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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系列:前清秘史(上部)-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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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说的一切被后来的发展所证实。一年之后,李自成就是在陕西部队被调走后,休养生息并东山再起的。然而,倒霉的是,预言家本人不但两个耳朵都聋了,而且在他的预言被证实的过程中,他只能在皇帝的监狱里苦熬时光。
关于孙传庭耳聋的经过,《明史》中的记载十分简略,大意是说,孙传庭坚决劝告杨嗣昌接受自己的忠告,“嗣昌不听。传庭争之不能得,不胜郁郁,耳遂聋”。(《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表明他的耳聋与心境的极度焦虑郁闷有关。
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大体过程是:
孙传庭接受皇帝的调令时,曾经上书皇帝,其中谈到:“边疆事务败坏到这种程度,原因是决策失误,目前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请求皇帝允许我当面商决大计。”(《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不久,适逢京师解除戒严,皇帝重新任命他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也就很自然地请求觐见皇帝。杨嗣昌知道后,大惊,以为孙传庭是要在皇帝面前对付自己。于是,将孙传庭派来投书的人拒之门外,并将给皇帝的上书一并退还本人。孙传庭大为恼火,立即上书皇帝,“引疾乞休”,就是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杨嗣昌一见,也立即上书皇帝,弹劾孙传庭,说他并不是真的聋了,而是以此为借口,发泄对皇帝的怨气。崇祯皇帝遂大怒,下令撤销孙传庭的一切职务,废为平民。然后,想想不过瘾,又派一位省级官员前去核实孙传庭那厮是真病还是假病,耳朵是真聋还是假聋。这位官员核实后报告说,孙传庭真是聋了,不是托词。皇帝又大怒,索性把这位官员和孙传庭一起抓进了监狱。(《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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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3)
《明史》记载说,举朝皆知其冤,可是没有人为他讲话。原因是没有人敢于让皇帝和杨嗣昌不高兴。
此后,孙传庭在监狱里一呆就是三年。三年间,杨嗣昌一败涂地,孙传庭曾经作过的预言成为现实,而且是所有的可能中最糟的那一种——陕西精兵离开山陕地区之后,李自成得以东山再起。崇祯皇帝又一次想起了孙传庭,于是,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让他再立新功。三年时间,天下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李自成和张献忠已然成了气候,在皇帝的逼迫下,孙传庭稀里糊涂地死在了战场上。
如果说孙传庭遭遇了黑色幽默般的命运的话,洪承畴演出的就是一出悲喜交集的、相当经典的小剧场实验话剧了。
洪承畴肯定十分了解孙传庭的才干与为人。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无法知道孙传庭的遭遇对洪承畴产生了什么影响。差不多在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同时,洪承畴接受了总督蓟辽军事、对抗皇太极的重任。这真是一个不祥的职位,从萨尔浒之战开始,近二十年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能够建功立业后全身而返。几乎所有面对这个使命的人,不是身败名裂,就是家破人亡。事实上,仅此一点,就足够证明大明帝国在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是何等轻浮乖戾了。
洪承畴富有谋略,声名卓著,深孚众望,在这个足以令人精神分裂的凶险岗位上,他被成功地撕扯成了两个人,从而,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例外。
公元1640年,是为大明崇祯十三年、大清崇德五年。皇太极在第四次派遣大军远道奔袭并大获全胜之后,接受一些汉族官员的建议,开始调整自己的整体战略,将兵锋正面指向了宁锦一线。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派兵修筑义州城。
在这些汉族官员的建议中,提出了对明战略的总体设想,分为三策:其一,为刺心之策,主张直取北京,拿下大明帝国首都后,再行平定全国;其二,为断喉之策,主张绕过宁锦,直抵山海关下,一举拿下天下第一关,然后,回手扫荡宁锦等城,再图关内;其三,为剪重枝伐美树之策,先下宁锦,再抵关门,进取全国。
皇太极接受了第三策,并选定义州(即今日辽宁省义县)作为屯兵、进取锦州的前进基地。这里位于锦州北侧九十里处,位于广宁与锦州之间。此地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利于垦荒屯种。清军屯田于此,极为有效地逼近了明军的山海关外诸城,令其生产与生活大受威胁。
经过数次绕道长途奔袭,皇太极必定深切意识到了辽西走廊的重大战略价值,不拿下锦州、宁远,不但无法打通由山海关到北京的大道,而且,绕道破长城入关也时时面临被切断退路之危险,从而,成为绞杀大明帝国那根铁索中最为薄弱的链条。大明朝如果出现一位坚强有力、具有战略头脑的统帅的话,长途奔袭的远征军立即就将陷入被反封锁的境地之中。且驻守在锦州、宁远、山海关的明军,在与八旗铁骑十余年的反复搏杀中,也锤炼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号称关宁铁骑。他们完全可能乘虚捣袭盛京沈阳,届时,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
一个伟大的统帅与一个庸才的区别经常表现在:前者时常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考虑问题,而后者则总是以为自己没有理由不胜利。拿破仑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之所以百战百胜,仅仅是因为作战之前永远觉得对手比自己聪明得多,而他的对手们却总是把拿破仑当成傻瓜。稍为认真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上述情形恰好出现在大清与大明这一对冤家之间。
大约就是出于此种考虑,皇太极几乎每次在出兵远道奔袭时,总是会派兵不停地打击宁锦一线的明军,敲打他们,使他们的神经总是处于紧张状态,镇日价提心吊胆,生怕被“鞑子”偷袭、围困或断了后路。有时,皇太极甚至会亲自领兵前往锦州、宁远等地,牵制明朝军队,“使其东西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我西征将士得以从容直捣中原耳”(《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4)
而大明帝国军队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偷袭沈阳,也可以断掉入了关的“鞑子”们的后路,把他们围困在充满敌意的长城里面,让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在敌人的土地上死得特别难看。这种想法可能远远超出了大明帝国君臣们的想象力,会把他们吓坏,令他们想都不敢这样去想。令人不胜叹息的是,情况若仅仅是这样的话,还算是很不错了。大明帝国此时糟糕的景象,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些,早就达到了糟不可言的地步。
有一次,皇太极率兵来到明军城下,皇太极挑战说:“如果你们出兵一万人的话,我就只以一千人应战;你们要是出兵一千人,我就以一百人应战。咱们堂堂正正地打一仗,你们也可以掩饰一下欺蒙皇帝的罪过,要不然,总是空口说白话地骗你们的皇帝,你们不觉得太可耻了吗?”这种挑战,皇太极做过不止一次。大明帝国军队从来没有人应战(《清太宗实录》卷十九)。
一位大臣告诉崇祯皇帝,山西崞县即今日之原平,只有两千左右敌人,俘获了一千多当地男女,经过代州城下时,被俘的人们与城头上的亲人遥遥相对哭泣,城上始终不发一兵一卒救援,任清军饱掠而去。崇祯皇帝听后,“顿足太息”,没有任何办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有一位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名叫张凤翼,清军攻破长城进入内地后,他担心皇帝问罪,于是,主动请缨,愿意率领各路援军抗击清兵。皇帝十分喜悦,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给他尚方宝剑,白银万两,赏功牌五百。于是,张凤翼很威风地率军出发了。谁知,此后,清军在河北地区攻城略地,我们的国防部长和当时的蓟辽总督梁廷栋仿佛送行一般,仅仅跟在清军后面转来转去,始终没有接战。
事情的高潮出现在最后。
清兵饱掠子女、玉帛、牲畜之后,决定回家了。他们选择建昌、冷口北撤。按照一般军事常识,撤兵时,应置精兵殿后,以防备敌人追袭。此次,清军大模大样地采取了一个很少见的做法——将大军主力放在最前面,将所有辎重和抢劫来的物资放在最后,大小车辆装满胜利的喜悦,一路逶迤而去。史书记载说,他们让所有抢来的妇女一律穿上鲜美的服饰,浓妆艳抹之后坐在车上,然后,鼓乐齐鸣地一副凯旋景象,就这样,连续四天才陆续走完。张凤翼带领大军躲在坚城之内,目送敌人在他眼皮底下招摇远去。最后,居然是一位监军太监刘景耀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带着自己的部下,杀出城去,据说,他们颇有斩获,袭杀了一百多个敌兵,并抢回来了一些人口、牲畜和物资。
战后,为了害怕皇帝追究责任,恐惧已极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与蓟辽总督梁廷栋相继服食大黄麻求死,并陆续死掉。让人完全无法明白,他们既然知道难逃一死,却为什么不愿意选择轰轰烈烈地战死在沙场?
在与皇太极的博弈中,最有喜剧色彩的一幕出现在洪承畴前一任蓟辽总督身上。
这位总督名叫吴阿衡。当皇太极派遣的大军打进长城时,他和总兵吴国俊正在为皇帝派来的监军太监邓希诏举办生日宴会。监军太监直接对皇帝负责,并且掌握着钱粮、辎重、火器等等。因此,前敌将领没有人敢得罪这些皇帝身边来的人。
在生日宴会上,吴阿衡总督和邓希诏监军酒逢知己千杯少,约定在场者每人都必须干满一百杯,为监军祝寿。结果,喝到中途,传来清军破关入侵的紧急军报。吴阿衡总督很有点儿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度,他镇定如常,派总兵吴国俊前去御敌。然后,仿佛根本就没听过那十万火急的军情,仍然坚持必须喝完一百杯、决出胜负方可罢休。
最后,终于胜利喝完一百杯的总督,于酩酊大醉之中,居然还没有忘记敌人已经打进来了。于是,烂醉如泥的总督被部下扶上马,一路趔趄着杀向前敌。最后,稀里糊涂地死在乱兵之中。那位倒霉的总兵吴国俊也战死在疆场上。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5)
就像我们到目前为止所不停看到的那样,两千多年的帝国史告诉我们:每当我国皇帝的龙椅上坐着的是一头猪时,皇帝的部下中不是猪的那一部分,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比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等;剩下来的人们就会集体表现得比他们的万岁爷陛下更像猪,比如这位吴阿衡总督。使人们具有充足的理由,由衷地感叹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成语的精当准确。这种局面要想扭转,常常需要帝国将自己的能量耗尽,或者上帝出面干涉,譬如令那头猪死掉,才有可能做到。不幸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学会如何防止这种情形出现。经常的情形是,一头猪死掉后,新上来的还不如前面那一位。在前任打下来的让人觉得已经糟不可言的基础上,后来者时常有本领坏得超出人们的预期,坏得更加离奇,使人们一再感受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恐惧。中国人以一代代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政治构架和人生准则——譬如宗法制度和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等,为猪们甚至更坏的畜生大模大样地走上龙椅,铺设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于是,这个民族和社会,常常需要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就这样,皇太极以筑城义州为开端,开始实施对锦州的持久围困。他先后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铎率兵围困锦州,随后,又加派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轮番围城,以期达到长围久困万无一失之目的。
这种围城和攻坚对于双方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当时,大明方面的锦州主将是素有名将之称的祖大寿,在他的指挥下,锦州城防守严密,粮饷充足,致使清军打得十分艰苦。甚至一度被包围的明军尚未动摇,围城的清军反而粮草不继,逼得清军前敌主帅多尔衮为防备城中的明军突然冲杀出来无法收拾,不得不下令全军后退三十里,以便兵就食、马有草,并命令军中将领带部下分批回沈阳休整。这就在事实上解除了对锦州的包围。皇太极知道后,极为震怒,下令严厉处置。多尔衮根据大清家法,自请死罪。最后,皇太极下令削去多尔衮的和硕睿亲王爵位,降为郡王,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两牛录处分。随后,皇太极的命令被迅速执行,锦州城外被清军加筑了一道围城,与杏山、松山、宁远的联系被阻隔掐断,锦州成了孤城,陷入了真正的危机之中。
崇祯皇帝接到祖大寿的求援报告后,命令洪承畴前去救援,解锦州之围。洪承畴提出,若没有十五万兵马,没有足够一年的粮饷,则根本不能谈战守之事。崇祯皇帝同意洪承畴的见解,责成有关部门按照洪承畴的要求,为他调集军马钱粮。
公元1641年,即大明崇祯十四年、大清崇德六年三月,洪承畴率领从全国各战区调来的八员大将、十三万人马出山海关,赴宁远,并以此地为前进基地,向松山、杏山推进,志在解锦州之围。
洪承畴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宁远——塔山——高桥——松山——杏山——锦州,一步步向前推进,最后与锦州连成一气,内外呼应,一举击败清军。当此时,祖大寿派遣军士从锦州城中逸出,来到洪承畴军中,传话过来,请洪承畴千万不可浪战,就是不要轻易交战,务必要以战车为营,徐徐逼近是为上策。不仅两位前敌统帅不谋而合,北京城里的皇帝和帝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首长们也都赞同。十三万大军,充足的粮草器械,上下一心,此种战法应该是最为可取的制胜之道。
这种战法给清军造成的困扰十分明显。其前敌主帅济尔哈朗力图以野战打破明军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多次发起大规模的攻击,均告失利。甚至驻扎在山顶上的三军营地和指挥部一度都被明军夺占。削夺了亲王爵位的多尔衮,此时也在军中戴罪立功,他率军冲击明军营阵,也不利而退。在多尔衮向皇太极的报告和后来大清帝国官方史籍中,对这些失败予以掩饰,轻描淡写地说是:“累经攻战,微有损伤。”但在朝鲜使臣写给国内的报告中,却透露出了一些真实的信息,曰:“清人兵马,死伤甚多。”(《李朝实录》,仁祖十九年十月庚戌。)另外一则史料记载,在盛京沈阳的皇太极听到前方传回来的战报后,“忧愤呕血”,表明前线清军遭遇的打击相当严重,甚至可能几近崩溃。后来,读我国史籍时,之所以对这场大会战总是有一种云遮雾罩的感觉,除了史学工作者们的缘故之外,也与明军松山前线最高统帅洪承畴、锦州驻防最高统帅祖大寿后来投入满清阵营有关,对于自己当时的赫赫武威与武功,他们没有可能予以表彰,恐怕要避之唯恐不及才对。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6)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带病率军驰援。史书记载说,皇太极从沈阳出发,昼夜兼程,六日夜奔驰近六百里,来到前线。本来,原定三天前出发,因为严重的鼻衄,只好宕后三日。到十四日,他实在按捺不住,下令启程。弟弟阿济格等人愿意率兵先行,劝他治好病再说。皇太极说:“要是有翅膀,我恨不得马上飞去。”遂率军纵马出征。史书记载说,一路上,皇太极持续流着鼻血,以至于要手里拿一只碗接着才行。据说,这种情形持续了三天多方才略有好转。
皇太极与洪承畴短兵相接了。
在此前后,明明占据着有利形势的大明军内部,却偏偏自己乱了阵脚。原因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帝国最高军事首长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和皇帝本人,越来越不喜欢洪承畴的战法,他们希望洪承畴速战速决,一鼓作气打他个松锦大捷出来。
他们派到洪承畴军中一位督察代表,直接对兵部尚书负责。这位国防部长代表名叫张若麒,他的职位是五品的兵部职方司郎中。此次,派到前敌的名义是“赞画”,我们可以把这个名目理解成是“参谋长”或者“总策划”。谁知,这位并不知兵的“参谋长”,却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热情特别高涨,可能是因为身后站着国防部长的缘故,他“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就是说,参谋长不太拿司令官当回事儿,到处指手画脚,使司令官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其二是他对这场战争持特别乐观的态度,并喜欢程度颇大地夸大有利的情势。
他可能太想尽快建功立业了,于是,大军每前进一步,这张若麒都要日夜向北京报喜告捷,并满怀信心地保证,只要再打一次胜仗,则锦州之围即可立解。他还告诉北京的大员们,如今,前线的敌人方面,粮饷不继十分困难,他们的骑兵每天只能吃两顿饭,而步兵只能吃上一顿。因此,一再要求国防部长和皇帝密令洪承畴尽快出战,打一场风卷残云般的大战硬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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