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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庄考察时，王观澜看得很仔细，并有意识地和农场的管理人员、工人交谈探讨。
　　但王观澜对苏联农庄的一套经营方法，并不主张盲目照搬，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王观澜认为，“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程度很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人口稀少，土地广袤，比较容易进行大面积的耕作。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主要的农业产区人口稠密，人均可耕地少，因此很难快速向集体农庄迈进。苏联农业实行的集体农庄方式，是根据他们自己国家的自然条件、人口数量等实际情况而定的，中国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1949年10月1日那天，王观澜夫妇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用湖南方言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们的心情异常激动，渴望能马上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一个月后，早在苏联呆不住的王观澜夫妇，经党中央同意，迅速启程，回到了祖国。
　　

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
　　11、“老农”干部和上访农民谈心，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
　　回国后，王观澜先被安排到中央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后来，中央安排他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会同年迈的民主人士、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开展工作。他热情很高，不久即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农业工作的报告》，后来又参与起草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农业部分。
　　由于在苏联治疗时并未除掉病根，工作的繁重和过度劳累，让王观澜的旧病又复发了。这次，中央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在医生的建议下，决定为他动大手术，彻底根治。当时，周总理每天都要看医院送去的病情报告，手术后，有一次，医院把体温数字写错了，总理发现不明情况，马上打电话询问，总理的如此细致关心，让王观澜和家人非常感动。
　　后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王观澜曾动情地说：“我的身体之所以还能起来工作，不能不深深地感谢毛主席，感谢少奇、恩来、陈云、富春、尚昆等中央和地方许多负责同志的关心帮助，感谢中央保健局长傅连暲和其直接领导的医务界的积极负责的设法治疗，使我最后一次动了大手术，彻底根治了疾病。”他幽默地称自己是一个“棺材漏”，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54年秋天，王观澜完全康复后，中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他积极支持邓子恢副总理稳妥地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但1955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邓子恢等人提出了批评。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这样一来，原先制定的15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在三年内就完成了。由于急躁冒进，违反了客观规律，脱离农村实际，使得农村出现了不少问题，来北京上访的农民群众一拨接一拨，
　　王观澜身为领导农业工作的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农村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极为关注，他不摆什么官架子，身穿一套旧棉衣棉裤，亲自来到上访的农民当中，了解他们的真实困难和意愿。上访的群众很乐意和这位老农式的干部谈心，但他们没想到，这位“老农”，正是他们要找的中央农业部门的高官。
　　带着农民遇到的实际难题，1956年４月，王观澜亲自率一个工作组，南下浙江临海等县农村搞调查研究。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他们头年的人均粮食为428斤，比上一年的452斤有所减少，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
　　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如实反映情况，他在报告中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
　　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随即批转全国各地。并批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的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
　　王观澜看了毛泽东的批示，很是兴奋，他认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切实解决。
　　

对毛泽东直言：浮夸是害人之本
　　12、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鲜为人知的信，直言“浮夸是害人之本”
　　但令人遗憾的是，接踵而来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全国再度泛滥起一股更“左”的思潮。
　　特别是“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一时。报纸上不断出现放“高产卫星”的报道，什么“小麦亩产达到7300多斤”，“水稻亩产达到万斤”等等，河北徐水县人民公社亩产超万斤的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新闻。
　　头脑清醒的王观澜不信这些消息，他随邓子恢副总理驱车前往徐水，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两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情况很不正常。王观澜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也不符合当前的科学水平。”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王观澜再次表示：“这是主观愿望啊！有些东西，不要说科学知识，连农业常识都没有了！”他从中央苏区起就搞农村工作，熟悉农业，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深知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祸国殃民，危害极大，不可等闲视之。
　　当时王观澜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海燕，看了报纸上的宣传，十分兴奋。回到家中，就把这些“大跃进”的新闻讲给爸爸听。
　　没想到爸爸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反问了她一句，“这些新闻可信吗？”女儿海燕这下被弄糊涂了。她迷惑地悄悄问妈妈，爸爸是不是有点“右”，徐明清告诉女儿，爸爸从来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
　　就在这年秋天，王观澜家种的花生丰收了。为了从实际出发教育孩子，他让儿子、女儿把花生都挖出来，称一称，然后算算亩产多少斤。算完后，王观澜问海燕，“你看，如果一亩地真能产上万斤，不是要从地上铺起一尺多厚，你相信吗？”
　　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不能把良好的主观愿望，去代替实际的科学知识。你们今后切忌不要浮夸，任何时候都得保持冷静，老老实实地做人。”
　　1961年春节前，王观澜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文艺晚会，正好遇上毛泽东。两位相识30年的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拉着王观澜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及徐明清和孩子们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开玩笑地说：“进城以后，你不来看我了，咱们疏远了。”
　　王观澜也说，您太忙了，也不像在江西和延安时见面那么方便了！的确，进城后，王观澜与毛泽东的联系并不紧密，当时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王观澜对此十分冷静，不跟风，不吹捧，他曾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他是人，不是神。”
　　这次与毛泽东见面，让王观澜的内心难以平静。他几次想向毛泽东反映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但又感到不是合适的场合，几次欲言又止。回到家里，他反复思量，觉得还是通过写信反映情况比较好。
　　于是他和徐明清商议，以徐明清的名义并执笔，他俩共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直抒己见，痛陈时弊。信的内容如下：
　　主席：
　　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中国革命中的舵师作用，将永载史册。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好和坏、内和外、敌和我、公和私、上和下、大和小、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目更大，面积更广，又将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我的海燕已闭经4个月了，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此致
　　敬礼！
　　明清
　　1961年1月25日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仍十分严峻，王观澜也考虑到了这封信可能引起的后果。
　　信写好后，他郑重地把三个都是党员的儿女叫在一起，说明了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这封信。王观澜说，说真话，可能会受到打击。但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我是共产党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如受到了打击，不要害怕。”
　　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毛泽东，因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并担心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当作普通信访处理。王观澜特意让徐明清套了三个信封，最外边的信封写的叶子龙收，中间的信封写的江青收，最里边的信封才写的是毛泽东亲收。这封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三天后，毛泽东亲自从中南海给王观澜打来电话说“信收到了，谢谢！”
　　知晓了毛泽东对信的态度，王观澜夫妇这才放了心。特别是王观澜，兴奋得几夜都没睡好觉。
　　徐明清记得，大概是在1962年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前夕，有一天晚上，9点多了，毛泽东打电话来，请王观澜去钓鱼台一趟。王观澜回来说，主席那天站在门口迎接他，特别客气。两个老战友一直谈到很晚。
　　不久后，毛泽东就提出，全党要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吞吞，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王观澜夫妇目睹了毛泽东胸襟坦荡，重视老战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正视问题，采取果断措施，纠正错误，迅速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做法，深受鼓舞，也对未来愈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以后，无论遇到顺境还是逆境，王观澜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唯心，不唯上，只唯实”。
　　

特殊年代的勇气
　　13、那时敢讲教育重要，科学重要，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　
　　1962年底，中央农村工作部撤销后，新成立了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王观澜被任命为农林办副主任。1964年，他又兼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这期间，他以发展中国农业和农业教育为己任，努力探索农业教育改革和培养人才的路子，做出了许多努力。
　　原农业大学教授、老校长毛达如先生在回顾农大办校史时曾说过：“60年代初，王观澜任校长时，由教授、教师、职工学生代表组建校务委员会，着重突出教授在办学中的主导作用，决定和咨询学校的重大事宜，带领学校不断发展。”毛达如认为，这一“大师办学”的新理念虽然一度受到争议，但从现在看来，还是值得提倡的。
　　由于长期从事农村和农业的领导工作，熟悉和热爱农村、农业和农民，王观澜在农业领域有了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建树，被公认为党内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当时中央和国家机关也流传一种说法，在党内领导人中，最懂得农村、农民的有三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邓子恢，还有一位就是王观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高等院校首当其冲，王观澜被农大红卫兵作为“走资派”打倒，还抄了家，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天天押着他在市里批斗、游街，甚至还拉到外地去批斗。北京市造反派召开数万人“批斗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也把王观澜作为“集团成员”拉去批斗。康生甚至指示红卫兵：“王观澜要开大会斗六次。”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也被作为叛徒隔离批斗。
　　王观澜在当时极度混乱的年月中，一再感慨叹息，说：“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现在刚刚恢复，又来了。”他默默忍受着无情批斗的痛苦，不久，周恩来从农林口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有关情况，立即指示农大红卫兵恢复王观澜的自由。在后来“靠边站”期间，王观澜并没有消沉，他一边写检查，一边参加劳动，每天清晨都沿着农业大学附近马连洼到颐和园的马路长途步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他要恢复和保持自己的体力，默默地准备重新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提出把王观澜“解放”出来，参加工作。然而，一些人却把那些将王观澜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材料报上去。周恩来极为生气，逐一批驳说：“王观澜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打倒！”
　　第二年春天，农业机械部部长（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不幸去世。在八宝山的追悼会上，周恩来看到了多年不见的王观澜。他心情沉痛，激动地紧紧握着王观澜的双手，关切地说：“没有浮肿吧，没有心脏病吧？看你气色不错，身体还好吧！接着连说了三次：“可以工作！可以工作！可以工作！”。
　　事后，王观澜作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开始工作。当时王震和王观澜等都是业务组成员。他们经常一道深入各地农村，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断向周恩来汇报。
　　这时，王观澜仍没有忘记在“文革”中被迁去陕北甘泉县清泉沟的农大师生。他不仅前去看望那里的农大师生，还通过写信和向上打报告，极力促成农大的尽快回迁。
　　1972年12月，王观澜在一次“关于农大搬迁问题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现在中央提出，1980年全国要搞8000亿斤粮食，我们农业部门的任务很重大啊！我们靠什么，要靠科学，要靠群众。”
　　他还说：“‘文革’中，都不愿要大学。我们不要把大学当包袱，要让大学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大学，一定要与发展全国的农业生产联系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当时“文革”极左路线盛行的历史背景下，他也刚被解放出来，仍然敢讲教育重要，科学重要，这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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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中国农民问题
　　14、最后心系的事业，系统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却因所谓“江青问题”而入狱。王观澜忍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继续坚持工作，他多方设法反映农业大学在陕西、河北涿县办学的困难，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终于在1978年11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得以迁回了北京原校址办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观澜退居二线，担任农业部的顾问组组长。他不顾年高体弱，先后到陕北老根据地，沪、浙、闽、赣、苏五省市和河北保定、安国等县农村调查，每次外出前都要草拟调研大纲，回来后，认真撰写调查报告，不仅反映农村实情和问题，还为中央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性意见，充分发挥了为农业献计献策的作用。人民日报曾有一位记者问他：“从您长期从事农业领导工作的体会来看，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王观澜沉重地说：“一言堂，一边倒，一刀切，一阵风（一窝蜂），把我们害苦了！”
　　作为一名几十年从事农###动和农村发展工作的老战士，王观澜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建设，对农村和农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退下来后，心中首先思考的，仍是要深入实际，了解“三农”问题，特别是要系统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
　　他请来北京农业大学的四位教师协助他工作，只要不外出视察和开会，他就把几位教师请到家中，一起商讨研究大纲，或回忆和讲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他对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非常重视，亲自与中央档案馆、新华社、农业部等部门联系，请他们帮助提供资料。
　　徐明清记得，当时新华社提供了一批当年老区办的《红色中华》等报刊资料，王观澜认为这批资料十分珍贵，因那时没有复印机，他就专门请了一位摄影师帮助翻拍，整整忙活了两天，才将这批报刊资料翻拍完成。王观澜到外省考察期间，也不忘请人专门收集各地农###动的资料，为今后的系统研究打下基础。可惜的是，这项系统研究农民问题的工程正在继续，王观澜却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1981年9月，王观澜带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