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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关键人物则是兵部尚书张鹤鸣。这位国防部长也是东林官员，他不但讨厌熊廷弼，而且早在一年前，就曾经因为军饷问题与熊廷弼大起冲突。如今，他甚至在调动辽东兵马时，都不愿劳神知会辽东经略熊廷弼，在熊廷弼询问他时，亦不屑作答。搞得熊廷弼怒火高万丈，却又无从发泄。更有甚者——用今天的事例类比，这位国防部长甚至或明或暗地指示王化贞，在辽东军事上可以自作主张，不必理睬熊廷弼。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促成了王化贞对熊廷弼的蔑视。
　　王化贞与当时尚称强大的蒙古察哈尔部落的林丹汗打过交道，双方感觉都不错。此时，这位蒙古酋长不知是喝酒喝高了还是谈得投机口滑，拍着胸脯口无遮拦地告诉王化贞，他可以出四十万骑兵，帮助王化贞干掉努尔哈赤，把那个什么鸟后金国彻底从地球上抹去。我们知道，这种许诺对于急于建功立业或一夜暴富的中国人，具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就是今天，许多董事长之类也是在类似情形下被人牵上沉船的。他们对于自己的魅力怀有深切信心，真诚地愿意相信，由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导致一位蒙古酋长在拥有四十万铁骑时，宁愿不做成吉思汗第二，也要帮助自己去灭掉努尔哈赤。可能是王化贞太想让熊廷弼闭上嘴了，于是，想也不想便将此上报朝廷，并列入自己的作战计划。而且，他还真的为此出兵进攻，直到确认那位蒙古酋长不会出现，才慌忙撤退回家。
　　最后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抚顺叛将、如今努尔哈赤的驸马孙女婿李永芳暗中联络上了王化贞的心腹将领孙得功，说是他愿意做内应，帮助王化贞与孙得功一举干掉努尔哈赤。实际情况则是，努尔哈赤通过李永芳答应这位孙得功，只要能够生擒王化贞并献出广宁城，孙得功就会像李永芳一样成为努尔哈赤的驸马并得到高官，双方就此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
　　这些内情，王化贞全然不知，对孙得功联络李永芳干掉努尔哈赤的策划则坚信不移，不但将此作为立不世之大功的奇秘，越发看不上熊廷弼，而且将握在自己手中、坚决不让熊廷弼染指的广宁兵马，全部交给孙得功节制。一切兵马、攻防、训练、装备、工事、粮草之类统统不放在心上，一门心思地盘算着这件不战而获全胜的奇功。并且还真的多次出兵攻打后金国防地，先后可能达五次之多，搞得煞有介事又很不好看。还一本正经地报告朝廷“但到中秋团圆时节，即可高枕聆听喜讯佳音”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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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广宁（7）
熊廷弼实在看不下去了，上书皇帝，请他约束王化贞慎重举止，“至少不要让敌人笑话”。王化贞听说后，愤怒如狂，立即上书皇上，说是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努尔哈赤小丑云云。
　　就这样，辽东前线出现了大家“战不战、守不守，笑啼不敢，而凡事牵制多”的局面。（《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十一月壬戌。）有人总结这种情形说：“自有辽事以来，从来不曾看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十月乙未。）
　　就在大明帝国朝堂上下口水横飞，群臣们一浪又一浪掀起赞誉王化贞而抨击熊廷弼的热潮之际，公元1622年即大明天启二年、后金汗国天命七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在仔细观望良久之后，确信熊廷弼不会再有什么作为，遂出兵进逼广宁。
　　王化贞相信立那件奇功的时机已到，于是，按照孙得功的策划，尽发广宁兵马出阵迎敌。谁知，双方刚一交手，早已布置停当的孙得功等便大呼“明军败了，明军败了”，然后撒腿狂奔。不明所以的帝国大军以为已经被打败，遂兵败如山倒，全线溃散。
　　孙得功等逃进广宁城后，惊惶失措地散播努尔哈赤已到城外，于是城中军民大乱，争相溃逃。正在等候捷报佳音的王化贞于稀里糊涂之中，被一员将领扶上骏马，弃广宁而去。从而，验证了那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老话。
　　在大凌河边，王化贞遇到熊廷弼。王化贞尽弃前嫌，在熊廷弼面前大哭。熊廷弼此时的表现确实没有风度，他微笑着询问王化贞：“您不是说要提六万之兵一举荡平吗？今天这是怎么啦？”王化贞顾不上计较，请求和熊廷弼一起商量战守事宜。这时，熊廷弼手中只有五千兵马，不知是出于兵力悬殊的无奈，还是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他回答王化贞说：如今为时已晚，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护送流民入关。
　　其实，用兵谨慎、善待时机的努尔哈赤，此时距离广宁尚有一段不近的距离。他并没有长驱直入进占广宁城，直到两天后，外围明军基本被扫荡干净，方才渡河来到广宁城下。据说，努尔哈赤走到离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辽东第二大城市广宁城，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昨天的大明帝国臣民们在载歌载舞中，排着队向他行叩拜大礼，将他迎进了他应该很熟悉的辽东总兵府。史书记载说，此次，努尔哈赤出动的兵力大约在五到六万人左右，而王化贞手中的全部兵力可能在努尔哈赤之上。在广宁城下，孙得功率领王化贞交给他统帅的、为数应当不少的大军，开城迎接了努尔哈赤。
　　孟森教授推测，熊廷弼之所以不争夺广宁，是因为他实在痛恨王化贞的作为，并认为自己在此事上没有责任；同时，他可能希望用这种赌气的方式，唤起满朝文武的觉悟，知道自己的才干而用之，“以收后日之效”（孟森《明清史讲义》）。
　　就这样，帝国在辽东的最后一个战略重镇失守了，帝国首都再次宣布戒严。
　　如果说萨尔浒之战逆转了明、清之间的战略态势，从而是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的话，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努尔哈赤夺取广宁——大明帝国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可能影响更为深远而致命。因为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熊廷弼的死，加剧了帝国上层的争斗与分化，甚至，东林党失势和魏忠贤得势可能都与此干系极重。因此，若从政治、社会与历史的角度判断，努尔哈赤夺取广宁可能比萨尔浒之战还要重要许多。
　　不久，天启皇帝下令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籍，听候处分。这时，东林党人再一次表现出了政治上的褊狭与拙劣。负责办理此事专案的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王纪、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周应秋、著名东林领袖左都御史（相当于中纪委书记兼监察部部长）邹元标等提交审讯报告，没有多少道理地要求将熊廷弼、王化贞一同处死。熊廷弼真的就此被逮捕下狱，后来惨死狱中。东林党人就这样用自己的党同伐异和失败，为两个比熊廷弼可怕千百倍的敌人铺垫了道路。这两个敌人，一个是大明帝国不共戴天的死敌——努尔哈赤，一个是东林党人不共戴天的死敌，在后来几年间搅得整个中国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只比皇帝少活一百岁的太监——九千九百岁魏忠贤。
　　

夺取广宁（8）
熊廷弼被抓进监狱后，真的做了一件蠢事，他拜托一位能量极大的江湖人士，说是准备送给魏忠贤四万两白银，以求雪冤。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结果，听说了此事，又没有拿到银子的魏忠贤恨之入骨，发誓要早日看到熊廷弼的死。两年多以后，已经势焰熏天的魏忠贤，终于将熊廷弼和几位根本搭不上关系的东林党人扯到一起，愣说一位极受人尊敬的东林党人接受过熊廷弼的贿赂。于是，将他们一起干掉了。
　　熊廷弼的死说来令人心酸，我们不说也罢，就此打住吧。
　　这时，出现了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出现，使辽东局势又添变数。对于大明帝国来说，晦暗不堪的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亮色；对于努尔哈赤来说，眼前又现强敌。这个人就是时任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的孙承宗。
　　孙承宗的另外一个身份也让人不能不心存敬畏，他还做过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使那位即位之前比文盲强不了多少的少年天子，多少读了几本书，懂得了一些道理，也知道了要敬重老师。
　　孙承宗能文能武，清廉刚正，威望素著，后来以帝师、内阁大学士的身份担任辽东经略。这些，可能是他在经略辽东的任上坚持三年之久，令努尔哈赤在三年多时间内只能相持、始终不敢轻动的主要原因。
　　可惜，随着朝中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斗争日趋白热化，这位被视为东林党人中流砥柱式的人物，毕竟坚持不下去了。他只能退休回家。后来，天启皇帝死后，在崇祯皇帝冤杀袁崇焕时，他曾经再次出来收拾危局，待局面稍有好转之后，便再一次莫名其妙地被撤换掉了。若干年后，清军大规模入关，打到他的家乡河北高阳，年事已高的孙承宗坚决不肯屈膝，他指挥家人、族人、乡亲与清军展开巷战，直至殉国。
　　孙承宗离任之前，还做过一件对于晚明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情，数年之间，他高度信任、欣赏、重用了一个人，从而，为这段惨痛的历史抹上了一道极为耀眼的亮色。这个人就是在晚明前清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袁崇焕。以拿下广宁而达到人生事业巅峰的努尔哈赤，其一世英名就是折在了这个南蛮子手上。
　　除了孙承宗和袁崇焕之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导致努尔哈赤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之内不再西向进逼。那就是由于他血腥的种族歧视政策，后金国后院不稳，到处都在发生汉族民众的反抗与暴动。
　　前一年，即公元1621年，大明天启元年七月，努尔哈赤颁布了“计丁授田”制度。简单讲，就是根据男人数目分配田地、服兵役、出徭役、公差等。这项制度对于女真人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汉人却是一场灾难。原因是，许多女真人本来并不从事农耕，如今所有男人均平分给田地，这些女真人包括他们的女真族奴隶都得到了土地，然后，将掳掠来的汉族农民变成奴隶为他们耕种。而汉人的许多土地则被当作“荒地”无偿征收，用来分给女真族人。努尔哈赤还同时针对辽东汉人推行了“强令剃发”、“强行迁居”、“强征差役”、“清查粮食”等政策，导致辽东汉人由逃亡而反抗，由反抗而袭击，由袭击而暴动。一时间，这种暴动竟有数十起之多，几乎遍及辽东各地。
　　为了平息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努尔哈赤又发昏招，公布了“按丁编庄”汗谕。据说，这道汗谕是为了完善计丁授田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强行将汉人与女真人编在一个村庄中居住，借女真人监视汉人。明令禁止汉人制造、携带、收藏刀剑、弓箭等。于是，发生了汉人房屋被强占、粮食被抢夺、妻女遭凌辱等事件，更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对此，努尔哈赤一而贯之的做法大体上就是灭绝性镇压。
　　据说，三贝勒莽古尔泰在镇压镇江，即今天的丹东暴动中，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单是俘获来做奴隶的汉人，就有一万二千多人；大贝勒代善负责镇压复州地区暴动，镇压结束后，复州城里的成年男子全数被其杀光，全城已经找不到男人；努尔哈赤那位孙女婿、大明叛将李永芳负责镇压辽西十三山暴动，据说，该地区原有十万余汉族民众，此次镇压中，除七百余人逃进觉华岛——今日辽宁省兴城县菊花岛——之外，其余，全部被杀光。
　　

夺取广宁（9）
从抚顺之战正式向大明帝国开战以后，努尔哈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辽东汉人大体上实行的便是这种种族灭绝政策。譬如，萨尔浒之战后攻取开原、铁岭时，允许军队对汉人斩尽杀绝。在后来的战争中，虽然不再见到汉人就杀，但基本是在实行不同程度的屠杀后，将剩余的汉族人口掳掠起来，作为战利品分配给女真军人为奴。到了晚年，努尔哈赤似乎杀心愈盛。他认为，后金国之所以没有成为女真人安宁的乐土，都是因为明朝旧官吏、读书人和地主士绅们煽动的结果。于是，努尔哈赤命令他的将军们，要求他们在汉族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辽东严查细访，只要抓住上述几种人，就一律处死。（《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
　　阅读那些史料时，常常会令人产生一种感觉，这位努尔哈赤身上，似乎笼罩着某种血腥的宿命，战争与杀人成为他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英雄的梦想、女人、财富和对汉民族的仇恨，成为这个宿命的核心。
　　实事求是地说，汉民族中历朝历代出产的人渣不少，他们荼毒自己同类的本领常常出人意表，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令人叹为观止。对待异族，则更加全无顾忌，遭人痛恨之处实在可以车载斗量，从努尔哈赤的不少言论中判断，他很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代上天恭行天谴。
　　从众多史料中，我们大体可以认定，这位努尔哈赤的确善于审时度势，韬光养晦，不利时作低服小细致入微；得势后凶残暴虐，十分残忍。而若要找出此人在政治上如何雄才大略，如何是位伟大政治家之类的证据，实在很难。因此，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认为此人在政治上乏善可陈，于民于社会甚少功德建树，其长处更多表现在战争与军事才能上。只要翻一翻史料，就不难注意到，至少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国所赖以生存的，除了赤裸裸的战争暴力和烧杀抢掠之外，其他的成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才会有学者认为，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汗国，根本就是一个庞大的军事抢劫集团。
　　孟森教授认为，在大清帝国皇家爱新觉罗子孙与士大夫口中，固然会颂扬努尔哈赤积功累德，应该入主中原，然而，若就史实考察之，则实在没有什么功德。清之取天下，纯由武力。努尔哈赤以矫健警悟，当大敌不惧，受重伤不馁，以此称雄；又以勇悍立威，驱率其族，裹胁益多，并以训练族众见长，遂养成武力，从而横绝一世（孟森《明清史讲义》）。这种评价，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有可能是公正和客观的，因此受到了国内外许多史家的赞同。中国历史上，像努尔哈赤这样的草莽英豪为数不少，大多如过眼烟云。他的政治才能与综合素质，远远不如他的两个儿子——皇太极与多尔衮。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皇太极和多尔衮，满清铁骑能否踏进山海关实在是个值得怀疑的未知数。
　　面对动荡不安、此起彼伏的反抗，努尔哈赤必须先稳住自己的后花园。
　　时年已经六十四岁的努尔哈赤，一直以善待时机取胜，如今，他仍然在等待或者叫善待时机。他对于敌人阵营中的优秀人物，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识别能力，从不在这种敌人面前轻举妄动。
　　

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1）
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是为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宁远城下，炮火惊天撼地。努尔哈赤指挥他那勇猛的八旗将士，猛攻宁远城。在袁崇焕周密布置的猛烈炮火中，八旗军队遭遇重挫，伤亡惨重。
　　四十余年纵横天下的努尔哈赤，排山倒海般的脚步，在小小的宁远城下，戛然而止。
　　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去世。
　　在与努尔哈赤、皇太极相抗衡的大明帝国诸多人物中，袁崇焕可能是表现得最为特出的一个。他给后金汗国父子两代汗王带来的烦恼，可能比其他所有大明帝国君臣加在一起的还要多。
　　然而，他所进行的所有工作和一切努力，他的辉煌与悲惨，仅仅能够证明：大明帝国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前途。
　　袁崇焕，字元素，又字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史书说他：为人慷慨，有胆略，喜欢谈论军事，特别喜欢与那些从边疆退伍回来的老兵们畅谈边关情势，自认为是治理边疆军政的一把好手。他考中进士的那一年正是公元1619年，也就是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汗国天命四年，具有重大影响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年。
　　三年前，即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大金政权，史称后金。
　　两年之后，努尔哈赤宣布与明朝有“七大恨”，誓师伐明，并顺利打胜对明战争第一仗——抚顺战役。
　　今年，袁崇焕考中进士的这一年，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萨尔浒大战以大明帝国军队的全线溃败而告结束。
　　这些，对袁崇焕的刺激想必不小。
　　史书记载说，他中进士后，被任命为福建邵武县知县。如今，他依然特别喜欢和那些退伍老兵谈论边塞上的事情，一有机会便要了解辽东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有一次，他本来要去做考官阅卷子，谁知他却招来一个从辽东退伍回来的老兵谈起辽东战守来，结果一份卷子也没看。史书中说他“好谈兵”，“以边才自许”，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
　　天启二年正月，即公元1622年，后金汗国天命七年，按照帝国制度，袁崇焕来到北京参加“大计”，就是接受三年一次的文官政绩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