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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边的贵族-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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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蒋孝勇很得意地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八个字小友柏自然完全不懂，就一脸迷茫地问父亲：“什么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蒋孝勇之乎者也地解释了半天，友柏还是没听出个所以然。可能因为友柏对古文缺乏理解能力，没搞清楚这句话与“仰德大道”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友柏就是打破沙锅问到底地穷追不舍，这时蒋孝勇有点不耐烦了，在沉思几秒钟之后，对他敷衍了事地说：“就是这样，别再问了。”
这件事件让蒋友柏印象深刻。所以他日后吸取教训，不能跟自己孩子敷衍，否则他们会记一辈子。不知道就直接说不知道，否则真的会打击小孩子的好奇心。现在蒋友柏自己做父亲后，对孩子们所提出的问题从来不敢敷衍了事。
当然蒋孝勇教育成功的案例居多，像关于“一江街”的来历就是经典。
蒋友柏和父亲有一天经过南京东路，他看到与南京东路交口有一条小马路，路标上写的是“一江街”。蒋友柏对这个奇怪的路名很有兴趣，便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叫做一江街？哪一条江？长江吗？”
这么一问，马上把蒋孝勇的兴致给问了出来。他声情并茂地给友柏讲了一段有关“一江山之役”。这段精采的故事让蒋友柏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个爱国的将军在明知必将阵亡的情况下，还是从台湾出发到浙东临海“一江山”这个小岛，带领几千名部队对对面解放军作战。他在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狂涛中，全无国民党在大陆兵败的怯战之态，打出一场悲壮而惨烈的恶战，直至最后全军覆没。而他也在最后一刻拒绝投降，引爆手榴弹宁死不屈。虽然他所带领的部队全军覆没，但是解放军为了攻占“一江山”这个小岛也伤亡惨重，这在当时是较为罕见的情况。
这个将军叫做王生明，是国民党军中一名鼎鼎有名的悍将。台湾当局为了纪念他，所以把台北市的一条街取名叫“一江街”。
这段故事说的是1955年，撤退台湾的国民党仍在大陆沿海进行游击战。一江山是大陈列岛中一座，解放军当时采取先攻大陈岛而不是金门岛的战术。从这次战役之后，国民党虽然丧失了浙东沿海岛屿前哨，金门、马祖成了台湾的前沿阵地，但大陆对台湾的打击力度却明显变弱，台湾的安全得以保证。所以蒋孝勇才说，这都是那位将军为台湾牺牲的功劳。
“一江街”的故事，在蒋友柏小小的心里刻下深深的印痕，变成一辈子无法忘怀的烙印。让年幼的他深深地以为所有的“国军”与国民党人都如这位王生明将军这样“忠党爱国”。之后在小小的他面前，只要谈到“国军”，只要谈到中国国民党，他就有一股热血沸腾的感觉。
除了这种即兴教育，蒋友柏幼年时经常遇到父亲脑筋急转弯的考题。比如他们全家喜欢出去爬山，有次去隐谭玩，好不容易爬完上千层阶梯时，蒋孝勇突然问友柏他们，一共爬了多少阶梯，答对了的大大有奖。
当大家一脸茫然时，蒋孝勇却告诉大家一个准确的数字。在大家满脸惊诧的神色下，蒋孝勇意味深长地说：“虽然只是踏一小步，但是每一步都要放在心上，每一步都要好好走，这样才可以走得更远。”
这样的家教方法是蒋孝勇从祖父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孝勇小时候跟随蒋介石去金门，有一次蒋介石带他走完一段台阶，也问出同样的问题。当蒋介石看小孙子答不上来时，于是语重心长地说：“要留意小节，你才能看到大处。”
这段教诲让蒋孝勇终身铭记，他把蒋家的家教很好地继承下来。所以，诸如此类问题总不断地出现在他们家庭游戏中，比如一路上路过几个红绿灯啦？天空刚飞过几只小鸟啦？路边刚有几位行人啦？有时不一定有准确的答案，但谁的答案更合理，就会有奖品可以拿。
蒋孝勇这样教育友柏他们兄弟，是想培养孩子们随时随地的观察能力，也强化他们对环境的随机应变能力。
上学的日子
从蒋友柏两三岁时起，方智怡就开始未雨绸缪，四处给他物色学校。方智怡的母亲就是幼稚园老师，因为出身教育之家，所以她对孩子教育有自己的一套理念，而且一直兴趣浓厚。等友柏和友常上小学，方智怡还着手创办自己的怡兴幼稚园。
方智怡觉得小孩子在6岁前就像一张白纸，因此选择好的学校尤其重要。蒋友柏的堂哥堂姐都是很小就送到美国读书，她不想这么早就让孩子出去，成为生活无法自理的小留学生。
方智怡跑遍了自家附近的几所学校，每到一个学校总要亲自和老师谈谈。她发现这些老师大都会认为，只要把孩子交给他们，一定会把孩子训练成某方面的通才。而一般学校一个班级孩子总要有五六十人，吵吵闹闹得像一群小麻雀，这样的学校环境让她不太满意。因为大班级、大学校，学生人数超过校长、老师人力所及，形成的教育问题甚多。所以她需要寻找一个班级少、人数少的小型实验学校。
一直到蒋友柏5岁时，方智怡经过数年考察，终于选择了阳明山脚下明德路200号的奎山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始人熊慧英是王夫人。王乃蒋经国的得力干将和宠臣，从江西赣南时代就死心塌地地追随蒋家。由于这层家庭渊源关系，把小友柏放在这里，会让全家比较放心。最重要的是方智怡比较认同这所学校的教学理念。
奎山学校创建于1951年，是一综合性的从幼儿园起，经小学而至中学的小班制小型实验学校。熊慧英当时因洞察大班级养鸭人家式的恶质教育环境是造成学生问题、青少年犯罪的渊薮，为此开创小班级、少班数的小型学校做教育研究实验。虽在创校的过程中历尽艰难，熊慧英却仍秉持理想坚持到底，终于选定了阳明山下的校地筹办奎山学校。
奎山学校不是一所教会学校，却以基督教教育为根基来进行学生品格的培养，但又没有通过教育来达成传道。这所学校目标是藉《圣经》教训之熏陶，使学生有良好品格、牺牲精神和基督化人格，以服务社会。协助基督徒学生加深对基督的信仰，同时也协助非基督徒学生培育崇高的精神价值和生活理想，尊重信仰自由而绝不勉强任何学生信教。
让蒋友柏上奎山学校，不仅是因为方智怡觉得这个学校有宗教氛围，更主要的是她觉得这个学校的教育理念先进。这所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总人数加起来不超过300人，十二个年级平均每个年级不到60人。奎山学校实行的是当时罕见的小班教学，老师对学生个人情况和家庭背景了如指掌，可以随时知道孩子的学习状态。
蒋友柏的幼稚园、小学生涯和初中一年级都是在这所奎山学校度过。这里环境优雅，教育理念先进，基本是贵族化的办学模式，能进入这所学校的学生家世都不一般。但任何一个学生和蒋友柏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是出自响当当的蒋家。
每天蒋友柏上学放学都会有专车接送，每次进入校门都会由七海官邸警卫组派遣两个保镖随扈。如果他在教室上课，保镖就把守在教室门口。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保镖尾巴似的跟在后面。有时上课忘了带课本，还可以叫保镖回家拿。
蒋友柏在学校里，处处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比如小学时经常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这让小友柏感到无比的自豪。而每次老师一提到“先总统”蒋介石或国父孙中山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让小友柏真的感觉姓蒋是件无限荣耀的事情。
最让他感到骄傲的是，每次他回答历史问题，老师是不能打错的，因为对别人来说那是历史，对他来说只是家事，当然谁也没有他知道得清楚，因为从小家里都当成故事来讲，耳朵都磨成老茧的他是熟得不能再熟了。所以，只有他的回答版本才是正确的，他的历史课从来都是最高分。
虽然友柏每次考试都是最高分，但他并不喜欢读书和做作业，因为这个没少挨爸爸的打。蒋孝勇经常不厌其烦地教诲儿子，字要写得端正，作业要按时完成。友柏没达到这个要求，就得享受“家法”伺候。
蒋友柏虽然从初中开始即留学国外，但他的国语水平毫不逊色。这是由于他在奎山学校打下比较好的基础，这所学校比较重视国文教育，古文和诗词都是每年必不可少的课程。例如他小时候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我从4岁开始读《三字经》，我觉得它们都可以运用在生活里，例如《三字经》中的‘兄则友，弟则恭’，就是教我和弟弟如何相处。”
小学老师熊锦霞回忆道：“他一二年级时非常害羞，胆子很小，下课时都不太敢到操场上玩。到了三四年级胆子开始越来越大，变得比较顽皮。尤其到了五六年级到初一，几乎成为全班的开心果，尤其会逗老师开心。每次学校演出，他最喜欢演的是猪八戒。那个年代的小朋友都喜欢演孙悟空这样的角色，让谁演八戒都会抗拒，只有蒋友柏喜欢戴上猪鼻子演八戒。”
当然，因为蒋友柏的家庭背景，出入时时有保镖护送，所以少了很多人身自由。想想看也是挺别扭的事，到哪里都有人跟着，让他很难和同学交朋友，少了不少同学之间友情的温暖和嬉戏的快乐。同学都知道他的家世，没有人不怕他的。
像蒋友柏的堂姐蒋友梅读书时，同班同学都有不敢高攀之感，令她深感孤独寂寞。蒋友梅为了博得同学们对她的好感，常常故意将自己带去的百元大钞“丢”在地上，然后自己捡起来大声问：“是谁丢了钱？”大家面面相觑。因为当时新台币最大面额的钞票就是100元一张，自然很少有小学生上学身怀此等“巨款”的。蒋友梅说：“没有人丢，那就做班费！”因为蒋友梅所在学校的校规规定，学生在班里捡了钱，如果没有人认领，就充为班费。
然而，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心理是截然不同的，虽然蒋友柏有时偶尔会感觉有种没有朋友的孤独，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优越感，他在学校里像个小霸王一样。整个童年的记忆，让他感觉姓蒋真的很“拽”。
“地下总统”的赤子之心
蒋友柏父亲蒋孝勇性格谨慎细腻，和玩世不恭*冲动的大哥孝文大不相同，与莽撞倔强好勇斗狠的二哥孝武也相去甚远。他说话做事如履薄冰，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是子女中个性上最像蒋经国的一个。蒋经国的日记曾经这样写道：“孝文糊涂、孝武荒唐、孝勇可爱！”对几个儿子的欣赏程度高小立判。
蒋孝勇从小就知道父亲的心思，总是能帮父亲先想一步。他最懂得讨好父母欢心，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做得无懈可击。比如每次母亲蒋方良过生日，孝勇都会把父亲蒋经国要送的礼物准备好，放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礼物都是事先想好的最合适的东西，连包装纸都精心挑选过。他打理蒋经国身边的事情无微不至，小至穿衣吃饭大到党政大事，都可谓体之入微。
后来蒋经国的很多家务事都是由小儿子来打理，特别是到了晚年，每次出门都要带着小儿子。因为蒋经国身体不好，光有身边侍卫人员还不见得好用，许多事情还得亲人做才放心。
蒋经国政务实在愈来愈繁忙，他主导着台湾的政治命运和经济命脉，但冗杂的政务让其身体日渐虚耗，并且遗传性糖尿病越来越严重。虽有专职医生负责诊治，但长期下来渐难控制。所以，蒋经国开始打算把一部分权力让给儿子，让他帮忙去分忧解劳。
蒋经国在三个儿子当中权衡再三，已卧病在床的孝文不用说，孝武个性上比较倔强好胜，若赋予重任可能因急躁而办坏事，所以他只有选择小儿子孝勇。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对小儿子蒋孝勇的倚仗愈来愈深，甚至将与一些高官的联系工作交给他。蒋孝勇确实谨慎可靠，能将事情办得十分妥当。
从前蒋孝勇认为自己不该从政为官，一直想另辟蹊径走一条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路，最后还是被父亲选择作为代言人。但国民党政权饱受“美丽岛事件”“江南命案”冲击，“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有人选下任总统”，这辈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但是蒋孝勇不得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顶着巨大的压力帮父亲办事。
在蒋经国最后几年时光里，每个星期除了星期三和星期六外，蒋孝勇都会带着友柏他们到七海官邸，陪蒋经国夫妇午餐。而每个星期二及星期五晚上，是蒋孝勇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这时他都会在官邸陪蒋经国聊天。他们父子间什么事情都谈，地方问题、党的问题等。
每天周旋于政务大事，无疑是日理万机般操劳。不过蒋孝勇不管再怎么累，甚至一度靠服安眠药来入睡，只要旁人在耳边轻声说父亲来电话，他就立即清醒地一跃而起。对于父亲和政事，他是全身心的投入。他自己对父亲这么孝顺，常常对儿子蒋友柏感慨地说：“身教比言传重要，今天爸爸所能做的，是尽量用身教教你们，让你们来体会。”
蒋孝勇成了蒋经国暮年最为倚重的肱骨，宋楚瑜和王家骅也是左膀右臂。对于三个人的角色定位，蒋孝勇说：“父亲对王家骅是事务性的交代，如今天要做哪些事情、明天又有哪些事情等等；跟宋楚瑜谈的大部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怎么去解决；跟我则说的是还没有发生的或者正在酝酿的事，这些事情的背景以及对策。”
蒋孝勇时常能传达最高意旨，几乎是蒋经国和国府党政军大员之间的“传话人”，成为这一时期官场人人敬畏的人物。正由于他可以随时“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人借着各种机会逢迎巴结，以讨蒋孝勇的欢心。
生性低调的蒋孝勇很少在外抛头露面，被台湾坊间称为“蒋家唯一隐于神秘帘幕后的人物”。他可以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地下总统”就是别人为他取的绰号。
这位外界看来如此神秘的人物，在家里却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最爱在家里表演厨艺。这时的蒋孝勇位高权重，经常在外宴饮应酬，吃过各种美食佳肴。他总不忘记细心地记下来，回家尝试做给老婆孩子吃。蒋孝勇对做菜颇有天分，任何美味可口的菜色，只要他吃过一次，就能够模仿菜式的色香味，照葫芦画瓢般，做出一模一样的菜来。
年轻时蒋孝勇上过军校，有一定的射击基础，所以他业余时间喜欢打靶。每次他有射击活动都喜欢带着友柏参加，让儿子感受下严格的军事训练。他希望友柏从小能练习打靶，这样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可以训练瞄准力、注意力和稳定性。
蒋孝勇教育孩子无疑是很有一套，很多东西让蒋友柏终身受益。蒋孝勇常常告诉蒋友柏，一定要谨记两件事。一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及祖上的余荫、余德；一是别人喜欢荣华富贵，是别人的事，自己不要去牵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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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蒋经国逝世
蒋经国晚年疾病缠身，在“荣总”的病历可以堆至腰高。他集党政军百务于一身，事必躬亲的个性让他十分疲惫。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其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却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改革。
1986年初，身体日渐衰老的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马英九回忆说自己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凛然地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令宣布解除，台湾人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岛内*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宣布*进步党成立。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的名单，蒋经国却置之不理。
1987年这年的“*”，蒋经国坐着轮椅参加典礼并致词。他的讲话只有106个字，但已经吃力得坚持不住。蒋经国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外界的纷扰并没有停止打扰他。
首先当数老兵请愿事件，源自蒋经国的开放大陆探亲政策。事件发生于1987年11月10日，近千名老兵以无钱回大陆探亲为由，集结在行政院门口示威，要求当局每月增发补助费并一次性补助数万元的大陆探亲费用。当时俞国华没有答应此要求，也没有进行有效疏导。为了避免冲突，他要求行政院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从后门进出。
重病中的蒋经国得悉此事，当晚即将俞国华召来斥责，并派宋楚瑜到老兵中进行安抚。蒋经国在第二天深夜得知老兵们部分要求得到满足已散去，他才上床休息，这时距离他离世还有6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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