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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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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回（3）
既有旨同议军国大事，中书、枢密院的官员们只能上夷简家里办公了。丞相的宅邸竟成了政事堂、都堂，当然不会没人说话。
这回说话的，是那个写《四贤一不肖》诗的蔡襄。他这时可是正儿八经的谏官，有权说话。原来，仁宗不知怎么突然明白过来，一改谏官由大臣举荐的旧习，谁也不打招呼，亲自擢用王素、余靖、欧阳修做了谏官。蔡襄得到消息，当即写诗祝贺，希望他们直言报国。这三个人将贺诗一上奏，仁宗特高兴，立马也提拔蔡襄做了谏官。蔡襄除了将内忧外患也都归罪于吕夷简之外，还特别指责吕夷简驱正用邪，将国恩归于自己，怨尤归于他人，败坏了天下的风气。以致当今天下，人人以逐利为知能，远势为愚钝，廉耻之节尽废，奔竞之行成俗——驱逐四贤，就是铁证之一。
上书之外，他又找机会与皇上专门谈了彻底罢免相国的事情。话说得自然特直白：“皇上，微臣的奏折陛下看了吗？”
“你还有话要说？”
“国事隳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吕丞相出入中书二十年，实在难逃其咎，罪不可赦！他不能为陛下兴利除害，只能苟且坏事，再明显不过了，连三岁小孩儿都看得清清楚楚。如今病老颓衰，还贪恋权势不放，要两府到家中议事，实在是太昏聩不智了。”
“他一再辞过，是朕让两府去他那儿议事的。前两天他还请求两府只派一两个人去议事，说是人多了不敢当。”
“人多人少，把持朝政是一样的。”
“依你之见，要怎么样？”
“陛下，恕臣斗胆直言。要一新当今国事，只有彻底摆脱丞相才有希望。”
“这么严重？”
“是。丞相无益于国已是事实，而只要他仍然把持朝政，两府大臣就难以专任，更不要说刷新朝政了。陛下，不弃旧难以图新，彻底弃旧才能完全图新。机会稍纵即逝，您不能再错过机会了！”
“唔！”仁宗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潮，这是他情绪激动的特有表情。是蔡襄的话勾起了他飞白《无逸》的初衷，还是他真正彻悟了问题的实质，不大好说。倒是最后一句话，勾起了他的一点回忆，着实让他心潮难平。
他确实错过了一次机会。还在亲政之初，特置的端明殿学士宋绶，不就上书请他抓住独揽权柄、一切可以从头来过的机遇，惩违革弊，弃旧图变吗？他根本没在意，只急不可耐地变动了人事，再有就是废后之类了，以后日复一日，终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机会真是稍纵即逝，错过不得的！
“陛下，人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吕丞相一直在权力中心，有些恋栈该是难免的。陛下真爱护他，就该成全他的晚节，让他完全放权，尽早致仕。”
这也是一说。
但仁宗还有顾虑：“二十年的老臣了，稳当哪！说是同议军国大事，就是要他掌掌舵呵。一般事情，他已经不能过问了。”
“陛下还是害怕朝中无人。其实，当今天下可大用的人还是有的，陛下不用罢了！”
“谁？”
“范仲淹、韩琦。他们治边有方，历任普遍，德才兼备。”
皇上点点头。自夏竦调走，陕西分为四路，他们俩各为一路招讨使，这几年措置边防，稳定局势，功效确实比较明显。“朕已经叫陈舜封带着诏书，去陕西宣谕他们了。朕特意要舜封告诉他们，朕已吩咐中书记录在案，一旦西边稍趋宁静，就要调他们回朝。”
皇上说的确实是实话。还有两点他没说：一是，他已交代韩琦推荐继任人选；二是，他特意交代陈舜封，要他告诉范、韩二人，说要他们回朝重用，完全是皇上自己的主意，并没有任何人举荐。皇上玩一点儿讨好臣下的小把戏，倒也屡见不鲜，至于过去的种种纠葛，多半也早忽略不计了。
吕夷简知道消息，自己上书请罢参与军国大事，皇上好歹恩准，让他以太尉的身份致仕了。
接下来的任免，却一波三折。
朝廷打算，原陕西方面的三个人都要用：夏竦升为枢密使，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这倒也顺理成章：范、韩二人原本就是夏竦的副手；而且，在这之前，他也早做过枢密副使，乃至参知政事了。
余靖与蔡襄，率先上书反对夏竦。说他要对陕西战事失利负责；说他奸险狡诈，连吕夷简也畏他三分，临去的时候推荐他，正是为了释怨买安；连西夏人只出三千钱买他人头的事，也作为理由列出来了。跟着，又有一些人交章弹劾。结果还真阻住了，改派他为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判并州。枢密使，则由原枢密副使杜衍升任了。
反对范仲淹、韩琦的人，则是另一种战法。不说他们不该用，只说陕西边事未宁，少这两人不得。他们自己也说边事尚需措置，元昊虽有议和之举，但狼子野心不可轻信，一再婉拒任命。到朝廷折中，不收回成命，只要他们一人留守陕西，一人来京公干，反对者又提出，从来没有枢密副使带衔外任的。此门一开，将来武官们援此为例，就祸莫大焉了！
理由冠冕堂皇，弯儿却拐了几个，是借力发力，不动声色。范仲淹、韩琦既已婉拒来京，枢密衔又不能带出外任，这不是根本断了他们加官的路吗？再者，范、韩二人现职一样，功过相当，也断不能升调一个，让另一个原地不动，只有同时加官，才可以一调一留。既然外任不能带枢密衔，留、调之想也只好作罢。这种借力发力的招数，真是用到出神入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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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回（4）
不过，从来都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反对派的意见，也早在支持者的视线之内。
富弼能做晏殊的女婿原是范仲淹介绍的，他一向也跟着范仲淹、韩琦走，自己又辞了副枢密的任命，说话腰杆儿直得起来。他反复论过两人一定要并用之后，就直捣目标了：“皇上圣明，一切都瞒不过皇上的眼睛。您看看先朝，紧急的时候两府大臣带衔外任，事情完了再回朝任职，多了去了，也没听说哪个武将要援此为例，要挟朝廷。所谓枢密衔不带外任，纯粹是胡说八道。说这种话的，原是居心叵测。说白了，就是要阻止朝廷任贤用能。皇上一定要摒弃邪说，坚持公论，不让小人的阴谋得逞！”
余靖则说：“范、韩来不来，不外三种意见：都来，都不来，一来一留。以边事需要，让他们都不来，是阻抑贤才。他们从一角到朝廷主持全国军政，只会对边防更有利，也更能震慑敌人。最好两个都来。若一定只来一个，还是以范仲淹为好。无论资历，还是才谋人望，他到底要比韩琦高一些。”
反对、支持似乎势均力敌，就看皇上的裁处了。但皇上已经早就说过，用他们是自己的独见，并非他人举荐，关键要看西方边事是否宁静。
西夏的事，原已有了一些转机。
西夏虽屡战屡胜，攻城略地，毕竟也有伤亡，又只有弹丸之地，无论人力、物力，补充都很困难，要彻底战胜大宋，几乎绝不可能。尤其是经济难以自立，需要寄生于大宋，得靠边境和市，与大宋互通有无，才能生存。战事一开，和市中断，大宋损失不大，他们却没了茶叶、丝绸、米麦等生活必需品，那艰难就不是一句两句话所能说清的了。
张元、吴昊身在其中，早已看清问题所在，再不那么发狠狂妄了。他们从契丹那儿，也看到了出路。
张元对元昊说：“皇上，最近外面有些传闻不大好听，您该听说了吧？”
“不就那些个顺口溜吗，说现在大不如从前？没有工夫听他们胡说八道！”元昊好像很不以为然。
“古人说：‘民心无常。’也不能不防呵！”
“丞相有什么想法？”
“其实，孙子早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之策。不打仗，也能达到目的。”
“你指什么？”
“皇上看契丹，一纸文书就白得了二十万金帛，何必一定要打仗？”
“也是。只是我们屡战屡胜，怎么求和呢？”
“契丹与南朝已经和好，可以帮这个忙。”
大宋其实也早不想打仗了。连范仲淹都曾上书请求与西夏媾和，哪怕年年给一些金银布帛，不过一州赋税，比这没完没了的战争也节省多了。给契丹二十万金帛，不是也有一条要他们说服西夏停战求和吗？他们拿了钱，一直没办事。到送钱的时候，大宋有人又想起了这档子事，要责成契丹履行诺言。这次，契丹似乎也乐意做个顺水人情，很快就修书请西夏罢战了。
那书也不是白写的，契丹有自己的考虑。刘六符说：“西夏民怨沸腾，也很难再打了。大辽一时也吃不了它，还是留着做咱们的一翼好。这个顺水人情，咱们乐得做。”
信还没有送发，西夏请求斡旋的使臣也到了。
但这和，也不那么好议。
西夏是屡胜之师，不得已而勉强罢战，除了要金要银的条件，那身份自然也矮不下来。
大宋最要的是脸面，钱帛都是小事。
照张元的意思，可以暂时权宜，先图个实惠再说，将来究竟怎样，到将来再见机行事。元昊此时心高气傲，到底低不下身份。结果，书是修了，使臣也派了，但只称男，不称臣，还在称呼上玩了个别出心裁的花样，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
父亲都称了，不是很恭敬吗？问题在于“兀卒”二字。它虽相当于单于、可汗的意思，在西夏语里还作“吾祖”讲。全译过来，就是“男邦泥定国吾祖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这还成话吗？
这一点小小的花样，大宋还是有人识得破的，和议自然只能搁浅。但既开了和谈，局势毕竟还是和缓了。仁宗到底下了决心，维持原命，将范仲淹、韩琦两个都调回了京里。范、韩两人虽五次上书谢绝新职，到底君命难违，还是打马回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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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一回（1）
情动于中直讲狂歌
狠发于外谏官着力
仁宗刚刚有点儿动作，石介就激情喷涌，不能自已了。
石介，名介，字守道。别人的名、字，或许只是个代号，认不得真的，可他不，他既有学究气，又有狂狷气，似乎真是耿介如石，守道如砥，绝不玩虚的。他从来都以学者自居，讲究表里如一。他说的学者，可不是只知道注疏作文、雕章琢句的三家村学究。在他眼里，所谓学者，是学为仁义也，仁，是急于利物；义，是果于有为。他以此力行，也以此教人，而且充满自信。他干脆就认为自己是当今的孟轲，比孟轲还要勇猛十倍。别人还有在野、在朝的区别；穷困、通达，也还有兼营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不同。他不。在他看来，时，没有不可为的；为，也没有不能到达极致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在其位，可以行其言。用了我的话，功利就施于天下了，何必一定要亲自在位推行实施，才算有为？如果连话也不用我的，还归罪于我，叫我吃尽苦头，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为什么？它也是对于自己学说的一种逆向张扬呵！
既是这样一个捣不破、煮不烂的铜豆子，顺逆都有理由处之泰然，气壮山河，事事都只率意直行，不管不顾，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也就毫不奇怪了。先前，仁宗宠爱尚美人、杨美人，他写信刺得仁宗跳天；眼下他在国子监任直讲，目睹仁宗有些改革图新的意思，又按捺不住，要一吐为快了。
这回写的是四言颂诗：《庆历圣德诗》。
开宗明义，说是：皇帝龙兴，徐出闱闼。晨坐太极，昼开阊阖。躬揽英才，手锄奸孽。跟着，就借用皇帝的口吻，将丞相章得象、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院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及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一一大加褒奖。最后收束，又将皇上退奸进贤的圣德，拢共歌颂了一遍。
仁宗不过刚刚摆开了一点儿架势，章得象、晏殊、贾昌朝、杜衍都是朝中老人，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则刚到新位置，一切都尚未开始，石介的颂诗，也写得太早点儿。而且，锋芒也太露了。
颂诗传到他的老师孙复那儿，孙复一读完就气急败坏，仰天叹道：“什么‘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有这样写诗的吗？守道、守道，我怕你从此不得安宁了！”
范仲淹也特恼火，对韩琦骂道：“这鬼东西要干什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不过，暂时什么事都还没有。
那一面，欧阳修他们则真正在不遗余力地廓清战场，扩大战果。
已经罢去的吕夷简，还可能卷土重来，或死灰复燃，首先得将他敲死。
吕夷简授太尉致仕的时候，还有特别礼遇——朔、望及大朝会参朝，准他与中书、门下官员一起排班，还赐官给他的子弟。欧阳修上书皇上，请求罢免。理由自然也很充分：二十多年来，吕夷简隳毁纲纪，坏乱天下，享尽了荣华富贵，现在一拍屁股走了，将一个烂摊子丢给陛下。这样十恶不赦的人，早该严惩。皇上宽厚仁慈，优待保全，已是天高地厚的恩德了。是他有负于皇上，不是皇上有无负于他，根本无需再加恩！至于他的子弟，沾老子的光，早已恩典至极。如今边庭多事，在外面辛劳王事的有功之臣，都不能得到额外升赏，再让这些大奸大恶之家的愚呆子弟非分得赏，也太不公平了，请一定罢去无端恩典！
请罢旧恩之外，就是堵死他的干政之路了。
夷简既已致仕，就没有正常渠道说话了。他想了一个新招，不是经常有太医一类人给他看病送药吗，他有奏章，就通过御药局悄悄递上去。
这事也没逃过欧阳修的眼睛，他立马去找皇上：“陛下，听说已经致仕的吕丞相，常常通过御药局呈密折上来，有这事儿吗？”
皇上只问：“你听说什么了？”
“陛下，吕丞相当国二十多年，将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现在更神昏智耗，哪里还能再干预国家大事！他自己也早该闭门休养，不问世事。即便真有什么想法，原该光明正大地去政事堂、都堂和大臣们说，这么悄悄地递密折，是要惑乱圣听，绝不是什么好事儿！还有一层也不能不防。丞相自己风瘫昏聩，早不能握笔了。有折子，也一定是别人代劳的。他的子弟都呆傻不肖，难免有人作假，这就非同小可了！圣上固然圣明，不会上当，但外人不知道内情，光知道吕夷简还在干预国政，难免人心浮动。陛下，古人常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您可要坚定不移呵！请陛下从此杜绝密折，再不让一个已经致仕的无功之臣惑乱圣听。”
这话面面俱到，不管怎样，皇上心里也得过一遍。夷简既已致仕，声势体能也没了还手之力，差不多只能逆来顺受了。
旧邪既已敲定，该防着新邪了。
干旱的时候，有个翰林学士、礼部郎中、知制诰苏绅，向皇上奏了一本，说：“《洪范》五事，说：‘言之不从，是谓不NB836。厥咎僭，厥罚常。’又说：‘刑赏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旸。’说的就是号令不专于上，权威下移于臣子，任他们哗众取宠，僭越陵上，必将导致阴阳失调，阴衰阳亢。久旱不雨，正是老天爷的一种惩罚警示。陛下不从为政的弊病上找根源，光祈祷，恐怕不成！”矛头所向，主要就是几个新任的谏官。他们什么都指责，苏绅一干人早已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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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一回（2）
苏绅这样的人，当然不能放过。
也是天遂人愿，不久，苏绅竟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他推荐太常博士马端做监察御史。
这马端是有隐私的。而这隐私，恰好又落在欧阳修手里。
铜器可以铸铜钱、兵器，朝廷严令禁止民间收藏铜器。马端的老妈有个大铜佛，说什么也不愿交出来。马端怕受严惩，跑去告了官，官家来人没收了铜佛，又将他老妈拖去打了一顿板子。欧阳修将始末说完，就上纲上线道：“陛下，这做儿子的不能以礼防闲，坑他娘老子犯法；犯了法之后又不能容忍隐瞒，倒跑去首告，叫他亲娘老子吃板子。这样的人实在不齿于人类，连做个普通官员都不配，还能做言官，纠正朝中不法无礼的事吗？就是普天下没有一个好人，也不能用这种人！何况，正人君子还多得很呢！马端的事，人人都知道。苏绅什么人都不荐，偏偏举荐这种人，不是同流合污，明目张胆地欺君罔上吗？这样的事都敢干，什么事不敢干！请皇上收回成命，苏绅这样的人也不宜留在皇上身边，应当调他出去。”
皇上的亲娘惨遭不幸，他一辈子心里都有个大疙瘩，特重孝道，果然动了怒，马端官没升成，苏绅也放了外任。其实，这里有个忠孝两难的暗结。只是仁宗盛怒之下，想不到许多罢了。
范仲淹前面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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