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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见到了父亲。只隔了一天一夜，就好像隔了十年一样，父亲的面容显得分外的苍老了，额头上也显出了一条条雨后蚯蚓般的皱纹……”
　　叶正明继续说道：“我们在衡阳住了三天，便动身坐木炭车到宝庆，刚到宝庆的一个晚上，那个送我们（其实押解我们的）的营副叫我陪他睡，我知道他不过是怕我们逃走罢了。这一晚电灯通夜亮着，而且还有一个拿着枪的宪兵在房里通宵的看守着，如此我们过了十八夜才走到目的地——恩施。”
　　在恩施，叶正明才听父亲讲述了他在桂林被骗遭捕的经过：12月25日上午10点钟的样子，住在隔壁的特务走进叶家，对叶挺说：“你们的羊有一只给人家偷去了。”叶挺没想到其间有诈，便披了一件外衣，跟着特务出了后门上山。
　　上到半山，前面那个特务站在岩石上好像等人的样子，见叶挺跟上来就跳下岩石。这时，从四面八方的山石后面，涌出了二十多个拿手枪的特务，围住了叶挺。一个好像是领头的，就是“送”叶正明的那个营副，拿出一封信递给叶挺说：“郭副长官（即国民党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请叶高参到恩施去玩一下。”
　　叶挺大怒，说：“请，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请？你们是土匪吗？你们不是国民党？”“是”，一个特务说。叶挺又说：“三民主义是不是教你们当土匪的？你们懂不懂三民主义？”“不懂”，一个特务大胆说。叶挺抬起手，打了那个特务一个耳光说：“不懂三民主义，就不配做国民党。”那特务说；“你打我也没关系，这不过是上司的命令罢了。”
　　接着，那一批人就拥着叶挺转过山后，从另一条路下山，山下有一辆大卡车等在那里，他们把叶挺扶上车，开到宪兵第五团的团部。叶挺就是在这里，写了那封接叶正明等三个孩子跟他走的信。写完信，那批人就押着叶挺坐卡车先去了衡阳。
　　后来也是从父亲那里得知，父亲要他和四弟、五妹来的用心。叶挺有了一大家子在桂林度日维艰的经历，自己在离开之际带走3个孩子，可以减轻妻子的负担。他不带老大叶正大，是因为老大毕竟年长些，可给妻子打个帮手，协助照理家务。跟着自己的孩子，也许要吃些苦头，所以太小了什么都不会自理也不行，所以点了正明、华明。而扬眉，是叶挺最喜欢的孩子，叶正明说：“父亲和母亲都喜欢有个女孩子，但连生几胎都是男孩，直到第五个，才有了个女儿，姨妈说总算扬眉吐气了，五妹就叫了‘扬眉’。我们家老六也是女儿，她生下来眉毛直直的，就取名“剑眉”。父亲特别喜欢扬眉，让她跟在身边，或许能使父亲在被禁锢的沉郁中，多得到几分慰籍。”
　　

叶正明收到一张留级的成绩单
　　4、每天晚上，房间门外都有宪兵看守着/学期终了时，叶正明收到一张留级的成绩单/“父亲要我从小有骨气，不向恶势力低头”
　　回忆起陪伴父亲度过他人生最后岁月的日子，叶正明思绪不绝如缕。他说和父亲一起到了恩施，他们先是在招待所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房间门外都有宪兵看守着。一个月后，他们搬到城外的朱家河，即去桂林前叶挺被禁锢的原住所。
　　叶正明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对新家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们的家在城外的一个小山脚下，隔壁是一些淳朴的农民，和一些小公务员，家里有两个勤务兵（其实都是些以勤务兵的牌子作幌子的特务）。我们养了十几个白兔（后来增加到五十多个），和十来个鸡鸭。屋前十来丈有一条不深的小河，后头有一个荒山。为了贴补生活费用，爸爸和我们三个孩子，曾开了一二亩的荒地来种菜。早晨，我们起来就到野外走走，或者进城去买菜，（父亲进城时有特务暗中跟着），中午有时是我们自己煮饭，因为‘勤务兵’偷懒去玩了，或去作报告去了。午后，我们带一点零食，到离我们家大概有二三里路远的南门河去玩。晚上吃完了晚饭的时候，父亲讲很多他在军中的生活，和解放区中的事情，给我们听。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为什么能以低劣的武器来战胜武器精锐的敌人，我们知道了解放区为什么一天天的扩大，而国民党的领地却一天天的缩小，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为什么是自愿的，而国民党的部队都是要拿着枪去捉。”
　　家安顿好后，父亲和叶正明及弟弟、妹妹给母亲写了封信，此后，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写一封给母亲的信寄往桂林，告知他们的近况，表达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又过了些日子，孩子们都上学了。叶正明被送到据说是全湖北最好的中学，但他自己的感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第一天进去，人家就叫我做小共产党……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觉得舒服过。”
　　比起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和交谈，叶正明感到学校里所教习的那一套非常枯燥乏味。他有时就把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有关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讲给同学听。结果有一天，一个校工拿了一张条子来找叶正明，说校长请他去，他马上就猜想到，可能是有人把他告发了。
　　“果然，到了校长室里的时候，校长拿了一张同学告发的报告，掷到我的面前说：‘你看吧。’我知道这是没有好结果的，便说：‘校长，请问你现在打算把我怎么样呢？’他含了一种恶意的微笑说：‘你回去想一下吧，如果改过的话，你明天就写一张悔过书来给我，不然，哼！’我知道这哼字含什么意义，不是留级便是开除。到了学期终了时，我果然收到了一张留级的成绩单。我感到很光荣，因为我能为我的信仰而牺牲——虽然只是这一点点牺牲。”
　　叶正明对于因不写“悔过书”，受到学校留级的处分，不仅不感到沮丧，反而感到光荣，这还在于他的态度和做法得到了父亲的赞许。叶挺对孩子们说：不写“悔过书”是对的，一个人从小就要有骨气，就要不怕恶势力。
　　叶挺深知，自己的孩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学校里和社会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受到一些委屈，是因为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所致，但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他绝不可能放弃和改变，所以自己身边的孩子们就可能继续碰到这样那样的为难冷落。为了让孩子们感到温暖和安慰，每在孩子们放学回家的时候，叶挺就想尽办法给孩子们做些好吃的，带孩子们去逛书店，到郊外去野游、游泳，让他们感受父爱和大自然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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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自动脱党”的真相
　　5、软禁的日子，使叶正明对父亲有了更深的印象和理解/叶挺到达指挥部时，离起义爆发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叶挺深思熟虑的方案被慷慨激昂的言辞掩盖
　　叶挺自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作为军事将领，一直处于戎马倥偬之中；而当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后，一方面要忙于生计，一方面又积极地与反蒋的各派力量联络，因此家中的孩子们看到的总是父亲忙碌的身影，却不能像普通人家的孩子那样，长时间地感受父亲的存在。
　　然而在恩施被软禁的日子里，叶挺一方面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方面他有意识地想给身边的孩子多一些家庭的温润和悦，这使得叶正明对父亲有了更深的印象和理解。他能经常听父亲讲一些过去的经历，而且渐渐明白了许多事理的他，还向父亲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软禁中的叶挺，对孩子的提问，一一给予了解答。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叶正明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关于叶挺的论述和评价，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和见解，他有许多话想讲，也就在于此。
　　叶正明对我们说：关于叶挺生平，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自动脱党”，并从这时起到抗战初期膺任新四军军长之前，有个“十年消沉”阶段。他说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和对父亲的了解，上述说法是与叶挺的真实精神风貌很不相符的。
　　我们分明地感到，叶正明在说到这里的时候颇动了感情。他先讲述了“脱党”的事，因为这事与广州起义直接相关，我们遂一起重温了75年前那个可歌可泣又让人扼腕的历史片段。
　　在广州发动起义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的。1927年的12月7日，张太雷主持中共广东省委的常委会议，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会议将起义发动日期定在12月13日，组成了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并决定由叶挺出任起义军军事总指挥。
　　然而，鉴于叶挺是被蒋介石通缉的要犯，从保障安全考虑，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建议不宜过早通知他。结果临起义发动的前一天，他才被匆匆召来广州。而实际上，当叶挺到达指挥部时，离起义爆发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正像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聂荣臻回忆所说：作为广州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是在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就在叶挺到达后的这几个小时里，叶挺首先与起义最高领导们碰头，由此得知中共中央对起义的正式指示，了解到起义领导班子在他到达前进行的起义准备，设定的行动方案，以及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
　　继而，叶挺召开了战前调查会，与参加起义的中层领导者们见了面，对起义参战力量的战备情况、武器装备，对作战目标情况的掌握，起义后各部之间的呼应，以及战场救护和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尽的了解。
　　在这之后，叶挺与被任命为起义军参谋长的徐光英，对原定的起义方案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明确了起义的时间，并随即对起义各部下达了作战命令：教导团、警卫团按原部署不变，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和敢死队必须在11日凌晨2点前到达预定地点，3点准时发动起义。第一联队对和敢死队攻打公安局；第二联队攻打国民党第四军军部等目标；第三联队攻打西区警察局、粤汉铁路局等目标；第四联队攻打警官讲习所等军警机关；第五联队攻打国民党省长公署等目标；第六联队兵分两路作战；第七联队为机动，随时听候调遣。
　　就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叶挺还了解到，对发动此次广州起义，广东省委内存在着不同意见，像军委委员聂荣臻等就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另外在调查会议上，工人代表黄亚恒再次提出了起义时机问题，指出起义力量仅数千人，虽然广州城内空虚，但外围敌军达10余万。
　　黄亚恒的意见引起了叶挺的高度重视，他找到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对他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倘若成功了，也不宜在广州久滞，而应将队伍带往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当地苏维埃政府会合。
　　叶挺的意见，当即遭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有“暴动专家”之称的诺依曼的强烈反对，他给叶挺把广州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想法，扣上了一顶“土匪主义”的大帽子。因起义在即，叶挺全副心思都在作战指挥上，就没有与其争执。
　　广州起义发动当天，“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但这个苏维埃政府随即陷入国民党军的围攻，形势严峻。被推选为工农红军总司令的叶挺，在苏维埃政府的军事会议上，郑重提出“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这一建议得到叶剑英、聂荣臻等懂军事的起义领导人的响应。
　　但叶挺深思熟虑的稳妥方案，马上就被慷慨激昂的言辞掩盖。年轻气盛的广州市委书记黄平，认为叶挺这种顾虑重重的情绪，在此紧要关头是非常要不得的。诺依曼更是激言厉辞，说此刻绝不能退却，而应“进攻进攻再进攻”！省委书记张太雷对诺依曼意见的附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政治能力无疑是相当强的，但对起义成功的渴望，对帷幄运筹的生疏，使他偏向了貌似权威且声色夸张的诺依曼。起义的悲剧结局，此刻已经注定。
　　许多年以后，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们在平心究诘当年失败的因由教训时，才承认叶挺的主张是正确可行的。叶剑英、聂荣臻都指出：本来在11日晚上就可以采取措施，主动将部队撤出，那么，起义将会取得很好的结果，可惜叶挺的主张得不到采纳。
　　彼时领导军事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在十多年后也总结说：“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叶正明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还同叶家几个孩子讲过：当年党中央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没有接受你父亲的意见，如果接受了你父亲的意见，革命很有可能还要早胜利几年。你父亲的意见是广州暴动后，部队不在广州市内消耗，而是拉到海陆丰，和彭湃一起搞根据地。那里靠海边，或许还可以接受苏联的援助。叶正明说这些话周总理在中共六大的时候也讲过，原话应该能从有关文件中找着的。
　　当年决策的军事会议上慷慨反驳叶挺的黄平，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检讨说：当时年轻幼稚，不懂军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他承认当年自己和诺依曼的意见是错误的，并痛心地说：“事实证明，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被采纳，可能要避免很多人的牺牲。”
　　让我们做点理性的推演：广州起义爆发之际，也正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初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叶挺提出把起义部队拉到海陆丰，开展农村革命战争的主张，是与毛泽东走“工农武装割据”之途的思想相通的，是外国革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正确选择，这说明叶挺此刻已具备一个革命家和军事家的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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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这件事应该给叶挺申冤
　　6、“此次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完全系知识分子”/申诉信都落到了王明的手中/周恩来说：“这件事应该给叶挺申冤。”/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出面，通知叶挺被开除党籍
　　叶挺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干应对了广州起义的战事，又依据形势及时地提出了把队伍拉往海陆丰的方案，但他的方案没有被采纳，因此他不仅不该是起义失败且损失惨重责任的承担者，而且应该对他的真知灼见给予肯定。
　　大约在12月20日，中共中央派李立三作为代表，前往香港负责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他召开有关会议，却把叶挺排斥在外，并亲自起草《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做出“此次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完全系知识分子，表现极其缺乏指挥的能力，到了紧张的时候，便慌乱起来，动摇起来，不能坚决地执行省委原定以群众为中心的策略，而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的结论。
　　随后，李立三坐镇的广东省委又做出《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给予黄平等7人撤消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置。叶挺也在7人之列，决议中有关他的文字这样写道：“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而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对广州起义做了一个截然相悖的决议，称“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实革命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1928年2月，中共中央将与中央意见相左的李立三调离广东。3月，周恩来亲赴香港，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做的错误结论和惩办措施。
　　叶挺的留党察看处分虽予撤消，但对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指斥却未被更正，这让他难以接受。1928年夏，中共“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叶挺前往苏联，一次次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申诉，请求撤消对自己的不实指责。
　　申诉信落到了王明的手中，他因追随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而得势，他本人就是一个“城市中心论”的热衷者，理所当然地抵触叶挺那把城市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主张。因此回应叶挺一次次申诉的，只能是冷漠、疏远、排挤。
　　在有米夫参加的中共“六大”上，广州起义又一次被抬到意义“非常伟大”的高度，甚至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经验”。而起义的功臣之一叶挺，却在会议期间被支到远离莫斯科的黑海岸边疗养。
　　待叶挺回到莫斯科，“六大”已开完，而且他得知在广州起义备受褒奖的会上，如何纠正对起义领导人不公正处置的问题，居然根本没有列入议程。他又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信，要求对广州起义问题做认真的评议，还声明若一个月内得不到答复，就离开苏联。
　　此信一去杳如黄鹤；米夫、王明又搅了中山大学邀请叶挺的报告会，这使叶挺的革命热情遭受了极大的挫伤，他怀着一种怄气的情绪，离开了苏联。对此，周恩来当年就有过叙述：“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