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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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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王观澜能深入到农民中间，了解农民的疾苦和实际需求，因此他总能反映农民的心声，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爱戴。王观澜深知农民问题是事关革命成败的大事，解决好农民问题直接关系到革命政权的稳固。因此，他愈发对农民问题感兴趣，给予了不同于常人的关注，写下更多的报道。王观澜的这些报道，受到了同样关注农民问题的毛泽东的注意，他看后给予了赞扬。
在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中，敌人从三面包围了虎岗，根据地后方又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形势很危急，特委派王观澜带领一排武装，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很快控制了局面，为首的坏人闻风而逃，被蒙蔽的群众才被唤醒。在王观澜的领导下，紧急改组了县游击大队，后方根据地方转危为安。为此，他7天7夜没能安睡。
王观澜在闽西期间，恰是闽西特委在“左”倾思潮影响下，“肃反”达到了狂热化的地步，大批党内同志被打成了“社会民主党”分子，被抓或遭杀害。《红旗报》编辑部除王观澜外，其余人都被逮捕，他也被列为怀疑对象。
对“肃反”的扩大化，王观澜始终持有自己的看法，当他奉命押解30多名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到后方接受处理的过程中，他和其中多人进行了个别谈话，了解实情，细致甄别。最后他认为，这些人中间，大部分是我党的好同志，还有的是党的优秀骨干。因此当其中一些“犯人”逃跑时，王观澜下令不要追赶。那些没有逃跑的“犯人”，后随部队转移，经再次甄别后，陆续得到了释放。
闽粤赣特委退出虎岗后，王观澜先后任福建苏区杭武（上杭、武平）、汀连（长汀、连城）县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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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一墙之隔
2、九个乡的党员和群众，联名写信，要求释放王观澜
1931年9月中旬，红12军打下汀州。成立了中共汀州市委，特委任命王观澜首任汀州市委书记。此时，闽西苏区与江西苏区已连成一片。随后，调王观澜到江西瑞金，参与编辑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王观澜在瑞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的叶坪召开，王观澜负责主编《大会日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的叶坪乡成立后，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命王观澜主持筹备“红中社”和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并兼瑞金云集区区委委员。那时的《红色中华》编辑部既是报社，又是新闻社，简称“红中社”。《红色中华》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
当时，王观澜和毛泽东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由于“红中社”办得有声有色，毛泽东还常把一些重要客人介绍到编辑部来座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国民党第十六路军一万多人举行了“宁都暴动”后，毛泽东曾陪同他们一起参观访问了王观澜主持的中央苏区“红中社”。
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时发行三四千份，很快就增加到了一万多份。当时的《红色中华》编辑部仅有三四名工作人员，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为办好《红色中华》不辞辛劳，编辑部窗前的小油灯，经常彻夜闪亮。
1932年夏，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在江西中央苏区加紧推行，一场“肃反”、“肃托”的斗争开始了。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的误导下，肃反扩大化，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央局某些人以《红色中华》报道了揭露国民党飞机轰炸根据地的消息为由，向王观澜发难，污蔑他为敌人吹喇叭抬轿子，吓唬根据地人民。后来又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有“托派嫌疑”，主张开除他的党籍，并把他关进了中央政治保卫局。
听闻这一消息，瑞金的云集区有9个乡的基层党支部和广大农民群众，联名写信给党中央，要求释放王观澜，反对开除他的党籍。由此可见他在群众中的声誉。后来，在中央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李克农的批准下，他才恢复了自由。
这时候，中央苏区领导层在斗争方针上出现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而当时居于党内最高领导地位的博古等人，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排斥毛泽东的领导。
王观澜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此举引起了坚持“左”倾错误的领导人的不满，他们不顾党员和基层组织的强烈反对，在1933年1月，强令开除了王观澜的党籍，并撤销了其《红色中华》总编辑的职务。
对这一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错误决定，王观澜始终予以抵制，坚持不在处理意见上签字。毛泽东将王观澜留在中央政府土地部担任秘书工作。后来，毛泽东用中央政府的介绍信，派王观澜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到各地检查工作，同时还让他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叶坪乡，进行“查田”的试点工作。
和毛泽东同去农民会场
3、他和毛泽东提着马灯，沿田埂小路，来到农民会场
1933年初春的一天，王观澜拿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到叶坪乡政府，满怀热情地想找几个乡干部征求意见，出乎意料是，连去了四次，乡政府的大门都紧锁着。有一次，碰上乡苏维埃主席，约好时间开会，可到时没有一个人来。这些情况，引起了王观澜的沉思。
他想，为何这里的农民群众如此情绪低落呢？他去问乡苏维埃主席，得到的回答也是含含糊糊。于是，王观澜又直接访问了村里的贫雇农，他们反映，“土地分配不公平，农民的粮食不够吃，过去收租放债、不干活的人，如今又钻进了农会，摇身变成了“贫苦农工”，而真正的贫农，分到的田地少而差，逃亡的地主却还保留了田地。所以农民的情绪低落，没有生产积极性。
王观澜把他在叶坪乡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非常重视。他支持王观澜继续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并鼓励他要依靠和发动群众，并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持革命战争。
在毛泽东的鼓励支持下，王观澜干脆把铺盖搬到了村子里，和农民群众朝夕相处，促膝谈心，并组织了村里30多人参加的贫农团。
一天晚上，王观澜告诉毛泽东贫农团要开会的消息，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好！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他们两人提着马灯，沿着田埂小路，边走边说，来到了村会场外，听到农民们正在热烈争论“如何划分地主、富农”的问题。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查田运动的成功就有了保证。”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当道的时期，毛泽东也受到严重的排挤和打击，在中央的处境很困难，但他依然支持王观澜的农村调查，并和他患难与共，经常相互切磋，相互鼓励。
王观澜在叶坪乡组织贫农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查田委员会”。动员农民通过查田，评议不同阶级，再由上一级组织综合群众提供材料，审批确定成分的划定。
“查田运动”给叶坪乡的面貌带来了变化，农民兴修水利、大搞生产的积极性高涨。乡里的扩大红军、征集粮食、做军鞋的工作也开展的很有起色。
叶坪乡查田试点的成果，在苏区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广泛欢迎。许多乡村都要求中央派人去指导、帮助开展查田运动。
与此同时，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抓紧时间，认真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一份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毛泽东看了很高兴，他以原稿为基础，进一步加工修改，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
1933年10月10日，这份文件由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机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正式通过并公布执行，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一个重要政策依据。这个文件后来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改名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由于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和王观澜在政治逆境中患难与共、密切配合、合作完成的，所以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经常向人介绍，《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是他“和王观澜同志合作写成的”。
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毛泽东、叶剑英、李富春等人据理力争，王观澜的党籍终于得到了恢复，他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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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毛泽东送的布鞋长征
4、脚穿毛泽东送的布鞋，走路像坐飞机一样轻快
1934年10月，王观澜在顺利完成了党交付的为红军筹集粮食的重任后，跟随红军一方面军踏上了长征路。在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时，他经常行进在红军先头部队里，率领工作队为发动群众打土豪和筹粮、筹款、扩大红军而日夜奔忙。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被重新确定，中共中央任命王观澜为中央工作团主任。红军到达四川彝族聚居的越西地区后，遵照刘少奇的指示，他在当地帮助红三军团发动彝族群众组建游击大队。
不久，因国民党大批军队逼近越西，王观澜带领部队主动撤出县城。此时，一位彝族士兵奉毛泽东之命，挥鞭策马匆匆赶到，给王观澜送来一封信。
那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指示他率领部队北上追赶中央大部队，信中说红二团将在大渡河的富林渡口接应他。
他了解毛泽东的意图，随即快马加鞭，火速赶往泸定桥。在何长工所率的后卫部队接应下，他们深夜顺利通过铁索桥，及时追上了中央部队。
1935年6月，王观澜随先头部队翻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又翻越了两座雪山，向毛儿盖地区前进。这时，红军部队要穿过茫茫的大草地，北上抗日。筹集足够的粮食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王观澜奉命筹粮，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四处奔跑，衣服和鞋子都磨破了，脚趾头露在外边，严重影响走路。
一次他在带队外出筹粮的途中，工作队的口粮却断绝了。他只得把身边的一匹病马杀掉，煮食充饥，不料却感染上了痢疾，一昼夜连拉50多次，人也虚脱了。但为了完成任务，他带病翻山越岭，日行百余里，三天后到达了目的地。他没有吃药，只是稍加休息，拉痢就自行停止了。
可此后，他却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病，身体虚弱无力，行进的步履也异常艰难。幸好途中巧遇了毛泽东、林伯渠、徐特立等人，毛泽东将自己从江西苏区带来的一双新布鞋送给王观澜，徐特立和林伯渠则分别送给他一条裤子和一块油布。
长征后期，王观澜正是身披林伯渠送的油布，腿穿徐特立送的裤子，脚蹬毛泽东送的布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陕北的革命根据地。
后来，王观澜提起这段经历时，常说，“我和主席的脚一般大，长征时我穿上他送的鞋子，感觉像坐上飞机一样，走起路来特别轻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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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陕北农村调查
5、深入陕北农村调查，和大家挤在一个土炕上
红军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2月17日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即设立了西北办事处，王观澜担任土地部部长和中央农###动委员会主任。
王观澜上任后，把机关工作稍作安排，就带着有关人员深入到安定县的两个乡，了解经过土地革命后的农村实情，以及贫雇农的生活状况。王观澜仍像在闽赣苏区一样，走家串户，访问座谈，了解农村的第一手资料。
在调查中他了解到，有的乡村受“左”的影响，把地主“扫地出门”，富农只分给坏的土地的情况，还有的地方，把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扩大了打击面。他向农村干部们指出，对地主富农，也要给以生活出路，要让他们自食其力，得到改造。对错划问题要合理纠正，同时在农村中广泛宣传和贯彻中央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文件的政策精神。
不久后，王观澜又参与了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的制定和公布，有效纠正了农村土地革命中一些“左”倾行为。1936年2月，王观澜又进一步写出了《纠正土地斗争中的极“左”错误》一文，发表在中共西北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上。
但随后农村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有的地方把豪绅地主轻划为富农，富农改为中农，有的地主恶霸还造谣说：“过去一切都搞错了”，企图向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群众反攻倒算。
针对这种情况，王观澜为《红色中华》写了一篇社论，社论强调说：“正确决定各个不同阶级的成分，与正确处理各个不同阶级成分的土地财产，是苏维埃的重要工作。” 社论还论述了正确区分土地斗争中“左”与“右”的界限，及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和做法，以引导农村土地斗争走向正确的方向。
1936年6月，王观澜随同中央机关迁往保安县，（今志丹县）并兼任土地部和中央工作团两方面的工作，但他仍经常抽时间到农村去做调查。当时保安农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区乡政府没有空余的窑洞和被褥，他常和大家挤在土炕上和衣而卧，没有菜吃，就在饭上洒点盐。
有一次，他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李家洼村，发现有一个叫李成奎的贫农，妻子病重没钱医治，自己地里的庄稼也顾不上种，他立即找来乡干部商量，发动互助社帮忙，突击三天，帮李成奎把庄稼种上了，使老百姓更加拥护共产党、毛主席。
这期间，王观澜对抗日统一战线形势下的农村阶级关系又作了全面调查和研究，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文件明确指出，“土地政策的新规定，首先是没收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而一切抗日军人及一切献身抗日事业者的土地均不在没收之列”，同时还指出，“党的新土地政策，不但给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群众解除了封建剥削，而且同时推动了农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壮大了民族力量。”
文件下达时，王观澜还为红军大学学员和机关干部作了有关宣讲报告，并在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上，发表了《关于土地政策中几个问题的答复》文章，对这一时期党的土地政策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述。
在参与制定和贯彻党在新时期土地政策的同时，王观澜还为发展陕北苏区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许多努力，他不仅随时关心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是否被调动起来，还对农业生产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耕畜、农具、种子、肥料和劳动力等，花费了许多心血，认真研究解决。
与王明、康生的冲突
6、“观澜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统战委员会，王观澜担任常委，同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和统战部部长。
1937年末的一天，那时王观澜和徐明清刚刚结婚不久，毛泽东把王观澜找去，要他带上一封写给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的亲笔信，前往绥德，与何绍南谈判。以解决战争中的土地问题和抗日统一战线等问题。
王观澜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立即前往绥德。
一到绥德他就提出，“消灭摩擦，一致抗日”的口号，深得绥德民众的拥护。接着，他在谈判中迫使何绍南接受了中共的提议，成立了绥德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绥德党政军民联合工作委员会，打破了国民党包办行政的局面，坚持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同时也维护了抗日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
1938年5月，王观澜从绥德返回延安后不久，就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同时还担任了中央统一战线委员会常委。
不久，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被免除了中共长江局书记，从武汉回到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就此，在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王观澜和王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是由“边区”和“统战区”的区别引发的。
王明武断地宣布：“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
王观澜坚持认为，“边区”主要是指共产党早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而“统战区”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两者有明显区别，我党的统战工作应因地制宜。
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记得，有一次，王观澜回到家中，面有怒色，嘴里小声嘀咕着：“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徐明清心想，莫非丈夫在工作中遇到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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