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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突厥语，该名是Mangüberti，意为“上帝赐予的”。
　　　　〔193〕H。　G。拉威蒂想弄清这是否指潘德希河谷地中的八鲁湾，他暗示在喀布尔河支流卢卡尔河河源附近有另一个八鲁湾。（参看拉威蒂译《宗教保卫者一览表》，加尔各答，1881—1897年，2卷第288，1021页）。
　　　　〔194〕奈撒微《札兰丁传》洪达斯译本（巴黎，1891年）第138—141页。
　　　　〔195〕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446—449页，主要引自奈撒微和志费尼的书。
　　　　〔196〕关于丘长春（又名邱处机）的旅行，参看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35—108，阿瑟·沃利的著作（Travels　of　an　Alchemist）（伦敦，1931）伯希和《通报》（1930年）第56页。长春真人从他与成吉思汗逗留地返回国时，带有保护道观的圣旨。1228年，他的同伴，李志常僧人有一篇关于这次旅行的报导，参考沙畹《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载《通报》（1908年）第298页。
　　　　〔197〕米诺尔斯基（见《伊斯兰百科全书》“Rai”条目）怀疑伊本·艾西尔是否夸大地记叙了1220年蒙古人对剌夷城民的屠杀。伊本确实补充说道，1224年对幸存者又进行了第二次屠杀。米诺尔斯基认为：“志费尼只谈到蒙军将士在Khwar…i　Rai（十叶派居住的农村？）杀了大批人，但在剌夷与［苏菲派］民事法官会晤，他向他们投降，后来蒙军离去。拉施特记述者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军在剌夷大肆杀掠，但他似乎区分了剌夷和库木，是库木的居民全部被杀。”
　　　　〔198〕参看亚美尼亚史家基拉罗斯对“Sabada　Bahadur”入侵的报导，E。迪洛里埃法译本，载《亚洲杂志》I（1858年）第197—200页。在M。　F。布鲁塞特的《格鲁吉亚史》（圣·彼得堡，1849—1857年）2卷3册，I，492。
　　　　〔199〕格鲁塞《十字军史》III，230页及以后。
　　　　〔200〕关于1253年他们欢迎方济各会会士卢布鲁克的感人场面，参看卢布鲁克的《东游记》第8章。
　　　　〔201〕钦察人在这一时期皈依了基督教。1223年他们的一位首领被蒙古人杀害，他的基督教教名是尤里·科恩察科维奇。参看伯希和《库蛮》载《亚洲杂志》（1920年）第149页。
　　　　〔202〕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97。
　　　　〔203〕参考埃德曼《铁木真》434页及其后。（据《元史》卷120《曷思麦传》，所获斡罗思国主密赤思腊被送到术赤处杀死。——译者）
　　　　〔204〕哈曼的《金帐汗国史》第87页。苏达克城在政治上是特拉布松希腊国的藩属（G。　I。布拉蒂亚尼的著作（Recherches　sur　le　me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　Xllle　siécle　巴黎，1929年，页203）。
　　　　〔205〕《元史·太祖纪》第24页。
　　　　〔206〕《元史》所记的日期。《元史·太祖纪》说：“二十二年丁亥（1227年）……崩。寿六十六，葬起辇谷。”此处成吉思汗60岁终的说法是按伯希和提出的成吉思汗生于1167年的说法。关于这种说法的错误可参看北京大学历史系邵循正的《成吉思汗生年问题》一文。——译者
　　　　〔207〕多桑《蒙古史》II，12—13。从希罗多德的斯基泰人（希罗多德的《历史》IV，71—72节）到成吉思汗，在草原上，葬礼以侍者、马匹作牺牲的习惯毫无变化的保留着。
　　　　〔208〕成吉思汗不仅不识字，甚至不会说大多数蒙古人都能说的突厥语（据志费尼，参看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61页，多桑《蒙古史》II，95）。
　　　　〔209〕据拉施特记，转自多桑《蒙古史》I，404。
　　　　〔210〕多桑《蒙古史》I，416。
　　　　〔211〕沙畹《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通报》1908，第300页）。本文转自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丘真人条。——译者
　　　　〔212〕1203年，阔阔出便是一例，他是克烈部桑昆的不忠实的马夫（《秘史》伯希和译文《亚洲杂志》1920，179—180页）。
　　　　〔213〕参看《1550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纽约，1930）第235页。
　　　　〔214〕梅拉书，IX，78—126。
　　　　〔215〕成吉思汗命他教授其儿子们用回鹘文写蒙语，参看伯希和《古代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亚细亚》1925，第287页和《通报》1930，第34页）。
　　　　〔216〕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Caghatai…khàn”（察合台汗）条目，第832页。
　　　　〔217〕参看雷慕沙《新亚洲杂纂》I，64。
　　　　〔218〕参看雷慕沙《耶律楚材传》载上引书II，64页。参考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9页。耶律楚材（1190—1244年）于1214或1215年为蒙古人服务。
　　　　〔219〕德维里亚《亚洲杂志》II（1896）第122页。《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记述：“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译者
　　　　〔220〕鲍狄《马可·波罗传》（巴黎，1865，和北京，1924—1928）I，183；约因维尔，瓦伊版，263页。
　　　　〔221〕阿布哈齐《蒙古人与鞑靼人的历史》，德梅松译本104页；参看谷儿只编年史中，所谓的成吉思汗的最好法律，在正义的地方，蒙古人是公正无私的（布鲁塞特《谷儿只史》I，486）；在亚美尼亚人海顿脑中也保留着对成吉思汗威严、秩序和神权的印象。（《亚美尼亚文献》巴黎，1869—1906年，2卷本，II，148—150）。普兰·迦儿宾对正义和秩序有同样的印象（第四部分）。
　　　　〔222〕在进行花剌子模战争前，他所关心的是与花剌子模帝国建立长久的贸易关系。与摩诃末的分裂确系花剌子模边将攻击蒙古商旅所致（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96页）。


第一节　成吉思汗儿子们的封地
　　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在他生前时每人就已经接受了一份兀鲁思（一定数量的部落）和一块“禹儿惕”，足以维持这些部落放牧的领地。〔1〕随之产生了“引主”，即一份与宫廷和奴仆们开支相应的税收，其中包括在中国、突厥斯坦和伊朗的臣属地区内定居民所上交的赋税。〔2〕这里把牧民们的牧场，即突厥…蒙古大草原看成是惟一可分财产的看法是正确的说明。北京和撒麻耳干周围的农耕地区仍属于帝国领土。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在他们之中瓜分地盘时从未想到要把定居民所在地区算在内，相应地，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成为至高无上的中国皇帝、突厥斯坦可汗或波斯苏丹。要成为上述统治者的继承人的这种想法是从1260年起才开始萌发的，对成吉思汗的儿子们来说，这种想法是完全陌生的。确实，在他们心目中，对草原的瓜分绝对不会引起对成吉思汗帝国进行瓜分。这种分封将在“封地联合”之下继续保持着兄弟间的和谐。然而，正如巴托尔德所观察到的那样，由于游牧的规律，对可汗绝对权威的不重视，国家是属于整个王室，而不是属于他本人的。
　　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3〕在其父之前6个月去世（约1227年2月），死于咸海以北的草原上。尽管成吉思汗从未以他的可疑出身公开地反对过他，但父子之间的裂痕在接近后期时已经很深了。1221年4月夺取玉龙杰赤（术赤参加了这次战争）之后，在1222年至1227年期间，术赤就隐退到图尔盖和乌拉尔斯克的封地上，再没有参加过他父亲发动的战争。这种莫名的隐退使征服者感到不安。他开始怀疑他的长子是否在阴谋反对他。术赤的死很可能避免了父子之间的一场激烈冲突。
　　术赤的一个儿子拔都继承了对其父封地的管辖权。在蒙古传说中，拔都被描绘成一位明智而高贵的王子（他得到“好汗”的雅号），罗斯人称他是残忍的征服者。后来他以成吉思汗家族首领的身份，在争夺帝国王位所产生的争吵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些争吵中，他的形象是“拥立大汗者”〔4〕。同时，相对而言他的年纪较轻，他父亲的去世和对其家系合法性私下所产生的疑点都使“术赤家族”在帝国事务中仅仅起着不明显的作用。然而，按蒙古法律的核心，即长子领地是在离父亲驻地最远之处，术赤家族面向欧洲，形成了蒙古帝国的攻击翼。属于术赤家族的地区是也儿的石［额尔齐斯］河以西直到“蒙古马蹄所及之处”的草原，即谢米巴拉金斯克、阿克摩棱斯克、图尔盖、或阿克纠宾斯克、乌拉尔斯克、阿台和花剌子模（希瓦），再加上期望从钦察人手中夺取伏尔加河以西的全部征服地，这是在者别和速不台远征时就已预计了的掠夺物。
　　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5〕（死于1242年）受征服者之命管理札撒和负责蒙古纪律，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严厉法官，是成吉思汗法典的严谨执行者，他还是一位习惯于军队生活的好战士，但他有点缺乏想象力。当他的父亲任命他的弟弟窝阔台继承最高汗位时，他没有表示异议。察合台得到的封地是原喀喇契丹国［西辽］所在的草原，即从回鹘地区到西方的不花剌和撒麻耳干，因此基本上包括了伊犁河流域、伊塞克湖、楚河上游和怛逻斯河流域。他还得到了喀什噶尔和河中地区，不过应该记住，这些是定居民族的地区，在河中的不花剌、撒麻耳干等城是由大汗委派的官吏直接管理。根据长春真人的记载证实，察合台常驻地是伊犁河南岸。
　　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6〕接受的封地在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东北部地区，即叶密立河［今新疆额敏河］和塔尔巴哈台，黑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上游］和乌伦古河流域。乌伦古河流域在原乃蛮部境附近，而窝阔台的营帐常常扎在叶密立河畔。
　　最后，按蒙古人的习俗，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7〕正像他被称呼的那样，叫斡赤斤（Ochigin，或者更准确的写法Otchigin），即“关系着火和家灶的儿子”。换言之，他是构成“祖业”的土兀剌河、斡难河上游和怯绿连河上游之间地区的继承人。拖雷被描述成一心只想征服的勇士和杰出的将领（他在1232年进行的河南之战将是指挥巧妙的一仗）。然而，他是一个十足的酒鬼（他因酗酒于1232年10月过早地去世，年仅40岁），缺乏伟人所具有的洞察力。但是，他娶了一名非常聪明的女人，原克烈王室的唆鲁禾帖尼公主（她是已故王罕的侄女），她与所有的克烈部民一样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后来她为她的儿子们保住了帝国。
　　此外，成吉思汗的两个弟弟，哈撒儿和铁木哥的家族也得到了封地。哈撒儿的封地在额尔古纳河和海剌儿河附近；铁木哥的封地在蒙古东端，即今吉林省内原女真国附近。
　　按蒙古法律和作为“火和家灶”守护者的资格，拖雷在成吉思汗死后监国（1227—1229年），直到选举出新的大汗为止。作为摄政者，他得到了他父亲的斡耳朵，或者说扎营的宫营，它包括宫廷和1227年蒙军总数129000人中的101000人。余下的28000人分配如下：成吉思汗的其余三个儿子每人4000人，幼弟铁木哥5000人，成吉思汗的另一位弟弟哈赤温的儿子们3000人，三弟哈撒儿的儿子们1000人，母亲月伦额格家族3000人。〔8〕
　　直到1229年春，才在怯绿连河畔召集了库里勒台，或者说蒙古诸王公的大集会，推举大汗。这次会议只是认可了成吉思汗的意愿，他曾指命他的三儿子窝阔台为他的继承人。〔9〕


第二节　窝阔台的统治（1229—1241年）
　　成吉思汗挑选的继承人窝阔台是诸子中最明智者。他具有与父亲一样的判别能力和稳重，但没有继承其父亲的天才、统治热情和能力。他是一位行动笨拙、生性随和和无忧无虑的酒徒，待人非常宽厚和慷慨，他利用他的绝对权威按自己的方式饮酒取乐。蒙古帝国的事务由于有札撒便自行运转着。
　　窝阔台驻营于哈拉和林。他选择的地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正是在鄂尔浑河上游地区，古代突厥…蒙古人的大多数帝国，从古代的匈奴到中世纪初期的东突厥，都在此建都。8世纪的回鹘可汗们在附近的哈喇巴喇哈森建他们的斡耳朵八里，成吉思汗的都城最初就是以同样的名字斡耳朵八里（宫廷之城）为人所知。几乎是在成吉思汗统治期间，至少是从1220年起，哈拉和林，或者是它附近的某地，可能已经被选为理想中的都城，但是，正是窝阔台于1235年在哈拉和林周围筑起防护墙，才使它成为新帝国的真正都城。〔10〕
　　窝阔台对中国化契丹人耶律楚材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耶律楚材企图建立起一个与纯军事政府相对立的中国式行政管理机构。他同意回鹘学者的意见，在蒙古中书省的机构内设立中国、唐兀惕、回鹘、波斯等局（回鹘人在长时期内起着重要作用）。蒙古人长期使用适应军事需要的传令制度，耶律楚材与他的热心的模仿者们沿着这些道路，每隔一定的距离设立粮仓。〔11〕首先，耶律楚材给蒙古帝国制定了一种固定预算，以此为依据，中国人按户以银、丝和谷物交纳赋税，蒙古人交纳其马、牛、羊的10％〔12〕。结果，直到当时一直只被看成是任意获取掠夺物的源泉之地的中国被征服地区，于1230年被划分为十路，每路都有由蒙古官员和中国文人组成的行政管理人员。耶律楚材还在北京和平阳办学，对年轻的蒙古封建主进行儒家教育。同时招收大批中国人进入蒙古民政机构。他对窝阔台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13〕
　　除了耶律楚材外，窝阔台还信任聂思托里安教徒、克烈部人镇海，成吉思汗已经给予他很大荣誉，普兰·迦儿宾把他描述为“首席秘书”即帝国丞相，伯希和写道：“在中国北方所公布的任何法令，都附有镇海的一行回鹘［畏兀儿］文字。”〔14〕
　　在军事领域内，窝阔台的统治目睹了蒙古人完成了对中国北部、波斯和南俄地区的征服。


第三节　蒙古灭金
　　蒙古人在中国又作出了新的努力。在木华黎死后，而成吉思汗又忙于西方事务之时，金朝收复了一些失地。血管中仍有力地流动着通古斯人血液的这支古代女真民族显示出惊人的活力。他们不仅继续呆在河南省，即新都开封周围，而且还收复了陕西中部的几乎整个渭水流域，包括扼守通往河南的要塞潼关。他们还夺取了山西西南角、黄河以北、与潼关相对的河中（蒲州）要塞。金末代皇帝宁甲速［金哀宗，1223—1234年在位］又燃起了新的希望。〔15〕
　　1231年，蒙古人夺取渭水流域上的平凉、凤翔等城，由此重开蒙金之战。为进行1232年的战争，他们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计划〔16〕。他们未能攻下潼关，就从其东北方和西南方向包抄它。当窝阔台率领主军和大量军需物资夺取河中城时——占有河中城，使他以后能顺流而下地渡过黄河——他的弟弟拖雷正率3万骑兵穿过西南方，形成了大包抄之势。拖雷有意穿过宋境，从渭水流域进入汉水上游流域，夺取汉中（南郑，在宋境内），继续沿四川嘉陵江流域前进，在四川洗劫了宝宁地区。然后，回军东北，过汉水中游流域（他于1232年1月横穿过该地），突然出现在河南南部南阳附近的金境内。与此同时，窝阔台在占领河中城之后率主军渡黄河，从北面入河南（1232年2月）。两军在河南中部的钧州（今禹州）汇合，在此之前几天，拖雷已经在钧州城附近打败了金军〔17〕。在这场大决战中，金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令蒙古将士们钦佩，这方面蒙古将士们最有识别能力。金将士宁死不屈。但是，他们的形势十分险恶。在西北方，蒙军最后终于占领了潼关（1232年3月）。窝阔台已经指命他最杰出的战略家、波斯和罗斯战争中的胜利者速不台去围攻金都开封。只是在经过了长期的抵抗之后，开封城于1233年5月被陷。耶律楚材劝阻窝阔台不要毁掉该城，从此，开封成为蒙古领土的一部分。在开封城被陷之前，金哀宗已逃出城，企图在开封城外的其他地区组织抵抗。最初，他逃至归德［今河南省商丘］避难，后又逃到小城蔡州（汝宁）。当蒙古人发动最后的攻击时（1234年2—3月），他在蔡州城内自杀〔18〕。宋朝企图对它的宿敌金国进行报复，借给蒙古人一些步兵帮助蒙古军夺取蔡州。
　　蔡州的失陷完成了蒙古帝国对金国的吞并。从此，蒙古人成了中国宋王朝的近邻。为报答宋朝在攻金的最后战斗中的援助，窝阔台允许宋朝收复今河南东南部的一些地区。宋理宗皇帝（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