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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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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上司衙门控告，乃敢聚众赴署，纷纷殴闹，此风断不可长”。
“应赴上司衙门控告”，这便是皇帝所开具的普通百姓对付贪官污吏的唯一办法。就是说，你必须在体制内反映申诉，寻求解决的办法。
问题是，传统社会体制内的申诉机制常常是失效的。底层百姓的上访，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被上级发回基层处理。如果“赴上司衙门控告”遭到拒绝，被发还原县锁系，又怎么办？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湖南新宁县百姓刘周佑到知府处控告新宁县县令营私舞弊，代理知府不问青红皂白，将案子发回新宁县处理。新宁知县利用职权，挟私报复，把刘周佑关押在监。县民忍无可忍，纷纷罢市以示抗议，事情被汇报给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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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虽事涉有司，应行参处，亦必首惩纠众之人。而于官员应得处分，不即汲汲究治，诚虑匪徒因此长奸，不可不防其渐也。
就是说，对于百姓对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严惩。而对官员的处理，不可过重。因为如果严处官员，那么百姓必然得到鼓励，以后会变本加厉，益发助长了“以下抗上”的“歪风邪气”。用乾隆自己的话说就是“刁民闹事而即参知县，将使刁风益炽矣”，“将来愚顽之徒，必且以此挟制官长，殊非整饬刁风之道”。
乾隆的这个逻辑，在处理夏邑县事件时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释。乾隆在给夏邑人的另一篇谕旨中，如此告诫百姓：
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官员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当然是疼爱孙子的，但是遇到孙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对，明智的祖父会怎么做呢？显然，他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因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会反抗祖父。这不是显然之理吗？
因此，作为孙子，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只能含冤忍受，等着祖父有一天发现父母的错误加以惩治，而不应该主动跑到祖父面前，来说父母的不是。如果主动报告，就是孙子不守孝道，不能“子为父隐”。本来祖父要申斥父母，一听孙子公然陈告，也会先压下来不办，不能让孙子长脸。
同时，他还要把孙子交给自己的儿子，让他好好处理处理。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十分明白怎么处理孙子，才能使他记往下次不要再犯上作乱。
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儿子”赈灾不行，但是处理“孙子”造反事件，却极富政治天分。
乾隆命令把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交给山东巡抚审办。山东巡抚当即发文给夏邑知县，也就是那个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孙默，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抓起来，押递到山东。
革职的命令还没有从省里传下来，但孙默已经知道自己的乌纱马上就要丢掉，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办理这个案子。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派衙役抓人，而是亲自带领人马，前往秀才段昌绪家，命令对段家彻底搜查，特别是对书籍文章，要片纸不留，一律搜出让他检查。
他知道，皇帝对文字之狱特别有兴趣。这些秀才们积习难改，平时一定会写些日记文章之类，而这些文章之内保不齐会有一两句牢骚怨望之语。如果找到一两句他们咒骂政府的证据，那么这个案子就会升级为政治案件，自己很可能就会脱身，起码也会减罪。
果不其然，衙役们在段昌绪的卧室之中搜出了几页文书，居然是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抄本。这篇檄文，八十年前广为流传。八十年后，段昌绪仍然保留，这不是大逆是什么？
孙默如获至宝，他飞马把这一“成果”汇报给图勒炳阿。图勒炳阿又添油加醋一番，以八百里加急的文件报给皇帝。
乾隆对此非常重视。一方面，他对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头都视如大敌，另一方面，在前两天对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后，他感觉十分不妥。因为各地密报已经传上来，说虽然皇帝各打了五十大板，但是“平民百姓扳倒巡抚”的消息仍然像长了翅膀一样，立刻传遍了大清各省，那几个敢于告御状的平民已经成了全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不少地方的人闻听此消息，准备要进京告状。
皇帝于是断然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县知县孙默以及图勒炳阿能侦破这样的反清大案，“尚属能办事之员”。侦破反清政治大案之功与讳灾这样的小过不可同日而语，“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因此不必革职，仍留原任。
第二，命直隶总督方观承前往河南，与图勒炳阿一起彻查此大案，特别是要查清这个檄文到底从哪里抄来，背后有没有其他组织或者情由。
皇帝在上谕中还莫名其妙地着重说了这么一句：“命方观承会同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检查彭家是否也有这道伪檄。”并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听候皇帝亲自问讯。
显然，皇帝一定要将退休二品大员彭家屏牵连进案子中，才算罢休。
四月二十六日，皇帝回到圆明园，结束了此次风波迭起的南巡。他召来彭家屏。在严审之下，彭家屏交代出自己家中确实存有几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等数种。
然而，方观承与图勒炳阿抄家的结果却与彭氏交代大相径庭，原来彭家屏之子彭传笏闻听抄家之信后，已经把家中所有这些“禁书”一把火烧了。
但方观承也有成果。他说，经过审讯，刘元德交代，他的御状状子曾经给彭家屏的侄子彭型看过，这从侧面证明，彭家屏与这个告御状事件确实有关，皇帝的判断是正确的。
皇帝对这个结果基本满意，他知道，一个大案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
经过会商之后，大臣们认为，这个案子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河南夏邑县地方士民，习尚嚣凌，素健讼为能，任意寿张，罔知名义乖戾取祸，遂有段昌绪等恶徒，居心狂悖，上干天和，灾祲之来实由自召”，所以段昌绪应该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因为段昌绪并没有孩子，只能把他的妻子司氏、妾陈氏，发给功臣之家为奴。
皇帝毕竟仁慈，宣布对段氏“从宽”斩立决，妻子免于入官。
对于彭家屏，皇帝以其私藏逆书，“从宽赐令自尽”。彭氏之子彭传笏斩监候，秋后处决。没收家产中的房屋、衣服、器物等入官。据河南布政使汇报，彭家屏的家产有古玩玉器等一百九十余件，绸缎、毡褐衣服等七百余件，字画手卷八十余件，俱解送进京。“至于箱内止存银一千余两，殊难凭信。随唤伊管事家人范祥等逐加研讯。虽据坚供实止此数，但有无隐匿寄顿，仍饬该府县再加确查严审”。
至于彭家的几千亩土地，皇帝的处理手法十分出奇：既然你愿为贫民强出头，那么就把你的土地分给“该地贫民”，代你了了你的美好心愿吧！
皇帝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对退休官员以及地方秀才不安分守己、替百姓强出头的态度。他相信，这样的处理结果足以消除“百姓扳倒抚巡”事件的不良影响。
皇帝还特别命地方官员，深入民间，了解百姓对此处理的反应。据河南布政使汇报，在听到把彭家屏的田地赏给贫民后，老百姓一致认为，彭家屏死有余辜，皇帝无比正确。“跪听宣扬，踊跃叩头，欢声动地，称此千古未有之鸿仁，天高地厚，无有伦比，惟有顶祝国祚亿万斯年，还祈代为转奏。等语。”
直隶总督方观承等则汇报说，这个案子处理之后，老百姓都十分佩服皇帝的圣明，感激皇帝的大恩，对彭家屏等人无比痛恨，并纷纷表示，以后一定遵纪守法，绝不再“越级上访”。“据士民人等同称，我等自祖父以来，享圣朝太平之福，养长之恩。安居乐业，百有余年。恭逢皇上爱民如子，凡关民间疾苦，无不加恩矜悯。我等就虽属愚昧，亦有知觉，若尚不知尊君亲上，更何以生世为人？实不意竟有段昌绪、司氏、陈氏如此逆徒败类，我等无不同切愤恨，深怀愧耻。今蒙开谕。我等草野小人有何报答皇恩，从此惟有益加洗心涤虑，共相勉善良，祝愿岁岁丰登，人人守法，庶不致再费皇上天心。”
方观承说：“臣等观其情词恳切，老民等皆叩头呜咽，灾系出于衷诚，并无伪饰。”
看到这里，乾隆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
在强硬地展示自己武的一手后，皇帝又使出了他的另一手。他命令，夏邑县等豫西四县历年所欠的农业税一律免除，本年所有税收也一并免除。皇帝还派出能员，深入豫西，调查此地连续多年受灾严重的原因，准备通过兴修水利等方式加以根治。
同时，立刻调图勒炳阿入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之职。夏邑、永城两个县令仍然被革职按问，以为其他官员之戒。
二 儒家治国理想的破灭（1）
传统社会中，永远有那么一类读书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虽然终生不售，他们却总不甘心放弃“献身政治”“致君尧舜”的宏大理想，因为圣人告诉他们，这是士人活着的唯一目的。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五日早晨，广西布政使朱椿出门想去桂林城外一游。官轿刚刚出胡同，路边抢出一位老者，颤巍巍跪在路边，手中高举一册文书。朱椿心中腻烦，看来又遇到一位告状的，真是官身不自由！
及至随从把文书递到他手里，才发现并非如此。文书封面上题着两个字“策书”，原来是一份政策建言书。打开一看，端楷正书，字迹娟秀，内容有五条：一、请朝廷进一步减免钱粮，减轻底层人民负担；二、建议各地添设社义仓，以救济贫民；三、革除盐商盗案连坐；四、禁止种烟，以利人民健康；五、裁减寺僧，减轻社会负担。
文章层次清楚，文字明晰，是一份有数据、有分析、有办法的政策建议书。与一般的书生建言不同，这份报告还有许多定量分析。比如在论述广西的种烟之害时，书中写道：“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植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二三千。每万株费工人十或七八、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总种植烟苗始末之工费以图耕稼，种植杂粮，实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
一个老知识分子关心家国的拳拳之意跃然纸上。
看完了策书，朱椿脸红头涨，神色大变。他命身边的几个随从：“立刻把老头拿住捆上，绝对不许逃脱！”
游兴已经一扫而光，朱椿立刻转轿回府，把老人带过来细细审问。老人一看方伯（地方长官）大人没有如期待的那样把他延为上宾，热情款待，反而疾言厉色，如对大敌，一时不知所措，跪在地上原原本本从头道来。原来这个老头名叫吴英，是广西平南县人，读了一辈子书，只考上了一个秀才。如今六十岁了，身体多病，眼看着朝不保夕，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便想把自己对国家和皇帝的忠爱之情化为这一纸策书，若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也算不负到人世来了一趟吧。
朱椿连夜给广西巡抚写了一个汇报，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其罪有二，一是普通读书人胆敢批评国家的政策，二是行文中犯了圣讳。原来，这篇策书中“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而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一段，两次用了皇帝名字中的“弘”字，没有避讳。
第二天，这桩案子就转给了广西巡抚姚成烈。姚成烈放下手中所有事情，全力处理此案。他命人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吴英在省城的投宿地鼓楼街的涂鼎茂客店，逮捕客店老板和小二，搜查吴英的随身行李，看有没有其他字纸文书。另一路赶赴吴英老家平南县，抄家捕人，把吴家搜了个底朝天，把吴英所有直系亲属二十多人都捆绑来省城，连夜进行审讯，对所有人都动了大刑，当场打残废了两个人。审讯的重点是这份策书后面还有没有同谋。
审讯的结果非常简单：这确是吴英“实思献策，冀得功名，并非怨望诋毁”，自己一个人闭门所写，与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
确信已经审得了实情，姚成烈立刻写了一份奏折，向皇帝汇报了此案。他提出如下处理方案：
一、秀才吴英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妄递策书……其中竟然冒犯皇帝的圣讳，并且有批评指责朝政之处，殊属丧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宽。应以“大逆”罪，凌迟处死。
二、吴英的两个儿子吴简才、吴经才，亲弟弟吴超，亲侄子吴达才、吴栋才，均已经年满十六岁，请按照“缘坐”律，斩立决，先行刺字。
三、吴英的继妻全氏，妾蒙氏，儿媳妇彭氏、马氏以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张才，还有幼孙亚宣、亚二、亚儿，幼侄伟才、观奇、亚三，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
这道奏折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被送往北京。万里迢迢到了北京，已经是九月份了。九月底，乾隆皇帝在和大学士九卿等人反复多次认真研究了这桩大案后，做出了如下决定：
第一、第三条如广西巡抚所拟，即吴英凌迟，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但皇帝仁慈，改第二条吴英弟弟及子侄之斩立决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清代文字狱档》）
在传统社会，底层知识分子上书当道乃是常事。中国早期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片言可致卿相”的传奇。苏秦、张仪仅凭一张利嘴，博得相国之印；东方朔以三千简上书汉武帝，入仕为郎官。事实上，唐代以前，向朝廷建言献策，乃至献歌功颂德的文艺作品（比如杜甫所献《三大礼赋》），是知识分子进身的一个主要途径。因此，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进身无路而自认有奇才异能的读书人怀抱“策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的梦想，纷纷毛遂自荐，满怀热情地向朝廷献书、献策、献诗、献赋。其目的无非两种，一种是出于社会责任心，揭露疾苦，为民请命；另一种是卖弄文笔，逞露才华，希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乾隆皇帝在登极之初，也曾经“广开言路”，每年都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献策报送到皇帝御前。这些出自底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多数粗陋无文，皇帝不过一笑置之，从未因此而开罪于人。但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皇帝却一反常态，突然大开杀戒。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一个精神有点不正常的人，名叫王肇基，到官府投献了一副诗联，以祝贺皇太后寿诞。用王肇基自己的话说，“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讨皇上喜欢……”，“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诗联后面还附有一小段议论，虽然词句颠三倒四，大致可以看出是评论时政之意。地方官将此案汇报给皇帝，乾隆命将他“立毙杖下，俾愚众知其所炯戒”。这是有清一代将献文献策者处以死刑之首例。
从这起事件之后，因献策而得罪的文字狱就连绵不绝。在这些献文献策案中，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样一起。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出京恭谒泰陵。护卫巡视御道的时候，发现一个年轻人鬼头鬼脑地逡巡在御道边，身上还揣着什么东西。护卫拿住此人，送官审问。
此人姓冯名起炎，山西临汾人，三十一岁，是个秀才。原来他是想献给皇帝一本自己所写的书。书的内容是以《易》解《诗》，水平不高，但献书的动机却出人意料：居然是为了爱情。
原来冯起炎家境贫困，难以娶妻，却暗暗相中了自己张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两位分别叫“小女”和“小凤”的表妹，暗恋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两位佳人都娶到家中为妻。在案卷中，他是这样交代的：“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自己家庭贫穷，科举又不顺，此愿当然难遂。此人平日酷爱佳人才子之书，乃是一名文学青年，头脑中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在种种办法都行不通后，他脑筋急转弯，想逞露才华，献书皇帝。说不定皇帝一见，就惊呼他为奇才。然后他趁机把心中夙愿向皇帝倾诉，皇帝一高兴，就会赐他银冠玉带，命他奉旨成婚。
在挨了许多板子要被送进大牢之前，冯起炎还期待着皇帝会可怜他的一片痴情，偿了他的夙愿，请审案官员转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去为他说媒，“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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