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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枝败叶-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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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竣工的时候，有人在小房子的墙上抹上了一层泥，又在后墙上开了个门，通往寸草不生、乱石堆积的光秃秃的小院落。又过了一年，小房子修了修，能供两人住。屋里弥漫着一股生石灰味，但多年来，这间屋里还就数这股味儿好闻些，能教人舒服点。再往后，墙上刷了白灰，盖房子的人给后门安上门闩，在临街的大门上加了把锁。
这间屋一直没有主儿。谁也没查问过地皮是谁家的，砖木材料又归谁所有。第一位教区神父来到马孔多后，住在一户殷实人家里。后来他调到另外一个教区。就在那段日子里（有可能是在第一位教区神父离开之前），一位妇女怀抱着个婴儿住进了那间屋子。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搬进去的，也不知道她从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把门打开的。屋角放着一口黑油油的水缸，上面长满青苔，墙壁的钉子上挂着个罐子。墙壁上的白灰已经剥落了。院里的石灰地被雨水浇得结了一片硬疙瘩。那女人用树枝搭了个遮太阳用的凉棚，而由于没有棕榈叶、瓦或锌板苫顶，她就在凉棚旁边栽了棵葡萄，又在临街的大门上挂了一丛芦荟和一块面包，说是为了避邪。
一九〇三年，宣布新的教区神父要来的时候，那娘儿俩还住在这间屋子里。当时，全镇有一半人拥到大道上去，迎候新来的神父。乡村乐队正弹奏着一首充满感情的曲子，这时候，一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跑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说神父骑着骡子已经来到前面拐弯的地方了。乐师们立刻站好队，弹奏起一首进行曲。致欢迎辞的人登上了临时搭起的高台，专等神父露面，马上就向他表示敬意。过了一会儿，雄壮的乐曲戛然而止，演说者也从桌子上爬了下来，欢迎人群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个外乡人骑着一头骡子走过来。骡子的屁股上驮着一只马孔多人从未见过的大箱子。这个人目不斜视地一直朝镇上走去。在旅途中，神父固然也可以穿便衣，可是谁也不相信这个脚蹬军靴、青铜脸色的旅客会是一位身着便服的神父。
的确，他不是神父。就在同一时刻，从小镇另一边的小道上来了一位陌生的神父。他骨痩如柴，脸颊干瘪，傲气十足，骑着一头骡子，法袍提到膝盖上，举着一把褪色的破伞遮挡太阳。走到教堂附近，他向人打听教区神父的住处在哪里。他问的那位老兄大概完全不了解情况，回答说：“教堂后面的那间小屋就是，神父。”正好那个女人不在家，只有孩子在半掩的门后玩耍。神父下了坐骑，把一只鼓鼓囊囊的箱子搬到屋里，箱子没有锁，开裂着，只用一根皮带——不是箱子本身的那根皮带——扎住。他打量了一下这间房子，把骡子牵进来，拴在院子的杏树荫下，随后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张吊床。吊床的岁数和那把伞大概不相上下，磨损的程度也相差无几。他把吊床沿对角线挂在屋里的柱子上，然后脱掉靴子，打算睡一觉。那个孩子张大一双惊恐的圆眼睛一直盯着他，他根本没有理会。
女人回来时，看到神父突然光临，一定是大吃一惊。他的脸毫无表情，简直和牛脸不差分毫。那个女人大约是踮着脚尖溜进房间的。她把折叠床挪到门口，把她的衣服和孩子的破衣烂衫卷成一包，慌里慌张地走出房间，根本顾不上水缸和罐子了。一小时以后，欢迎人群从相反方向开进小镇。乐队打头，在一群逃学的小鬼簇拥下，演奏着一首雄壮的乐曲。他们来到小屋时，只有神父一个人在那儿，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法袍没有系扣，赤着一双脚。一定是有人把神父来到小屋的消息报告给大道上的欢迎人群了，不过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神父干吗跑到这间房子里来。也许他们以为神父和那个女人沾亲带故。那个女人急急忙忙地离开也准是误会了，她以为神父手里一定有使用这间房子的指令，或是房子归教会所有，又或者只是怕人家问起她为什么一不缴房租，二没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就在这间不属于她的房子里住了两年多。当时人们没有问这件事，过后也没有谁问起。教区神父不打算听什么欢迎辞，他把礼品撂在地上，态度冷淡地和在场的男男女女寒暄了几句。据他说，他整整一夜都没合眼了。
欢迎的人群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怪人，既然他这么冷淡，大家也就散了。人们注意到他那张脸像个牛脸，苍白的头发剃得光光的，而且他没有嘴唇，只有一个横开的口子，也不像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像是后来被人猛砍一刀才割开的。那天下午，大家都觉得他像什么人，天亮以前，终于搞清楚他是谁了。大家记得，当马孔多还是一个人们避难的荒村的时候，见着过他。那时候，他赤裸着身子，却穿着鞋，戴着帽子，手里常拿着弹弓和石子。上岁数的人想起来了，他在“八五”内战中作过战，十七岁就当了上校，为人坚忍不拔，脾气执拗，是个反政府派。只是后来在马孔多再没听说过他的事，直到今天，他才回来担任教区神父的职务。谁也记不得他的教名了。相反，大多数上年纪的人都记得，由于他任性、不服管教，他妈妈给他起了个诨名，也就是后来在战争中战友们都熟悉的那个名字。大家都管他叫“小狗”，直到他去世，马孔多的人们一直这样叫他：
“小狗，小狗崽子。”
因此，在“小狗”来到马孔多的同一天，几乎同一时辰，大夫也来到我们家。他是从大道上来的。当时没有人料到他会来。他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而神父呢，是从小道来的，可镇上的人都跑到大道上去迎候他了。
欢迎仪式一完，我就回到家里。我们刚刚围着桌子坐下来——比平常稍微晚一点儿——梅梅走了过来，对我说：“上校，上校，办公室里有个外乡人要见您。”我说：“那请他过来吧。”梅梅说：“他在办公室里，说急着要见您。”阿黛莱达正在给伊莎贝尔（那时她还不到五岁）喂汤，她丢下孩子，过去招呼客人。不大一会儿，她回来了，显得忧心忡忡。
“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哪。”她说。
我瞧着她从灯后面走过来。接着，她又给伊莎贝尔喂汤去了。“你应该把他请进来。”我一边吃饭一边说。她说：“我是打算请他进来。我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踱圈子。我说，‘下午好。’可他却闷声不响地看着架子上那个跳舞娃娃。我刚要再说一声‘下午好’，他就给跳舞娃娃上了弦，放在了写字台上，开始看她跳舞。我又对他说了一遍‘下午好’，不知道是不是音乐声太大了，他还是没听见。我站在那张写字台的对面，而他也靠着写字台，正瞅着那只跳得起劲的娃娃呢。”阿黛莱达继续给伊莎贝尔喂汤。我说：“他大概是对那个玩意儿有兴趣吧。”她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后来一看见那个娃娃，就把她拿下来，似乎他早就知道那是干什么使的，而且知道怎么摆弄。我第一次对他说‘下午好’的时候，他正在上发条，音乐还没响。他把娃娃搁在写字台上，瞪着眼睛瞧，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看起来，他对舞蹈没有什么兴趣，倒是对那套机械装置满起劲儿的。”
我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客人来，谁也不预先打个招呼，熟人把牲口往马厩里一拴，大大咧咧地走进来，都挺随便，他们知道我们家的餐桌上历来都给客人留着空位子。我对阿黛莱达说：“大概是给我捎口信的吧，要不就是带东西来的。”她说：“不管怎么说，反正他的举动怪里怪气的。他瞅着娃娃，一直看到弦松了。那时候，我站在写字台跟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心里明白，只要音乐还在响，他是不会搭理我的。后来，娃娃和平时弦走完了一样蹦了一下，他还是站在那儿，身体前倾向写字台，好奇地看着。之后，他看了看我，我这才明白原来他知道我在办公室里。不过，他一心想知道娃娃究竟能跳多久，没工夫搭理我。这一回，我不想再对他说‘下午好’了。他朝我看的时候，我只是笑了笑。我看见他的眼睛很大，一对黄眼珠子上下打量着人。我冲他一笑，而他还是绷着脸，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说，‘上校呢？我找的是上校。’他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好像是闭着嘴讲话，简直像个口技演员。”
阿黛莱达继续给伊莎贝尔喂汤。我也还吃我的，心想不过是个捎口信的，可真没料到今天结束的这出戏，那天下午就开场了。
阿黛莱达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起先，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哦，我明白了，这个外乡人给她留下的印象非比寻常，她巴不得我马上去接待一下这位不速之客。不过，我还是吃我的。而她还是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话。
她说：“后来，他说他想见见上校，我就对他说，‘劳您驾，请到饭厅来吧！’他手里拿着娃娃，伸了个懒腰，抬起头来，黑着脸，我觉得他像个当兵的。他穿着高筒皮靴和一件普通的布衣服，衬衫的纽扣一直扣到脖子底下。他不回答，只在那儿发怔，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手里攥着玩具，似乎是等我走出办公室后好再上发条。意识到他是个军人，我猛然间想起他像一个人来。”
我说：“出什么事了吗？”我从灯上面望过去。她没有看我，还在给伊莎贝尔喂汤。她说：
“我刚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那儿踱圈子，我看不见他的脸。后来他站在屋子的尽头，脑袋抬得高高的，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我这才看出他像个军人。我说，‘您想私下里见见上校，对不对？’他点了点头。我差点儿就要对他说他像一个人了，或者说，他就是那个人，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吃我的，不过眼睛一直从灯上面瞧着她。她停下来不喂伊莎贝尔了，又说：
“我敢说一定不是捎信的。我敢说他不是像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我敢说他是个军人。他留着一撇稀稀拉拉的小黑胡子，脸色焦黄，穿着一双高筒靴子。我敢说他不是像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
她啰里啰唆，翻来覆去地就是这几句话。屋里燥热，也许是因为热，我发起脾气来。“唉，他到底像谁？”她说：“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我看不清他的脸，可是后来……”这套车轱辘话把我惹火了，我说：“好啦，吃完饭我就去看他。”她又给伊莎贝尔喂汤，嘴里说：“起先，我看不清他的脸，因为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后来，我跟他说，‘劳您驾，到饭厅里来吧。’他背靠着墙，一句话也不说，手里攥着娃娃。这时候，我猛然想起他像一个人来，就连忙跑过来告诉你。他的眼睛大大的，看人的样子挺放肆。我转身出来的时候，觉得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腿哪。”
她突然不说话了。饭厅里只听见调羹叮叮当当的声音。我吃完饭，把餐巾压在了盘子底下。
这时候，我听见办公室里传来跳舞娃娃欢快的音乐声。
4
我们家的厨房里有一把破旧的雕花木椅子，座上的木板已经没有了。外祖父常把鞋子架在椅子上，放在灶火边烤。
昨天这个时候，托维亚斯、亚伯拉罕、希尔贝托和我出了学校，到树林子里去玩。我们带着一把弹弓和一顶大帽子准备逮鸟，还有一把崭新的剃头刀。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想起了那把丢在厨房角落里的破椅子，以前它接待过不少客人，而现在，每天深夜，都有个鬼魂戴着帽子，坐在椅子上，观赏着灶膛里熄灭的灰烬。
托维亚斯和希尔贝托朝着黑压压的树林深处走去。上午一直在下雨，鞋子在泥泞的草地上一个劲儿地打滑。他们两人中不知谁吹着口哨，重浊的口哨声在林荫道上回荡，仿佛有人在木桶里唱歌。亚伯拉罕和我跟在后面。他拿着弹弓和石块，随时准备打鸟，我拿着那把打开的剃头刀子。
忽然间，一缕阳光冲破密密层层的树叶，透进树林，像只欢蹦乱跳的小鸟，在草地上抖动着翅膀。“看见了吗？”亚伯拉罕说。我朝前面张望了一下，只见希尔贝托和托维亚斯已经走到树林的尽头。“不是鸟，”我说，“是太阳冲进来了。”
他们走到河边，脱下衣服，在晚霞映红的水面上啪啪地一阵猛踩。河水似乎弄不湿他们的皮肤。亚伯拉罕说：“今天下午一只鸟也没有。”我说：“一下雨，鸟就瞧不见了。”我当时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亚伯拉罕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傻乎乎的，发出的声音就像从洗礼池里往外冒水。他脱光衣服说：“我带着刀子钻到水里去，回头给你带回一帽子鱼来。”
亚伯拉罕光着身子站在我面前，张开手跟我要刀子。我没有马上回答他。我紧紧攥住那把明晃晃的锋利钢刀，心里想：不能把刀给他。我对他说：“不给你。昨天我才拿到，我得玩一个下午。”亚伯拉罕还是张着手，我对他说：
“连窗户也没有！”
亚伯拉罕听懂了，只有他明白我的话。他说：“好吧。”空气稠糊糊的，泛着一股酸味。他朝水里走去，说：“你脱衣服吧，我们在青石上等你。”说完就潜入水底，接着又钻出水面，浑身亮闪闪的像一条大银鱼，水一沾到他的身体马上就淌了下去。
我留在岸边，躺在温暖的泥地上，又把剃刀打开。我不再朝亚伯拉罕那边瞅了，而是抬起头望着另一边，望着树顶上方。黄昏发怒了，天空活像着了火的马厩，万马奔腾，气势雄伟。
“快点！”亚伯拉罕在对岸说。托维亚斯坐在青石边吹着口哨。我想：“今天不洗了，明天再说。”
回家的路上，亚伯拉罕躲到一片带刺的灌木丛后面。我正要跟上他，他说：“别过来，我忙着哪。”我只好待在外面，坐在路边的枯叶上。一只燕子凌空飞过，在蓝天上划出一条弧线。我说：
“今天下午只有一只燕子。”
亚伯拉罕没有立即回答我。他躲在灌木丛后面一声不吭，好像没听见我说话，又像在读什么东西。他屏息凝神，憋足了力气，过了好一会儿才舒了口气。他说：
“嚯！好几只燕子。”
我说：“今天下午只有一只燕子。”亚伯拉罕还是躲在树丛后面，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他屏息凝神，可是并非静止不动，像鸭子凫水似的，上头平静，底下可拼命扑腾。又过了一会儿，他说：
“一只？啊啊，是啊。当然了，当然了。”
我没有搭腔。他开始在树丛后面活动起来。我坐在树叶上，只听见从他那边传来脚踩枯叶的沙沙声。之后，又没有响动了，似乎他离开了那里。最后，他长长地舒了口气，问我：
“你刚才说什么？”
我重复了一遍：“我说今天下午只有一只燕子。”正说着，只见湛蓝湛蓝的天空中，一只燕子斜着翅膀在兜圈子。我说：“飞高了。”
亚伯拉罕立刻说：
“哦，是啊，当然了。就是因为这个。”
他从灌木丛后面走出来，一边走一边系上裤扣。他抬起头朝上看了看，燕子还在兜圈子。他眼望着天空对我说：
“刚才你说燕子什么来着？”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不少时间。回到镇上的时候，家家都亮起了灯。我跑进家门，在走廊上碰见了那两个瞎眼的胖女人，她们是圣赫罗尼莫家的孪生姐妹。据妈妈说，早在我出生之前，每逢礼拜二她们就到我们家来给外祖父唱小曲儿听。
整整一夜我都在想，今天放了学我们还到河边去玩。不过不跟希尔贝托和托维亚斯一块儿去。我想和亚伯拉罕单独去，我就爱看他像条银鱼似的在水里钻上钻下，肚皮闪着亮光。整整一夜我都在想，我们一起顺着暗幽幽的青绿色隧道往回走的时候，我可以蹭蹭他的大腿。每蹭一下，就觉得似乎有人轻轻地咬了我一口，弄得我直发毛。
要是那个和外祖父在隔壁房间谈话的人能快点回来，那么四点钟以前我们大概也可以回到家了。那时，我一定和亚伯拉罕一块儿到河边去玩。
他留下来，住在我们家，就住在走廊上临街的那间屋里。我看这样比较合适。像他这种性子的人，在镇上的小旅店是没法住下去的。他在门上贴了一张广告（直到几年前刷房子的时候，广告还在门上贴着，那是他亲手用铅笔写的草体字）。过了一个礼拜，登门求医的人纷至沓来，我们只好给那间屋置办了几把新椅子。
他把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来的信交给我以后，我们在办公室里谈了好长时间。阿黛莱达以为他是位高级军官，这次来一定是有重要的公事。于是她像过节一样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我们谈起布恩迪亚上校、他那位弱不禁风的小姐和呆头呆脑的大儿子。谈了几句，我就发现来人对总军需官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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