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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金三角-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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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亚洲野象慢吞吞地走出树丛，走到江边饮水。这头性情温和的庞然大物看见轮船经过，只是抬起头来注视片刻，丝毫不为人类干扰所动，又埋下头专心饮水。
再往前走，江面突然开阔起来，水流变得平缓，远远看见江岸边一溜狭长的平地，大榕树下露出尖尖的铁皮屋顶来。小米说，那就是江口寨了。江口寨有百十户人家，从前过着原始野蛮的生活，山民以种大烟为生。从走私商人手里换回布匹、盐巴、煤油和其他物品，这就是说，江口曾经是个毒窝。因为交通不便，至今毒品走私还是十分猖獗。我想起钱大宇说的话，这一带有坤沙残部活动，匪帮割据，形势十分复杂，不禁有些忧心忡忡。
船靠岸，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个凶险莫测的世界。当然我得声明这不是结论，只是主观印象，而且可能是先入为主的错觉。同任何旅游地不同（这不是旅游地），当地人用一种阴沉沉而不是热情的目光迎接下船客人，尽管客人很少，基本上就是我跟向导小米两人。他们一群群蹲在自家竹楼前，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空中交织，黑黝黝的脸像粗糙的石头模具里倒出来一样，你根本看不出这样的脸上会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却能感觉他们的目光是不友好的，警觉的，有预谋的。这就让我实实在在感到背上有些不寒而栗。
如果钱大宇在身边，我也许会感到踏实些。尽管我对他的神秘身份一无所知，但是他经验丰富，在金三角如鱼得水，至少可以替我采访保驾。小米才是个十九岁的青年，所以这天住下的时候，我对小米说：“咱们夜晚睡觉惊醒些，别糊里糊涂让人做了手脚。”
我此行目的地是江口、国军老机场和猫儿河谷，与勐萨不同，这条路线不通公路，没有汽车，都是山路，就是所谓金三角腹心地带。钱大宇安排我到了江口以后随同一队商业马帮行动，商队老板是个泰国华人，名字叫蒙小业。我此行目的有二，一是考察采访历史旧地和遗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地区发生过轰动东南亚乃至世界的战争。这场大战彻底改变金三角的力量格局，直接导致鸦片军阀罗星汉、坤沙崛起。二是我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希望有机会获得一些意外收获，比如采访（如果可能的话）贩毒集团首领，实地偷拍一些贩毒照片，跟随贩毒集团作某些实地体验，等等。
当然我知道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你是贩毒集团首领，你愿意被曝光么？愿意被人了解内幕么？但是鼓舞和支持我想法的是一部名字叫《金三角鸦片军阀》的纪录电影，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1970年以及八十年代中期深入金三角拍摄的，主要方式采用偷拍，在当时西方极为轰动。美国人七十年代能做到，说明机会和疏漏还是有的，金三角并不是铁板一块，基于这样的信念，我决心不惜冒险一试。
目前就我知道的形势，金三角靠近公路、水路等交通带，贩毒活动极为隐蔽，或者说毒贩已经转移到人烟稀少的深山里。现在我所选定的路线远离交通要道，距离约为一百多公里，是金三角腹心地带，没有人向我担保会与贩毒集团打交道，但是机遇与风险并存。
第二天下小雨，我在寨子里到处走了走，这是个掸族山寨，居民生活可能比我想象好些，我看见有的竹楼顶上竖起锅盖一样的电视卫星接收天线来。有电视就会有文明，就会少一些愚昧和野蛮，这个景象使我稍稍感到一点欣慰。这里男女老少一律穿掸族服装，他们的皮肤都被亚热带太阳灼黑，看不出谁是汉人的迹象。我猜想他们中间应该有汉人，难道当年国民党残军总部就没有留下几个人来？
河对岸是老挝领土，山民过河全靠一种俗称“水板”的大竹排，我看见人们把骡马牵上竹排去，货物卸下来，人团团蹲下，篙手一声吆喝，两三枝篙同时插下水，竹排就斜斜地向对岸撑去。如果雨太大就撑不了。上游暴涨的洪水会将沙滩河岸全都吞没，浊浪滚滚，河面打着屋顶大的旋涡，不时有树木、房屋和淹死的牲口冲下来。好在这天雨不大，我看见到处笼罩在烟云中，一片湿淋淋的景象：山是湿的，树是湿的，寨子和竹楼是湿的，人也是湿的，连空气都能挤出水来。
下午无事可干，我与旅店老板聊天。老板是个中年男人，长着一双狡猾的小眼睛，头天小米就悄悄告诉我，老板有两个老婆。我果然注意到，他屋子里有两个掸族女人，年轻那个手中抱着婴儿。我们谈话通过小米翻译。我问他你们寨子，或者江口坝子有汉人吗？就是当年国民党军队留下来的人？老板回答：汉人走光了，汉人把我们寨子也烧光了。
我说：你指的是不是1961年战争？我想知道战争遗迹在哪里？
老板声音拉长了，喉咙里发出一种像野鸭子的叫声，我知道这是掸族人用于表示惊讶或者愤怒或者感叹。他说：啊嘎嘎，你们汉人，在河边上杀了多少人，河水都染红了。
我来了兴趣，我说：到底杀什么人？谁杀谁？怎么杀的？还有你们掸族寨子，又为什么也被烧光了？老板只管摇头，弄得我一团糊涂，张飞打岳飞，打得满天飞。我说你们是什么时候重新盖房子？你是这里人，还是从外面迁来山寨的？
这里面有个误会，在当地话中，“盖房子”意指娶亲，所以老板停止感叹，自豪地回答：寨子里婆娘多，我用了三匹马换了第一个，又用两匹骡子换了第二个。
后来我终于弄清楚，这座寨子曾经毁于战火，国民党残军总部遗址就在我下榻的旅店附近，也就是说毗邻寨子。当地老人还记得，说那些汉人的房子多得像树林，可惜当年那场战争引起大火，不仅烧掉国民党房子，连同掸族寨子一道遭殃，被烧成平地。
这天夜幕降临，我怀着惆怅的心情站在江口湿淋淋的土地上。当年景象已一去不复返，虽然山还是那些山，河还是那湄公河，但是江口寨子的居民已经换了几茬人，湄公河上有了每周定期开来的机器船。我站在世纪末时间隧道的驿站上回头张望，我看见一个人站在许多年前的这片古老土地之上。他是个军人，有一张浙江人的有特点的窄马刀脸，着国民党陆军制服，佩戴的军衔是中将。随着历史之轮疾驶，我渐渐看清他肩头上那两颗银亮的星子在灯光下闪耀着暗淡的光辉。我认出他是柳元麟，国民党残军总指挥，金三角第三位叱咤风云的霸主人物。
（大撤台后，金三角只剩下六千余人的国民党部队。由于美国援助没有了，台湾的支持也有限，军队经费只能从金三角唯一特产——毒品中来。）
经过多年战争，到了六十年代初，国民党残军仍控制着金三角三分之二的山区。
第十五章 危机四伏
留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由于派系之间的矛盾，再加上柳元麟的威信不够，特别是部队失去了共同的政治理想，于是内讧就愈演愈烈。最后国民党残军形成以段希文李文焕领导的三军五军的联盟。
金三角军阀割据的时代来到了。
第十六章 仰光枪声
（北京代表团访缅甸，残军派人行刺代表团长周恩来。阴谋败露，杀手们集体自杀。缅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互不侵犯友好条约”，两国关系日益发展。）
第十七章 兵车南行
（六十年代初，缅甸政府为除金三角心腹之患，协同友军从两个方向进剿残军。
大战一触即发。）
第十八章 “湄公河之春”
（残军面对两面夹击，采取了专打缅甸军队的策略。即便如此，战斗也十分惨烈。
残军以弱胜强的希望就在于炸开湄公河河谷上游湖泊草海子大坝，以水淹七军的招数打垮政府军。
政府军发现残军企图后，拼命阻止，两军在大坝上以死相搏。
炸药已经安装，却来不及引爆，残军含恨撤退，缅甸军民则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赢得了保家卫国的重大胜利。
公元1961年春天，由于国民党残军撤退到老挝，引起老挝局势动荡，从而引起东南亚国家强烈反响，台湾处境尴尬，遂命该部全部撤回台湾。这一命令到年底才告执行完毕。柳元麟总部及下属第一、二、四军部分官兵经由老挝、泰国空运返台，第三、五军大部分云南籍官兵拒不执行命令，自动返回金三角。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证实，撤军已告完毕，“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取消。所剩残余约数千人，均为擅自脱离部队者，台湾方面不为其行动负责。
柳元麟回到台湾，被当作前线归来的反共英雄和有功之臣。蒋氏父子把他当作忠臣对待，让他先后担任台湾国防部作战督察员，第八、九、十届中央评议委员、顾问，过起衣食不愁和特权阶级的优越生活。直到本世纪末的1993年8月还重新出山，当选为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
与他在老挝分道扬镖的段、李、钱诸人命运则大相径庭。台湾虽然对段、李抗拒命令的行为感到恼怒，但是自家的儿子终归抛撇不下。后经蒋介石秘密下令，又将番号改为“东南亚人民反共志愿军游击总部”，下辖第三、五两军，段希文出任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李文焕任副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
第十九章 罂粟王国
其实早在知青年代，我们就对毒品有过粗浅的感性认识，因为国境对面是金三角，我们常常难免与毒品打交道。一天有个缅甸山民躲在甘蔗林里拉屎，守青的女知青听见动静，以为有野兽，吓得险些尿裤子。跑回连队报告，连长带了一班武装包围甘蔗地，发现那个边民不仅拉了一泡屎，把甘蔗林弄得臭气熏天，还一口气偷吃了十多棵尚未成熟的青甘蔗。
本来这种事情并不严重，教育几句就放过了，我们知青也常偷吃青甘蔗，只是不在甘蔗林里拉屎。可是这天连长因为兴师动众，脚下不当心又踩了许多稀屎，臭得别人直捂鼻子，心里觉得很窝火，就骂骂咧咧地把那人押回连队。不料一审就审出名堂来。原来这人的竹背篓，上面装野果子，下面却是芭蕉叶盖着的大烟。
大烟就是鸦片，我们在学校上过历史课，知道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还知道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这天我们看见的鸦片很像狗屎，塑料纸包着，黑糊糊的，有两三斤重，换算成国际标准计量单位就是一千多少多少克。依照今天的禁毒标准，算得上一件大案要案，而破获大案要案的人，当被授予禁毒英雄称号。可是那时候国内没有人吸毒，抽大烟似乎是一百年以前林则徐时代的事，与我们生活无关。我们都是生在解放后长在红旗下的知青，头脑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如果不是有人介绍，这些被称作鸦片的毒品就是扔在大街上也无人能识。
边民被押走了，那包大烟先是放在连部会议室，大家嫌它气味难闻，又扔到仓库里，许久无人问津。有次我们知青在仓库里干活儿，有人翻出那包东西，大家都好奇，有人提议尝一尝，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同意的就挖下指甲盖大小一点，塞在纸烟里轮流吸。我不敢吸，只嗅嗅那股飘来的烟味，觉得不算难闻，但是有人称赞说味道硬是要得，比“红塔山”还好抽。问题是没过多久就有人呕吐，还拉肚子，于是偷吸大烟事件败露，在场知青都受到处分，这件事直接导致我后来短暂出境流浪的错误行为。
六七十年代，走私鸦片事件时有发生，大凡对面边民，单个或者一群，白天晚上经过连队门前，只要拦住一查，多少都能查出一些大烟来。当时兵团纪律很严，知青都过半军事化生活，每月二十六元生活费，政治要求严格，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但是对边民往来却盘查并不严格。如果边民辩解说自己抽，数量不多就放掉，数量多的扣起来，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惩罚，多是教育一通放人。只是偶尔，我为这些背着鸦片在国境两边忙来忙去的山民感到困惑：鸦片又不能当饭吃，这些人大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看得出生活并不富裕，甚至不能吃饱饭，他们就不能干点别的有益事情吗？
渐渐地，就听到一些传闻，说国境对面到处种鸦片，人人抽大烟，不管土司头人还是贫下中农都一样。蒋残匪也种鸦片，所以都变成纸老虎。以我们知青当时的觉悟，认为应该打起红旗到金三角闹革命，说明搞世界革命很有必要。
但是当我流浪到金三角北部山区，没有找到革命队伍，而是与罂粟打了半年交道，参与并完成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至此我终于解答心头疑问，同时深刻理解什么是原始生存的残酷性。
又过了许多年，当我再次走进金三角，翻开一大堆历史资料才赫然发现，金三角毒品泛滥正好是六七十年代。也就是说，我们知青时代天天“与狼共舞”却浑然不觉。有人警告说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两大威胁，一个是环境，另一个就是毒品。我相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当我们面对金三角，面对这场世界性的毒品灾难，面对威胁我们世界和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纪恶梦时，我的思维之箭一路鸣响，穿越黑暗岁月的空间，穿透重重迷雾，去射向一个遥远而崎岖的历史暗河之源。我要试图揭开这个折磨所有史学家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谜是：为什么世界最大的毒品中心不在欧洲非洲，也不在同样地理位置的亚洲越南老挝柬埔寨，或者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却偏偏是毗邻中国的金三角？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地理因素还是人为因素起作用？那个短命而强大的国民党帝国，他们的入侵究竟给金三角带来什么后果？他们在这个危害全球的毒品王国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牧师，教父，还是上帝？……
……
1999年，我在云南某戒毒所采访戒毒者。我面前是个年轻姑娘，说姑娘不大准确，她其实尚未成年，只有十六岁，是个花季少女。但是这个花季少女提前枯萎了，因为她与魔鬼打交道。
她是个中学生，一脸憔悴，给人感觉像个风尘女子。我问她为什么吸毒，她说好奇，又说不，因为寻求刺激。我说寻求到了吗？她凄惨地笑笑，没有说话。我一连问了几个问题，她都低头不语。最后我说，你有信心戒掉毒瘾吗？她突然抬起头来，我看见那双大眼睛被泪水溢满了，接着眼泪像珠子一样滚落下来。少女说，不，不是我不愿意，是……没法呀。你不知道，那个魔鬼……钻进心里啦。她放声大哭：我完啦，没有人救得了我呀！
花季少女的悲声萦绕在空气中。据介绍，这座戒毒所，未成年人占了一半以上，我的心中像压了一座大山。如此下去，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一棵被毒品蛀空的大树，我们的后代会像枯树那样垮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登记在册的毒品受害者已达××万人（另一说为×××万人）。
在边境，一间边防武警办公室里，我见到缉毒英雄某队长。因为工作保密的关系，我必须隐去他的姓名。这是个话语不多的年轻军人，皮肤黝黑，一双眼睛很亮，目光尖锐。此时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我们采访的内容，不外乎从前已见诸报端的各种缉毒事迹。
采访结束时，我问，你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军人回答：是被动。毒贩到处贩毒，防不胜防，而我们只能被动防守。我们都知道金三角是毒源，毒贩在那边从容生产毒品，我们却隔着国境鞭长莫及。
我说，你是不是说，应该主动进攻？
他沉默不语。
最后我说，你能告诉我，作为缉毒警，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
他站起身来，毅然决然回答：如果上级批准，我愿以生命为代价，彻底消灭金三角毒巢，铲除祸害世界人民的毒瘤。
我看见军人眼睛里燃烧着正义和责任。
关于金三角的话题，有次我同台湾作家曾焰讨论：“以你的见解，为什么偏偏是金三角而不是别的地区变成罂粟王国？”
她回答：“我是个基督徒，我只能说相信上帝安排。”
我说：“为什么上帝偏偏把鸦片安排给金三角？”
她突然反问我：“你知道金三角之前，世界最大的罂粟王国在哪里吗？”
我一时瞠目，回答不出。
后来我查阅许多历史资料才明白，十七世纪以来近三百年，世界最大鸦片生产国是印度，十九世纪之后，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生产国。
我认为这个事实并没有贬低中国形象的意思，恰恰相反，只有当国人知道自己的耻辱历史，明白自己曾经有过哪些痛苦教训并给别人也造成过痛苦，我们才有资格信誓旦旦地说，中国人有信心造福于自己并将造福全人类。
中国种植鸦片的历史远远早于十九世纪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只不过从前祖祖辈辈吸国产烟土，自给自足，比如“贵土”、“云土”、“川土”等等，直到英国人驾驶战船大炮来推销洋烟，洋烟又多又好又便宜，就像二十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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