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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时空航班-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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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陈政委的一周3（）
谈天说地这种事情，只要不是话不投机，那就绝不会仅限于一个话题，就像那阙《临江仙》所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董老和年轻人他们显然不属于“话不投机”这个范畴，虽然年轻人刚刚才被董老一句话噎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于是两边结伴同行，同游纪念馆，一路走下来，也是一路山南水北，国共争端，中日战争谈论。会来参观这种纪念馆的年轻人，知识结构基本可以想象得到；董老他们的知识虽然不如这个年轻人广泛和系统，但是胜在精深，而且对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掌握远远超过这个年轻人，这就能一眼看透很多历史事件的本质，还能把这些看上去毫无关联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这个是年轻人暂时做不到的。
所以两边都对对方很是佩服——不但不是“话不投机”，简直成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留个号吧。”临别之际，年轻人请求道。
陈政委和顾作霖面面相觑，就算是董老，对于如何使用微信，也还不是很熟。最后不得不让年轻人自己加了好友。
“这个东西，究竟能干多少事情啊。”回去的路上，陈政委看着手里的智能手机感叹。
“我到现在看到这边的人拿着这个付账买东西，都有一种好像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实现的错觉。”顾作霖也道，“才80年啊，世界就变得让人不认识了。”
“抛开那些很方便的小用处，这东西主要还是个联络工具，”董老道，“虽然功能纷繁复杂，看上去强大无比，但是说到底，所有的功能无非都是联络方式，把持有者和朋友，和社会，和整个世界随时随地联系到一起——只是能把这样的工具做得这么小，让我们这些旧时代的人，很难想象罢了。”
“很贵吧？”
“有贵的，也有便宜的。这东西在这边可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必须品。你应该也看到了，这边的人，基本上人手一个。所以小魏也不得不给我们准备了一堆。”董老说着话，示意大家看人行道，时间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人行道上行人不少——边走路边玩手机的自然也很多。
顺便一说，他们现在正在步行回家途中。此刻的公交车肯定挤得满满的，打的有些贵，他们舍不得花那个钱。于是三人边漫步边等车，准备在公交车上的人较少的时候，再上车。
就当是游览广州市了。
“我前两天看党史，上面说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人民公社的奋斗目标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看起来，这个目标好像有些太小了。”顾作霖抬起头来，看看高不可攀的摩天大楼，“不过，以后再跟老百姓宣传社会主义，心里倒是更有底了。”
“嗯？此话怎讲？”陈政委愣了一下，“顾政委你该不会是在怀疑我们的宣传？”
“就算本来有所怀疑，到了这边，看了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建设成果，也不会怀疑了，对吧？”顾作霖对陈政委的话不以为意，“只是，陈政委你别告诉我，在我们那边，我们对老百姓，对部队的指战员宣传‘革命胜利后的生活’的时候，你心里不打鼓。”
陈政委默然。作为政委，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抓部队的思想建设，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告诉战士们革命胜利以后，就可以过上好日子。
本质上，这也是历史上所有造反者的根本策略：许诺给民众一种“好日子”，然后让民众为了实现这种“好日子”跟随着反抗当权者。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潜台词就是大家都可以当有权有钱人。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到张角的“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再到李自成的“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的“均田免粮”，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等等，莫不如此。区别只在于历代的造反者要么没有成功，要么在成功后找不到完成许诺的方法，或者干脆就是把许诺当放屁；而马列党不单找到了完成许诺的方法，且还实实在在去做了——而且做得不错。
话题扯远了，总之，马列党要造反，也必须许诺给民众一个“好日子”，而且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这个“好日子”也应该有更多、更具体的内容。然而这“更具体”的内容该有哪些？这个“好日子”是什么样子？却也没有人能说得很清楚——因为没有人见过。
于是就只能以苏联作为蓝本，按照“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来作为标准（可能有书友不知道，这里再解释一句，这是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标准。）
而这种工业国的标准对于那个时代的农业中国来说，不说是高不可攀，起码绝对不是短短几十年就能做到的——估计绝大多数的政委，宣传员在宣传的时候，都认为自己即使不会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也很难看得到理想实现的一天了。
既然认为自己看不到，那么宣讲的时候心里没底就是必然的。于是宣传的内容不得不向下一代身上转移——所谓“我们的孩子不再做牛马”之类。
然而现在，真正看到马列党人在建国后用了七十年不到的时间所取得的成就，陈政委觉得，以后给战士们做宣传的时候，可以考虑修改一下内容了——用三十五年的时间，达到这边社会的一半水平，“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什么的，也大可以宣布实现了。三十五年，自己这一辈人就能看得到。
好吧，把新中国的发展曲线画成直线，这个不科学——不过考虑到那边的中国拥有这边中国没有的条件，用七个五年计划达到这边一半的水平，这个目标应该还是可以争取一下的。
————
“宣传工作的方向容后再议，毕竟我们不能向普通战士公开这个消息，”正在两个政委考虑以后如何更好开展工作的时候，董老说话了，“而且，陈政委，我不得不泼你一瓢冷水。到目前为止你看到的都是这边的成就，但其实这边的中国各项工作也不是尽善尽美，我们不能只考虑重复他们的成就，还应该考虑，在更高的起点上应该有更好的结果。”
“哦？”陈政委稍稍愣了一下，点头：“不错，如果董老你们报喜不报忧，那我倒是要失望了——具体来说呢？”
十六 陈政委的一周4（）
具体来说？董老低下头去，好一会儿，才沉吟着道：“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即使步上了快速发展的良性循环道路，各种问题依旧堆积如山，甚至，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发展了才会有。非要说的话，最显着的就是腐败问题。以及既得利益者想要把现有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
“你是说贪污？”陈政委吓了一跳，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贪污是一个绝对不能容忍的罪行——红军战士之所以会跟着马列党闹革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辖官们的贪污腐化，不为民做主。
如果让战士们知道，打倒一批贪官，是换上来一批更厉害的贪官，战士们会作何感想？军心如果因此散了，队伍也就不用带了。所以说得不客气点，这是关乎红军——进一步也是关乎马列党——生死存亡的大事。
“在我们那边是没有东西可贪，贪官稍微多占一点社会财富，就能逼得一大堆人活不下去，贪污的后果非常严重，现实条件逼得当官的‘没得贪’，或者像白党那样，不顾后果的贪，然后自取灭亡，”董老一边沉思着，一边阐述起自己这些天所想的——说得高大上一点，就是研究成果，“而在这边，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贪官们有的贪了，再加上社会比较富足，贪官们就算贪一些，也不至于就逼得老百姓大规模造反，这样一来，贪污问题就有所抬头……嗯，该说是一度相当猖獗。”
“……这边的组织不管么？”
“当然管，说句公道话，反贪一直都抓得很紧——不过架不住这些贪官们不要命啊。”董老无奈道，“马教主说，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资本就敢于冒走上绞架的风险。到了贪官这里，他们贪污一次，所获有可能超过一辈子苦干所得，这个利润又何止300％？当他们有了走上绞架的心理准备的时候，你能拿他们怎么样？我们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到了贪官这里，就变成了‘贪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不让他们走上干部岗位了，”顾政委思索着道——不比陈政委专注于军队和打仗，他这个政委这半年来指挥的战斗规模小得多，也就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特别是到了这边以后，“可是不让他们走上干部岗位，他们没有贪污的条件，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是贪官……”说到这里，无奈地摇头。
“说到底还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顾政委也不光只是提出问题，也在思考解决的办法：“有钱了，有闲了，就有空想这些有的没的了。如果能像部队一样管理……”
“不可能的。”陈政委摇头：“军队确实没空去想这些有的没的，但军队是一个目标明确的团体——我们的军队要思考的是如何生存，如何斗争；而这边的军队则有着明确的训练大纲，按部就班忙着训练——而地方治政，一是紧迫性不像我们那边那样，军队干不好就是死；二是各地有不同情况，不可能像军队一样，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施政标准，让一个当官的在任期内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成果……”说到这里，陈政委也摇头，“总之，地方干部的想法不可能像军队干部那么单一，很难控制他们不去想东想西……倒是可以考虑让军队干部转职到地方任职。”
“不行。”陈政委的话没有说完，董老就断然否决，“从这边的经验来看，让军队干部转而从事地方工作，除了能保证忠诚，以及不打折扣地完成上级命令这两点之外，没有其他好处。他们会把军队作风带到地方上，而因为没有牺牲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考虑地方上的客观具体情况，结果就是要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要么被手下的衙蠹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么说起来真的没有办法么？”陈政委喃喃道。
“确实是没有办法，毕竟人心隔肚皮。没贪的时候，你无法知道他是个贪官；等到你知道他是贪官的时候，他已经贪了。”董老叹息道，“所以这只能是个马后炮的问题——所以干部队伍的建设，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常抓不懈。”
————
“我倒是有个想法，”陈政委忽然道，“我们不妨仿造军队的做法。”
“刚才不是说了，军队的作风不适合地方么？还是你自己说的。”董老不无疑惑。
“军队的作风不适合地方，但是打仗的办法可以用。那些贪官，他们是党的敌人，人民的敌人。对于敌人，就应该坚决打击，”陈政委解释道，“我们守卫根据地的打法主要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个办法好像也适用于贪官。”
“你是说……”董老有些发愣。
“组织一支专门的队伍，任务就是设法向新上任的官员们行贿、试探——这是诱敌深入。如果那些贪官吃下了‘诱饵’，我们就毫不客气地‘聚而歼之’。”
“这……有些损了吧。”顾政委皱眉道，“好吧，我承认这个想法还是有可取之处，不过一旦成为官场公开的秘密，让大家都拒绝‘第一次’……”
“不要定期。试探放在新官员上任后半年后——这时候这些官员应该已经踩熟了地皮，敢于做一些出格的事了——但是不要固定在这个时间点上，这样就算贪官们知道有这么一支队伍，也吃不准那一拨来行贿的人是钓饵。”陈政委脑洞一开，兴奋非常，“而且，形成公开的秘密反而有好处——当你知道有这么一个钓钩存在，你还敢肆无忌惮地贪污？”
顾政委和董老互相看了一眼，都没有说什么。另一边，陈政委还在完善自己的设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于受考验官员来说，也是好事：如果没有经受住考验，那么什么都不用说了，直接剔除出干部队伍。如果经受住了考验，你就说明这个同志基本可靠，可以较为放心地使用；还有，这样的考验还可以让某些意志坚定，但是涉世不深的同志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行贿手段……”
“……这一支‘钓饵部队’的建设必须要上心，必须得能以假乱真才行；对同一个官员也不能仅仅考验一次，毕竟人是会变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想法也会有所变化——每个官员在任职期间，经受三次左右的考验，前后相隔20年左右。这样当三次考验过后，官员已经四十岁以上了，思想基本定型，家庭生活也已经稳定，不会再有多少‘进取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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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陈政委消停了，董老才皱着眉头道：“两个问题：一，建立这样一支队伍，势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精力财力，是否值得？二，水至清则无鱼，你打算怎么解决？”
十六 陈政委的一周6（）
十六陈政委的一周5
（突然觉得陈政委的一周不如改成陈政委的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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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不能仅仅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贪污问题可是关乎一个党，一个国家生存的大事。如果贪污问题非常严重，那就已经威胁到党和国家的生存了，只要效果好，消耗再大也必须去干……”陈政委稍微想了一下，就找到了答案，“而且就算仅仅算经济账，这个也不成问题：如果贪污问题因为这样一支队伍而大为收敛，那也就是说贪污的人少了——那么这支队伍就没必要建立得很大，队伍不大，消耗自然大为减少；另外，贪污行为必然伴随着国家利益的损失，甚至可能是巨大的损失（陈政委并没有意识到他这话意味着什么，他只是从自己在民国时的所见——比如买办官员因为受贿而大量出卖国家利益），阻止了这些贪污行为也就是保护了国家利益，这一进一出之间有的赚也说不定。”
董老不得不承认，陈政委第一句话非常有道理，想想自己闲暇时候跟隔壁杂货店老王聊天的时候，他对于贪官的痛恨，就可以知道，贪官在群众中造成了多坏的影响。久而久之，这种影响势必让人民群众对政府、以及领导政府的马列党不再信任，从而彻底割裂党和群众的关系——发展到那一步的时候，中国马列党就算还没有死，也离死不远了。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党和国家存在的基础。没有这种支持，任何政府都将无法生存和发展。
马列党之鉴不远，在国党之世。
————
这里还要再说两句：透过谈话，董老能感受出，隔壁老王的这种痛恨，恨的其实不是贪官，而是恨“我不是贪官”，如果能够跟贪官易地而处，则隔壁老王似乎并不反对贪污——刚刚体认到这一点的时候，董老无可避免地感觉到非常失望。
（地效二十岁时候的认知：那时候邻居一个大叔一天到晚贪官如何如何改杀，不过等到他儿子当了某个机关科长的时候，其论调就变成了“人家也是有苦衷的”“被给点好处，谁给你干啊”等等。不仅如此，其还对自己的儿子是科长这事倍感光荣。
那时候地效是一愤青，认识到这一点，悟出这个道理的时候，地效是很绝望的，认为中国人真是没救了。不过现在……请看后文）
不过后来仔细一想，董老又释然了。
贪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源的不正当不公平分配，不正当是过程，不公平是结果。一般人都认为是不正当的过程产生了不公平的结果。
正常来说这个认知倒也不错，但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不正当的过程可以产生相对公平的结果，比如一个国家对外侵略，掠取财物回国低价贩卖给民众，过程毫无疑问是不正当的，但是对该国国民而言分配却是相对公平的；反过来，正当的过程也可以产生不公平的结果，比如现在的工厂雇佣，无论五险一金，加班休息执行得如何严谨（过程正当），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工人都是在忍受剥削（结果不公平）。
本质上，人作为一种极端利己的生物，其实并不反对手段不正当，真正反对的是分配不公平，或者说得再准确一些，是反对没的分配或者分配的时候没有自己的份——所以古往今来，无论是法西斯的德意志日本，还是日不落的西班牙英吉利，甚至更早的蒙古大食罗马波斯……民众即使知道政府在侵略别国，依然会支持战争，因为他们能分享战争的红利（至少政府会承诺有战争红利可以分享）；等到发现战争无法带来利益、承诺无法兑现的时候，他们就不惜推翻现政府。
嗯，扯远了。放在贪污这个事情上，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痛恨贪污，更多的其实是因为我们不能享受贪污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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