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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金三角-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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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愣,这是个新来的犯人,有四十多岁年纪,穿掸族服装,其貌不扬的样子。他原本不声不响地坐着,谁也没有在意他,把他混同于其他缅甸犯人。只见他低声用缅语说了几句,牢卒的态度立刻像演戏一样发生变化,暴躁与怒火像乌云一样从脸上退去,温驯和恭敬的笑容像潮水一样爬上来。他唯唯诺诺,出去打了一通电话,不久就有一辆破破烂烂的救护车开进来,用担架把产妇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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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新华噗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说救命恩人救命恩人。那人扶起上海知青,摇着头说都是中国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家为他的见义勇为而感动,许多日子的苦水委屈无处倾诉,这天晚上他们就热烈而激动地讲了一夜话。那人自己称姓卢,金三角华侨,在仰光做玉石生意,这回因为路上遇上麻烦,才被警察关进拘留所。他说少则两三天,多则一星期他就会被朋友保释出去。焦昆天真地问他,怎么一下子就让牢卒变得像狗一样听话?他笑着说我告诉他如果按我的话去办,明天他就能到一个朋友那里领一笔赏钱。这个朋友的名字在这一带很有影响。郜连胜紧皱眉头,像哲学家一样庄严地思考着,他慢慢张开嘴,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法?”
  那人摇摇头,表示不大清楚或者无可奉告。郜连胜没有找到辩论对手,就一脸不屑地坐到一边去不说话。上海知青脑子转得快,他分明对卢先生刚才关于朋友的话产生兴趣,这时他突然急促地说道:“好心的卢先生,能不能请你的朋友,也把我们保释出去?……我们会永远感激不尽的!”
  几个中国知青,这时才突然意识到,卢先生的出现对于他们的命运转折意义重大。他的朋友能够保释他,为什么不可以保释别人呢?他们难道还有别的救星或者机会吗?于是他们一齐紧张地望着卢先生,好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卢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如果能帮忙他一定想办法。这个回答很像圆滑世故的推诿,也可以看作一个借口,当然不能使知青满意。刚刚燃起的希望立刻又破灭了,他们都很失望,个个垂头丧气的样子。话说回来,要把一群外国偷渡者弄出拘留所决非易事,谁愿意无缘无故地惹这个麻烦呢?
  第二天医院传来消息,上海女知青生下一个女儿,母女平安。大家对这个喜报激动不起来,悲观的情绪像虫子啃啮他们的心脏,要知道,产妇和婴儿对这群人来说意味着多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原先还梦想越狱,你能背着孩子越狱么?你能把产妇孩子扔下不管么?!
  两天后,卢先生果然自由了,他的那个有地位的当地朋友将他保释出去。卢先生的出狱极大刺激了男知青,郜连胜像狮子一样在牢房里走来走去,他变得越发烦躁和神经质,连睡觉都在说梦话:“越狱!越狱!……”
  郜连胜的绝望像传染病一样影响男知青,他们开始认真研究怎样夺枪,怎样越狱,然后怎样击退追兵,从哪个方向沿着怎样路线上山去。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号始终困扰他们,那就是,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郜连胜回答说:“干革命!唤醒广大劳动人民,推翻反动政府!”
  秦大力反驳说:“你懂缅语吗?连缅语都不会,怎么唤醒?”
  郜连胜哑口无言。焦昆却喃喃地说:“我要去找父亲。”
  余新华说:“你父亲在哪里?总不能像瞎子一样找下去吧?金三角有多大,你怎么找?你这一辈子也找不完。”
  于是灰心和悲观绝望的气氛又像大雾一样笼罩他们,知青们整日懒洋洋的没有力气,个个都像患了恶性贫血症。现在就是放着越狱的机会,他们大约也懒得去冒险,与命运的抗争的结果是更加茫然,因此日子就像令人恶心的脏水一样慢吞吞从他们身边流过。又过了十多天,走廊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牢卒哐啷一声很不情愿地打开牢门,大声对知青吼道:“还不快滚!……下次再见到你们,决没有你们好果子吃!”
  几个人还没有清醒过来,就被莫名其妙赶出拘留所。他们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明亮的阳光下面,手捧一束鲜花,亲切友好地朝他们点头微笑。焦昆最先认出那人是卢先生,他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哇”地放声大哭起来。
  卢先生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口吻向知青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你们愿意做先生么?……去教那些中国人的孩子吧,他们需要先生。”
  战争是一种类似在刀尖上行走的生活方式,你简直没法预料什么时候这把刀子会将你削成两段,或者削去你身体的某个部分,再不然就把你的同学朋友同你永远分开。刘黑子的朋友陈倭瓜、郑九九、郭老四就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相继离他而去,陈倭瓜几乎没有落到全尸,郑九九踩上地雷身亡,而郭老四死得更惨,他被政府军抓了俘虏,绑在树上开了膛,活活喂了野狗。大约半年之后,刘黑子忽然向他的朋友李大毛和杨红梅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打仗?”
  朋友看着他,觉得这个问题很深奥,把“他们”同“我们”分开,说明刘黑子已经放弃弄个省长市长干干的雄心壮志。李大毛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说:“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呢?”杨红梅的公开身份是游击队卫生员,她是刘黑子女朋友,他们很早以前就有了那种暧昧关系。她小声建议说:“听人说南边有个泰国,那里生活好,不打仗,人人都有汽车。我们往泰国跑吧。”
  刘黑子说:“是资本主义吧?”
  杨红梅没有把握地回答:“可能是吧。反正能过好日子。”
  刘黑子一拍大腿,咬牙切齿地说:“日他妈!老子想来想去,就去找那个资本主义!”
  逃跑是一种反叛行为,在游击队,两种人抓住没有好下场,一种是逃兵,另一种是叛徒。他们趁半夜下大雨逃离营地,躲进一个山洞,等游击队开拔后才沿着萨尔温江往南走。三个人在老百姓竹楼里换了便服,碰巧一队马帮到瓦城运货,经再三央求,并声明免费做脚力,首领才勉强同意让他们跟了一程。就这样,三个中国知青,他们既没有钱,当然有钱也解决不了问题,也不懂当地语言,不懂缅语、掸帮语、克钦语和佤语,再加上人地生疏,无论给游击队或者政府军抓去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他们有枪,凭着求生本能,小心翼翼,昼伏夜行,绕开大路村镇,沿着萨尔温江险峻的丛林小道往南走。其实小路也不安全,不但常有毒蛇猛兽出没,而且土匪强盗多如牛毛,防不胜防。他们变成惊弓之鸟,一刻也不敢离开枪,困了抱着上膛的枪打个盹,饿了到寨子里讨口饭吃,遇到老百姓的玉米红薯地就偷上一大抱,躲在树林里大嚼一顿。
  这天下午他们来到一座山谷,看见前面有些竹楼和庄稼散落在山坡上,两个男知青躲在树林里,让女知青杨红艳空着手去讨些吃的。按照以往经验,年轻姑娘去讨东西,往往会得到善良主人的同情,讨得一些山薯干玉米棒子,有时还会捧回一竹筒白生生的米饭来。金三角民风淳朴,许多竹楼里都供奉普渡众生的西天佛祖,所以刘黑子往地上一坐说:“小红,给我要撮烟丝来,我的烟瘾实在熬不住了。”
  杨红艳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就走了。两个男知青看着她走出树林的阴影,走进闪耀着金色光斑的太阳里,女青年步履有些不稳,身体瘦弱,头发被山风吹起来,像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他们都没有说话,刘黑子抱着枪想心事,李大毛打起盹来。
  过了十多分钟,寨子里突然响起刺耳的枪声,他们吓得跳起来。只见杨红艳跌跌撞撞奔回来,一群穿土黄布军装的缅兵在追赶她。女知青显然又饿又累,渐渐跑不动了,士兵像一群黄狗快要追上她。她绝望地挥动双手,脸拧歪了,大声喊叫什么,大约是让他们快逃,也许是让他们开枪,但是风把她羸弱的声音刮得支离破碎。黄狗追上她,把她按倒在地上,然后开始撕扯她的衣服,士兵显然逮住一个美妙猎物,他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强Jian她,把她弄死。李大毛紧张得声音变了调,他绝望地问:“怎、怎么、办?……”
  刘黑子手脚冰凉,他明白自己挽救不了即将遭受蹂躏的女友,求生的本能压倒一切,因为即使挺身而出,也只能白白增加两个牺牲品。可是杨红艳毕竟是他的女友,如果放在重庆,谁敢碰一碰她,他准会打烂他的脑袋。
  问题是环境不同了,他们在虎狼横行的金三角,面前是一队杀人不眨眼的敌人士兵,他能怎么样呢?你要是愿意送死,谁也不会同情你。他终于被自己的软弱打败了,从嗓眼里挤出一个字:“走!”
  两个男人像兔子一样蹿起来,慌慌张张地向树林深处逃去。然而另外一群狡猾的士兵已经从另一个方向包抄过来,他们断定树林里一定藏着姑娘的同伙,欲将这些叛乱分子一网打尽。刘黑子只得负隅顽抗,边打边跑,两支冲锋枪竟也撂倒几个敌人。但是李大毛在这个关键时刻却没有跟上来,原来他腿上中弹,跪在地上,脸色苍白。他的脸疼得挤成一团,喘着大气说:“大哥……救、救我,别扔、扔下我……”
  刘黑子突然流下痛悔的眼泪来,他想起女知青杨红艳,半小时前他们手里也握着冲锋枪,与其都是死,为什么不同敌人拼一拼呢?
  缅兵仗着人多,看看又追上来,他们跑不动,子弹也快打光了,正在这个山穷水尽时候,山上树林里突然响起意外的机枪射击,缅兵打懵了,以为中了埋伏,丢下他们连滚带爬地撤走了。刘黑子瘫坐在地上,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好像大梦初醒,不明白眼前发生什么。他的战友李大毛却因失血过多已经昏过去。两个知青就这样坐着,一个人身上搂着另一个人,山林静悄悄的,空气中散发着草木热烈的苦涩气息,刚才的战斗好像不真实,好像是场梦,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树林里有人说话,人的声音像无线电一样从远处传来,刘黑子动了动,他屏住呼吸,侧耳倾听,心脏猛然像敲鼓一样狂喜地跳动起来。因为他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向他们问话,不是像让人莫名其妙的当地话,或者别的什么土语鸟语,而是像母亲|乳汁一样美妙而亲切的母语,中国话:“……下面是什么人?举起手——过来!”
  排长于小兵在游击队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其实也不完全是个人原因,因为整个革命的大好形势正在变得严峻起来,游击队根据地效仿中国搞文化大革命,政府军趁虚而入,根据地遭到破坏,许多领导人牺牲和下落不明,新的领导机关转移到国外去办公,在国外发布命令和指示,这样就与浴血苦战的游击队产生了很大距离。一些从前收编的反政府武装纷纷宣布独立,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狭小,民众也不支持他们。金三角都是少数民族部落,群众基本上不觉悟,他们宁愿站在土司山官一边,也拒绝与革命游击队合作。于小兵常常困惑地看到,游击队大搞破坏袭扰,政府军就帮助民众修复道路桥梁,恢复生产。政府军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下田插秧,上山劳动,军民鱼水情,这在他们看过的电影中应该是革命队伍才会出现的动人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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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内部因素讲,知青与当地游击队员的关系越来越对立。游击队长也是当地野佧,作风粗暴,对来自国境一侧的中国知青抱有天然敌意。据说队长家乡仍保留茹毛饮血和砍人头祭谷的古风,所以游击队长同这些高谈阔论引经据典的中国知青,尤其是干部家庭出身的北京知青有着天然鸿沟就不难理解了。
  雨季的一天,上级命令攻打桥头哨所,炸掉吊桥。根据情报,哨所只有一个加强班敌人,也就十几个吧,两挺轻机枪。于小兵私下认为这座吊桥算不得什么军事目标,两岸居民过往都靠它,但是军令如山倒,上级自有战略考虑,难道你比上级还要英明吗?
  这是个满月之夜,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月光像满地流淌的银色河流,将人的影子清晰地投映到地上。月光对偷袭不利,担任主攻是于小兵指挥的第二排,这排人基本上都是知青,名义上一个排,其实也就二十来个人,勉强凑够两个班。队伍悄悄运动到距离敌人营房几百米地方,面前有铁丝网,能听见敌人哨兵的咳嗽声。于小兵看见敌人营房附近有老百姓村寨和竹楼,他担心开火会伤及无辜,再说游击队打仗是为了争取人民解放,可是没等消灭敌人,倒把人民打死不少,这从道理上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游击队长亲自赶来观察,他绷紧脸下命令:“马上进攻!一定要全歼敌人。”
  于小兵解释说:“我想应该白天打,否则会误伤许多老百姓。”
  队长很冒火,拍着手枪说:“给我用火箭筒打!贻误战机我枪毙你!”
  于小兵只好命令四零火箭筒手张和平瞄准敌人营房射击。张和平平时是个优秀射手,常常把火箭弹直接射进敌人枪眼里,但是不幸的是他患有轻微夜盲症,一到夜晚就不大看得清目标,这种病属于隐性疾病,别人不大容易理解。刚才排长同队长的争执给他造成很大心理压力,所以他在瞄准时内心紧张,导致击发时手指发生不该出现的轻微颤抖。
  第一发火箭弹像一颗偏离轨道的流星,在夜空里短暂地划出一道弧线,越过敌人房顶直接命中老百姓竹楼。脆弱的竹楼理所当然像一枚新年爆竹那样炸开来,四分五裂并且燃起熊熊大火。第二发偏离目标更远,经过寨子外围落入江水里。敌人是正规军,营房下面有暗壕与工事相通,所以枪一响士兵就翻身下床,进入战斗状态。张和平把火箭筒一扔,蹲在地上大哭起来,游击队长简直被这个窝囊士兵气糊涂了,他一脚把火箭筒手踢个跟头,大声下令:“给我冲!谁要是怕死就先吃我的子弹!”
  这一仗打得前所未有的糟糕:敌人躲在工事里,弹药充足,坚守待援。游击队偷袭不成只好改为强攻,如水的月光帮了敌人大忙,进攻者简直没法隐蔽身体,你一动敌人子弹就飞过来。敌人还在桥头开阔地上埋设许多地雷,那都是些小巧和不易发现的塑料雷,专门杀伤步兵,于是地雷爆炸就像在月光下绽开的一束束美丽焰火,游击队进攻失利,第二排伤亡大半。
  于小兵胳膊负了轻伤,他眼看战友接二连三倒下,尸横遍野,哀嚎、惨叫和呻吟此起彼伏,内心好像被烈火炙烤一般。他明白,战斗根本没法取胜,唯一挽救的办法是,立刻撤退,保存实力,否则第二排就全完了。但是游击队长根本听不进,他挥舞手枪,眼睛喷火,强迫战士继续冲锋。
  于小兵看见前面有个人影,刚刚直起腰来投出一颗手榴弹,就被机枪打倒在地,那人看上去好像张和平。他心一紧,喊了几声,那人不应,他连忙爬过去一看,果然是张和平!他已经躺在血泊里,软软的没有反应。
  于小兵大恸,泪如泉涌,他唯恐哭声惊动敌人,抓下军帽来塞进嘴里。他与张和平是一个大院长大的伙伴,一起参加老红卫兵,后来又一道南下,投奔境外游击队。张的父母关在秦城监狱,他们根本无法知道他们的独生儿子已经死在战场上。可是这算什么战斗呢?就算消灭一班敌人,能换回这么多年轻战友的生命吗?炸掉这座桥,革命就成功了么?胜利就到来了么?他用拳头捶打自己脑袋,悲痛和愤怒像沸水一样在心中翻滚。
  李红军像狗一样匍匐着爬过来,他一看见张和平的尸体就放声大哭,立刻招来敌人子弹。他抹着眼泪恨恨地说谈要武也牺牲了,狗日的,得叫他偿命!于小兵脑袋嗡地胀大了,跌坐在地上,转瞬之间两个情同手足的同学都死了,灰飞烟灭,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就是他们追求的革命?他们为什么要打仗,这能算死得其所吗?复仇愿望像狼一样咬啮着他大脑,眼睛让火焰烧成两粒黑炭,于小兵感到自己心中有条毒蛇咝咝地叫着,他放下战友渐渐变冷的遗体,拎着枪去找游击队长。
  亚热带雨季,天气说变就变,一片黑压压的浓云遮住月亮,霎时间大雨滂沱,伸手不见五指,形势转为对游击队有利。于小兵听见队长在什么地方大吼大叫,他们悄悄摸上去,抵近开枪将他打倒。队长尚未断气,瞪大眼睛望着他们说不出话来,于小兵又把枪筒塞进他嘴里连开两枪,方觉了却心头之恨。他们溜出战场,拔腿逃进深山。
  两个中国知青像野人一样毫无目的地在山里转悠了几个月。这期间他们几次险些让游击队撞上,也险些给政府军逮住。对游击队来说,他们是叛徒,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对政府军来说,他们是破坏分子,是非法入境的武装罪犯,加之山里居民都是没有觉悟的少数民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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