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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历-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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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并随即突破长江天堑。数日后，贾亦斌被送往刚获解放的南京家中养病。
在香港从报纸上得知贾亦斌“死讯”的李正文，这时也返回南京，他深为贾亦斌的“牺牲”而惋惜，立刻到贾亦斌家去慰问。不想在贾亦斌家中，看到了活着的贾亦斌。李正文分外惊喜，连忙告诉贾亦斌，在起义前夕中共已吸收他为正式党员。
几天后，中共华东局在听了李正文的汇报后，派人接贾亦斌到设在江苏丹阳县的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中共华东局和三野的领导陈毅、曾山和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在丹阳大旅社接见了贾亦斌。
由于起义部队最终被国民党打散，除一小部分人员逃脱外，一部分官兵牺牲，大部分官兵被俘，贾亦斌悲怆地说：“我没有将起义部队全部带到解放区，我觉得……”
“不，你已经胜利完成了起义任务，你的英勇爱国行动值得称赞！”陈毅没容贾亦斌说完，就截住他的话头。这使贾亦斌感到很大的慰籍。他随后留在了由陈毅统率的三野。
从康生的一句话到走访徐明清
在历史进程的长河中，有人跟风看人，随波逐流；有人坚守信念，老实做人。
1975年秋，重病缠身的康生，已感到他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当王海蓉和唐闻生前去看望病重中的康生时，他说有重要情况托她们转告毛主席，康生说出江青历史上是叛徒，知情者，可找王观澜（徐明清的丈夫）。
一年后的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粉碎。在清理江青档案时，发现有一份延安时期，徐明清为江青写的证明材料，据此怀疑徐明清与江青关系密切，互相包庇，徐明清被抓捕入狱。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以10号文件的形式，对徐明清和江青的关系加以定性。文件中说：“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
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相互包庇……同年10月，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在这个“红头文件”定性之下，徐明清被关押“秦城”，坐了两年多冤狱。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拨乱反正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大潮下，1979年4月，徐明清才被释放出狱，后由党组织为她彻底平了反，撤销其叛徒罪名，重新澄清了她与江青的关系。
徐明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她早年怎样与江青结识的？她们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数十年曲折人生历程中，她们各自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不久前，我们专程来到了在北京复兴路某大院的徐明清寓所，拜访了这位95岁高龄，已有80年党龄，一生历经风雨坎坷的老人。听她在平静的叙述中，一再重复着的“讲老实话，做老实人”，听她那讲到动情时，情不自禁地吟唱起当年的《渔光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们仿佛跟随老人一起进入她那漫长坎坷的人生历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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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的得意弟子
1911年5月，即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在浙江临海县山区的一个普通农家里，降生了一个小女孩。她就是徐明清，乳名梅姑。明清的祖父是远近闻名的乡村中医师，父亲也随祖父行医，里里外外的家务事，则皆由能干的母亲来料理。
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思想却很开通。她见村里的私塾不许女孩子入学，便执意把小明清送到40里外的娘家下沙渡村新式小学去读书。希望她和男孩子一样，走出山村，去看外面的世界。入小学时，梅姑取了学名徐一冰，以后到上海工作时，她就叫“一冰”。
学习成绩优异的明清，小学毕业后，顺利考入当地最好的台州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随着北伐革命军节节胜利，豆蔻年华的少女徐明清，在学校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进步青年活动，并加入了共青团，后又转为共产党员。
1928年，徐明清考入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陶先生为实践自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必须合一”的教育理念而办的实验基地，徐明清在学校选修的是幼儿教育专业。
学校自由活泼的教学和生活，为徐明清的青春岁月注入了新活力。不久，她便成为该校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徐明清深为陶先生的高尚人格和教育思想所熏染，并成为陶先生门下的得意弟子。
1930年，南京蒋介石政权制造的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在他们眼中危险、另类的晓庄师范被强行查封，陶行知被迫逃亡日本，徐明清也只得辗转江苏、安徽和她的家乡，在各地开办小学和妇女识字班，以身实践着陶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
1931年，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到上海，此时，徐明清也转往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不久，陶先生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所谓“工学团”，按陶行知先生之意，“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晨更工学团”创办成立于1932年10月，徐明清即受陶先生委派，参加了创办并担任“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当时工学团是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设有幼儿园、小学、特别班、农民、工人、店员识字班。因“工学团”办在上海西郊北新泾镇，那里有个村子叫陈更村，借“陈更”的谐音，便取名为“晨更工学团”了。
当时，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负责人周扬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领导田汉派出的是他的弟弟田沅。正因为田沅跟“晨更工学团”有如此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在后来的一天他把江青安排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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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江青在“晨更”
徐明清记得，那一天，田沅忽然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工学团。她细高个子，穿一件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这姑娘就是李云鹤，即后来的江青，而当时的名字叫李鹤。
徐明清那时的名字叫徐一冰，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政治上却比江青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的常委。
田沅介绍说，李鹤刚从山东来上海，想在工学团谋点事。徐明清看江青不仅识字，还能唱歌、演戏，工学团当时正好缺教员，就把她留了下来。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工学团其实是个很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拮据，靠着一位“交际家”、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的股长黄警顽在外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当时只有一碗饭吃，并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学员认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一些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宣传抗日救亡。
当时晨更工学团里的女教员并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她们三人同住在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上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姑娘在木楼板上铺了草席就可以睡觉。
三个女教员的关系很融洽。彼此称呼都很亲切。江青叫徐明清“一冰”，徐唤江青“小李”，而对李素贞，她俩都称呼“宁波李”，“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的一名普通教员、进步青年，没有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因为她会演戏，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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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楼上她发现了江青的秘密
天天生活在一起，徐明清和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很活泼，教唱歌、演戏，跟女友们相处得不错。
可是每当一回到小阁楼里，江青往往就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但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完又收了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了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
许多年过去了，但徐明清仍记得，那封信开头的称呼是“进子”两字（江青的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虽然时隔七十多年，信的原文大多不记得了，但信中有一句，她印象很深：“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当徐明清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也道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好言劝慰了江青一阵，要她不要过于担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当时徐明清对江青的身世和来“晨更”前的经历并不清楚，直到后来，才慢慢知晓了这些谜。
江青的身世之谜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自上小学时，校长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故给她取了学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1926年，李云鹤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骂，带着12岁的女儿离开了诸城，投奔亲戚，又随亲戚从天津到了济南。为了长久生计，李云鹤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学习了话剧和古典音乐等。在这里，她结识了当时颇具社会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济南，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就在这时，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的19岁的学生，深刻影响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 “南国社”成员。学了一段话剧表演的江青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和他坠入了爱河。
当时俞家是名门望族，俞启威是俞家老三，人称三少爷，但他却没有什么少爷架子，进入大学后，思想更加倾向进步。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成为青岛###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
此后不久，俞启威便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特务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相熟识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当时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大名鼎鼎，江青想通过这个关系，投奔到田汉的门下。
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顾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来“晨更”的一幕。俞启威，也就是给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后来改名叫黄敬，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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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入团，小俞与江青重相逢
虽说江青来“晨更”前，曾有过这样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但在“晨更”当教员的日子里，她从未和徐明清谈起过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产党，当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员的身份。
那时，徐明清把“晨更工学团”教员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团支部认为江青当时的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了团。这样，江青在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之后，又重新入了团。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来到“晨更”找李老师，他就是刚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小俞” 俞启威。他来到上海，并从姐姐俞珊那里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径直来到“晨更”的驻地找江青。江青见到俞启威后，激动不已，泪水止不住地顺面颊流了下来。
徐明清见江青和俞启威相亲相爱，又无处安身，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让出了一个房间，让他们暂时有个栖身处。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过去，但那时江青仍在“晨更”教课。
1934年初，徐明清等组织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纪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启威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迅速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俞启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就独自返回上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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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丰公园，江青遭遇第一次被捕
江青回到上海时，徐明清已去了浦东的女工夜校工作，借助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在该会在小沙度路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同时还去徐明清那里的浦东女工夜校和其他几所夜校教女工们唱歌和排演话剧。这时，她用的化名是李云古。
正是这次在上海期间，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在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在这偌大的上海，这小伙子和江青能在当街相遇，真是个巧合。
此人名叫乐于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乐”，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李云鹤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俞启威突然遭捕时，是阿乐帮助李云鹤逃出青岛，送她上船的。
他乡遇知音。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此时阿乐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邮局的出纳员。
从这以后，他们彼此间有了比较多的往来。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请阿乐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两人约好在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阿乐自己还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特务跟踪。因为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员被捕已经叛变，此人负责联络团中央交通任务，他供出了阿乐这个联络人的情况，因此，国民党特务一直在暗中跟踪着阿乐。那天，当阿乐来到兆丰公园时，特务们早已在暗中监视他了。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情况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当时没有被捕。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另一个大门逃脱。但她没有阿乐那么幸运，被特务们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本来要抓的是阿乐，结果却把江青逮住了，这只是特务们的意外收获，他们并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实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过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学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获释。江青便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很快把消息传给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后，即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伪公安局将其关押了两个月，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
这时，“教联”也正在积极想方设法保释江青，“教联”找到了著名交际家、晨更工学团的赞助人黄警顽先生，黄先生又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证实了江青确实被关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于是，就着手以基督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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