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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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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苏联。对此，周恩来当年就有过叙述：“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做报告，共产国际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应该给叶挺申冤。”
叶正明对我们说：“父亲离开以后心境渐渐平静了下来，感到不该这样甩手就走，不管怎样委屈，事情还是应该对党讲清楚。于是他又回到苏联找共产国际，但没有人理他，甚至有些挺熟的人见面就规避，这才促使他前往德国，开始了一段流亡生涯。”
叶正明还告诉我们：“在恩施的时候，我曾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党？父亲对我说‘我没有离开党，是党不要我啊！’父亲的话从60年代周总理的一次讲话中，可以得到印证。总理说：‘叶挺在莫斯科的日子非常不好过，那个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根本就没有参加广州起义，却写了篇所谓的《广州起义纪实》，向叶挺身上泼污水。叶挺写了篇广州起义的总结报告，却不许他申辩，反而由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出面，通知叶挺被开除党籍。’”
“根据这些材料，有关方面应该出面做一个正式的结论，说明我父亲没有‘自动脱党’。我听说当年共产国际的档案已经解密了，前些时候王若飞的孩子王兴和夫人张鼎丞女儿张九九去俄罗斯，看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我希望有关研究人员能帮我们查一查，找出有关广州起义和处理我父亲问题的档案，我父亲究竟是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还是他自动脱党，就会大白于天下了。”叶正明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透露着由衷的真诚。
叶挺何以“消沉”十年
7、“消沉”十年，在逻辑上是难以说得通/那期间母亲每星期买一斤多肉，让大家过过瘾/“父亲有时就会耍孩子的狡黠伎俩”
另一个叶正明感到难以接受的有关他父亲的说法，就是叶挺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有个“十年消沉”的阶段。
从一个舍生忘死的革命军人，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武装起义中表现出卓越运筹指挥才干的将领，到突然遭到错误的指责，并被冷酷地关在了共产国际的门外，这对一个满腔热情的革命者无疑打击太沉重了，他随即做出较情绪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时的叶挺，毕竟是一个15岁就因倾心革命剪掉辫子而坐过清政府的牢房，戎马生涯16载，在军事战略上已显得相当成熟的将领了，有着这样经历的人，却一“消沉”就是漫长的十年，在逻辑上是难以说得通的。
再揆诸事实，从叶挺在十分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自行研读德国军事方面的著作；从始终关注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斗争发展的动向和情况；从主动地和他认为是有中国共产党背景或与之可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员联络来往，如廖承志、阳翰笙、柯麟、梅文鼎等；从拒绝陈诚、陈济棠等拥蒋###者“共事”的邀请，却和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反蒋抗日的老关系、老“袍泽”携手，参与擘画军政事务；又从加入由宋庆龄主持的“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且活动积极等等来看，他的人生很难说是消沉的。
叶正明对有些文章和书籍编来编去，说叶挺在和党断了联系期间生活异常困难，靠开饭馆、摆小摊、卖油条等等维持生计的谬传比较反感，说这些都是假的。
“但我们从一些比较严肃的回忆中看到，叶挺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确比较艰难。身份公开的共产党人虽然没有直接与叶挺接洽，可周恩来好像指示过负责情报工作潘汉年，通过廖承志、柯麟等人辗转接济过叶挺。”我们问。
“那倒是可能的，我们的生活的确不宽裕。家中的孩子也渐渐多起来，不是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我记得那个时期母亲每星期拿一块钱，买一斤多肉，让大家过过瘾。但没到那些文章和书里编的那么惨。”
叶正明告诉我们他后来听父亲讲，他处境比较惨的是南昌起义南下广东失败后那一段。队伍最后被打散的时候，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及两个警卫陪伴着周恩来。当时周恩来病得非常厉害，高烧40度，都变得脱了形。直到后来找到了地方党组织，安排好对周恩来的治疗，叶挺和聂荣臻才与其辞别潜往香港，分手时叶挺把只有他携带的一支手枪留给了周恩来，所以他和周恩来的友情是很深的。
“在香港由于忘了与在此的广东省委机关接头的暗号，广东省委不敢贸然接纳他们，害得他们漂流数日。为了节约开销，他们在一家靠近池塘的早茶店吃饭，我父亲一边吃，一边把吃光的盘子悄悄丢进池塘里，因为这里的习惯是吃完了按桌子上的盘子结账。我父亲有时就会耍这种孩子的狡黠伎俩。”叶正明说到这儿自己也笑了起来。
“广州起义失败后父亲的逃亡主要是险。因为国民党盘查得非常严，我父亲早就遭蒋介石通缉，又是一个知名的将领，很容易被发现。在码头登船赴香港时，也是我父亲想出的主意，自己扮成个瞎子，戴着个黑墨镜，一手拄着竹竿，一手拉着我姑姑，这才躲过了盘查。”
结束欧洲的生活回到澳门后，叶挺一家没有收入来源，生活就靠夫人李秀文的嫁妆。“我的外祖父家里还是有些钱财的。当年我父亲向母亲家求婚，外祖父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等你当了团长以后。那时候的人总免不了封建意识的影响，讲究个功成名就。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已经当了独立团的团长。婚前外祖父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是待结婚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卖掉，给母亲当嫁妆，但由父母负责给他们养老送终。所以后来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和他们的大女儿女婿，也就是我的姨母和姨父，一直和我们家生活在一起。”
“母亲的嫁妆大概还不少，但具体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保障了一家人那时的食用。我们家在澳门买了一小幢房子，还租了一套房子。我的母亲和外祖父母很长时间都住在澳门。这是因为父亲投身革命后，他不希望家破人亡，就让母亲一大家搬到澳门，这里毕竟有别于国民党统治区，即便有特务也不能那么肆无忌惮，所以相对安全些。父亲还要我姨父照顾家庭，后来哥哥和我也都住在澳门。”
我们问他当年住的那寓所还在否，叶正明说：“那幢房子如今还在，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澳门，还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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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先向毛泽东提出党籍问题
8、叶挺同周恩来谈话后，向陈诚提出愿意出面组建新四军/蒋介石恼火叶挺当军长不来拜谒自己，却去了延安/ 叶挺先向毛泽东提出党籍问题/ 毛泽东说叶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总司令
1936年5月，潘汉年从苏联兜了一个圈子回国途经香港。中共中央交给他一项任务是到澳门看望叶挺，把根据形势变化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调整了革命方针策略，正在着手促成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等新情况，跟叶挺通气，争取他的支持参与。党终于又主动与叶挺联系了，这使他很兴奋。
翌年初春，叶挺举家迁往上海。7月初，周恩来应国民党之邀赴庐山谈判，他偕博古、林伯渠到达上海的当夜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周恩来等在上海逗留的一周中，向上海的地下党负责人讲解新时局下的统一战线方针和工作方略；秘密会见高层民主人士；安排情报工作，日程很紧，但还是经潘汉年安排和叶挺见了一面。
有著述说，周恩来和叶挺在此次会面时，谈到了中共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部队改编的问题，并希望叶挺能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叶挺就是在同周恩来进行了这次谈话后，主动向陈诚提出愿意出面组军，改编中共在江南的游击部队，甚至提出新军番号为“新四军”，请陈诚带话给蒋介石。
据我们所知，周恩来等上庐山谈判的中心议题，就是红军的改编问题。虽然在庐山要谈的主要是陕北红军改编问题，但思维缜密的谈判高手周恩来，或许早把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红军的改编及如何与国民党就此周旋诸问题，纳入了他的考虑范畴。
蒋介石在对中共领导的江南数省游击部队改编后，由谁出任统帅一事一直颇费心思。他心中的理想人物是陈诚或张发奎，可他们两个都各有所虑，软中带硬地表示拒绝。蒋介石左右权衡，感到与其把改编后新四军的指挥权交还给共产党，不如采纳陈诚的建议，让既与国民党有着较深渊源，又被共产党冷落了数载的叶挺去当这个军长。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枪杆子”掌握在谁的手里是看得非常重的，在自己武装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上坚持不向国民党政府让步。当蒋介石在中共领导的江南游击部队改编谈判尚未议定，即发布由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后，毛泽东随即电令经改编组成新四军的，只能占江南游击部队的五分之三。并强调：江南游击部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
1937年10月，国共关于改编组成新四军的协议达成，共同认可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此时，蒋介石以为：我父亲在接受新四军军长任命后，会先去拜见他这个委员长，因为父亲当军长的任命是他先发布，近10年来共产党对父亲也不怎么好，所以父亲应该对他表示忠心和感谢。谁知道我父亲却在接受任命后，先于副军长项英而到了延安。蒋介石对此异常不满，大发脾气，认为他上当了。” 叶正明说。
由于在有些文章和书籍中，在写到叶挺到延安与毛泽东见面交谈到叶挺的党籍问题时，多数描述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要恢复叶挺的党籍。此处仅举一例：“谈起党的问题，毛泽东征求叶挺意见：‘你愿不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说：‘从心里讲，我离党十年，为离群孤雁，思想极度苦闷，思念党，做梦都想投入党的怀抱，但此时这种身份，我认为暂不宜恢复党籍。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可自由地与国民党官员交往，调解国共两党矛盾，代表新四军向老蒋要枪要军费。’他的这番表态，得到毛泽东的夸奖：‘说得好，考虑周全，完全同意。’”
但叶正明对我们说此说不确，在恩施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问过父亲，到延安时谈过党籍问题吗？叶挺对他说谈到过，但所说与当今有些文章和书上写的正相反，不是毛泽东向叶挺提出党籍问题，而是叶挺先向毛泽东提出来的。
叶正明说：“父亲到延安后和毛主席谈了整整一夜，父亲说：我已经当了军长，党籍的问题能不能恢复。当时我父亲想法是即便不能公开地恢复党籍，哪怕秘密地恢复也行。可是毛主席说：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当了共产党你就不能当新四军的军长了，许多话和要求也不好说了，因为国民党不会让共产党员当新四军的军长，也不会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和要求。但毛主席也向父亲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并不是你叶挺不能当共产党员，而是你不当共产党员对开展工作更有利。父亲听从了毛主席的这种安排。”
毛泽东与叶挺的谈话，还说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第一个总司令的问题，毛泽东说叶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总司令。其实不论此话是不是毛泽东说的，事实确实如此。以中国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第一支部队，就是有“铁军”美誉的北伐军第四军第12师第34团，亦称“叶挺独立团”，以叶挺的名字命名。在号称“向国民党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中，叶挺又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1927 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叶挺又被推选为“工农红军”总司令。而在此前的1927年9月，“秋收起义”虽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只有第一军第一师的建制，没有设置总司令。
以往“十年消沉”说的一个论据，也出自叶挺的此次延安之行，即叶挺到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组织的欢迎会上，讲话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间，趴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这说明叶挺自己承认“脱党”和“消沉”。
但是叶正明认为，他父亲的那番话，既不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的郑重说法，也不是组织的正式结论，而是他在受欢迎的场合上的一种自谦的形象表示，并不能以此认定他父亲自己承认长时间“脱党”和“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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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拟好了致妻子的绝命电报
9、饶漱石亲自找叶挺谈话，要他出面与堵在前面的国民党军谈判/叶挺拟好了致妻子的绝命电报，准备战死/蒋介石亲自出马对叶挺“劝导”/父亲要蒋介石先释放被监禁的部下，自己听任处置
叶挺一生坎坎坷坷，在率领“铁军”北伐取得汀泗桥、贺胜桥大捷后，又几度指挥大的军事行动，都以失利告终。例如“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部队南下，最后兵败广东；“广州起义”，因叶挺率部赴海陆丰的正确主张被否决，也失败了；在国民党掀动###高潮的“皖南事变”中，一些以军党委名义开的军事会议，叶挺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更何言掌握军事行动决断权，结果皖南的部队除2000余人突围外，阵亡被俘近7000人。
在“皖南事变”中，副军长项英一度带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与部队脱离。叶挺在得知此情后，商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署名致电中共中央：“项英、国平、子昆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待项英等再度和部队会合时，皖南新四军已陷入绝境，在整体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叶挺决定分散突围。这时，饶漱石亲自找叶挺谈话，要他出面与堵在前面的国民党32集团军108师谈判，并说明他代表的是党组织的意向。
叶挺本不同意谈判，他已拟好了致妻子的绝命电报，准备战死，只是经饶漱石一再劝说，他才同意赴敌营谈判。由于此前派敌工部长林植夫谈判，已遭敌扣押，故叶挺此去笼罩着浓郁的重蹈覆辙的阴霾。
叶正明告诉我们，他后来听当时随军部行动的画家邵宇、赖少其等回忆过当时的情景：军长一行几个人走后，天色即渐昏冥，其他几位领导人就换好了衣服，做好了分散突围的准备。他们记得项英换了一身伙夫的衣服。但邵宇他们没能突出重围，被俘后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
“父亲与叶钦和、叶天流等人下山到了108师，果然遭到了扣押。不久，即被转押到安徽省宁国县的32集团军司令部。我们一家是在澳门听到皖南事变和父亲被扣押的消息的。当时我母亲正在听粤剧，她是广东人，喜欢听粤剧。听说父亲遭扣押后再无声息生死未卜，她心急如焚，立即四处托人打探父亲的消息。后来通过廖承志，找到了原新四军的副官梅文鼎，请他帮忙进一步摸摸情况并设法营救。得知梅文鼎将前往关押父亲的上饶时，母亲还把一些衣物交他带给父亲。”
由于一连串的“劝降”对叶挺都没起作用，国民党方面便将叶挺相继送往上饶、重庆、桂林等数处秘密监禁。然而“皖南事变”毕竟是桩令举国震动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除了采取行动上的对应措施外，还通过社会舆论对国民党掀动的###高潮予以有力的揭露和反击，民众的义愤被激起，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对“皖南事变”有个说法，并妥善处理该案。
面对社会的诘问，国民党当局处境狼狈，在一系列“劝降”无果后，“皖南事变”一案长时间不得了结。为此，蒋介石不得不于1942年5月12日，亲自出马对叶挺“劝导”。因此事异常秘密，不为外界所知，但颇有心计的叶挺却凭借记忆，留下了一份简洁的文字记录。而几十年来，叶正明夫妇一直倾心于收集与父亲有关的资料，所以藏有这一记录的复制件。现抄录于下：
卅一年五月十二日晚八点半。
甲（指蒋介石）步入客厅频频点首，口哼哼不止。三人（指蒋介石、叶挺、郭忏）三角对坐毕。
甲：身体还好？
乙（指叶挺）：还好。
甲：一年来修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让尔做点事。
乙：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甲：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了你。去年（应为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乙：因为辞职没有批准，只好回去。对×××（指新四军）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给我们移动的命令，是我到上饶商议决定的。大意是，因皖南敌情和地形关系无法渡江，必须走苏南渡江过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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