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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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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哈桑搅乱了我的生活。我每天尽可能不跟他照面，并以此安排自己的生活。因为每当他在旁边，房间里的氧气就会消耗殆尽。我的胸口会收缩，无法呼吸；我会站在那儿，被一些没有空气的泡泡包围，喘息着。可就算他不在我身边，我仍然感觉到他在，他就在那儿，在藤椅上那些他亲手浆洗和熨烫的衣服上，在那双摆在我门外的温暖的便鞋里面，每当我下楼吃早餐，他就在火炉里那些熊熊燃烧的木头上。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他忠心耿耿的信号，他那该死的、毫不动摇的忠心。
那年早春，距开学还有几天，爸爸和我在花园里种郁金香。大部分积雪已经融化，北边的山头开始露出一片片如茵绿草。那是个寒冷、阴沉的早晨，爸爸在我身旁，一边说话，一边掘开泥土，把我递给他的球茎种下。他告诉我，有很多人都以为秋天是种植郁金香的最好季节，然而那是错的。这当头，我问了他一个问题：“爸爸，你有没有想过请新的佣人？”
他扔下球茎，把铲子插在泥土中，扔掉手里的工作手套，看来我让他大吃一惊，“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我只是想想而已，没别的。”
“为什么我要那样做？”爸爸粗声说。
“你不会，我想。那只是一个问题而已。”我说，声音降低了。我已经后悔自己那样说了。
“是因为你和哈桑吗？我知道你们之间有问题，但不管那是什么问题，应该处理它的人是你，不是我。我会袖手旁观。”
“对不起，爸爸。”
他又戴上手套。“我和阿里一起长大。”他咬牙切齿地说，“我爸爸将他带回家，他对阿里视如己出。阿里待在我家四十年了，整整四十年。而你认为我会将他赶走？”他转向我，脸红得像郁金香一样，“我不会碰你一下，阿米尔，但你要是胆敢再说一次……”他移开眼睛，摇摇头，“你真让我觉得羞耻。至于哈桑……哈桑哪里也不去。你知不知道？”
我望着地面，手里抓起一把冷冷的泥土，任由它从我指缝间滑落。
“我说，你知不知道？”爸爸咆哮了。
我害怕了：“我知道，爸爸。”
“哈桑哪儿都不去，”爸爸愤怒地说，他拿起铲子，在地上又掘了一个坑，用比刚才更大的力气将泥土铲开，“他就在这儿陪着我们，他属于这儿。这里是他的家，我们是他的家人。以后别再问我这样的问题！”
“不会了，爸爸，对不起。”
他闷声把剩下的郁金香都种完。
第二个星期，开学了，我如释重负。学生分到了新的笔记本，手里拿着削尖的铅笔，在操场上聚集在一起，踢起尘土，三五成群地交谈，等待班长的哨声。爸爸的车开上那条通向校门的土路。学校是座两层的古旧建筑，窗户漏风，鹅卵石砌成的门廊光线阴暗，在剥落的泥灰之间，还可以看见它原来的土黄色油漆。多数男孩走路上课，爸爸黑色的野马轿车引来的不仅仅是艳羡的眼光。本来他开车送我上学，我应该觉得很骄傲——过去的我就是这样——但如今我感到的只是有些尴尬，尴尬和空虚。爸爸连声“再见”都没说，就掉头离开。
我没有像过去那样，跟人比较斗风筝的伤痕，而是站到队伍中去。钟声响起，我们鱼贯进入分配的教室，找座位坐好，我坐在教室后面。法尔西语老师分发课本的时候，我祈祷有做不完的作业。
上学给了我长时间待在房间里头的借口。并且，确实有那么一阵，我忘记了冬天发生的那些事，那些我让它们发生的事。接连几个星期，我满脑子重力和动力，原子和细胞，英阿战争，不去想着哈桑，不去想他的遭遇。可是，我的思绪总是回到那条小巷。总是想到躺在砖头上的哈桑的棕色灯芯绒裤，想到那些将雪地染成暗红色、几乎是黑色的血滴。
那年初夏，某个让人昏昏欲睡的午后，我让哈桑跟我一起去爬山。告诉他我要给他念一个刚写的故事。他当时在院子里晾衣服，他手忙脚乱把衣服晾好的样子让我看到他的期待。
我们爬上山，稍作交谈。他问起学校的事情，问起我在学什么，我谈起那些老师，尤其是那个严厉的数学老师，他惩罚那些多话的学生，将铁棍放在他们的指缝间，然后用力捏他们的手指。哈桑吓了一跳，说希望我永远不用被惩罚。我说我到目前为止都很幸运，不过我知道那和运气没什么关系。我也在课堂上讲话，但我的爸爸很有钱，人人认识他，所以我免受铁棍的刑罚。
我们坐在墓园低矮的围墙上，在石榴树的树影之下。再过一两个月，成片的焦黄野草会铺满山坡，但那年春天雨水绵绵，比往年持续得久，到了初夏也还不停地下着，杂草依然是绿色的，星星点点的野花散落其间。在我们下面，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平顶白墙，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院子里的晾衣线挂满衣物，在和风的吹拂中如蝴蝶般翩翩起舞。
我们从树上摘了十来个石榴。我打开带来那本故事书，翻到第一页，然后又把书放下。我站起身来，捡起一个熟透了的跌落在地面的石榴。
“要是我拿这个打你，你会怎么做啊？”我说，石榴在手里抛上抛下。
哈桑的笑容枯萎了。他看起来比我记得的要大，不，不是大，是老。怎么会这样呢？皱纹爬上他那张饱经风吹日晒的脸，爬过他的眼角，他的唇边。也许那些皱纹，正是我亲手拿刀刻出来的。
“你会怎么做呢？”我重复。
他脸无血色。我答应要念给他听的那本故事书在他脚下，书页被微风吹得噼啪响。我朝他扔了个石榴，打中他的胸膛，爆裂出红色的果肉。哈桑又惊又痛，放声大哭。
“还手啊！”我咆哮着。哈桑看看胸前的污渍，又看看我。
“起来！打我！”我说。哈桑站起来了，但他只是站在那儿，露出茫然失措的表情，好比一个男人，刚才还在海滩愉快地散步，此刻却被浪花卷到大洋中间。
我又扔出一个石榴，这次打在他的肩膀上，果汁染上他的脸。“还手！”我大喊，“还手，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我希望他还击。我希望他满足我的愿望，好好惩罚我，这样我晚上就能睡着了。也许到时事情就会回到我们以前那个样子。但哈桑纹丝不动，任由我一次又一次扔他。“你是个懦夫！”我说，“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个该死的懦夫！”
我不知道自己击中他多少次。我所知道的是，当我终于停下来，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哈桑浑身血红，仿佛被一队士兵射击过那样。我双足跪倒，疲累不堪，垂头丧气。
然后哈桑捡起一个石榴。他朝我走来，将它掰开，在额头上磨碎。“那么，”他哽咽着，红色的石榴汁如同鲜血一样从他脸上滴下来。“你满意了吧？你觉得好受了吗？”他转过身，朝山下走去。
我任由泪水决堤，跪在地上，身体前后摇晃。“我该拿你怎么办，哈桑？我该拿你怎么办？”但等到泪痕风干，我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我找到了答案。
我的十三岁生日在1976年夏天。这是阿富汗最后一段平静的和平岁月。我和爸爸的关系再度冷却了。我想这都是因为在我们种郁金香那天我所说的那句愚蠢的话，关于请新仆人的那句话。我后悔说了那句话——真的很后悔——但我认为即使我没说，我们这段短短的快乐插曲也会告终。也许不会这么快，但终究会结束。到夏天结束的时候，勺子和叉子碰撞盘子的声音又取代了晚餐桌上的交谈，爸爸开始在晚饭后回到书房去，并把门关上。我则回去翻看哈菲兹和迦亚谟的书，咬指甲咬到见皮，写故事。我将故事放在床底的架子上，将它们保留起来，以备万一爸爸会跟我要去看，虽然我怀疑他不会。
爸爸举办宴会的座右铭是：如果没请来全世界的人，就不算是个宴会。我记得生日之前一个星期，我看着那份邀请名单，发现在近四百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我并不认识——包括那些将要送我生日礼物以祝贺我活过十三个年头的叔伯姑姨。然后我意识到他们并非真的因我而来。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知道谁才是宴会上的天皇巨星。
一连数天，屋子里挤满了爸爸请来的帮手。有个叫萨拉胡丁的屠夫拖来一头小牛和两只绵羊，拒绝收下哪怕一分钱。他亲自在院子里的白杨树下宰了那些畜生。“用血浇灌对树有好处。”我记得鲜血染红树下的青草时，他这么说。有些我不认识的男人爬上橡树，挂上成串的灯泡和长长的电线。其他人在院子里摆出几十张桌子，逐一披上桌布。盛宴开始之前一夜，爸爸的朋友德尔·穆罕默德带来几袋香料，他在沙里诺区开了一间烧烤店。跟屠夫一样，德尔·穆罕默德——爸爸管他叫“德罗”——也拒绝收钱。他说爸爸已经帮了他家里太多忙了。德罗在腌肉的时候，拉辛汗低声告诉我，德罗开餐厅的钱是爸爸借给他的，并且没有要他还钱。直到有一天，德罗开着奔驰轿车，来到我家门口，说要是爸爸不收钱他就不走，爸爸这才收下。
我想从各个方面来说，或者至少从评价宴会的标准来说，我的生日盛宴称得上极为成功。我从来没有见到屋子里有那么多人。来宾或是手拿酒杯，在门廊聊天，或是在台阶上吸烟，或是倚着门口。他们找到空位就坐下，厨房的柜台上，门廊里面，甚至楼梯下面都坐满了人。院子里，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灯泡在树上闪闪发光，人们在聚集在下面，四处点燃的煤油灯照亮他们的脸庞。爸爸把舞台设在俯览花园的阳台上，但扬声器布满整个院子。艾哈迈德·查希尔弹着手风琴，唱着歌，人们在舞台下面跳舞。
我不得不逐一跟来宾打招呼——爸爸这么要求，他可不希望翌日有人乱嚼舌头，说他养了个不懂礼貌的儿子。我亲了几百个脸颊，和所有的陌生人拥抱，感谢他们的礼物。我的脸因为僵硬的微笑而发痛。
我跟爸爸站在院子里的酒吧前面，这当头有人说：“生日快乐，阿米尔。”是阿塞夫，还有他的父母。阿塞夫的父亲马赫穆德是矮个子，又矮又瘦，皮肤黝黑，脸部狭小。他的妈妈谭雅是个小妇人，神经兮兮，脸带微笑，不停眨眼。如今阿塞夫就站在他们两个之间，咧嘴笑着，居高临下，双手搂着他们的肩膀。他带着他们走过来，好像拎着他们过来一样，似乎他才是父亲，他们是孩子。我感到一阵眩晕。爸爸对他们的莅临表示感谢。
“我亲自给你挑选了礼物。”阿塞夫说。谭雅的脸抽动，眼光从阿塞夫身上移到我身上。她微笑着，显得有些勉强，眨着眼。我怀疑爸爸有没有看到。
“还玩足球吗，亲爱的阿塞夫？”爸爸说，他一直希望我跟阿塞夫交朋友。
阿塞夫微笑，他甜蜜的笑容显得纯真无瑕，真叫人不寒而栗。“当然，亲爱的叔叔。”
“我记得你踢右路？”
“是的，我今年改踢中场了。”阿塞夫说，“那样我就可以多进一些球了。我们下个星期跟梅寇拉扬队比赛。那会很精彩，他们有几个球员很棒。”
爸爸点点头：“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踢中场。”
“我敢打赌，现在你要是愿意，也能踢。”阿塞夫说，他一脸天真地眨眨眼，拍爸爸的马屁。
爸爸也朝他眨眼：“我看你老爸已经把他举世闻名的拍马屁技术传给你了。”他用手肘碰碰阿塞夫的父亲，差点把那个小家伙撞倒。马赫穆德的笑声就像谭雅的微笑那样虚伪。突然之间，我在想，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害怕自己的儿子。我试图装出一个笑容，但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勉强让嘴角往上翘了翘——看到爸爸和阿塞夫这么投机，我的胃翻动着。
阿塞夫把眼光移向我。“瓦里和卡莫也来了，他们怎么也不会错过你的生日。”他皮笑肉不笑地说。我默默点头。
“我们打算明天在我家玩排球，”阿塞夫说，“也许你可以来一起玩，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带上哈桑。”
“听起来很有趣。”爸爸说，双眼放光。“你觉得呢，阿米尔？”
“我真的不喜欢排球。”我喃喃说，看到爸爸眼里的光芒消失了，接着是一阵令人不适的沉默。
“很抱歉，亲爱的阿塞夫。”爸爸说，耸耸肩。他替我道歉！那刺痛了我。
“不，没关系。”阿塞夫说，“不过大门随时为你开放，亲爱的阿米尔。不管怎样，我听说你喜欢看书，所以我给你带了一本，我最喜欢的。”他将一份包扎好的礼物递给我，“生日快乐。”
他穿着棉布衬衣、蓝色裤子，系着红色领带，脚上是一双闪亮的黑色皮鞋。他身上散发着古龙水的香味，金黄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向后面。就外表而言，他是每个父母梦想中的儿子：强壮，高大，衣冠楚楚，举止得体，英俊得令人吃惊，还富有才华，更不用说还能机智地跟大人打趣。但在我看来，他的眼睛出卖了他。我看着他的眼睛，看穿他虚有其表，有一种疯狂隐藏在他身内。
“怎么不收下，阿米尔？”爸爸说。
“嗯？”
“你的礼物啊，”他不耐烦地说，“亲爱的阿塞夫给你送礼物呢。”
“哦。”我说，从阿塞夫手里接过那个盒子，放低视线。要是我能独自在房间里，陪着我的书，远离这些人就好了。
“喂？”爸爸说。
“什么？”
爸爸放低了声音，每次我当众给他难堪，他就会这样，“你不谢谢亲爱的阿塞夫吗？他太周到了。”
我希望爸爸别那样叫他，他叫过我几次“亲爱的阿米尔”呢？“谢谢。”我说。阿塞夫的母亲看着我，欲言又止。我意识到阿塞夫的双亲还没说过一句话。为了不再让我自己和爸爸难堪——但主要是因为不想看到阿塞夫和他的笑脸——我走开了。“谢谢你来。”我说。
我从拥挤的宾客中走出来，偷偷溜出那扇锻铁大门。我们家往下两座房子，有一片很大的空地。我听爸爸告诉拉辛汗，有个法官买下了那片地，建筑师正在设计蓝图。现在，那块地皮是荒芜的，只有泥土、石块和野草。
我扯开阿塞夫的礼物外面那层包装纸，借着月光端详书的封面。那是一本希特勒自传。我将它扔在杂草中。
我倚着邻居的墙壁，滑坐在地上，只是在黑暗中坐一会儿，膝盖抵着胸膛，抬眼望着星星，等着夜晚结束。
“你不用去陪你的客人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拉辛汗沿着墙壁朝我走来。
“他们不用我陪。爸爸在那边呢，你忘了？”我说。拉辛汗酒杯中的冰块叮咚响，他坐在我身边。“我不知道原来你也喝酒。”
“我喝酒，”他说，高兴地用手肘撞了我一下，“不过只有在重要的场合才喝。”
我微笑：“谢谢。”
他朝我举举杯，喝了一口。他点起一根香烟，没有过滤嘴的巴基斯坦香烟，他和爸爸总是抽这种。“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差点就结婚了？”
“真的吗？”我说，想到拉辛汗也结婚，不由微微笑着。我一直当他是爸爸寡言的知交，我的写作导师，我的朋友，当他是那个每次到国外旅行总不忘给我买点小礼物的人。但是丈夫？父亲？
他点点头：“真的。那年我十八岁。她的名字叫荷麦拉。她是哈扎拉人，我家邻居仆人的女儿。她像仙女一样好看，淡棕色的头发，褐色的大眼睛……她总是这样笑……我有时还能听到她的笑声。”他晃晃酒杯，“我们经常在我父亲的苹果园里幽会，总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我们在树下聊天，我拉着她的手……我让你不好意思了吗，阿米尔？”
“有一点点。”我说。
“那对你无害的，”他说，又喝了一口。“不管怎样，我们有着这样的幻想。我们会有一个盛大的、梦幻般的婚礼，从坎大哈和喀布尔请亲朋好友来参加。我会给我们盖一座大房子，白色的，露台铺着瓷砖，窗户很大。我们会在花园里种果树，还有各种各样的花儿，有一个草坪，我们的孩子在上面玩耍。星期五，在清真寺做过祷告之后，每个人会到我们家里吃午饭，我们在花园用膳，在樱桃树下，从井里打水喝。然后我们喝着茶，吃着糖果，看着我们的孩子跟亲戚的小孩玩……”
他喝了一大口烈酒，咳嗽。“可惜你看不到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爸爸时他脸上的表情。我妈妈完全昏厥了，我的姐妹用冷水扑打她的脸，她们对着她扇风，仿佛我用刀子割了她的喉咙。要不是我爸爸及时阻止，我哥哥雅拉尔真的会去抓来他的猎枪。”拉辛汗说，带着痛苦的笑声，“我跟荷麦拉对抗着整个世界。并且我告诉你，亲爱的阿米尔，到了最后，总是这个世界赢得胜利。就这么回事。”
“后来怎样呢？”
“就在那天，我爸爸将荷麦拉和她的家人赶上一辆货车，送他们去哈扎拉贾特。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真遗憾。”我说。
“不过这也许是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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