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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历-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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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的延安之行影响了江青
“听说小俞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是的。听说他5月去延安开过会。” 徐明清说。
俞启威这时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但她的内心对黄敬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
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会议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伦·斯诺）同行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黄敬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在北大读书，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诺的注意。他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
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从中也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和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陪同下，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
到达西安后，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5月20日，黄敬离开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来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动因，想不到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给了她不小的影响。
博古批准了江青进延安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罢，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不要着急。她会把有关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让她静候组织决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大姐正在这里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说：“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黄敬），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 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义有二，一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为出自唐代古诗：“江上数峰青”。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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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王观澜为她改名
1937年9月中旬，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也离开西安，和十多位干部一道，步行了十多天，到达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第二天，徐明清去报到时，竟遇到了阔别多年的同乡王观澜。当时他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由于同乡之情，又志同道合，两个人经常交往谈心，越走越近，1937年底，徐明清和王观澜在延安结婚。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等应邀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其实“婚礼”很简单，就是请客人们在延安的“合作社”吃了顿饭。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那是她1936年到西安后改的名。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正好班上也有一个男同学叫徐明，两个“徐明”常常因为重名闹出笑话，为了区别于那个“男徐明”，王观澜便给妻子的名字里加了一个字——“清”，明清，其意也很直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此后，她的名字就叫徐明清了。
徐明清说，有的书中说她是和江青一起改名，一道混入延安的。那真是无稽之谈。她来延安是组织调动的，来延安时介绍信上的名字还写的是徐明，只是因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有个重名的男徐明，她才改名“徐明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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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组织要求如实为江青写证明材料
徐明清到了延安不久，江青来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她。当时组织上为了考验江青，派她到农村搞调查，她从农村调查回来后，还给徐明清念过一首当时的打油诗：“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成了王”。以此来形容当时延安生活条件之艰苦。江青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来到生活艰苦的延安农村锻炼，还经受住了考验，表现还算不错。
后来，江青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她在自己写的材料中说明，她本人于1933年在青岛加入共产党组织。但她却没有党的组织介绍关系和证明人材料。因此组织上要对她进一步审查。
当时，中央组织部为证实江青的党籍问题，要求接触过她的人能写出相关的证明材料。组织上曾找过徐明清和其他人，请他们各自写出证实江青情况的材料。徐明清说，她是当时为江青写证明材料的人员之一。
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与江青的认识和接触情况，如实地写了一份材料。这个证明材料证明了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证明她参加过共青团，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但她和江青接触时，并没有人告诉过她江青是中###员，所以她的这份材料中根本没有提及江青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是一名有组织关系的中###员之类的文字。
这个材料被存入了江青的档案。没想到三十多年后，这份材料竟成了指控徐明清包庇江青混入延安，混入党内的凭据，并因此让她枉坐了两年多的冤狱。
那么江青在延安得以恢复了党籍，这其中究竟是些什么内情呢？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入党介绍人是黄敬。于是，党的组织部门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人党的。黄敬是江青入党的第一权威证明人，而且黄敬当时已是党的一名高级干部，他的证明材料，应是很有分量和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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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
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最终得以解决，她本人也于1937年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就在党校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来作客。很快地，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
据徐明清回忆，就在那一阶段，组织上又一次找到徐明清，向她了解江青的情况，这回的重点，是江青在上海时各方面的表现。徐明清根据当时的传闻推测，这大概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
徐明清向组织交谈的内容，与她为江青写过的证明材料大体差不多，但她还实事求是地讲了她所听说的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1938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江青从党校调到了鲁艺，在那里担任戏剧教师。1938年8月，江青又接到了一个重要调令，调她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这以后，她和毛泽东就生活在一起了。
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要和曾是上海滩电影明星的江青结婚，的确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不同意见，据传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也作了限制性规定，如只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和健康，不干涉政治和不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等。由于当时处在战争年代，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并没有举行什么比较正式的仪式。
据叶子龙回忆，1938年的一天，贺龙来延安，在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喝酒？”毛泽东随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子龙，你办两桌饭，让他们吃一吃。”
叶子龙随即筹办好了酒菜，毛泽东邀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席间王若飞喝酒比较多，在饭桌上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
叶子龙当年向笔者讲述这件事时，说毛泽东因结婚事请吃饭共有两次，在贺龙等之后，又请了一次。而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就在第二次被请之列。
徐明清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个星期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有关资料记载那天是1938年的11月20日。徐明清和王观澜接到了毛泽东的邀请，在去毛泽东住处的路上，他们还见到了一些被炸死的人的尸体。
毛泽东没有在“合作社”摆席，而是在他自己住的凤凰山窑洞里，请了一位大厨师掌勺。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由于时隔久远，当我们向徐明清了解吃饭时一些更具体的细节时，她说她已经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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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无奈想找江青作证
新中国成立后，徐明清担任了农业部人事司的副司长，一直忙于本职工作，跟江青很少有什么往来。而江青也一直以领袖夫人自居，养病赋闲，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那时，毛泽东的地位不同了，江青的地位也不同了，他们住在门卫森严的中南海。王观澜等也再不能像延安时那样，可以经常步入毛泽东的窑洞里，一起聊天谈心。
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江青一跃而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成为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而徐明清则因在1935年4月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成了“审查对象”，不容她阐明、申辩，1972年，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开除出党。此后她多次向上级反映实情，但都被指斥为态度不老实。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有些人建议她给毛泽东、江青写信。徐明清想到，江青此时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对自己被捕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于是，她在1973年6月2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写道：“30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的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是了解的。” 她希望江青能如实作证，推倒扣在她身上的叛徒罪名。
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徐明清恐因江青没收到信，又于6月19日重写了一封，但这发出的两封信都如石沉大海。一直挨到了11月份，无奈中心存一线希望的徐明清，再次提起了笔，给江青写了第三封信，恳请她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自己的历史清白作证。
然而，徐明清的希冀还是破灭了，江青对她的请求根本未置一辞。徐明清家人说，以当年徐明清曾照顾过落魄时的江青这种关系，如果江青看到了那几封信，却不予理睬的话，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结果在“文革”那一段惨痛的日子里，徐明清始终过着挨斗、受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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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被押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倒了台。
“文革”中惨遭批整的徐明清与民众一样感到欢欣鼓舞。然而让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竟会于此际突遇天降之祸，蒙受了一场更为不堪的冤屈。
中央专案组开始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时，从江青档案材料中发现，30年代在上海晨更工学团时，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领导，两人有过一段来往；1937年在延安时，徐明清还为江青写过一份证明她在上海参加过革命活动，表现进步的材料。
于是，专案组通过公安部找到了徐明清，要她揭发江青的罪行。徐明清记得，在那几天里，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带着一个书记员，每天乘一辆灰色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就是一个上午，非常严肃，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叛徒问题。
但徐明清认为自己并不知晓江青的叛变情节，无法作出揭发。
就此，有关方面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将徐明清关押在一个至今她和她的家人都弄不清楚的地点的一个小房间里。
徐明清说，那个房间的窗户都用报纸封糊着，丝毫看不到外面什么样子，屋里一团漆黑，白天都得点着灯。有四、五个女看守一直看管着她，连上厕所也要跟着。这里既是隔离室，又是审讯室，写交待材料、逼供审讯连续不断地进行着。
徐明清如实写下的材料，被专案组的人认为她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态度，“不老实”，认为她在“包庇”江青，总也通不过。每次谈完话，那些人都放下几张纸，让她继续写交待。几轮下来，他们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些人急了，大声训斥徐明清：“你这个人，是吃罚酒，不吃敬酒。让你写江青怎么叛变的，你写了不就没问题了吗，不就立功了吗！”“你要立功啊！”
徐明清说道：“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不知道她被捕后是否叛变，
更不知道她叛变的细节，我怎么能写呢，我也写不出来啊。”
于是他们继续对徐明清实行“车轮战”，一天提审数次，就在这样逼供的情势下，1977年1月8日，徐明清被迫写下了一份“交代”。
记得那一天，专案组人员给她拿来了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让她坐在接受审讯的小桌前，由他们口授，令徐明清一句一句照抄。徐明清说，当时她头脑昏沉，字写得很潦草，因是一句一句不连贯写的，她并不太清楚整体内容是些什么。
直到后来，专案组又拿来纸，要她重新誉写时，她才明白了这份材料的内容，完全是按照他们的意志，假徐明清之手，炮制的一份假口供。
徐明清感到自己被耍弄了，内心非常痛苦，一再强烈要求收回材料。但是没人理睬她，她只能在黑暗的小屋里痛哭不止，最后陷入神志不清，以致不能控制自己的状态。
两个多月后，徐明清被逼迫写的那份“交代材料”，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即《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之中，于1977年3月6日印发全国。文件的按语中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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