈的一个小房间，往往同时容纳着形形色色的人。就连贵族也不介意和仆人们共睡一个卧室。一座住宅虽然会被划分成不同的空间，但空间与空间没有走廊连接，每个房间都是相通的。为了回到自己的房间，人们往往要穿过几个陌生人的房间，这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难以忍受，对当时的人来说却很自然的事。
17世纪之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不许外人进入的私密性房间出现了，这一时期社会上刚好流行着“自我”、“性格”等强调私人意识的词。启蒙运动的发展，让人开始将目光从全能的上帝，转到人本身，隐私的观念发展起来。
建筑也是人与人交往的媒介，它将人们汇聚过来，为人们提供了相对安静的交往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外部世界的流入，譬如坐在咖啡馆里享受下午茶的人，就不会为马路上的喧嚣打扰。建筑为人提供了会面交流的场所，即便在多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现在，建筑依然是促成社会交流的重要力量。大众媒体和多媒体的发展，让人与人的交往不再受物理环境的局限，但建筑却能让人惬意地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在隐私观念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不大讲究分割房间，一家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很方便家庭成员时时会面，但同时，这样的会面也让每个人时刻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下。而将房间分割开来，不仅保证了人们会面、联络感情的需要，还保护了人们的隐私。建筑既可以为人与人的交流提供便利，又管理、限制着交流的机会。
屋顶、墙壁、地板是建筑最基本的三个要素。在社会学家眼中，这三个要素不仅为挡风遮雨，保护人身安全而生。人们筑起围墙，以此表明自己的领域范围，明确地向外人指出，“用围墙包围的领地，是我的”，古人筑起高大的围墙防止外敌侵犯，用“守城墙”指代保卫国家。地板模糊地对领域进行了规划，“家”中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地板上，架在地板和墙壁上的房顶则将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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