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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生活的幸福本质:幸福课-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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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这是1995 年春天,我一个人去川贵交界的大山里采访。
我要采访的是一所小学校和一个叫细小雨的女孩。
听说我要去细小雨住的村子,有人吵吵说:“去不得,人,要走六十多里山路,下雨天,路又溜,你从北京来,走不惯,去了就回不得了。”不通公路,车子肯定上不去,一急,我赶紧问:你们这儿有没有小毛驴之类的东西?“没得!”众人齐刷刷道。
见不着人就没法儿采访,既然都大老远地来了,也只好硬着头皮走。
带我进山的人叫石兰林,是乡上看管山林的。天不亮,他就来旅馆喊我,说走晚了,怕当天回不来。
走了没多久,我就汗淋淋的,衬衣也湿透了,坐在一块大石上喘着。通往山顶的石板路,像是没有尽头。远处,山峰连着山峰,层层叠叠的,望一会儿,就有些头晕。我赶紧盯牢脚下湿漉漉的石板,再走。
拐进两山之间的谷地,山间淌着溪水,两边是高山,罩在朦胧的水汽里,越往山里走,两山靠得就越近。
山上多是大青石,石缝中稍有点土的地方,都被种上青菜、蚕豆、苞谷。细小雨这村,三百多口人,才有十八亩地。“没得收入,在这里,五块钱,就是笔大钱。” 石兰林说。
在半山腰的岩壁下,有一座破房子。走老远,又能碰见一户。石兰林说这是当地“住岩”的人。
“住岩”人家的房子,盖在岩石缝里,这样可以省盖一两面墙。房顶苫着杉树皮,要不是亲眼见着,真不知道咱们中国还有这么穷、穷得只能住岩石缝的人。房子看上去很不保险,顶着巨大的岩石,让人有恐惧和压迫感。
细小雨的养父叫谢泽林,七年前的那个春天,谢泽林进山打柴,走在一个山丫口上,听见杉树林中有叫唤声,他跑进去一看,是一个赤条条的孩子。开始他没捡,没计划的娃儿,抱回来要被罚钱。他已经掉头走了,可那娃儿的哭声越发响亮。谢泽林听了心中不忍,就用草包包,把孩子抱回家。“要是冬天,这娃儿就冻死了。” 他说。
细小雨躲在门后看我们。她是个俊秀、害羞的小姑娘,头发、眼睛黑亮,皮肤白净,她的娘娘(姑姑)把她拉出来。
“这娃儿怪听话,天天一路到校,不停留,一个人去一个人回。”小雨的娘娘说。“去年城里人给她捐了钱,两个学期的学费有了,布鞋、雨鞋都置齐了,中午也能吃上饭了,她现在感觉怪幸福。”
中午,我们在小雨家吃饭。因为家里今天盖猪棚,来帮忙干活的人,不要钱,只吃饭,因此,谢家准备好久,才备齐今天的“比过年还好的饭菜”。
上菜了,两张桌子分别放上四只粗瓷大碗,里边装着煮蚕豆、肥肉粉条、磨芋、豆腐。平时他们吃红薯、土豆什么的。
吃过饭,我掏钱给谢泽林,没想到一屋子人都高声反对。谢泽林一边推钱,一边嘟喃道:“都给了学费,不要了,不要了!”他双手扼着我的手腕,一下就把钱推回来。
去年一学期,细小雨中午都不吃饭,放学饿肚子往家走。老师喊她吃,她不去,问急了才说:“吃了要开钱。”
小雨每天上学往返要走几十里,我问小雨念书的双峰希望小学建好后,她能不能住下读?回答说能住下读。
从小雨家往回走,天上下起毛毛雨,路更难走。石兰林走得比原来还快,我们得天黑前赶下山,否则就麻烦了。石兰林很会走山路,他的脚抬得很低,频率极快,两片脚像飘在路上,不沾地似的。走了那么久,他的布鞋还是干干净净的。我跟在他身后,“呱叽呱叽”地走着,学他走路的样儿,他踩哪儿,我就踩哪儿。就这,还坐地上好几回,鞋上、裤腿上沾满了烂泥。
终于在掌灯时分,我们下了山走上平地。望见小旅馆灯光时,我双腿一软,差点儿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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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2
因为采访,我去了大西北的山里,那是在寒冷的一月。
一路上,过兰州、走陇西、到漳县。一进漳县,就像一头跌进山里,远处是山,近处是山,满眼都是山。问及这里的地方特色,一个漳县人咬牙切齿地说:“穷穷穷……”这次的采访,我是“藏”在农民家里。
提供采访线索的小韩,是县广播站的记者,在车站接上我后,马不停蹄地直奔他在乡下的家,“如果你住县上,就被包围了,天天有人陪,吃啊喝的,啥也听不到。”
村子叫黄土坡,韩家是独门小院,有一大间正房和一小间厢房。他们一大家全挤在正房里,我一人住厢房,炕上放着簇新的被子,炉子是现安的。
下雪了,旱了两年,我到漳县这晚,却下了一夜雪。
我们顺漳河而上,进白雪茫茫的山里,找那群办文学社的穷汉子们。这些生活在最底层,最赤贫的青年人,是怎样生活的,想什么干什么,为生存做怎样的挣扎……我能帮他们传递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些是我想采访的。
沿漳河往山里走,河上隔不多远,就落有一座老式水磨房。白雪覆盖的山上,看不见树,偶尔能瞧见马和牛,瘦瘦地站在雪地里。走到中午,小韩指着一个雪山环绕的村庄说:到了!
五十多座土房子,盖在向阳的坡地上。这里闭塞得很,人没钱订报纸,又买不到书,寄一封信,得跑到三十里外的乡上。村里买了两台黑白电视,村长家一台,会计家一台。电视抬回来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涌去瞧新鲜,结果在院子里等了两晚上,电视机也没调出图像,收不到信号。
我们白天上山采访,晚上下山。在雪地里跑了一天后,腮帮子冻木了,两只脚也没了知觉。
“上炕上炕!”一见我们回来,小韩的妈妈准这么说,小韩的媳妇会拽来被子,揣上搁了糖的热茶。很快,人就暖和过来了。
硬件齐备的大宾馆也住过,很舒服,可缺少的正是这种人气儿,这股子热乎劲儿,更别说会有回家的感觉了。虽然天寒地冻,但有个好向导,有个温暖的家,我的采访很顺利。
在乡上一个不用的农机站里,来了十几个年轻人,他们从四周的村子赶过来,最远的要在雪地里走五个钟头,大雪天,好多人不穿棉袄。
他们办了一份叫《金钟》的文学刊物,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一是学写作学文化;二是为乡亲们办夜校、办医疗室。《金钟》每期,他们要艰难地凑够30 块钱。干这事,又花钱又耽误干农活,好多人都挨过家里人的骂……
这会儿的金钟,是灾区,持续两年的干旱,不知让多少西北人成了缺吃少穿的灾民。在16 万人口的漳县,就有近5 万人缺10 个月的口粮。文学社大部分社员家,一过春节,别说面,连土豆也吃不上了。饥饿离我们像传说一样遥远;离他们,却如影相随。住北京的人,怎能想象出一群连土豆也吃不饱的人,还想着办刊物,想着为乡亲们做好事呢?
分手时,他们抢着帮我拎东西,一直把我送到大路上,好长一截路, 一大群人走得沉默无语,地上的雪,被踩得“嗄吱嗄吱”地响。我走时,他们也没太多的客气话,只是站在路边,望着。走老远了,我回头,看见一大帮人仍站在雪地里。
往北京回时,才觉得两只脚丫又胀又痒,不知不觉中,我的脚上,已长满了冻疮。
自序3
这是我早年的采访手札,那会儿,我曾去过吕梁山、沂蒙山、东北的深山老林,钻过不少回山沟,采访过许许多多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是一个记者应该去写的人。直到有一天,有人对我说:“你呀,整个一个‘草根记者’。”
草根记者不好吗?正是这些长在大山里,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用他们的朴实和真诚,打动了我和我的读者,也让我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心灵感动。
记得一位世界著名的摄影记者说过这样的话:不是我的片子拍得比你好,而是我靠得比你近。
只有走近他们,听到、看到、感受到,才可能真正了解,才可能心有所动,才可能生出情感,也才可能写出感动读者的文字来。
而那些真心的感动,可能正是人幸福的源头。
在这本《幸福课》里,我依旧张开自己心灵的触角,在茫茫人海中,搜寻着那些让我心动的人和事。他们是站在老街废墟上哭泣的大作家;是身上虽落满粉笔灰,却遮不住人性光芒,让学生热泪盈眶的教书先生;是如同一棵被重重压迫下的小树,但挣扎着,顽强地按自己意愿长大的“坏女孩”;是把摄影机藏在化肥袋子里,夜里偷偷进村,拍一部让自己死去活来的纪录片的摄影师……
他们在做不一样的事,但有一点却是不约而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内心鲜活的人,他们都是随时听候心灵呼唤的人,没有被谁逼迫着,他们是按自己的心意活着,做着那些让自己好,也让别人好的事情。
他们给我上了一堂堂精彩的“幸福课”。
如果你想让我告诉你,什么是幸福?那我现在就可以肯定地回答:不能!
因为,只有你的心,才能告诉你!
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幸福课”!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富有,可还是不开心呢?(1)
哈佛的“幸福课”
出人意料,去年哈佛最受欢迎的选修课是“幸福课”,听课人数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名叫泰勒。 本-沙哈尔。
在一周两次的“幸福课”上,本-沙哈尔没有大讲特讲怎么成功,而是深入浅出地教他的学生,如何更快乐、更充实、更幸福。
本-沙哈尔自称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 在哈佛,我第一次教授积极心理学课时,只有8 个学生报名,其中,还有2 人中途退课。第二次,我有近400 名学生。到了第三次,当学生数目达到850 人时,上课更多的是让我感到紧张和不安,特别是当学生的家长、爷爷奶奶和那些媒体的朋友们开始出现在我课堂上的时侯。”
本-沙哈尔成了“哈佛红人”。校刊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
积极心理学课在哈佛火爆的情景。
“幸福课”为何会在哈佛大受欢迎?
● 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
“我曾不快乐了30 年。”本-沙哈尔这样说自己。
他也是哈佛的毕业生,从本科读到博士。在哈佛,作为三名优秀生之一,他曾被派往剑桥进行交换学习。他还是个一流的运动员,在社团活动方面也很活跃。但这些并没有让他感到持久的幸福。他坦言,自己的内心并不快乐。
“最初,引起我对积极心理学兴趣的是我的经历。我开始意识到,内在的东西比外在的东西,对幸福感更重要。通过研究这门学科,我受益匪浅。我想把我所学的东西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决定做一名教师。”
在本-沙哈尔第二次开设“幸福课” 的2004 年,哈佛校报上有一篇《学校面临心理健康危机》的报道,标题下的导语说: 在过去的一年,绝大多数学生感到过沮丧和消沉。文章引述了一位学校舍区辅导员写给舍区主管的信。
“我快覆没了。” 这位辅导员写道。在他分管的舍区内, 有20 个学生出现了心理问题。一个学生因为严重焦虑而无法完成学期作业, 另一个学生因为精神崩溃而错过三门考试…… 舍区主管把这封信转给了哈佛校长, 并强调该舍区的问题并不是特例。
一位曾患严重焦虑和情绪紊乱的哈佛毕业生说: 大多数哈佛学生还没意识到,即使那些面看来很积极、很棒的学生,也很有可能正在被心理疾病折磨着,即使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未必意识到他有心理问题。
“在内心深处,我经常觉得自己会窒息或者死去。”这名学生说。她时常不明原由地哭泣,总要把自己关起来才能睡觉。她看过几个心理医生,试过6 种药物,休学两个月,来应付自己的心理问题。“我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哈佛精神病患者。”她这样描述自己。
有个名叫玛丽亚的哈佛女生,在宿舍内自杀,年仅19 岁。她的室友回忆说:就在自杀前一晚,玛丽亚和班里同学谈论天气时还表现得十分开心的样子。“ 她看起来很好。她在听音乐,调子好像还很欢快。”
哈佛一项持续6 个月的调查发现,学生正面临普遍的心理健康危机。调查称:过去的一年中,有80%的哈佛学生,至少有过一次感到非常沮丧、消沉。47%的学生,至少有过一次因为太沮丧而无法正常做事,10%的学生称他们曾经考虑过自杀……
“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这是令许多美国人深感困惑的问题。据统计,在美国,抑郁症的患病率,比起20 世纪60 年代高出10 倍,抑郁症的发病年龄,也从上世纪60 年代的岁下降到今天的岁。而许多国家,也正在步美国后尘。1957年,英国有52% 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而到了2005 年,只剩下36%。但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国民的平均收入却提高了3 倍。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富有,可还是不开心呢?(2)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本-沙哈尔坚定地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
“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进去,金钱是最高的财富。但是我认为,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
“具体地说,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时,可以把负面情绪当作支出,把正面情绪当作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长期的抑郁,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情感破产’。整个社会,也有可能面临这种问题,如果个体的问题不断增长,焦虑和压力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就正在走向幸福的‘大萧条’。”
一项有关“幸福” 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三个因素:“ 遗传基因、与幸福有关的环境因素以及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幸福的行动。而积极心理学,可以帮助人们活得更快乐、更充实。幸福,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获得的。”
本-沙哈尔说:“我知道它是可行的,因为它已深深地帮助了我。”
我们的很多课都在教学生如何更好地思考、更好地阅读、更好地写作,可是为什么就不该有人教学生更好地生活呢?把艰深的积极心理学学术成果简约化、实用化,教学生懂得自我帮助,这是本-沙哈尔开设“幸福课”的初衷。
●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让本-沙哈尔对幸福的理解发生根本转变的起因,是他早年的一次重要经历。
16 岁那年,在以色列长大的本-沙哈尔获得了全国壁球赛的冠军。在长达5年的训练中,空虚感如影相伴,他一直觉得生命中缺少了什么。虽为此闷闷不乐,但他仍坚信:无论身体或心理都要坚强,才能最终取胜;而胜利一定会带来充实感,也能让自己最终幸福。
终于,本-沙哈尔如愿以偿,夺冠后的他欣喜若狂,和家人、朋友举行了隆重的庆贺。那时,他对自己的理念更加深信不疑: 成功可以带来快乐,过去所受的种种苦痛,都是值得的。
“可就在那天晚上,睡前我坐在床上,试着再回味一下无限的快感。可是突然间,那种胜利的感觉,那种梦想成真的喜悦,所有的快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内心忽然又变得很空虚,只有迷惘和恐惧。泪水涌出,不再是喜极而泣,而是伤心难过。在如此顺意的情况下尚不能感到幸福的话,那我将到何处去寻找我人生的幸福?”
他极力让自己镇定,并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神经过敏。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仍没有找回快乐;相反,内心的空虚感越来越重。慢慢地他发现:胜利,并没为他带来任何幸福,他所依赖的逻辑彻底被打破。“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一个问题非常着迷: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本-沙哈尔注意观察周围的人,谁看起来幸福,他就向谁请教。他读有关幸福的书,从亚里士多德到孔子,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心理学,从学术研究到自助书籍等等。最后他决定去大学主修哲学和心理学。
他的幸福观逐渐清晰起来: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富有,可还是不开心呢?(3)
本-沙哈尔竟然从汉堡里,总结出了四种人生模式。
当年,为了准备重要赛事, 除了苦练外, 他须严格节制饮食。开赛前一个月,只能吃最瘦的肉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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