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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见到这个阿敦后，感觉到的就远远不仅仅是不愉快了。原因是，这个阿敦告诉他：“皇太极伙同莽古尔泰和阿济格，正在准备干掉你。事情紧迫，你应该有所防范！”就这样，发生了代善向努尔哈赤哭诉的一幕。
　　

遗产与剑（8）
可以想见，努尔哈赤必定是觉得难以置信。他立即将三个儿子召来询问，三人也理所当然地否认此事。于是，怒火满腔的努尔哈赤把这个阿敦痛打了一顿，然后戴上镣铐，关进监狱，并罚没了全部家产。
　　就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事件，在某些学者那里，除了代善跑到努尔哈赤面前痛哭之外，其他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一概黑不提白不提，然后，一口咬定是皇太极阴谋陷害代善的铁证。甚至作出了皇太极为夺取汗位，阴谋策划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断言。我们知道，皇太极是三十四岁登上的汗位。按照这种说法，他应该在十九岁时就生活在阴谋策划之中，准备着干掉自己时年三十岁的大哥了。平心而论，做学问若是做到了这个份儿上，也的确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
　　从常识上判断，上述事情若真是皇太极所为的话，此人的确就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兼阴毒狠辣达于极致了。其大匠运斧不着痕迹之处，竟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深受其害的代善要如此不遗余力地联合所有的和硕贝勒们推举他来继承汗位。
　　须知，努尔哈赤死后，代善已经成为后金国里资历、行辈最高者，他和他的儿子岳托分别掌管着两红旗，而当时的皇太极只是镶白旗一个旗的旗主。将代善的作为理解成害怕皇太极的报复是有些勉强的。何况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哥，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二人各领一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分领两黄旗。他们任何两方联合起来，都比皇太极的实力强大。除非他们都是白痴，否则，怎么会众口一词，将皇太极这么一个谋兄弑母的角色推上汗位？
　　这种说法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
　　如果代善多年受到皇太极的阴谋迫害，他那些拥有重兵重权不亚于皇太极且战功卓著的儿子们，首先就应该愤愤不平才是，怎么反倒是他们先出来推举皇太极？
　　如果皇太极当年曾经串通莽古尔泰图谋过代善，如今又主导伪托努尔哈赤遗诏，串通其他三位大贝勒逼死大妃阿巴亥，并且杀人灭口，将当年在他指使下控告大妃的那个小妃子一起殉了葬的话，则必定形成他政治上的致命伤。阿敏是一个烧杀抢掠成瘾成性的家伙，莽古尔泰则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敢亲手杀死。这么两个凶狠暴戾的人物，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情况下，他们当时每个人的权势差不多都与皇太极势均力敌。然而，当后来皇太极直取他们的权位名利时，居然手握利器却束手就范；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如果皇太极阴毒狠辣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什么又如脑子进水了一样，连斩草除根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在十七年执政岁月里，和他有杀母之仇、夺位之恨的多尔衮及其亲兄弟阿济格、多铎，偏偏受到了他的多方关照、栽培与重用。这条威胁最大的祸根被他扶植得树大根深，以至于在他死后，多尔衮有能力把他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皇长子豪格，摆弄得完全没有脾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六岁的孩子被推上皇位。
　　很难想像，一个靠阴谋和残忍夺取了汗位的人，会不明白这些已经涉及到了最最根本的皇权继承问题。
　　晚年的皇太极身心交瘁，曾经多次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表示忧虑。他执政十七年，有十一个儿子。除三个夭折者之外，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漫长的执政岁月里，他曾经有意识地培养、扶植自己的哪一个儿子继承皇位，包括比多尔衮年长三岁，战功、实力、地位、威信都足够崇高，且事实上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皇长子豪格。
　　除了推举制原则之外，对这一切，的确很难找到更加强有力、更能够自洽的解释。
　　面对这些，上帝很有可能在微微发笑，因为，只有他老人家才知道，皇太极和持上述看法的人士究竟是谁的脑子进水了。
　　当然，文学艺术作品应是不在此列，因为，这些作品的天职就是虚构和想像。
　　也许，换一个角度思考，说不定更接近实际情况。譬如，在一些处于上升期、朝气蓬勃的团体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一种锐意进取、顾全大局的气象。从许多迹象判断，后金汗国应该说是具备此种气象的。努尔哈赤确立了推举制原则，皇太极又的确优秀，于是，出现了这种局面。
　　

遗产与剑（9）
中原士大夫们没有过这种理论与实践，想要他们准确理解并正确评论这种完全陌生的什么推举制之类玩意儿，平心而论，是挺难为他们的。于是，对于皇太极继承汗位怀有最大善意的人们，也只能采纳如下这种解释——
　　——当时，蒙古部族经常为王子起名叫王台吉，或者黄台吉、金台吉等，据说就是模仿汉语中“皇太子”的谐音。这皇太子三字，在女真语中发音便是皇太极。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天意早已预定；也有人认为，生下皇太极时，正值努尔哈赤最为宠爱皇太极的母亲之际，于是，为他取了这么一个预示未来的名字。
　　也有人包括大清朝官方史书认为这些说法没有根据，根本就是扯淡。姑且存疑。
　　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对于我们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皇太极已然被推举成为后金汗国的第二代汗王，他把自己的年号定为天聪，从第二年正月初一开始使用。
　　皇太极的即位典礼很有意思，证实前面曾经谈到的一些规定，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譬如，拜祭堂子——满清皇家萨满教神庙、拜神、拜天等等，一切如仪。然后，大家分别对天盟誓。皇太极盟誓的内容，主要是继承遗志，敬兄弟爱子侄，多行正义云云；代善等三大贝勒盟誓的内容大体是，合谋一致，奉皇太极继位，若心怀忌妒，损害汗位，将不得好死等等；其他兄弟子侄则发誓要谨遵父兄教诲，恪尽忠诚之类。
　　最为富有特殊制度与文化意义的情节是，焚香盟誓之后，皇太极率领所有弟弟、子侄诸贝勒们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行三拜大礼，表明彼此之间身份平等，并无君臣之别。最后，八和硕贝勒并肩而坐，共同接受百官群臣的叩贺。
　　至此，大礼成。
　　从此，我们就要称呼皇太极为天聪汗或者天聪皇帝了。后金汗国也从此进入到了一个全然不同于以往的世代。
　　

走向智慧之宫（1）
曾经有一位明清史权威人物说过，创建大清朝的女真——满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他们特别善于学习，特别顾全大局，特别能战斗。至少在他们入主中原以前和入主中原之后很久一段时日里，的确如此。因此，曾经有人感叹：假如他们学习的不是明王朝的那一套，假如他们入主中原之时，就已经有了坚船利炮、蒸汽机和民主制度的话，那么，17世纪前期和后来中国的面貌可能就会全然改观。
　　这只是感叹，假设对于历史毫无意义。
　　历史事实是，他们后来几乎全盘照搬了明朝的制度。其学习过程的认真程度，令人无法不感慨万千。
　　根据王族血统主义和推举制原则，皇太极顺利继承了努尔哈赤留下的后金汗国汗位。如今，他叫天聪汗，或者天聪皇帝。继位前后，皇太极做了几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可能都是努尔哈赤去世前没有规定或交代的，看上去，却又很像是努尔哈赤的意思。
　　一件事情是，按照努尔哈赤“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遗训，皇太极提出，在推举新任汗王时，八大贝勒应该和参与议政的青年一代大臣将领共同协商。此议立即得到这批少壮派们的拥护。这是一批在近些年的战争中，与皇太极一起冲杀在第一线，陆续脱颖而出并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年轻人。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这批人坚定地支持着皇太极的事业，使皇太极在和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的相互钳制中，力量加大了许多。
　　努尔哈赤很有可能希望自己死后，八个大小和硕贝勒各领一旗。他们之间势均力敌，方能达到钳制、平衡的功效，令推举出来的汗王不至于肆意妄为，否则，很容易按照他的《汗谕》中所说，被弹劾、撤换掉。但他临死时，只是将自己亲自带领的两黄旗人口、土地、财产、牛录分给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他们兄弟并没有接任两黄旗旗主。其他各旗的调整也没有进行。皇太极适时地提出，让三兄弟立即接任旗主，使这三兄弟十分喜悦。以前，皇太极本来只是镶白旗一旗旗主，如今，他模仿努尔哈赤自将两旗的做法，将两白旗全部拿到了自己手上。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史家语焉不详。以至于只能说“挟威独得”云云。推测起来，也许是援引努尔哈赤在世时汗王一人独领两旗的先例，把杜度所领的正白旗，收到了自己的手里。我们知道，杜度是褚英的儿子。而褚英之死与受到大家的一致厌恶有关。
　　这样一来，八旗旗主的格局演变为，皇太极一人独领两白旗，代善、岳托父子领两红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三人领两黄旗，阿敏与济尔哈朗哥儿俩领镶蓝旗，莽古尔泰领正蓝旗。代善父子全力拥戴皇太极，阿济格除了厮杀打仗，对其他事情全无兴趣，多尔衮、多铎兄弟年纪尚小，显然，皇太极的声威立刻就大为不同了。
　　与前一件事情相关，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在不变更人口、土地、财产等任何东西的条件下，获得诸贝勒默许，也得到了三兄弟同意，用他自己的两白旗旗色，将努尔哈赤按照“幼子守产”制度，留给自己“未分家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的两黄旗旗色，换到自己手中。
　　与前一件事情比较起来，这似乎是件小事。其实，却有深意在焉。据说，黄色是“汗”色，“黄衣称朕”，黄色乃皇家专用之色。皇太极重用汉臣，在历史上似有定论，更在近年被颂为一大功德。很有可能，这就是他重用的汉人谋臣在他继位后，为他谋划的第一个主意。中国人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今，皇太极名分已正，颜色哪里可以不正？颜色不正岂不就是言不顺？言不顺不就事不成了吗？显然，关于颜色所具有的心理暗示作用，在我们祖先那儿早已明了，那时，今日发明此学说的欧美人的祖先说不定还在树上呢。
　　汉人谋臣的智慧，若只能停留在这种纤芥毫末上，就太委屈他们的才华了。有证据显示，在此后诸多军国大计的制定与实施上，可能都活跃着他们脑力劳动的成果。
　　

走向智慧之宫（2）
从当时的形势看，继位后，皇太极面对的各方面情势，并不是特别令人满意。
　　譬如，西南方向，袁崇焕一夫当关，号称独卧宁远孤城，挡住了后金汗国通向山海关、走进大明朝的道路。宁远保卫战一役，袁崇焕脱颖而出，成为帝国东北方向的擎天一柱，令大明帝国东方晦暗不堪的地平线上，露出了鼓舞人心士气的霞光曙色，甚至导致后金汗国战略与外交上，全线陷入“四境逼处”的被动局面。原因来自它的两个最重要邻居——朝鲜和蒙古各部族。
　　东南方向的朝鲜，是大明帝国最可信赖的盟友，多年来坚定不移地站在大明朝一边，态度强硬得仿佛孪生兄弟一般。一次，朝鲜国王派了一个使臣到后金来，努尔哈赤问那使节：“你们口口声声管我叫贼，到底是为什么？”那使节很机敏地反问：“你有盗天下为己有之心，不是贼又是什么？”众人大笑而罢。（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二十一。）
　　朝鲜对后金汗国始终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要不然就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努尔哈赤向明朝低头认错等等。假如不是害怕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导致腹背受敌的话，努尔哈赤可能早就跨过鸭绿江去了。
　　如今，宁远之役结束后，朝鲜国王已经又一次与明朝默契配合，屯兵鸭绿江边，似乎随时准备将手抚到后金汗国的背上来。
　　北部和西北方向，则是时好时坏、时和时掰的蒙古各部族。这些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虽然已经没有了乃祖的风范，却时常聚啸成群，来去如风，不论是对大明帝国，还是对后金汗国，统统构成了一股做酒不香，做醋却极酸的谁都不敢小瞧的力量。
　　比如喀尔喀部，本来和后金汗国早就结下盟约。如今，一看努尔哈赤吃了败仗，幸灾乐祸之余，很快就和察哈尔林丹汗和解，又靠到明朝那边去了。当年，努尔哈赤拿下广宁时，王化贞和熊廷弼扔下关外数百里土地，一直退进了山海关。努尔哈赤投鼠忌器，无论如何弄不明白这是什么路数，他担心战线拉得过长，竟然把到手的广大肥田沃土同样弃之不顾。结果，这些蒙古部落乘虚而入，用这些土地从大明朝和袁崇焕手中换了大笔银两。
　　据说，努尔哈赤活着时，对此就曾经后悔不迭。今天一想起这些，皇太极的心可能仍然还在流血。若不是父汗过于谨慎，当初一步走错，今天，宁远城应该已经是后金汗国攻打山海关的前进基地了。
　　这些，虽然令人寝食难安，却还不算心腹大患。
　　对于皇太极来说，真正麻烦的不在外面虎视狼顾，强敌环伺，而是在自己的肘腋心腹之间，在后金国内部。
　　皇太极对他的臣子说：“治国之道，就和盖房子是一个道理，打牢基础，再选用好材料，就一定不会早早倒塌，子子孙孙且住着呢。要是偷工减料，凡事凑合，不塌才怪。”（《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六）皇太极所说的地基，大体上说的就是民心民意；所谓好材料，则可以理解成是人才和制度吧。
　　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比例，汉族大约占90％左右，女真、蒙古族、朝鲜族等占10％。努尔哈赤占领辽东首府辽阳以后，曾经对当地人民发布训令说：“你们不要以为汉人可以统治长久，我们只是暂时占领，这是妄想。要是真这么想，你们就是自取灭亡。”（金梁《满洲秘档》，“谕辽阳游击阿尔布尼书”。）基于此种理念，努尔哈赤打完萨尔浒大战，于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历次大型战役之后，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种族灭绝式屠杀。而且，那些刀下逃出性命的人们，也被当作战利品，“分配给披甲人为奴”——就是给八旗将士们充当奴隶。
　　按照努尔哈赤“编汉为奴”政策，每十三个成年汉族男子编为一庄，给牛七头，耕地的80％供应这些人自己食用，20％上交官家。然后，按照满族官员的级别分别将这些庄子赏赐给他们，就连最低的备御，即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牛录，其职权大约介于今天的营连长之间，也都赏赐一庄。于是，这些庄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据说，在他们的主子面前，庄丁们很惨，大体上处于予取予求皆听凭主子摆布的地步。
　　

走向智慧之宫（3）
当时的汉官处境也相当凄惨。就连最早投奔努尔哈赤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范文程，虽然满腹经纶才干，却也只是混到汉语办事员的样子，如偏房弃妇般备受冷落，远不像后来的人们所愿意相信的那般被待若上宾、言听计从如诸葛军师一样。
　　有资料显示，这些汉族官员被分配给各贝勒大臣们管辖，极少有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的机会，因为除了努尔哈赤等少数几人之外，太多的满族王公大臣听不懂汉语。于是，这些同样听不懂女真语的汉族官员们，便时常需要面对满洲主子们的嘲笑、臭骂和殴打了。有记载甚至谈到，他们的财产时常被管辖他们的人强行索取；他们的马匹不能由他们自己骑用，而要交由满族官员骑用；他们的牲畜被满族官员以很低的价格就可以买走；他们死后，妻子儿女便要入满官家中为奴；而他们生前，粮食经常不够吃，要靠出卖家产、典当财物糊口（《清太宗实录》卷十七）。
　　从一些记载中判断，当时，汉人乃至汉官成年的女儿和年轻些的妻子，可能没有身心不受到暴力侵犯的权力。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吧，就是说，如果八旗勇士强奸了汉人的妻子女儿的话，在努尔哈赤当汗王的十几年时间，甚至再长一些时间里，是可以不受惩罚的。这种情形之悲惨，已经将深受孔孟之道、礼义廉耻之类熏染的汉族士大夫们的廉耻心，都剥得干干净净。
　　于是，就连皇太极都曾经发出过如下感慨：这些汉官“如在水火之中，苦无容身之地”（《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七）。
　　同样，此种情形不可能不引发切齿痛恨。满族人聚居地方的水井被投毒；吃的咸盐当中被掺拌毒药；有的则把猪毒死后，将肉卖给满族人吃等等。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了不止三次五次。最后，严重到了要由后金汗国的国家元首下令：所有店铺的主人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刻写在店铺前面，凡满族妇女购买食物时，要将店主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