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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存在了。不会的。比如，有的右派知识分子，虽然平反了，重新工作了，党又明文规定，把他们划进工人阶级范畴了，你可不要以为，他们的世界观也就无产阶级革命化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些人，你给他一巴掌，他规矩老实的很，你给他一个笑脸，他还是照样翘尾巴，照样以他的世界观散发臭气。我们脑子中的这根弦，始终应该是要紧绷的，当然了，这种紧绷，是需要讲求艺术性的。”

　　杨大康很激动，虽然没有感激涕零，但很激动。

　　杨大康表态话，说得也很得体：“首长，您放心，我会始终抓住自己世界观改造这个总开关不放的。我相信，我不会给首长丢脸的。”

　　说实在话，那时，杨大康并不了解唐风与马斌部长、与省委书记高大印过去的关系，但他听懂了部长对自己的信任和期许，听懂了一个革命前辈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当然也听懂了部长的话外之音。

　　杨大康到《场》杂志筹备组后，妻子叶秀子也想来这里工作。叶秀子的考虑是，不想放弃自己的美术专业，杂志办起后，肯定需要美术编辑，那样的话，本职工作和业余创作二者就可兼顾。再说两口子在一起工作，还可以很好地考虑家庭安置和照顾两个孩子问题。那时他们依然居无定所，两个孩子仍然在杨大康老家山东农村，并且女儿在那里已经上小学了。于是，在刊物创刊半年之后，叶秀子随即也从省妇联调入杂志社。

　　当时的杂志社，尚在省政府第一招待所两间小房里，搬到梅辉大街43号院，是叶秀子调来一年以后的事。

　　杨大康、叶秀子夫妇堪称《场》杂志###。

　　他们协助唐风，从刊物办刊宗旨的设想、论证、定位，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规章制度建立，经费预算，办公场所选定，具体编辑计划的制定、刊物开本和外型风格的设计，具体栏目设置，最初一批作者的组织与选定约稿等等，以及难度更为巨大、事情更为繁琐，消耗体力和心智几乎可称为透支的各种具体落实工作：各种报告的起草、上报和审批，办公场所的腾空与装修施工，编务及行政人员的考察调入，编、印、发相关物资的采办、仓储等等，夫妇俩都做得那般投入，那般尽心尽力，等到刊物试办三期、每期以一万册印刷量免费寄赠全国，由杨大康书写的“场杂志社”木制正方型牌子，正式在省政府第一招待所门外墙上挂牌时候，尚未交付印刷厂开机印刷，准备正式公开发行的那期月刊《场》杂志，邮局正式订户已经突破5万份了。

　　杨大康、叶秀子夫妇功不可没。

　　当然，事情进展的如此顺利，杨大康后来才发现，也并非完全得力于老唐本人，和他这个老唐第一助手有多大能耐，首先是得力于唐风有一个异乎寻常的老战友、省委书记高大印的“绿灯”——他发现唐风与省委书记的战友关系时，尚不知道唐风和马斌部长的关系，这也是造成绝顶聪明的杨大康，在自己政治前途问题上，后来却犯“失聪”错误的关键所在。

　　《场》杂志的创刊并正式发行，简直可以称之为横空出世。

　　它以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为旗帜，紧紧咬住不放的是揭露、批评、清算经过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它的贴近时代与社会现实、敢揭疮疤、敢面对真实、敢抒发真言、敢高扬真理之旗的凌厉风格，一露面就使它广受读者欢迎，且为之震惊和振奋，但它也引起各个层次政治领导者们深深不安，因为它经常“打擦边球”。

　　有好多次，省委书记高大印竟然秉夜轻车简从，亲自造访总编辑唐风，关门长谈。杨大康不了解他们到底都谈了些什么，但俩人的亲密关系，却是杨大康亲眼目睹而感觉到的，并且常常是在他帮助老唐加班加点的夜深人静时候，他一个人亲眼目睹而感觉到的。

　　说心里话，对这位平反了的右派老头，杨大康既是钦佩的又是有看法的。他钦佩老头子的知识渊博、胆识过人、办事老到干练，也包括对他们夫妇二人的那份坦诚与信任，但也有看法，尽管这种看法是深深埋在心底，从来没有表露过的，那就是对于唐风的办刊思想。杨大康认为，唐风借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尚方宝剑，其实，简直就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唐风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岀问题的根子，是过去政治路线中，有一种浓重封建主义思想在作怪的观点，杨大康是不同意的。

　　杨大康不止一次地想到，马斌部长那番语重心长的话，对唐风心底的看法是：这位老右派可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右派啊﹗我杨大康也曾当过造反派领袖哩，我的大胆，都没敢大胆到你唐风老头这种程度﹗

　　杨大康有好几次，想去找马斌部长汇报一下自己的看法，但都在决心下定，事到临头的时候，打了退堂鼓。

　　杨大康的私念是：自己还没有定个级别哩，哪怕个科级、副科级。可不要见了神仙就烧香，乱烧香烧到最后烧出鬼来，把自己本来可以看好的前程贴进去。难道你可以无视自己的顶头上司，和本省最高领导者的特殊关系，去给另一位一般的省委常委，去表现你的党性原则？尽管从干部职务升迁角度来说，一位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对他杨大康个人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杨大康还是选择了小心谨慎。罢罢罢，自己只需要把自己的党性原则想法铭记起来，储藏起来，借时机以备用，就可以了。

　　杨大康没有惊人的记忆力，却有动笔记日记的习惯，尤其对那些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事，心中产生过看法却没有表露自已看法的事，与人发生过过节或者重大争论的事，他会详详细细、点滴不漏的记录下来。当然，这日记是他的秘密日记，是连妻子叶秀子都没有让她看过的。但他们毕竟是恩爱夫妻，即使隐藏最深的秘密，他都不可能不在他们二人的小天地里没有所表露的，何况这些秘密，又并非是关乎他们夫妻间忠贞不忠贞的秘密呢，杨大康也并没有更多地想到，要去要防范自已的妻子。

　　
　　049

　　月刊《场》杂志在正式公开发行之后，事业可谓蒸蒸日上。发行量在创刊号5万多份基础上，其后四个月，月月都是以翻番的速度直线飙升的，10万多份、20万多份、40万多份、80多万份，到了正式公开发行的第五个月，也即这年的12月份，虽然不再是以翻番速度的上升，但却突破百万份大关，达到105万多份。如此发展速度是令人惊喜的，却也是令人感到担心的，不正常的，总编辑唐风深为忧虑。

　　唐风此种忧虑心情的加深，还来自老战友、省委书记高大印的一次告诫。有一次，两位老战友在一次深夜谈心之后，省委书记高大印对唐风说：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不搞不行，操之过急也不行。操之过急，就好像让当惯了丫环使女的小姑娘，让她一下子去做贵家小姐一样，那腰板是挺不起来的，你非要她硬要她挺起来，说不定她干脆就跪下了，爬下了，那是要出事的。因此，唐风在制定新的年度办刊计划的时候，决定再搞一份，以保持刊物持续发展为基调的五年发展规划草案。

　　总编辑唐风的五年发展规划草案，其要点如下：

　　一、不求一味企求刊社经济效益的高速度高增长，但必须注意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大影响。刊物每期发行量控制在150万册左右即可。使刊物真正办成国内一流的，具有政治性、新闻性、资料性、文学性及可读性、可存性于一炉的，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既提供暂新理论思考又提供暂新实践经验的，一份重量级刊物。

　　二、改革传统管理经营模式。保留刊社全民事业性质，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路子。从第三年开始，不再享受原来由国家财政，对人头和事业经费的全额财政拨款，完全实行自收自支、按章纳税的自负盈亏，并据此实行人、财、物与责、权、利相结合的全新管理经营机制。

　　三、合理发挥日益增长经济效益作用，让经济效益更好地转化为更大的社会效益。刊社的创收，除按章纳税、支助社会公益事业外，用于提高刊物内在与外在质量﹝包括适当加大刊物纸张、开本、设计、印刷、作者稿酬等直接成本�｛、留足事业发展周转资金等，以及改善刊社工作和生活环境条件，其中包括职工人均个人收入的提高，购置刊社办公场地和新建职工宿舍楼，每家每户安装电话、无线电视之类的工作和生活目标，也在重点考虑之列。一句话，经济效益转化为社会效益，既是指按章纳税、支助社会公益事业之类对社会的直接贡献，也是指发挥内部职工创造社会效益的积极性。

　　唐风的发展规划意见，是作为一个初步思路，在年底一次编委会上提出来的，并在元旦组织的全社辞旧迎新大会上，以编委会名义交付全社职工讨论的。此前，刊社虽经省里正式批准成立，批了人员编制并定为副厅级别，任命了唐风为总编辑兼社长，副厅级，但并没有宣布成立党组，任命党组成员。党组是公孙龟年转业之前，省委才确定并任命的。所以，由唐风原来提议组成的社编委会，就也因为刊社实行的是总编辑负责制，不是社长负责制的社委会，事实上成了刊社的领导机构。

　　当天晚上，杨大康日记，他本人称为《备忘录》，是如此表达他自己对唐风这项改革的看法与意见的——

　　“老头说，如果实现刊社这项改革，我们大概就是全国书报刊出版系统第一个吃螃蟹的，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无论成功与否，都功莫大焉。我们都是一个勇敢的改革者。老头还说，他个人认为，我们失败的可能性，要小于成功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流是不再可能逆转的，是得党心也得民心的，因而，也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我本人却并不如此看。老头子可能是把刊社，作为自己的一块资本主义复辟试验田来经营的。一本刊物难道可以等同农村土地？土地是物质的，没有阶级属性的，走大寨路也罢走联产承包之路也罢，土地都是国家的。而一本刊物就不同了，它的本质属性是精神的。老头子你想把刊物当你自己的‘土地’，在上面种你全盘西化的‘精神庄稼’，你那动机，无论被你说成是多么冠冕堂皇，都只能是一个：你是想向党向社会主义道路反攻倒算的﹗除此之外，岂有它哉﹗我敢断言，你的成功大于失败的狂妄预言，注定会是时代与历史，打在你自己个脸上的一个大巴掌﹗予谓不信，请拭目以待。”

　　在以后的日子里，杨大康此类的备忘录，还记下许多。

　　刊社改革的艰难曲折，真是难以一一备述，有刊物编辑方面的，有刊社管理经营方面的，有人事和职工利益方面的，但总的来说，常常是退一步进两步在前进发展的，而非一进三退的那种穿了新鞋又走老路。

　　这是令杨大康对自己的预言，多少是有点懊恼的。

　　但真正令杨大康懊恼的，却是他悔恨自己错失前途良机。

　　《场》杂志社的事业果真越做越大了。

　　原来一本定价只有元钱的刊物，在几乎同类同页码的刊物，在定价上连年搞翻番，以试图遏制由于发行量大幅度下跌，而纸张价格急剧上涨，以及印刷、邮发、稿费等直接成本也相应大幅度加大，经济效益却下降的情况下，《场》杂志定价虽也逐步进行了调升，但却始终没有突破，国家一个印张不超过元的额定指标。而且刊物不仅保持着130万册左右的高发行量不说，连用纸档次也越来越高，还率先在全国使用了彩印和国际版本。与此同时，刊社内部也真正做到了工作与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变，有了梅辉大街43号院独立办公场地，有了每户平均一百平米多的职工宿舍楼，有了自己的印刷厂和大小几部车辆，取得了让世人为之眼热的改革成果。

　　但以杨大康的眼光看来，《场》社的所谓改革成就，那都是以牺牲党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的最基本原则为代价的。令杨大康为之沮（怚）丧的是，我们的党政领导部门，似乎都被《场》社巨大经济效益蒙住眼睛了，不仅刊物发生过的那些大大小小政治错误、准错误，没有引起应有关注，更有甚者，《场》社的改革经验，还被中央和省里有关领导部门视为典范，几乎要成为整个宣传文化战线，一种改革的范式路子，予以推广了。

　　杨大康终于难以再忍受自己这心灵的也是政治原则的煎熬。

　　杨大康第一次主动地找了马斌，想要向亲爱的老首长倾诉一下衷肠。此时，他已是《场》社编委、总编辑办公室主任，除排在他前面的，由省里直派来的，或许是唐风主动要求，或许是省有关领导硬性安插的，两名副总编辑秦路、宋玉，名义上分别分管编务和行政事务之外，杨大康是刊社事实上的唐风第一助手，总揽（搅）着刊社真正大权。而此时的马斌，虽依然是省委组织部长，但那已是兼职，他更重要的职务是省委常务副书记，是排名在省委书记、省长之后的全省第三把手，其权之重可想而知。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解放前原为本省督军的一个老军阀的府第，现为省委省政府办公大院的后半部分，几排专供省委常委和副省长们合家居住，而分割为单独二层小楼小院的其中一套小院，省委常务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马斌在家中接待了杨大康。

　　马斌依然是那么和蔼可亲。见杨大康一进门，就以带点儿调侃味道，但却透射出，只有对格外亲近的人，才会使用的那种语调说：“嗨，我说小杨呵，我还当，你把我这个老头子早忘了。你再日理万机，总不会比我这个如牛负重的老头子更忙吧﹗怎么就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啊？”

　　“尽瞎忙活，不过再忙也不能和老首长比，主要还是害怕给老首长添麻烦。这次想来找老首长谈谈心，还是左思右想才下了决心的。我们总是在电视里看到首长的，一有首长镜头，秀子她就大呼小叫，快来看快来看，马书记显得比过去还年轻啦，并且她还总是埋怨，咱们就不能抽个空儿，一块看看马书记？你看她说得倒好！刚才我还叫她一块来，可她呢，又得加班。阿姨她好吗？我家秀子经常念叨她哩！”

　　“好好好！”看来马斌还是依然喜欢这位谦恭而又总是说话得体的年轻人的，这时马斌朝走廊那边的套间呶呶嘴，那里，传来马斌老伴和家里两个小保姆，一块逗弄他最小孙子的声音，“她呀，也经常提起你们俩口子，小杨小叶怎么样啦，再忙，也总该来串串门呀？”

　　“嗨，家也安了，两个孩子也从老家接回来了，一天三顿饭得自己做，孩子上学上幼儿园得接送，工作还不能耽误下，老唐同志对工作要求又细又严，简直到苛刻程度，常常加班加点不说，抽空儿呢，还得想着我家的两位老人和秀子她老娘。真是还不如不安家时省心，那时可真是像赵树理小说里说的，一人吃饱，饿不死（是）那条小板凳！”

　　“呵呵呵，是呵是呵，你们也得注意点哩。那是一部什么影片来着？对对对，叫《人到中年》，人到中年时候喽，中年知识分子身体负担和心理负担都是最重的时候，是最容易出事的。不过，我听说你们的工资都很高，可不敢吝惜那两个钱钻钱眼啊，不行，就雇个保姆算了，腾出些家务，可以把更多精力投放在工作上，和孩子们的教育上嘛！”

　　“我们也这样想过。”

　　杨大康没有说，事实上，他现在就已经僱着一个媬姆。

　　“怎么，工作还算顺手吗？”

　　“唉，顺手到还顺手，就是不太顺心。”

　　“噢，顺手不顺心﹗怎么个顺手不顺心？”

　　于是，杨大康几乎把这些年来自己“备忘录”上记下的事情，竹筒倒豆子似的，倾诉了个干净。杨大康怕占用马斌更多时间，当然也害怕自己说得太啰嗦引起马斌的不耐烦，语速很快，也希望说得尽量简洁明了，倒是马斌不时提醒他“慢慢说”“细细说”“又不是要赶庙会看戏，你着急个啥”，这倒令杨大康逐渐放下心来了，语速也慢了，讲事也细了，在有些表达自己当时看法之处，特别是那些他平时埋藏心中，虽有看法但也无行动之处，临场发挥，加上了许多情节细节，许多事情，经他一加工，都变作他自己敢说敢为，坚持党性原则立场的故事表述了。

　　“我一直铭记着，老首长送我到《场》社时那番语重心长教诲，有一根弦始终是外松内紧的。我确实感觉到，有一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危险性问题，按照谁家世界观改造世界的问题严重存在，并且愈演愈烈。比如，旧知识分子一遇适当气候就翘尾巴的问题，始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