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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枝败叶-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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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香蕉公司把我们压榨够了，带着当初带来的垃圾中的垃圾离开了马孔多。“枯枝败叶”——一九一五年繁荣的马孔多留下的最后一点遗物——也随之而去，留下的是一座衰落的村庄和四家萧条破败的商店。村里人无所事事，整日里怨天尤人。想想过去那种繁华的景象，再看看现在这种困顿的、毫无生气的痛苦生活，他们感到十分烦恼，只有大选的日子（那是个阴沉可怖的礼拜天）还算有点盼头。
就在半年前，一天清早，这栋房子的大门上出现了一张匿名帖。谁也没去注意这张帖，好长时间它一直贴在那儿。后来，下了几场毛毛雨，帖子上模糊不清的字被冲掉了，最后，二月底的几场风把它给吹跑了。可是，快到一九一八年年底的那个时候，临近大选，政府认为必须使选民保持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当时有人向新的当局提起了这位孤僻的大夫。其实，他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大家都了解他。但他们告发说：有个印第安女人，在和他姘居的头几年里，开过一家小药铺，生意十分兴隆。那阵子，无论多么不起眼的小买卖，在马孔多都能发大财。他们说：从某一天起（谁也不记得是哪一天，连哪一年也记不清了），药铺就再也没开门。大家以为梅梅和医生一定还躲在里面，吃他们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蔬菜。但街角的那张匿名帖上说，大夫害怕镇上人假手梅梅给他的饭里下毒，就杀死了他的姘头，把她埋在了菜园子里。这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当时根本没有人想害死大夫。照我看，地方上其实早把他丢到脑后了，但赶巧了这一年政府把心腹派去加强警察局和警卫队，这才又想起了他，把匿名帖上杜撰的事翻了出来。地方当局派人砸开大门，搜查了他家，在院子里挖地三尺，还把粪池翻腾了一气，试图找到梅梅的尸体，结果连她的影子也没找到。
那一次，他们很可能把大夫拖走，毒打一顿，然后借口政府办事讲究干脆利落，在广场上把他杀死了事。就在这当口，“小狗”出面干涉了。他来到我家，邀我一道去看大夫。他相信，关于事情的原委，我可以从大夫嘴里得到一个满意的说明。
我们从后门进去，没想到躺在吊床上的竟是一具骷髅。人世间最可怕的莫过于骷髅，而这位来路不明的公民的骨头架子更是惊人的可怕。看见我们进来，他从吊床上欠起身。只见他浑身上下尽是灰尘，屋里其他东西也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他面如死灰，只有那双冷酷无情的黄眼睛里还保留着我所熟悉的强大的内在力量。我觉得只要用手指甲在他身上一划，他立刻就会裂成几块，瞬时散架。他的小胡子没了，但不是贴着皮肤刮的，而是用剪刀胡乱剪的，下巴上看不见又密又硬的胡楂儿，只有些又软又白的绒毛。看见他坐在吊床上，我心里想：这简直不像人样了，活像一具僵尸，只有两只眼睛还活着。
他说起话来还是像反刍动物那样慢吞吞的，跟在我们家住的时候一模一样。他说：没什么可说的。他大概以为我们不了解事情的经过，便告诉我们说，警察砸开大门，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在院子里用镐刨地。他讲话的口吻不像是在抗议，而且恐怕连抱怨、诉苦也说不上。
关于梅梅的事，他解释了几句，听上去挺幼稚可笑的。不过从他说话的口气来看，倒真像有那么回事。他说梅梅走了，就这么简单。铺子一歇业，梅梅在家里闲得无聊，平时不和人说话，跟外界也不来往。他说有一天，他看见梅梅在收拾箱子，什么也没对他说。后来，她换上出门的衣服，穿上高跟鞋，手里提着箱子往门口一站，还是什么也不说，似乎就是摆出个样子来，好教他知道她要走了。他说：“于是我站起来，把抽屉里的钱都给了她。”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大夫？”
他说：“您照我的头发估摸一下吧。这还是她给理的哪。”在这次会面中，“小狗”很少讲话。自打一进屋，看到大夫——这是他在马孔多十五年中唯一一个闻名而未见面的人——那副模样起，他就有点懵里懵懂的。我发现这两个人真是长得太像了（也许因为大夫剪掉了胡子，我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像“小狗”）。两个人倒不是长相一模一样，但是很像亲兄弟，其中一个要年长几岁，更加瘦小干枯。他们的面部特征就像亲兄弟一样类似，只是一个长得像爸爸，一个更像妈妈。忽然，我想起那天夜晚我们在走廊上进行的最后一次交谈。我说：
“这位就是‘小狗’，大夫。上次您答应过要去拜访他的。”
他笑了，看了看神父说：“是有这么回事，上校。不知为什么我没去。”他还在看“小狗”，上下打量着他。这时候，“小狗”开口说话了。
“有个好开头，就不怕什么晚不晚的，”他说，“我很高兴跟您交个朋友。”
我发现，“小狗”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失去了平时那股锐气，讲起话来畏畏缩缩的，不像他在布道坛上那样声若洪钟、斩钉截铁。平时他宣读《布里斯托年鉴》的天气预报时，总是那么声色倶厉，咄咄逼人。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再往后就是那天夜里的事了。当时，人们苦苦哀求，要大夫去照看伤员，可他却连门也不肯开。人们这才高喊出那个可怕的判决（现在我正在阻止人们执行这个判决），又是“小狗”出面干涉，救了他一命，他才得以活到今天清晨。
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想起了几年来一直想打听清楚的一件事。我对“小狗”说，我还要在这儿跟大夫说会儿话，请他先去找当局说说情。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问：
“告诉我，大夫，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他木呆呆地说：“什么孩子，上校？”我说：“你们俩的孩子。离开我家的时候，梅梅怀着身孕哪。”他平静地、不动声色地说：
“您说得对，上校。您瞧，我把这件事都给忘了。”
爸爸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从爸爸的眼睛里，看得出他正强压着激动的情绪。我们等了快半个小时了（现在大概是三点钟）。等的时间愈长，我就愈是担心。孩子那种忐忑不安、六神无主的表情（他好像什么都不想问），那种和他爸爸一样的无动于衷、冷若冰霜的神色，真教我担忧。我的儿子似乎就要在这个礼拜三的炽热的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就像九年前马丁从火车的窗户里挥动着手，一去不复返一样。如果孩子愈长愈像他的爸爸，我的全部心血就算白费了。我祈求上帝保佑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和普通人一样有体积、有重量、有肤色的人，但这毫无用处。只要他的血液里有他爸爸的细胞，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五年前，孩子和马丁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但自从赫诺维娃·加西亚带着六个孩子（其中有两对双胞胎）回到马孔多以后，这孩子就越来越像他爸爸了。赫诺维娃发胖了，也老多了，眼睛周围出现了几条青筋，原先光润洁白的脸显得有些腌臜。那群小雏鸡穿着白鞋，衬衫上镶着蝉翼纱的花边儿，围着她叽叽喳喳，欢蹦乱跳，她感到很幸福。我知道，赫诺维娃是和一个木偶剧团的导演私奔的。看到她的孩子，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厌恶。孩子们活动起来直胳臂直腿的，好像被一个总开关操纵着。六个孩子个头都很小，一个个吵吵闹闹的，鞋子、衣服上的花边也是一个式样。赫诺维娃的身上挂着不少城里人的饰品，在这样一个淹没在尘埃中的败落小镇上，她那杂乱无章的幸福让我感到悲哀。她装出很幸福的样子，一再抱怨这里的生活条件太差，据她说，在木偶剧团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然而，她的一举一动中却蕴含着某种苦涩，教人看了觉得滑稽。
一见到她，我就想起昔日的生活。我说：“瞧你，可真发福了。”她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阴翳，嘴里说：“或许是回忆使人发胖吧。”说着，两眼直盯在我孩子的身上。她问：“那个老爱穿四个纽扣外套的家伙怎么样了？”我知道她是明知故问，干脆地回答她说：“走了。”赫诺维娃说：“就给你留下这个娃娃？”我说是的，就留下这个孩子。她粗鲁地、放肆地大笑起来：“五年才生一个，他可真够熊的。”她一边说话，一边咯咯咯地叫着，在那群乱哄哄的小雏鸡当中走来走去。“唉，我为他发过狂。我发誓，要不是咱们认识他的时候正赶上给孩子守灵，我一定会把他从你手里夺过来。那时候，我很迷信。”
分手前，赫诺维娃盯住我的孩子看了几眼说：“这孩子真像他，就差穿上那件四个扣子的外套了。”打那时起，我愈看这孩子就愈觉得像他爸爸，仿佛赫诺维娃在他身上施了魔法。有几次，他用胳膊肘撑着桌子，脑袋歪到左肩上，两只迷茫的眼睛不知看着什么地方。这副模样让我大吃一惊。马丁斜倚在栏杆上石竹花的花盆旁说“即使不是为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在马孔多住一辈子”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马丁这句话会从孩子的嘴里说出来。譬如现在我就有这种感觉：他坐在我身边，沉默不语，不住地用手擦着热得发红的鼻子。我问他：“疼吗？”他说不疼，还说他在想他会戴不住眼镜。“别想那些事。”我一边说一边给他解开系在脖子上的白带子。我说：“等回到家里，好好歇一歇，洗个澡。”我朝爸爸待的地方望过去。他在叫卡陶雷。卡陶雷是那个年纪最大的瓜希拉长工，个儿不螅さ猛Χ厥怠Ｋ诖采铣檠蹋接腥私校鹜防矗靡跤舻男⊙劬ρ罢野职值牧场０职终祷埃惶笪堇锵炱鹆苏虺さ慕挪缴Ｋ篝篝螋虻刈吡私础�
11
今天中午，我们家闹得一团糟。大夫的死讯传来，我并不感到意外，我早就料到他不久于人世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他的死竟会使我们家闹得不可开交。我想，总得有个人陪我去办丧事吧，而这个人应该是我老伴儿，尤其是三年前我生了那场病之后，她就更没有理由不陪我去了。还有，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她翻腾写字台的抽屉，找到了那根银柄的小棒和会跳舞的娃娃。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玩具忘得一干二净了。那天下午，我们拧紧发条，娃娃和从前一样伴着音乐声跳起舞来。音乐原本是挺欢快的，但在抽屉里放久了，现在声音显得喑哑、悲凉。阿黛莱达一边盯着娃娃跳舞，一边回忆往事。过了一会儿，她扭过头来看着我，眼里噙着悲哀的泪水。
“你想起谁来了？”她问。
我心里明白阿黛莱达在想谁。喑哑的音乐声使周围的气氛显得越发凄凉。
“他怎么样了？”我妻子边回忆边说。也许往事又在敲打她的心扉吧。那八年里，每天下午六点他都出现在房门口，顺手把灯挂在大门的过梁上。
“还住在大街拐角，”我说，“活不了几天了，到时候我们得去给他料理后事。”
阿黛莱达默不作声，出神地凝视着娃娃跳舞。她对往事的追忆感染了我。我对她说：“我一直想知道，他来的那天，你究竟把他和谁搅混了？你弄了那么一桌子菜，分明是觉得他像什么人。”
阿黛莱达苦笑了一下，说：
“那天，他站在那个角落里，手里拿着娃娃。要是告诉你他像谁，你会笑话我的。”说着，她用手指了指二十四年前他待的那个地方。那天，他穿着一双齐整的靴子和一套类似军装的衣服。
我本来以为通过那天下午对往事的回忆，他们之间就算言归于好了。所以今天，我对老伴儿说：穿上丧服，陪我走一趟吧。谁知娃娃仿佛依旧躺在抽屉里，音乐也失去了效力。阿黛莱达又伤心又沮丧，垂头丧气的，一连几小时待在屋里祷告。“发送他？只有你才想得出来，”她说，“咱们的倒霉事已经够瞧的了，现在又赶上这个该死的闰年，就差来场洪水了。”我尽力说服她，告诉她我曾经严肃地答应过要办这件事的。
“不能否认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说。
“咱们才是他的恩人哪，”她说，“他救你的命，不过是在还一笔债罢了。八年啊，我们供他吃，供他住，供他干净衣服穿。”
说完，她把椅子挪到了走廊的栏杆边上，现在兴许她还坐在那里。悲痛和迷信在她眼上蒙了一层水雾。看起来，她是拿定主意了，我只好安慰她两句，说：“算啦。既然这样，我和伊莎贝尔去好啦。”她没有搭腔，还是坐在那里，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我和伊莎贝尔走出家门的时候，为了讨好她，我说：“在我们回来之前，去教堂为我们祈祷吧。”听到这句话，她扭过头来冲着门，说：“我不去。只要那个娘儿们每礼拜二都来要走一枝蜜蜂花，我的祷词就一钱不值。”从声音里听得出来，她的心绪很乱，还在闹别扭。
“我就在这儿傻坐着，等着最后审判。只要白蚁没把椅子吃掉，我就在这儿坐着。”
爸爸停下脚步，伸长脖子，聆听着后屋里愈走愈近的熟悉的脚步声。他忘记了刚才要跟卡陶雷谈什么事。他拄着手杖打算转过身来，但那只跛脚使不上劲儿，差一点儿像三年前那样扑倒在地上。记得三年前，他踩在一汪柠檬汁上，滑倒了。只听得水罐子在地上的滚动声、木屐和摇椅的噼里啪啦声，还有孩子的哭声。他跌倒的时候，只有孩子在场。
打那时起，他就跛了一只脚，整整疼了一个礼拜，我们还以为好不了啦。后来，他那条腿变得僵直，走起路来老得拖着。这一回，眼看他要摔倒，镇长连忙伸手把他扶住，他才算站稳了。我想：他之所以要这样违拗全镇居民的意愿，履行自己的诺言，关键就在这条废腿上。
从那时起，他大概就一直想着如何报答大夫的恩情。他说过，在走廊上跌倒时，他觉得仿佛有人从高塔上把他推了下来。当时马孔多只剩下两个医生，他们劝我们好好给他准备后事。我还记得，摔倒后的第五天，他裹在被单里，身体好像缩小了，瘦得和前一年去世的“小狗”一样。那一年，马孔多全镇居民捧着一簇簇鲜花，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排成悲痛的送葬队伍，把“小狗”护送到墓地。“小狗”躺在棺材里，还是威风凛凛的，可却掩不住被人遗弃的无可奈何的可怜相。后来，爸爸在卧室里辗转呻吟的时候，我在他脸上看到的也是这副神情。爸爸嘴里念叨着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说是“八五”战争的时候，一天夜里，一位军人来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营盘，帽子和靴子上镶着用虎皮、虎牙和虎爪做的装饰。人们问他：“你是谁？”这位陌生的军人没有回答。人们再问：“你从哪儿来？”他还是不言语。人们再问：“这次打仗，你站在哪一边？”这个谁也不认识的军人仍然一声不吭。传令兵抄起一根燃烧的木柴，凑到他跟前，上下打量了一会儿，才大惊失色地高声喊起来：“我的妈！是马尔伯勒公爵！”
爸爸满嘴胡言乱语，医生们吩咐给他洗个澡。我们给他洗了。到第二天，在他的腹部能够看出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医生们说，最好还是准备后事吧，说完就走了。
卧室里一片寂静。寂静中，只听到死神扑棱翅膀时发出的缓慢、隐秘的声音。人到弥留之际，卧室里这种隐隐可闻的声音使人感到有一股死人的腐臭气。安赫尔神父给他涂了圣油以后，又过了好几个小时。大家一动不动地盯着药石无效的病人的清癯面庞。过了一会儿，时钟敲响了。继母要给他喝一勺水。我们抬起他的脑袋，打算把牙掰开，好让继母把调羹放进去。就在这时，走廊上响起了慢悠悠的坚定的脚步声。继母把勺子停在空中，嘴里停止了祷告，转过身去看着门口。蓦地，她的脸色发青，整个人像瘫了一样，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是到了地狱里，我也能听出来这是谁的脚步声。”这时候，我们朝门口望去，只见大夫站在那儿，站在门槛处，两眼盯着我们。
我对女儿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我扭过脸去看了看停放棺材的地方。我在想：还在大夫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我就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受一个至高无上的意志支配的。无论是竭尽全力地抗争，还是像阿黛莱达那样除了祈祷什么也不干，我们都没法抗拒这个至高无上的旨意。
我朝棺材走过去。长工们无动于衷地坐在床上。我似乎从飘浮在死者上方的空气中呼吸到一种苦涩的东西，那就是把马孔多引向毁灭的听天由命的气氛。我想，镇长既然已经答应可以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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