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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贺子珍由于生育过密，加上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三子先天不足夭折了。

　　　　1935年2月下旬，贺子珍在贵州又生下一个女孩，邓颖超为孩子取名双凤，婴儿被送给当地的老乡，后下落不明。

　　　　1936年冬，两人的第五个孩子在陕北保安出世，就是李敏。

　　　　1938年10月贺子珍到达苏联莫斯科不久，又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只有一个俄文名字廖瓦，十个月时，患肺炎不幸夭折。）

　　　　主席说完后，把信件交到了总理手里，默默摸出自制的卷烟，掏出打火机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缓缓吐出。

　　　　顺便一提，这个打火机当然是魏承恭带来的。这是魏承恭目前唯一一次给中央领导带个人物品时，带给主席的唯一一件东西——也不能说是个人物品，现在全军生火用的都是打火机，配备到连一级（连上设有炊事班）。

　　　　那一次给领导同志们带的还有：总理的刮胡刀（老式的，免得带电池），朱老总的钢笔（美工笔，这还是这种笔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彭老总的放大镜（看地图用，现在老总的兴趣之一，是看魏承恭带来的2009版中国地图册。他对政区划分没兴趣，看的是地形图和各省简介，那个字体大家懂的）……等等。

　　　　言归正传。听了主席的话，总理就知道这几位为什么兴致不高了，饶是他机变无双，最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安慰几位同志。

　　　　凯丰和邓发的情况与主席类似，陈惠清廖似光两位女同志在家书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孩子——革命者们破家为国，但绝对不是铁石心肠，六亲不认。

　　　　“说到这个，好像我能做点儿什么。”魏承恭也注意到了这边的不愉快，跟着靠到这边来（别人不好上来，他没这个忌讳），恰好听到主席的话，于是上前来毛遂自荐。

　　　　“你？”总理和主席一起转回身来，看向魏承恭。

　　　　“我差不多该去陈老总那边了，眼下应该还能找到毛毛，只要能找到他，带去我们那边，安全、教育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看看凯丰和邓发，又道：“也可以派几个人，秘密去这一路上，把几位的孩子都找到然后送去苏区……最后送到我们那边。”

　　　　主席和总理，还有凯丰邓发互相看了看。看得出来，几个人的脸上都非常纠结。好一会儿，凯丰和邓发轻轻叹息了一声，主席把烟凑到嘴上，烟头亮了起来，非常亮，自制的卷烟迅速变短。

　　　　总理上前来，拍了拍魏承恭肩膀，轻声道：“小傅，这个不是能力或者条件的问题——红军几万人的队伍，再是怎么没有条件，一人省上一口，也不会短了几个孩子的吃用，对吧？”

　　　　“……”

　　　　“我们真正要考虑的，是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除非你能把苏区所有的红孩子都接过去，并保证以后也能这么办，否则我们是可不能同意为了几个孩子动用宝贵的人力的。”

　　　　“……”

　　　　魏承恭说不出话了，2017那边能够接收一个两个孩子，三个五个也没问题，可要说是把红军战士们的孩子都送过去，这个显然是做不到的。

　　　　除非自己向那边的政府坦白超时空航线的存在。

　　　　“不过，说到陈老总那边……”总理沉思了一下，向魏承恭道：“顾作霖同志的健康状况如何了？”

十一　两军会师5（）　
第二天傍晚，中央纵队和三军团才一起赶到。在分配了翻越雪山的物资之后，就去休息了。次日一早，三军团浩浩荡荡向山上开拔，而中央纵队的同志们则留了下来，他们将在这里留一两天，和后续的五、九军团一起过山。

　　　　之所以要留下来修整，是想要从魏承恭这里了解2017考察队的情况。

　　　　首先要做的，是给同志们分发考察报告——以及女同志们给丈夫的家书。这一点就连总理也不例外，虽然他三天前就已经拿到了邓大姐写的回信，但一直到现在才开始读。

　　　　一直等到下午，大家才开始讨论起几十份报告中提及的诸多问题，交换意见。

　　　　“小傅啊，你看，几乎所有的同志都在反应你生活作风偏向于资产阶级，简直就像是在腐蚀他们啊。”总理摇着手里的一叠报告，向魏承恭打趣道。

　　　　“冤枉啊，”魏承恭急忙叫起撞天屈，“我并没有给同志们安排得特别好——除了开头一两天，伙食都是同志们自己在负责，我都成了蹭饭的。”

　　　　“所以同志们都只是说你‘简直’就像是在腐蚀他们啊——他们写这些，更多的还是在给我们介绍你们那边生活的富足。董老他们几个更是有言，这辈子能看到中国变成那个样子，死也无憾了。”

　　　　“真想过去看看啊。”总司令翻翻手里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向露排长写的。作为一个军人，向露排长他关注的更多的还是军队方面的问题——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排长，但是在过去的60几个人之中，他已经是级别最高的军事人员了。

　　　　限于文化底子太差，他写的好些内容都乱七八糟的，错别字更是不可避免，还有不少的配图，看起来就像是小学生的图画日记。

　　　　不过到底是职业军人，其关注的方向远不是魏承恭这样的伪军迷能比的。

　　　　“会有机会的……好吧，这话我已经跟很多同志们说过了。”魏承恭嬉皮笑脸地，“郑重声明：如果前辈们再有类似的感叹，我就不再答复了。大家如果真的想去我那边看，那就商量个时候，组个旅游团，我这边随时听命。”

　　　　“小魏你啊……”总司令笑着，摇摇头。

　　　　这边在说笑，那边主席，凯丰，邓发三个人看文却看得很有些沉重。总理心细，把一帮开心的人稍微拉远了一点。然后自己上前去。

　　　　“子珍说，如果能把毛毛和双凤接过去，就好了。”看总理过来，主席轻轻叹息了一声。

　　　　（注：******与贺子珍子女情况：长女杨月花（原名毛金花），1929年3月贺子珍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龙岩时所生，后寄养在老百姓家里。1973年被找到，并确定身份。

　　　　第二个孩子毛岸红，小名毛毛。1932年11月出生长征开始后，******夫妇把孩子交给毛泽覃和贺怡抚养，后毛泽覃牺牲，毛岸红下落不明。

　　　　1933年，贺子珍由于生育过密，加上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三子先天不足夭折了。

　　　　1935年2月下旬，贺子珍在gz又生下一个女孩，邓颖超为孩子取名双凤，婴儿被送给当地的老乡，后下落不明。

　　　　1936年冬，两人的第五个孩子在陕北保安出世，就是李敏。

　　　　1938年10月贺子珍到达苏联莫斯科不久，又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只有一个俄文名字廖瓦，十个月时，患肺炎不幸夭折。）

　　　　主席说完后，把信件交到了总理手里，默默摸出自制的卷烟，掏出打火机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缓缓吐出。

　　　　顺便一提，这个打火机当然是魏承恭带来的。这是魏承恭目前唯一一次给中央领导带个人物品时，带给主席的唯一一件东西——也不能说是个人物品，现在全军生火用的都是打火机，配备到连一级（连上设有炊事班）。

　　　　那一次给领导同志们带的还有：总理的刮胡刀（老式的，免得带电池），朱老总的钢笔（美工笔，这还是这种笔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彭老总的放大镜（看地图用，现在老总的兴趣之一，是看魏承恭带来的2009版中国地图册。他对政区划分没兴趣，看的是地形图和各省简介，那个字体大家懂的）……等等。

　　　　言归正传。听了主席的话，总理就知道这几位为什么兴致不高了，饶是他机变无双，最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安慰几位同志。

　　　　凯丰和邓发的情况与主席类似，陈惠清廖似光两位女同志在家书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孩子——革命者们破家为国，但绝对不是铁石心肠，六亲不认。

　　　　“说到这个，好像我能做点儿什么。”魏承恭也注意到了这边的不愉快，跟着靠到这边来（别人不好上来，他没这个忌讳），恰好听到主席的话，于是上前来毛遂自荐。

　　　　“你？”总理和主席一起转回身来，看向魏承恭。

　　　　“我差不多该去陈老总那边了，眼下应该还能找到毛毛，只要能找到他，带去我们那边，安全、教育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看看凯丰和邓发，又道：“也可以派几个人，秘密去这一路上，把几位的孩子都找到然后送去苏区……最后送到我们那边。”

　　　　主席和总理，还有凯丰邓发互相看了看。看得出来，几个人的脸上都非常纠结。好一会儿，凯丰和邓发轻轻叹息了一声，主席把烟凑到嘴上，烟头亮了起来，非常亮，自制的卷烟迅速变短。

　　　　总理上前来，拍了拍魏承恭肩膀，轻声道：“小傅，这个不是能力或者条件的问题——红军几万人的队伍，再是怎么没有条件，一人省上一口，也不会短了几个孩子的吃用，对吧？”

　　　　“……”

　　　　“我们真正要考虑的，是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除非你能把苏区所有的红孩子都接过去，并保证以后也能这么办，否则我们是可不能同意为了几个孩子动用宝贵的人力的。”

　　　　“……”

　　　　魏承恭说不出话了，2017那边能够接收一个两个孩子，三个五个也没问题，可要说是把红军战士们的孩子都送过去，这个显然是做不到的。

　　　　除非自己向那边的政府坦白超时空航线的存在。

　　　　“不过，说到陈老总那边……”总理沉思了一下，向魏承恭道：“顾作霖同志的健康状况如何了？”

十一　两军会师6（）　
（会师5触雷了。朋友们如果想看，可以去qq群）

　　　　（这个书越来越难写。这些天地效每天都在看各种影视作品，问题是看这种影视作品很容易打断地效的写作节奏——比如现在正在看的《1937海空大血战》，看到那个日本驻华武官向陈绍宽将军耀武扬威的画面，就觉得气往上冲。

　　　　昨天忽然想起来看看痿鼋长那个《剿匪手本》是什么玩意儿，以求把这个人写得更真实一点；于是上网去查，结果查不到，好不容易在一个网站看到一些蒋公语录，还没看仔细呢，360浏览器就把网站给封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还可以换用ie浏览器，结果……唉。

　　　　总之，各种情况越来越多，越来越麻烦，地效现在是真的很佩服六指君，天使奥斯卡这样能把历史文写好的大大，太厉害了）

　　　　李德看魏承恭忽然不理自己了，转而向同志们高声呼叫什么，有点不明所以，于是向伍修权问道：“他在说什么？”

　　　　却见伍修权看着自己，嗫喏着似乎不敢说什么，而中国同志们有的脸色怪怪的，有的则是一脸疑惑。李德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倒是没有大喊大叫了。

　　　　片刻后，总理才向同志们道：“我们……是不是开一个临时党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同意！”第一个举手的居然是党外人士魏承恭。这个会摆明了是冲着李德去的，这对于魏承恭来说，绝对属于“喜闻乐见”的事。

　　　　这里要说明一句。魏承恭之所以会发言，当然是因为他讨厌李德，非常非常讨厌；但要说这会场中最讨厌李德的人，却还轮不到他。他不过是看了电影电视之后，对这个人印象不好；然而会场中这些人，可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

　　　　只不过，大家都不是魏承恭这样的小年轻，遇到大事都能沉得住气。

　　　　魏承恭的“同意”把大家都逗乐了，就连主席都忍不住笑起来：“这是我们党内会议，小傅你同意什么？还是说，你想要入党？没问题，我可以给你当介绍人。”

　　　　魏承恭一愣，急忙推却：“别！说实话，我就是一胆小鬼，可没有前辈你们那样的勇气，”

　　　　主席也没有继续劝说——他说这个本来也只是在开玩笑——转而向魏承恭道：“那么，就必须要请你离开一下了。”

　　　　“我觉得吧，这个会议虽然是你们的内部会议，但是不应该拒绝我参加。”魏承恭还是坚持，“我是唯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也许可以提供某些证据——这种事不是有过一次了么？在中央苏区的时候。”

　　　　他说的是扳倒三人团的那一次，那一次毫无疑问是党内会议，而魏承恭也确实算是“参加了”。

　　　　“这不一样，”总理也走了过来，无奈地解释道，“那一次党会，只是请你提供了证据，具体的讨论和决议阶段，你不也没有参加么？而且那一次你提供的是证据，可信度很高；这一次你能提供的，则只是证言，这个可信度要打一个折扣。”

　　　　总理现在是党内最高负责人，（原来的历史中也是如此，遵义会议只是终结了老三人团的错误领导，让主席进入最高决策层；但是党内军内的最高负责人，依然是总理——所以在打鼓新场战役的时候，主席为了改变红军的作战方向，不得不半夜提着马灯去说服总理。

　　　　一直要到1936年12月7日，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保安县组成，主席当选为主席（…_…），这才在组织上确定了主席的党内最高领导权地位。

　　　　当然，这个时空的同志们知道了历史发展的结果，不等遵义会议就终结了三人团——但也正因为“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大家对于让主席出任最高领导心怀疑虑，所以总理目前依然是最高领导）既然他这么说，那就没得商量了。魏承恭嘴微微撅起，不高兴了，不过也没办法，规矩就是规矩。如果没规矩，如果不是大家都守规矩，马列党早就玩完了。

　　　　看魏承恭有些不高兴，主席凑到魏承恭耳边，小声笑道：“放心，我会把能告诉你的都告诉你——说实话，要斗一斗这位钦差大臣，我心里也有几分痛快呢。”

　　　　他说的虽然小声，但是屋子里的人看他们在说话，也都尖着耳朵呢，自然也都听到了。听到主席说斗洋大人痛快，一个个都露出几分心照不宣的好笑表情。只有博古脸上微微有些发白，如果真要“批斗”李德的来历，就势必要牵扯出他来。李德本人倒是不会有什么事，他就有些麻烦了。

　　　　李德是军事顾问，而理论上，任何顾问都不需要对任何事件负责。提意见是“顾问”的本职工作，至于提出的意见是否可行，是否执行，执行结果如何，这个取决于具有“决策权”的人，与顾问无关。决策者如果觉得顾问的观点不对，完全可以否掉该意见——理论上是这样。

　　　　不过李德的情况有些特殊，他本来只有建议权，结果大家却认为他有决策权，把个顾问当成了总司令太上皇，这才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果。归根结底，责任还是在于中央，在于当时中央的领导同志缺乏独立意识，没有意识到中国革命不需要外人来指手画脚。

　　　　这一点在原来时空的遵义会议，这个时空的4。10会议上，都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所以李德顾问依然是顾问（同样是理论上，中国马列党没有处罚“马列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权力，其如果认为李德不称职，按组织程序，应该向马列国际申诉，要求撤人或者换人。而即使马列国际一时之间联系不上，其也可以对这个顾问的所有意见都置之不理），在红军中依然享受顾问的待遇——这可不是闹虚的，要知道，现在的魏承恭也只是个顾问罢了：红军保密设备高级技术顾问。

　　　　但是现在，如果追究起李德这个“军事顾问”职务的由来，李德本人可以推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顾问，但是博古就脱不了干系了。

十一　两军会师7（）　
不管怎么说，魏承恭被请出了会场，闲着没事就到部队各处去闲逛，看战士们训练。

　　　　早期的中央红军，因为有在南昌，广州等地起义的朱，陈，叶，贺等正规北伐军部队，其军事素养并不比国党差；不过在经过五次围剿，以及长征之后的现在，这些有极好战斗技能的士兵已经大量消耗（在扩大红军的时候，这些优秀的士兵军官肯定要提拔为中低级军官，而红军的战斗方式，决定了中低级军官是最容易牺牲的位置。一声“同志们，跟我冲！”，干部党员领头冲锋——同时也吸引了敌方的火力）。而在根据地扩红补充进来的士兵，也许在战斗意志上不输给正规军出身的战士，但是在战斗技能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正规军比较的。

　　　　所以红军虽然拥有远超国军的战斗意志，在实战中，如果不是伏击，却很难占到什么便宜。比如历史上的广昌战役，这是典型的阵地攻防（总体上是国军攻，红军防；但是在局部，红军也有过进攻夺回阵地的尝试），最能考验部队的战斗技能。结果在交换比上来说，红军杀伤敌人不到三千，自身的伤亡却超过五千；在战略上是一场败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