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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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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自将修完的唐书献给朝廷得到嘉奖,已经做到副枢密使。他对于安石的进退,自然很关心,知道他除了困难,怕也还有难言之隐。找到安石一问,安石谢过之后,果然回道:“大人,朝廷所以突破常规提拔我,总是认为我有过人之处,想要我有所作为,是不是?”
欧阳修说:“那是自然。要不,怎么会三番五次要擢用你呢?我知道你肯定有想法,说说吧。”
安石道:“大人,您比我更清楚。当今天下,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因循守旧;最重要的当务之急,莫过于改革,革除因循之弊。朝廷不次用人,首先得有特殊才干,能够革除积弊。这样才会深孚众望,才能一扫积弊。您是知道我的,无才无德一个人,治身、居官,没一样有过人之处。虽然也知道好学,学的东西却没一件能够得到实施!提拔我这样的人,除了增加笑料,贻误国事,还能有别的结果吗?除了辞免,我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说到最后,安石已经慷慨激昂,不能自已了。
安石一向很沉稳,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慷慨激昂,欧阳修自然有些吃惊。可他毕竟是了解安石的,就是安石上过《万言书》之后的郁闷他也略有所知,何况,官场的历练也比安石更为通透,略一迟疑之后,也就莞然一笑了,安慰安石道:“介甫,你说的我都理解。什么都不能急,只能慢慢来。因循既已成弊,这因循之力就不是短时间所能改变的了。不然,它又何至于成弊呢?还有一条,你有没有想过?不在位置上,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用武之地!有了位置,就有了机会。一旦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大刀阔斧,有所作为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安石愣了半晌,才说道:“大人,您说的固然有理,可僭越同列,贪冒宠荣,总是不妥当。将来如果朝廷循序用人,轮到我,我再当仁不让吧。这次,还是要辞的。”
欧阳修笑道:“这次不比上次,朝廷也没有退路了。还是走着瞧吧,实在不给退路,你只能权变了。”
安石又连着上了四本辞折,朝廷到底不准,他也只好勉强了。朝廷这次真是有备而来,一到他上任,跟着就将他转升了知制诰。朝廷原有这个惯例,辞又纯粹是走形式,安石也就不再饶舌,当他的知制诰了。
安石的问题解决了,本来已经没事的司马光,却又骑虎难下了。
安石是嘉祐六年夏天做的知制诰,司马光还在做他的修起居注、知谏院。来年春天,朝廷也要升司马光与吕公著做知制诰了。不过,他们不能像安石那样直迁,必须先到中书考试,合格后才能升用。考试的程序其实很简单:最主要的,不过根据虚拟的题目,试着替皇上拟几道敕令、诰命而已。司马光喜滋滋地去试了。很快就传来消息:考试合格,朝廷不仅要任他为知制诰,还准备要他兼侍讲——专给皇上讲书。他更高兴了。可很快又传来消息:人家吕公著根本就没去中书考试,更甭说当什么知制诰了!而且,朝廷已准了他的辞折,升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了。君实一听,当时冷汗就下来了!这个吕公著,也不打声招呼!这不是有意要我难堪吗?他也没想想,自己又什么时候想着要和他去通气?
吕公著不去考试,原是事出有因。
安石当群牧判官的时候,欧阳修不是曾举荐过几个官员吗?除了安石,还有包拯、吕公著等等,他们后来都陆续升了官。安石回京当上度支判官不久,原来的天章阁侍讲病了,朝廷下令要吕公著升任。吕公著借口身体不好,改荐司马光与安石代替他。朝廷没理这个茬,还是由他做了天章阁侍讲。才几年,自己还在天章阁与皇上消磨时光呢,安石早跑到他前面去了。他就是淡泊,不计较也就得了。可现在是要他追着安石的脚后跟跑;而且,为了得到这追脚后跟的权力,还要先通过考试取得资格!这已经不光是升官任职,而是对人格尊严的一种侮辱了!不要说自己堂堂宰相之子,就是平人之后,也不能这样去捧臭脚啊!这试要是能考,天下也就没什么事不能做了!
司马光哪里能想到这些,他也顾不上去想,当务之急,是找一个解羞办法,洗刷自己名利熏心的臭名声。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只有上书辞免。他先从自己当初之所以坚辞起居注说起。那不是因为自己不能记录皇上的言论行动,怕的就是顺序升迁知制诰,写不来文章叫天下笑话。为什么又应命而试呢?原是怕辞不掉,又招人闲话。直到知道吕公著辞免,升任待制,自己才悔恨不迭了。只要能辞免,也就顾不得一时的难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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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三回(5)
这次是有进无退,他只能一辞到底。上到第九章的时候,好歹才算如愿以偿了:朝廷让他做了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赐的是三品官服。那敕命,还是安石写的:
扬雄曰:“周之士也贵,秦之士也贱;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盖言先王以礼让为国,士之有为有守,得伸其志,而在上不敢以势加焉。朕率是道,以君多士。以尔具官某,文学行义有称于时,故明试以言,使司告命,而乃固执辞让,至于###。改序厥职,以伸尔志。是亦高选,往其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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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1)
知制诰仍故我依然
言职事多老生常谈
一是因为忙这忙那,二来也有个职责所限的问题,自打上了《万言书》,安石就再没有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了,到做了知制诰,终于又有了一次机会。
契丹与大宋,不是经常有使节互相来往吗?每次使者到了对方边境,主人一方都要派人迎接,回去时再送出边境。这负责接送的,就叫做接送使者。安石做知制诰不久,就做了一回伴送使者,一直将契丹使者送到雄州白沟边境上。一路所见所闻,无限感慨,自然又要想到变法图强。伴使回来,仁宗要在垂拱殿召见他。这是自己生平第一次上殿单独面见皇上,能不抓住机会吗?他将《万言书》的主要思想缩成一个劄子,揣在了怀里。仁宗的召见,只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垂询多少东西。几句话之后,他就献了劄子下殿了。可他心里仍觉着满足:毕竟亲手将劄子递给皇上了!《万言书》即使没读,这几百字的短短劄子,皇上总是要读的!
又是一个泥牛入海。
安石的心情,更为痛切郁闷了。
不能就这样算了!他又给仁宗皇帝上了一本,话题自然也更沉重了。奏折一开头,他就猛敲警钟:长久执政的皇帝,只要没有心忧天下的至诚恻怛之心,即使睿智英武,没有暴政酷刑,也一样会弄得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唐明皇李隆基等三个人,就是现成的例子:他们都算得上是明智有功之主,都在位几十年,天下似乎也都没有什么事情;又全都一样忘乎所以,以为天下真的歌舞升平,江山真的金汤永固,一味因循苟且,得过且过。好梦还没做完呢,天下已经大乱,宗庙毁辱,膏血涂野,连自己的性命也差点儿搭进去了!总以为不至如此,却偏偏或然沦到这个地步,最是触目惊心!
为什么没有至诚恻怛的忧虑之心,就会弄到这种地步呢?这是因为,天下是至大之器,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而没有了至诚恻怛的忧虑之心,就不能询考贤才,讲究法度。一个社会,不用贤才,不修法度,只知道苟且时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时间长了,能不出乱子吗?以古论今,皇上谦恭节俭,聪明睿智,仁民爱物,长久享国在位,也正是到了以晋、梁、唐这三个皇帝为鉴,至诚恻怛心忧天下的关键时刻。
这可不是虚言枉论,那危险是实实在在的。且看朝廷职位,不能说得了贤才;政事施为呢,不能说已合法度。放眼内外,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渐浅薄,财力日益穷困。这是何等的危险!而陛下高居深宫,却没有一点讲究考校、以求变革的意思!一想到这个,怎能不叫人心急如焚,扼腕浩叹!
从来因循苟且,犹豫无为,只能侥幸一时,决不能旷日持久。以古准今,天下安危治乱,仍然大有可为。只要充分认识问题严重,从现在起就有所作为,大明法度,广揽贤才,前途仍旧无限光明。有为,莫甚于今天。过了今天,则连懊悔都怕来不及了!
安石说的三个皇帝,司马炎在位二十七年,死后不久宗室就造反,有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萧衍执政四十八年,还在台上就有了侯景之乱,子孙争位,梁朝很快就完了;李隆基当了四十六年皇帝,弄了个安史之乱,躲到四川,连个宠幸的妃子杨玉环都没保住,生生被兵将们在马嵬坡勒死了,大唐朝也从此盛极而衰。史实确凿,血肉横飞,惊心动魄。整篇奏折,理更清楚,话更痛切,可照旧石沉大海,连个水泡儿也没溅起!
怎么会一点儿反响也没有呢?安石指陈时弊的话,什么朝廷没得贤才,政事不合法度,官乱于上,等等,不是说得相当刺激吗?刺激不假,可都是泛指,朝廷大佬犯不着对号入座,找他理论。要是这种泛泛而论的话他们都要认真计较,他们那位子就一天也坐不住了。这既犯不着理论,因循了几十年的大政方针,更不是一招一式所能触动的了!安石的上书要不再次石沉大海,还能怎样呢?
下面一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宋承唐制,皇帝的诏令文书等都是由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执掌的。翰林学士专管免罪的赦书、降恩的德音、分封皇亲等的册文、发布大事(诸如大政方针、大赏罚、大除授等)的制书与制诰等;中书舍人,则一般只管朝廷百官的封拜事宜。前者称为“内制”,后者称为“外制”。不是翰林学士的知制诰,通常就是中书舍人。安石还不是翰林学士,自然只能主管有关百官封拜的文字。虽不过是皇上的高级文秘,但身为近臣,也有顾问参谋的权利与义务,至少不完全是个文字机器。朝廷的旨意清楚不清楚,正确不正确,知制诰至少可以问一问,抑或略作改动;实在荒谬,还可以封还词头,拒绝草诏。这种不成文的习惯权利与义务,实际上是预设的一道防线,虽然极其脆弱,至少可以多少起一点制约校正作用。朝廷与任官者本人,往往都心照不宣,各自守护着各自的疆域,既不剥夺,也不僭越,都遵守规则,这游戏才能正常进行哪!
可有一天,中书突然传来一个诏令,说是从今往后,中书舍人只能奉命行事,照章转录,再不准申请改动任何文字。几个中书舍人一接到敕命,当时就炸锅了。因为激愤,说什么的都有,可临到要上书较劲,谁都不伸头了。中书现在是韩琦为首相,也只有他才有胆识魄力,敢破坏习惯,另搞一套。要较劲,就是直接与他对着干。这,不仔细掂量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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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2)
安石没有说话,却直接上书皇上。
第一本不行,又上了一本。
话也直截了当,决不转弯抹角:这是执政大臣要为自己为所欲为大开方便之门。否则,决不会这样立法。
对于朝廷的充耳不闻,安石也动了真脾气,一条一条认真清算起来。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皇上以为朝廷的敕命正确,不必改;二是,知道不对,但条例为执政大臣所建,不好改;第三,皇上未置可否,执政大臣坚持己见,不肯改。这三条,无论哪一条都不能成立。考察历代与本朝典籍,从来没有治世政治,像这样闭塞近臣言路,害怕他们发言的!知道不对,仅仅因为事出执政大臣就不改,是泯灭义理是非,一味顺从大臣。皇上没有意见,而听任执政大臣为所欲为,是人主失权,政出私门。不是全无道理,大家又何至于一再喋喋不休呢!
顺着这条思路,安石渐渐又推广开去,公开说出他一向挥之不去的隐忧。近几年来,皇上将天下大事全都交给七八个大臣,举国上下也都以为从此可以积弊尽除,臻于大治,事实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一帮大臣,有强有弱。弱者,只知道持禄保位,讨好谏官、御史,做梦也不敢得罪他们,为陛下守法办事;强者则又太强,完全颠倒过来。他们挟圣旨造法令,不管义理是非,为所欲为,天下就没他们不敢干的事情,而谏官、御史看到他们,则像老鼠见猫,连大气也不敢透,哪里还敢说三道四!对这两种人,皇上都是不管不问,放手让他们各行其道。照这样下去,时间一长,不出乱子反倒怪了。从来致乱,并不都因为君臣大奸大恶。只要没有至诚恻怛的求治之心,不能审择利害,早辨是非,不改小过,不为小善,喜谀拒谏,最后都会积小错而成大恶,失尽民心,酿成大乱。酿乱于不知不觉之中,这才是最可怕的。
话说到这里,已经没有退路。安石最后提出两种选择:要么收回成命,仍旧维持游戏规则,保留中书舍人的那么一点可怜的权力;否则,自己谤讪朝政,罪责难逃,应当严加贬斥。究竟如何,专等朝廷定夺。
安石既然一扫帚扫倒了所有的中枢大臣,连曾公亮、欧阳修他们也在劫难逃,中枢震动,是不是保留中书舍人的些许权力,已经不重要了。
两个首席大臣富弼、韩琦,首当其冲。而且,只要稍微了解一点朝政的人,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安石所谓弱者,指的正是富弼;而那强者,即是韩琦。
当年庞籍,不就曾指责富弼除了做好好先生以市私恩,别的什么都不做吗?有个汪辅之参加制科考试,被御史攻了一下,什么也没捞着,更直截了当,写信骂他身为宰相,只知道奉行台谏的风旨,天下还能有什么指望!可既是弱者,不愿多事,即使胸里不痛快,大半也就忍了,不过苦苦一笑而已。富弼心里多了一种认识,第一次知道王安石还有这么金刚怒目的一面,认起真来,丝毫不留情面,自然也是一种收获。
韩琦就不一样了。他一向是个敢作敢当的人,没做之前,早就准备有人骂他了。只是,这话由自己一向颇为看好的王介甫说出来,他多少有些吃惊,不由得又想起第一次看见介甫的直觉印象,更觉着一种逼人的压抑。但很快就摇头一笑,从压抑中摆脱出来了:“说得容易!软又嫌弱,硬又嫌强?到你上了台,再做着看吧!”
曾公亮也是看好安石的人之一,他是个温厚长者。骂到自己头上虽然叫他难堪,却心悦诚服。“不能不承认人家介甫骂得对!光靠我们,要想大治,移风易俗,真是不行哪!”他对欧阳修说。
欧阳修比他更激烈:“不错。不是介甫,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骂到点子上,能有这样的气魄胆识一脚踏倒所有的中枢大臣!要真正刷新政治,怕也只有介甫了!”
曾巩前两年不是已经中了进士吗?做过一任外官之后,已回到京城在史馆任职,与安石朝夕相处。他更多的则是担心,埋怨介甫说:“你这事做得太孟浪!是非且不论,目下几个中枢大臣对你我可都有知遇之恩,怎么能不管不顾,指着鼻子骂他们呢!你就一点不怕得罪他们?”
安石没说话,只大睁双眼望着子固。
子固被他望得莫名其妙:“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
安石反问道:“你我做事从来只问是非曲直,什么时候变成先不论是非了?说到先后,难道不该先公后私,先国家后人情?你说说,我的话究竟哪儿不对?”
子固的脸尽管有些发红,但他们两人之间是不计形迹的,仍然辩道:“我没说你话不对,只是担心你过于直白,得罪人!”
安石轻松一笑:“这你不用担心。我说的是为国为民的大实话,他们会理解的,不会怪罪。要是有人真不理解,怪罪我,他大体就是居心不正。要真居心不正,你我迟早总要开罪他的,倒不必争这早晚。”
根本不怕疙瘩,想没想到疙瘩就一点也不重要了。既是这么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子固只好摇头干笑了:“介甫,我真服了你了!”
司马光一向是忠于职守的,卖什么吆喝什么。早先做礼官,总要上书谈礼;到知了谏院,是个名副其实的言官,如何能不找些事情说道说道呢?
言谏官虽然什么都能说,但也不能没有选择乱说一气!说什么好呢?这可是个问题。
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3)
细想起来,事情不外大远小近两端。大的远的,汪洋辽阔,却难切合实际,想着朝夕得利是不成的,透着迂;小的近的,得利是快,却又无关大局,琐细烦屑,总不能尽拿这样的鸡毛蒜皮来麻烦圣上,那叫烦琐!两者各有利弊,又完全对立。到底怎么好呢?
可怜君实,日思夜想,食不安,睡不眠,前后整整折腾了半个多月,总算定下心来:与其提些鸡毛蒜皮让圣上心烦,不如说些大而迂阔的事情叫皇上畅想:哪怕想通小小一点,也会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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