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惶惶。给堂堂天朝带来麻烦的是隔海相望的日本。日本在明初恰是诸侯争战时期，藩侯们在兼并战争中大打出手，互有胜负，因失败而失掉军职的武士，演变为萍踪无迹的“浪人”。藩侯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并解决财政困难，常常组织商人和浪人到中国大陆走私贸易和掠夺。落魄武士掠夺财富的欲望，一点也不比北方的俺答逊色。中国人把这些身材矮小，专干打家掠舍营生的不速之客，叫做“倭寇”。

明初朝廷曾在沿海设置防倭卫所，添造战船，所以倭寇未酝成大患。到了嘉靖时，海防糟到了不能再糟的地步，浙、闽沿海卫所，战船十仅存一二，士兵也只剩原先的十分之四。日本人对明朝廷的畏惧之心，已扫荡无余。世宗对日益猖獗的倭患，缺少有效的打击措施。他认为平患的最好方法，就是关闭官方向海外进行贸易的大门，实行海禁。这个貌似决断，实则愚蠢的政策，从嘉靖二年起，就在沿海实施，但收效适得其反。倭寇们有的依靠“浪人”组成武装走私集团，能贸易就贸易，有机会就无本万利地大肆抢劫一把。还有的与中国沿海的奸徒勾结，抢掠地方大发横财。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世宗同意了内阁的意见，在沿海一带设巡视大臣，对加强海防起到一些作用。一年多之后，世宗又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沿海军务，委以平倭重任。张经到任后，积极筹划军事行动，准备一显身手。这时却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上任后，向世宗提出了7条平倭建议，第一条就是“请遣官祭告海视，以求平安。”世宗看后，立即批准，并让赵文华去办理此事。张经的职务比赵文华要高，不大把新来的祭神官放在眼中，赵文华就一头扎到浙江巡按胡宗宪之处。赵文华屡次催张经出兵，张经因准备不足没有理睬他，于是世宗就接到了赵文华写来的密疏，诬告张经畏贼失机，应予惩处。世宗看后，召见严嵩征求意见，自然严嵩不会讲张经的好话，世宗就下令逮捕张经。这时已到了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就在逮捕令即将发出的时候，张经的军事部署已经妥当，他指挥士兵向倭寇的巢穴石塘湾攻击，获得大胜，并截杀了大量逃敌，将倭寇驱向了大海。捷报传来，世宗竟不肯收回命令，他斥退了劝说的言官，说：“张经的罪过是不忠。他所以打这一仗，完全是听到赵文华揭发了他，想表现一下。”不久，张经被押到北京，十月份被斩首。赵文华见杀掉张经，上疏冒功，说此次胜利来自自己和胡宗宪的“督师”，世宗就升其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升胡宗宪为巡抚。与赵文华相比，胡宗宪要好一些，赵文华先后两次出任浙江、福建，仗着提督军务的身份，凌胁百官、搜刮库藏，将两浙、江淮、闽、广间的征饷，大半揣入自己的腰包，胡宗宪则在上任后，接连诱杀了几个里通外国的海盗，使倭寇的凶焰有些收敛，尽管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正当倭寇长期不得平定的时候，明军里出现了名将戚继光，他与俞大猷、刘显等军事将领一道，精心组织战斗，终于解决了倭患。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四年调任浙江，第二年升为参将，他感到海防士兵的战斗力太差，就在义乌招募了新军。戚继光对这支军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创造了“鸳鸯阵”战术，使其成为能打硬仗的精锐之师，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戚家军”在短短几年中，由浙东打到福建，几经征战，倭寇闻之丧胆。嘉靖四十二年，为了彻底解决福建的倭患，朝廷调俞大猷为福建总兵，调戚继光为副总兵。戚继光再度由浙入闽，与俞大猷以及驰援的广东总兵官刘显，兵分三路进攻平海。戚家军首先登上敌垒，刘、俞的部队相继突入，“斩首两千二百”。戚继光因战功升都督同知，世荫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第二年春，戚继光又相继败寇于仙游、王仓坪、蔡丕岭等地，斩获甚多。福建平定之后，广东东部还有两万多倭寇，朝廷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在两广提督吴桂芳的支持下，明军奋力掩杀，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将之擒斩殆尽。至此，倭寇一蹶不振，渐渐地退出了沿海一带，不足以构成倭患，南方趋于平安。

四、罢除奸相热衷祥瑞

沿海一带战事频仍、在将士们浴血奋战的这段漫长时间里，朝廷中无形的战场也在大力厮杀，血腥味十足。首辅严嵩虽然手段高明，掌权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最终败给了徐阶。徐阶也以善于炮制青词见长，世宗对他比较信任。由于夏言生前曾向世宗推荐过徐阶，严嵩对此人十分警惕。徐阶觉出了这一危险，耍了一个手腕，对严嵩假意逢迎，不露半点锋芒。时间久了，严嵩也就麻痹大意，不再事事监视这个潜在的敌手，让他顺利地升到了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徐阶职务高了，自然与世宗接触也多了，因此，有可能对他加以影响。

世宗对严嵩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严嵩掌权之时，正是“南倭北虏”最严重的时期，由于俺答的进攻，从嘉靖二十九年到四十二年，京师出现过3次戒严，倭寇的骚扰则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国家财政日益危机。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户部报告：财政赤字达147万两，32年赤字又上升到373万两。这个责任，首辅是不可推却的。另外，严嵩的淫威能让朝臣侧目，却缄不住道士之口。有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很博世宗喜欢，信以为神。一日，世宗召蓝道士扶乩，卜问神仙是否会降临，又问长生的诀窍，道士用乩笔胡写了几句话，无非是清心养性、恭默无为等等。世宗又问现在辅臣何人最贤，道士口中念念有词，乩笔写出严嵩是妨贤的大蠹，大蠹不除，何以有贤？世宗不相信，又问：“真如上仙讲的那样，何不降灾诛之？”道士又写：“留待皇帝正法。”世宗不便再问，内心微有所动。

嘉靖四十年，严嵩妻欧阳氏病死了，按理其子严世藩应护丧归故，可严嵩却一日离不开他，此时严嵩已80有余，记忆和反应力都很成问题，皇上的御札，还有诸司的请裁，如果没有严世藩替他奏答、批改，则不可想象。于是，他硬起头皮向世宗请求将严世藩留京“侍养”自己，以孙子代替，世宗表示同意。严世藩平日里就好声色犬马，其母管束颇严，不敢放肆。母亲既已去世，正好寻欢作乐，门面上孝服在身，内庭里却红颜流连，关起门来尽意胡闹。严嵩在西苑值日，世宗有时下旨问事情，严嵩就派人飞马告世藩拿主意。世藩只顾与侍姬调笑滥饮，哪有心思管这些，见有来札，草草应答，马虎了事。世宗看了，多不如意。一些急要的御札，太监就在值房立取，严嵩无奈，只好硬撑着应对，往往语意模糊，前后矛盾百出，世宗看了，则大惑不解。在世宗的眼里，从前那善解人意、巧写青词的严嵩已不复存在了，也就在这一年，世宗居住的永寿宫发生火灾，不得已移居到玉熙殿去住。玉熙殿又小又矮，世宗住不下去，就想再营建永寿宫。他把严嵩找来，询问意见。严嵩不摸底细，说可以暂居南城离宫。南城宫是英宗失帝位时住的地方，世宗因此而不高兴。又问大学士徐阶，徐阶则请修永寿宫。不久永寿宫就拔地而起，且比原先愈发漂亮，改名万寿宫。万寿宫的营造，标志着严嵩政治生涯的结束，从此，世宗遇事就不再找严嵩了。

严嵩已经失宠，朝廷中想要扳倒严嵩的官员们就加紧行动起来。有一次天下大雨，御史邹应龙就便到一个太监家中躲避，两人闲聊之中，太监不觉提到了蓝道行的乩言以及皇上对严嵩的种种不满。邹应龙见有机可乘，写了一个奏文弹劾严嵩父子，次日就送了上去。世宗展开来看，大抵是弹劾严世藩假父亲权势，贪赃枉法，干乱朝政，不敬不孝，等等，连带着也奏严嵩溺子之过，疏奏最后写道“如有不实之辞，宁愿被斩首以谢严家父子。”世宗读罢奏疏，即召徐阶商议如何处理。徐阶将左右的宦官屏退，小心翼翼地对他说：“严家父子罪恶昭彰，陛下要果断处置，不然可能发生事变。”世宗于是发锦衣卫驰入严府，宣读诏书，勒令严嵩致仕回乡，并逮严世藩入狱，其后谪戍雷州（今广东雷州半岛）。严嵩布在朝中的心腹，尽被弹劾，陆陆续续被罢了官职。

严嵩倒台之后，徐阶代为首辅。世宗将严嵩值班用的房子赐给了徐阶。徐阶对世宗感恩不尽，研墨挥毫写了3句话，让人装裱起来挂在值房里面：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刑赏还公论。他依照这3句话主持政务，做了一些好事，使嘉靖一朝在最后的5年里稍许有点像样，朝臣们推他为“名相”。世宗对他感到很满意，其信任程度，超过了严嵩。

世宗自嘉靖中年之后，于热衷方士方术的同时，又添了新的喜好，就是喜欢谈瑞祥。他的这一喜好，一直到了垂暮之年，仍乐此不倦。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总督浙闽的胡宗宪因平倭不见大效，受到内阁的指责，就将在舟山捕获的一只白鹿献给世宗。世宗见此转怒为喜，在玄极宝殿、太庙举行了隆重的告庙礼，百官也都纷纷称贺。胡宗宪听到消息，又将两只白龟献进宫来，还一同带来了5棵奇大无比的灵芝，世宗高兴地将这两样东西命名为“玉龟仙芝”。作为回报，他给胡宗宪提拔了官职，赐给若干银币，并赐金鹤衣一裘。献瑞祥既可讨好，百官何乐不为？

世宗醉心于瑞祥感应，晚年尤甚，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动辄表贺，举朝重臣包括徐阶对此皆莫敢言半个“不”字。倒是小小户部主事海瑞，斗胆独自上了一疏，给世宗泼了一瓢凉水。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海瑞上长疏建言说：“陛下竭民脂膏，滥修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坏到了顶点。由于你猜疑戮辱忠臣，使得贪官污吏横行，百姓困苦之极。虽然陛下处置了严嵩等坏人，但社会政治仍然不清明，老百姓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意思是民穷财尽。陛下试思今日之天下，是个什么样的天下？……人君自古就有犯错误的，但因有大臣匡正，不至一错再错。陛下如今仍修斋建醮，工部尽力经营，户部四处购香，竟无人指出陛下的错误，这也是大臣的失职。陛下的过错很多，其最大的在于求长生。陛下跟陶仲文求仙，连他都不能长生，何况陛下。陛下误信受骗，真是大错特错。”海瑞上疏之后，自知触忤了龙颜，命仆人买了棺材在家待罪，与妻儿留下遗言，并将僮仆一一遣散。世宗见到疏奏，大发雷霆，他将疏奏扔在地上，环顾左右咆哮说：“此人大胆妄言，立即逮捕，不准他逃掉！”宦官黄锦对他说，海瑞为人素有直名，且根本不打算逃走，而是在家等候降罪。世宗听完略有所思，又取疏奏看了一遍。怒气稍平后，他把徐阶找来，说：“海瑞说人不能长生，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我长时间生病，不能视事，吃点仙药有什么不可以？”又说：“这也怪我平时不注意爱惜身体，若能出御上殿，何至被他如此毁谤呢？！”徐阶答道：“海瑞虽然言过了，但心是好的，请陛下宽恕他吧。”世宗这时也不愿意多杀谏臣，命徐阶将海瑞下到诏狱，虽不治罪，但也不准放出，让其在狱中反省自责。世宗一生毫不留情地惩治了许多大臣，其中既有奸臣，也有孤直之士，对海瑞的惩罚，是他晚年在用人上犯下的最后一个大错误。

世宗服食的丹药，有不少是用水银制成的剧毒品，吃下去之后，造成的后果十分可怕。世宗的身体本来就不健康，长期的慢性中毒，使他四肢麻木，脸上呈暗灰色，走路摇摇晃晃，说话也变得相当困难。大臣们见到他，莫不从内心替他感到担忧，特别是徐阶。为了让方士们有所收敛，徐阶杀掉了自称要向世宗献剧毒丹药的方士蓝田玉，并力劝世宗不要服食水银。世宗对徐阶没有责备，但也没听徐阶的苦劝。嘉靖四十四年正月，陕西方士王金等人伪造了《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与炮制的金石药一起献给世宗。这些药成份不明，世宗吃下之后，顿时感到头晕目眩，鼻孔中流出鲜血，很快就不省人事了。经太医的救治，世宗才苏醒过来。此后，他一直卧床不起。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清晨，世宗突然变得精神饱满，周身不再觉得疼痛。日夜守候在他身边的徐阶感到大事不好，连忙下令将他从西苑搬出，抬回乾清官。没有多久，世宗就咽了气，时年60岁。

世宗的陵墓称永陵，跟他前面的几个明代皇帝一样，选在北京昌平县的天寿山，庙号为“世宗”。

第三百四十八章　穆宗朱载垕

一、艰难登极难驭权臣

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正月二十三日清晨，世宗朱厚熜刚刚起身，一个小太监满脸喜气，疾步穿进宫门跪在他脚下：“皇上大喜！杜康妃生下皇子！”30岁的朱厚熜为第三个儿子的降生而欣喜不已，兴冲冲地赶到后宫探望。当看到这个孩子白胖精神，讨人喜受，便给他取名载垕。“载”是他的排行辈分，“垕”取“皇天后土”为天下之主的意思，足见父亲的满怀期望。

一晃29年过去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载垕在世宗服丹药中毒死后即位称帝，这就是明穆宗，穆宗朝的年号为隆庆。穆宗在位只有6年。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二十六日午时，皇极殿钟鼓齐鸣，30岁的朱载垕衮冕加身坐在皇帝宝座上，文武百官俯在脚下三跪九叩，登基大典极圣极隆。此情此景，不禁令载垕心中顿生波澜，一种“天命在我”的神圣由感而来。

穆宗是明朝皇帝中少有的成年即位者，他不是世宗册立的太子。世宗有过8个皇子，但有5个襁褓夭折，长大成人的只有二子载壑、三子载垕、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世宗分别册封载壑为太子，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那时兄弟三人都年幼，也还无事。可自载壑嘉靖二十八年死后，太子之位属谁，就成了天下瞩目的大事。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礼仪，当然是裕王应晋封太子。但事情并不如此。当时受宠的道士陶仲文提出“二龙不能见面”之说，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世宗听后索性不再立太子。这给景王载圳提供了可乘之机。载圳凭借母亲受宠的优势，走动内宫，争立太子，他的打算在宫中为人所共知。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对载垕也相当冷淡。就连裕王应得的岁赐也被他大量拖欠。载垕命运未卜，当然不敢向父亲提起，只得派手下人先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藩送上1000两银子，才得以补发。尽管如此卑躬屈节，可严嵩对载垕还是不很放心。一天，严世藩问裕王侍读官高拱、陈以勤：“听说裕王殿下对家大人有些不满意，是怎么一回事呀？”这对裕王及其侍从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见面，世宗对严嵩言听计从的情况下，如果严嵩感到裕王是威胁，一切变化都可能发生。陈以勤急中生智，从容地辩解道：“国家的继承大计早已决定了。裕王殿下的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严阁老也格外看待殿下，殿下常说惟有严阁老才算得上社稷之臣。请问殿下不满之言从何而来呀？”这一席话，勉强保全了裕王的地位。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世宗打发景王去封地居住，而把裕王留京，显示了传位的意图。可是景王载圳离京后并没有停止筹划夺嫡。严嵩在嘉靖四十一年下台后，掌权的内阁大学士成为徐阶。有一天，世宗突然向徐阶议论起明成祖一度打算废太子，另立汉王继承大统的事。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亏得除阶多方为裕王圆承，才化险为夷。直至嘉靖四十四年，载圳病死于封地，载垕心中才一块石头落地——因为他已成为惟一的皇位继承人了！

载垕在王府多年，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才能卓著的有识之士，如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这些人为载垕讲解古今，纵论天下，培养他的政治见识。在他们的影响下，载垕对嘉靖末年的弊政了然于心。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世宗死后，载垕立即批准了自己的亲信张居正与内阁首辅徐阶草拟的世宗“遗诏”，假父亲之名将其引起朝野怨声不止的弊政大部分废止。登基后，他又在即位诏书中肯定了“遗诏”中关于将蛊惑世宗炼丹求仙的道士逮捕下狱，付法司治罪；所有斋醮活动和造庙观、建宫殿的工程一律停罢；采买香蜡、珠宝、绸缎等例外采买全部停止；并起用嘉靖年间因上疏言事被罢撤、拘囚的海瑞等官员；同时又免除全国百姓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的一半田赋和拖欠的嘉靖四十三年以前的赋税。诏书一出，群臣号啕感激，百姓竞相称颂，一时大得民心。经过一番初步治理，朝政有了一番新气象。

群臣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穆宗一方面为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