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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第1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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谔乘他们惊魂未定，第二天又派兵奔袭。正好刮起一场大风，尘土飞扬，这些惊弓之鸟误以为大宋来了千军万马，不战自惊。钟谔领着人马乘胜冲击，西夏人望风披靡，溃不成军。到河东兵到，两路夹攻，没费什么力气又占领了银州。前后大小数仗，仗仗都有斩获，大获全胜。钟谔了解横山情况，知道哪儿有西夏的粮仓，因粮御敌，破费也比寻常打仗小得多了。
一占领啰兀城，钟谔就下令筑城了。反正是沙土地，用夹板筑起来特方便。不到一个月，新城就筑好了。钟谔留下五千人马防守啰兀，银州方面则报请韩绛会同河东另派守兵，自己先回到绥德筹划下一步行动。永乐川、赏逋岭、抚宁堡寨等寨子也修起来了，抚宁堡专留了三千将士守卫。河东那边的城寨，自有韩绛指令河东方面的人去修。
沙土地板筑虽然方便，却不过一围土墙，要固守，可就难了。孤城远耸，更难安全。还有一条是水源短缺，城里没有什么井泉。一旦敌人四下围合，城里断水，必将不战而溃。钟谔攻城，西夏之所以不战而退，就与这个大有关系。这一层，钟谔倒也不是没想到。他所倚仗的，是各城寨相距不远，可以互相救应；背后与左右两翼，更有鄜、府、延、绥德、保安等州军支援缓急，该是万无一失。他没想到的是，兵情水火，自己所指望的那些力量，果真靠得住吗？
安石担心的事，到底发生了。
西夏人聚兵十万，不攻啰兀城，单挑抚宁。抚宁介于绥德与啰兀城之间，与两地各距四十里左右。攻击抚宁，自然要冒被绥德、啰兀城两处夹攻的风险。但抚宁地平城小，易于攻击，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可以将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而一旦取胜，啰兀城孤悬境外，大宋就会不攻自弃。占了啰兀城，遮断银州，它自然也会唾手可得。这实在是个既大胆、又明智的选择。两三千人守卫的小小一座堡寨，怎么经得起十万大军的轮番攻击？钟谔在绥州得到消息，立即安排就近军队与啰兀城合击解围。队伍尚未发动，抚宁堡已经失陷了。抚宁堡一丢，啰兀成了孤城，西夏当即移兵相向。钟谔要应付抚宁之敌，难以分身。坐镇延州的韩绛得到消息，一时也慌了手脚。西夏点集人马，探子已经报告他了，但他们并不知道西夏人目标何在。韩绛也以为他们或者会西向挑衅，牵制东线，不敢正面相争，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竟独挑中线，陷了抚宁！韩绛赶紧飞符河东、庆州，让他们火速发兵援救、策应。可大宋的救兵，是那么容易调的吗？
河东救兵，最近的应当由神堂寨经荒堆、葭芦河一线，直趋啰兀城。可他们害怕西夏伏兵，硬是南下绕道永和关，然后再沿路北上。救兵如救火。永和关远在绥德之南，就是勉强绕到，啰兀城怕也早失守了。这样救兵，顶多也就塞责而已。不过，较之庆州，它还算好的：虽然慢，却不及于乱。因为催发救兵策应过急，加上原先有些矛盾没有解决，庆州的士兵竟造起反来了！两千多人放火烧了北城，大肆抢掠一番之后才斩关而出。幸亏守将王广渊，就是先前在河北发放青苗钱的那个王广渊，软硬兼施，好不容易才将暴乱平息了。庆州一乱，仗还能再打吗？皇上一道命令，干脆叫韩绛放弃啰兀城、银州。韩绛虽然上章反对，到底君命难违，还是遵令撤军了。几千守军带着辎重，且战且退，死伤还能少吗？银州方面尚未接敌，弃城退入河东倒是没有太大损失。
仗打到这个份上，自然少不了要清算一番。皇上忧心忡忡，与两府大臣商议，究竟该怎么有个了结。
早就等着这一天的文彦博，终于说话了：“陛下，叫老臣看来，陕西事好了。倒是国事，深堪忧虑，陛下不能不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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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五回（3）
“什么国事？”皇上问。
“陕西不过是个例子罢了。朝廷举措，一定要合乎人心，以安静持重为先。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广泛征求意见，兼收并蓄，不能偏听偏信。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宵衣旰食，古今少有。可至今收效不大，而且人心浮动，难得安宁。为什么？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因为变法更张。祖宗一向的法制，哪里会都不合适，一定都得变个样子来？不过有些地方废坠不举罢了，重新拾起来，让它落在实处，也就行了！本来无枉可矫，现在不但矫了，且又矫而过正，能不乱吗？”文彦博的话，说得稍微有点儿紧张、急促。也难怪，这话可是憋了很有一段时间了！
自打怂恿张靖攻击薛向，他就准备进攻了。可是发而不中，反倒欠了安石一个人情！此后，朝廷越搞越乱，他自然越发要说话。可眼见说话的一个个或贬或调，皇上与安石好像变成了一个人，他也就韬光养晦，蓄势待发了。他是枢密，不直接过问政事，正好也给了他一个装聋作哑的机会。对于朝廷撩起的种种纷争，他始终一言不发，仿佛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非但如此，富弼阻格新法，抗令不行，他还发过火，说大臣有不同意见可以上书直言，不该公然抗法不行，俨然又是个新法维护者了。要是朝廷与他相安无事，他或许终身都会做个“隐君子”，将他对于新法的态度带进棺材里去吧？但既是变革，怎么可能一点儿也不触动他呢？为了更好地进行吏治改革，由安石建议，皇上同意，扩大了审官院的权限，将它一分为二，变成东西两院：东院主管行政官员的任免，西院主管军队系统官员的任免，东西两院由中书统一管理。军事官员的任免，原是枢密院的特权，这么一改，枢密院可不就成了空壳了吗？身为枢密使，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还就是他，久经朝政，没有立即发作，仍然静静地等着机会。陕西兵败，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他能不抓住不放吗？既憋了那么久、那么深，徒然一下说出来，要不紧张、急促，可不是难吗？！
奇怪的倒是皇上！竟一点也不震惊，好像早就料到他终究会有这么一天似的，只冷冷地驳道：“三代圣王之法，都还有积久生弊的呢！国家承平百年，法制怎么能不小有更张？”
安石淡然一笑：“这也是万不得已。朝廷明知有害于民，怎么能装傻不变？为民求变，有什么不可以？倒是什么都颓堕因循，一如西晋，那才真正要万劫不复！”
吴充也在场，眼见文彦博下不了台，赶紧打圆场：“朝廷变革，都是为黎民百姓着想，原是不错的。只是有些州县官吏，不能体会皇上的圣德，难免操之过急，骚扰百姓，也要注意。虽是救弊，也要慢慢来。”
“用交子太不方便了。”文彦博似乎也在找台阶，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交子也就是纸币——一种最原始的纸币，起于唐代的飞钱。用它代替金属货币，除了携带方便，也还有经济方面的目的。用它交换实际金属货币的差价，即是利头所在。通过不等价兑现，掌握交子发行权的朝廷可以大赚一笔。比如，开出一千铜钱的交子，原是顶一千铜钱用的，兑换时假如只能得到八百实钱，那二百就被经营交子的人侵占了。既不是正式纸币，最后还得兑成流通的实际金属货币，交换折算，当然难免另外一种不便。陕西的交子，原是专为解决军费不足才使用的。
“用交子，实在是不得已。假如一向法制健全，财用充足，又何至于用它！既没有办法，只好暂且用着再说了。”皇上解释说。
“郊县既要淤田，又要行免役，搞保甲，老百姓疲于奔命，劳累极了！”一直没有说话的冯京，见皇上今儿似乎很有耐心，也发话了。淤田就是放河水漫田，退水之后留下淤泥以便肥田。《农田水利法》，鼓励农民因地制宜，积极淤田。
“朕派人下去察访过，淤田对百姓没有任何妨害。朕也看过他们带回来的淤田麦苗，那根上的土细极了，像面一样。朕拈了点儿放在舌头上，甜丝丝的。庙里的和尚也说，一向田里种不了庄稼，打去年淤过之后才长了麦子。淤田怎么不好呢？说到免役，郊县的老百姓也都欢喜。出了钱，再不用服役，让人家呼来唤去，弄不好还要挨打挨骂，所以情愿哪！”皇上不厌其烦地说。
“保甲五家一保，倒也没什么。可眼下却要五百家为一大保，怎么能不搅扰百姓？”文彦博又说起了保甲。
“老百姓知道什么是非曲折，不过关心实际利害罢了。有害就怨，见利则喜。就是五百人为一大保，于老百姓怎么就有害了，要搅扰他们？”皇上很不以为然。
“交子的事，诚如陛下所说，实在是不得已才搞的。”安石要给文彦博留点余地，有意岔开话题，“但陛下也宜慎重考虑：财政不足，又没有得力的人才，边境上的事，暂时最好还是以静重为主。边事静重了，夷狄不能为患，咱们可以全力修持内政。内政修成，财政充足，广有人才，做什么都会无往而不成！”
“无论怎么说，祖宗法制俱在，不该更张以失人心！”安石是真要从陕西事情吸取教训的，很快又将话题引到这上面来了。可文彦博另有看法，且已经亮过相了，这种当口，不能不说话！安石话音一落，他又顶上了。
“更张法制，对士大夫确实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至于老百姓，他们有什么不便？”皇上冷冷地问。
大宋遗事 第九十五回（4）
“可皇上是与士大夫一起治天下，不是与老百姓一起治天下！”文彦博也丝毫不让。
“爱卿说得对。可士大夫也不尽相同！并不是每个士大夫都说不该变法，也有许多士大夫支持变法！”神宗望着安石笑道。
“如果旧法制都是好的，现在就该财用充足，兵强马壮了？可事实并不尽然，总该是旧法出了问题？”安石提出了反证。
“法再好，也得要人去执行。”文彦博换了一个逻辑。
“是呵。既要人推行，就该举贤任能，纠正罢免那些偷懒渎职、不执行法令的人。真要这样，岂不人人都很开心？可事实呢？一个赵子几，在府界办事相当能干，不论维护治安，纠劾不法，都卓有成效。可就有人偏说他是刻薄小人，不该奖用。像这样上下煽惑，苟且惰怠，不愿奉行法令的事，也非止一端。照这样下去，谁肯推行法制呢？”安石说。
他居然能接过文彦博的话茬，反戈一击，且一点不露声色！皇上不由得悄悄地笑了。
安石却只点到就止，转而说道：“赵子几在郊县修保甲，光陈留一县，没有报告的盗劫事情就有十二起！陈留方圆不过几十里，一两万户人家，不报官的盗劫就这么多，老百姓被骚扰有多严重，不说也知道！保甲就是要维护老百姓的正当权益，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怎么反倒说它骚扰百姓？这真叫人搞不懂了！谁也不愿多事。要说更张，总是万不得已。而且，总是看着对老百姓有利，才做；要是有害，怎么着咱们也不去做。还有一层，有些事虽然有利，但目下条件还不成熟，也照样不宜做。像###西夏、契丹开拓国土，目下就要慎重，最好不做。《中庸》说：‘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天下的事情都要先确定下来，已经定下来的就要坚持，不能因为有人议论就动摇改变！”伐夏不利，让安石更清醒地看到了大宋的力量，他深以为忧。刚说两句，又转到了这个话题。而最后说的，则话里有话，所想也就更远了！
“那是自然！没有准头，怎么办事？”皇上似乎很能了解安石的隐忧，很爽快地答应说。
人家的话没错，皇上与安石真像一个人！文彦博悄悄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冯京见文大人自动熄了火，也不吭声了。
论辩虽不占上风，但对于陕西诸人的处理，他们却远远走在前头：不仅钟谔罪在不赦，韩绛也想一棍子打死。可韩绛却有另外的算法：兵出西夏，抚宁堡与啰兀城、银州虽得而复失，但西夏人只在抚宁得手，败多胜少，顶多也就是个平手。他请朝廷爱惜前线将士的勇气斗志，给他们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不要轻易处罚。要处理，则请处罚自己，自己原该承担全部责任。
安石也为韩绛辩护：“陛下自接位任用韩绛，从来没以军事智略看好他；这次，也是他主动请缨，为国分忧。他有闪失，该是情理之中的事。臣听说，士兵们在前线缺吃少穿，有的甚至只能披件纸甲上阵。要靠他们取胜，也真不容易。当然，钟谔勇而无谋，韩绛确实有失察之过。”
“他们闹了这么大娄子，不处罚怕也不行。”皇上说。
“处罚是要处罚，只该适可而止。”安石说。
权衡的结果：韩绛以本官贬为邓州知州；钟谔降为汝州团练副使，以后又一贬再贬。给韩绛的贬词，说是：听用匪人，违戾初诏。统制亡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深入荒域。卒伍骇扰，横罹转场之伤；丁壮驰驱，重疲赍饷之役。边书旁午，朝听震惊。连皇上也下了罪己诏，说是：朕德不明，听任失当。外勤师旅，内耗黎元。秦晋之郊，重罹困扰。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其推恻隐之恩，以昭悔过之意。皇上如此，安石身为主事丞相，自然也要自责，请求免职。责任既不在他，皇上安慰一番，也就了事了。
文彦博一伙既然只能扳倒韩绛、钟谔，而扳不倒安石，便转而全力攻击王韶了。王韶原是安石最看好的边将，不砍断他的这一只胳膊，他们说什么也不甘心。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县人，也是进士出身，做过一任新安县主簿，一任建昌军司理参军。有人推荐他参加制科考试，他就离职赴京了。可命运不济，愣是试而不中。这一不中，却叫他幡然悔悟：官场如此因循守旧，照这样论资排辈，随水流年，什么时候有个尽头？就是有幸升官晋爵，不死不活，尸位素餐，究竟又有什么意思？大丈夫在世，应当轰轰烈烈，真正做一番事业，才不枉虚走一遭！一声长叹之后，他干脆辞官不做，一头扎进了西北。他一向关心边事，早已简册在心：四夷的关键，不过契丹、西夏；而上上策，则是暂和契丹，先取西夏。收夏，又当先收河、湟吐蕃，断其右臂。右臂一断，西夏腹背受敌，也就可以不战而胜了。计划虽有，毕竟纸上谈兵，要去那儿实地考察论证一番，才能提出最切实可行的方略。
当时西北，大宋不过也就拥有秦州、渭州一带而已。大片的汉唐故地，所谓河西、陇上等，虽说仍是番汉杂居，却主要为吐蕃所占。吐蕃各部落中，尤以唃厮啰势力最大，几乎占领了河、湟一带黄河两岸的所有土地。唃厮啰是译音。“唃”是佛，“厮啰”是儿子，连起来，就是佛的儿子。崇尚佛教的吐蕃，尊崇一个人为佛的儿子，就如汉人称皇上为天子，其尊隆自不待言。唃厮啰接受大宋的分封，西夏与大宋对立，大体也是站在大宋一边的。不过，他始终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完全归顺大宋。既非归顺，他在时已不免望风使舵，因势而动；到他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董毡、瞎毡、磨毡角等走上舞台，更变化无常了。这三个人虽为兄弟，却同天不同地，只有瞎毡与磨毡角是一母所生，董毡另有生母。因为政治背景不同，三兄弟各占一方。董毡继承了唃厮啰的封号，最强，独自占领了西夏以南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瞎毡先死了，他的儿子木征，接替他统治着河州一线。王韶经过大量实地考察之后，终于给朝廷上了《平戎三策》，提出了系统的战略设想：河、湟原是汉唐故土，地可以耕，民可以使。西夏可取，先复河、湟。收复河、湟，就斩断了西夏的右臂。要复河、湟，黄河以北，先抚董毡；熙州、河州，当服木征。这两个人一臣服，河、湟一带就没事了，北进也有了稳固的基地。条件成熟，就可以前后夹攻西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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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五回（5）
“王韶的平戎之策，与爱卿不谋而合，可谓天下至理！”皇上想起当年安石的设想，高兴地说。
“臣不过坐而论道，王韶才是脚踏实地、实地考察研究来的，才真可钦可佩！满朝之中，能这样辛劳国事、踏实苦干的，几乎绝无仅有！这样的贤才，朝廷应当好好重用他！”安石动情地说。
“当然，朕这就六百里加急召他进京！”皇上说。
王韶进京一谈，不仅战略思想堂庑廓大，连实施的要领也无不了了分明，皇上与安石都高兴得什么似的。先是让他主管秦凤路经略司的机宜文字，后来又让他独当一面，提举秦州西路沿边一带的番部事情。文彦博原来说什么也不同意，无奈安石一再坚持，皇上最后还是同意了。
王韶一到任，就提出两件事：一是，在秦州西边的古渭寨设立市易司，由官家垄断与番族的边境贸易，让全部通商营利尽归朝廷所有。二是，在沿边一带募人垦殖大片荒地。目的嘛，除了发展边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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