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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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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彭思永又听说谁的，他与刘辉是同乡，死活不肯卖了刘辉。他比蒋之奇老到，当然不会没有说词：“我也是听的传闻。年纪大了，昏聩糊涂，当时就忘了究竟是谁说的，这会儿更想不起来了！而且，老臣等身为御史，法律一向允许风闻奏事，为的是叫朝廷能耳目聪明，听言纳谏。假如一定要追究见闻的由来，并且惩之以罪，以后谁还敢说话！惩办几个人事小，坏了朝廷亘古已有的规矩，事可就大了！老臣宁可被罪朝廷，哪怕远谪穷荒，也不能塞了朝廷的言路！而且，不怕得罪各位大人，老臣还要斗胆说一句：大臣朋党为奸，官官相护，也不是朝廷的福分！”
这么强词夺理，又推又赖，临了还要倒打一耙，自然叫人生气。可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也真拿他没辙！
交不出人，是无人可交；无人可交，就是有意陷害。这逻辑再简单不过了。欧阳修一连上了几个折子，请求严厉惩处这两个假托风闻言事恶诬大臣的人。欧阳修的亲家是三司盐铁副使吴充，事关他的女儿，自然也不能随意让人侮辱。他也上书皇上，请还他女儿一个清白。神宗也认同了这个简单逻辑，再一次批复中书：风闻奏事，是为了补阙朝政，不是让人找借口陷人恶罪！彭思永等不得乱找托词，一定得说出具体缘由。
彭思永没有办法，只好认错退守了。不过，他仍然没松口，只说：“微臣待罪御史台，大凡所见所闻，都要在台里与大家说道说道，也是一种商议。这件事，我也知道暧昧，说不清楚，当时曾特意告诫蒋之奇，叫他不要乱说。虽然如此，微臣身为御史台主管，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情愿接受任何处理！”
到了这个地步，蒋之奇也只能认了，那话也说得漂亮：“这事微臣只是从彭思永那儿听来的，就胡乱上书了。如果不该风闻言事，攻讦大臣，臣理当与彭思永一起贬谪，绝无怨言！”
既然这样，只好对不起了！朝廷下诏，将彭思永由工部侍郎、御史中丞贬为给事中，去知黄州；蒋之奇则由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贬为太常博士，到道州去监酒税。另外，还专门榜书朝堂，将他们的错误公诸于众。神宗原来还想也奖励蒋之奇一下，尽管虚词不实，敢说总是好的。征求王陶意见时，叫他给否了，说是奖惩难以并行。神宗想想也是，到底罢了。
这事儿叫神宗得了一个教训：这言谏官太重要了！弄不好，是非会被整个儿颠倒过来！他将所有的官员筛了一遍，最后还是选了正做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的王陶：“请您来做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代替彭思永替朕把好朝纲。朕与爱卿同心同德，绝对不可逆转！”
皇上这么信任，乐道无可推托，当时就上任了。
神宗虽做梦也想不到欧阳修被诬的根缘，却知道他受了天大委屈，连着下了几道手诏，对他百般劝慰。欧阳修虽然险胜，却胜得特无聊，甚至恶心。一辈子为国为民，争天斗地，临老却不得不为这种事情再一次与人水火相并，能不觉着无聊、恶心吗？接下去还会有什么，更说不清！欧阳修的心，彻底冷了！经过这一次，身体也每况愈下。何况，这种污秽不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自己也很难印帕吃诔⒃俅氯ィ∷降咨鲜椋肭笸獾髁恕Ｉ褡谒湟辉偻炝簦弈嗡ヒ饧峋觯泵姹澈蠓锤辞氪牵缓萌貌剑兴怨畚牡钛俊⑿滩可惺榈纳矸萑ブ裰萘恕４嫠霾沃碌模悄歉鑫饪獬の摹Ｅ费粜薜搅速裰荩至狭厩肭笾率耍⒌降酌煌狻Ｋ涿煌诵荩纱哟艘苍倜挥谢氐匠ⅰＫ恼位曰停蟮忠簿驼庋崾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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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二回（1）
山陵终任岂可连任
中丞一击何堪再击
权力无限膨胀，是专制社会的最大优势，也是专制社会的最大弊病，最大噩梦。大概也就因为这个，专制社会诞生不久，就有一种明白人开始考虑权力的制衡问题了。其结果，是早在先秦时候，就有了谏官与御史制度：谏官规劝君上，御史督察百官。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也日臻健全、完善。可想靠它来制衡权力，却始终不过异想天开而已。不为别的，解铃还得系铃人。体制的弊病，只能靠彻底改变体制来解决。谏官与御史，不过是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我监督，仍然是一种自我循环，靠它怎么能彻底根治体制本身的不幸呢？一座大厦根基不正，从建立那天就埋下了隐患。根治隐患不从根基着手，只在门窗厅梁上下工夫，再折腾，也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玩笑，不过是用另一场更光怪陆离的梦境来代替眼前的美梦而已。
规劝也好，督察也好，先得人家买你的账。要是他老子天下第一，根本不买你的账，说什么不都是白搭吗？而这种时候，总是很多的。否则，也不成其为权力膨胀呵？既是膨胀，就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几句空话，解得什么事情？这还在其次。主要问题，是君权与臣权的对立、矛盾：好比水里按葫芦，按下这头会翘了那头，根本没法儿平衡折中不说，反而会生出无数新的纠纷、冲突。谏官与御史由皇上挑选，他们会效忠皇上而攻讦大臣，叫大臣手足无措；由大臣自己遴选，他们又会附庸权臣，叫皇权旁落，出现君轻臣重的可怕局面。历来君臣斗法，向君向臣，都没有一定之规，不过因人因势不同而各有千秋。但万变不离其宗，总脱不过“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格局。
有人说唐代是君主放权，叫丞相遴选台谏官员，他们只对丞相负责，专门挑皇上的刺。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台谏官员做丞相的代言人，君臣之间就有了偌大一块缓冲地盘，不至于丞相与皇上直接开仗，双方都没有回旋余地，只能鱼死网破。怎么说呢？台谏官员挑了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三说不中，丞相就辞职不干，让皇上另请高明了。假如没有台谏官员做代理，丞相就得亲自出面与皇上理论。要一言不合呢？只能自动滚蛋。可皇上毕竟要依靠丞相治理国家。这样一来，下面的戏还怎么唱？就是说，没有台谏官员做丞相的代理人，皇朝政治简直就没法儿运作了。可这也只是一面之词。而且，中晚唐大臣专权，生生弄垮了一个王朝，这是后来谁提都怕的。
大宋最忌讳的是臣权过重，最赏识的是臣僚互斗。臣僚一斗，不但无暇觊觎皇权，因为各图自保，还要多多仰仗皇权，皇上正好两头得利。到仁宗，尽管宽厚，还是毫不客气地将任免台谏官员的权柄完全收归己有了。他明确宣布：今后，丞相不得自己进用台谏官员，只能由专管台谏言官的御史中丞或知杂御史保荐人选，最后由朕钦定。他那话也说得特直白：“叫丞相自己选用台谏官员，他有过错，谁敢说他？”权是夺过来了，可中枢大臣与台谏官员的火并，也就从此永无消停了。他是常常奖励台谏官员的。庆历初年，他不就大大褒奖过欧阳修他们四个谏官吗？可他一来魄力不够，二来这样按葫芦也确实有玩不转的时候，怎么办呢？只好胡乱折中：攻人与被攻的各打二十大板，一起贬出去了事。在他治下，之所以频繁更换大臣与台谏官员，大抵就与此相关。
明白了这个传统，就不难理解此后的种种施为与变化了。那么，神宗的了悟与任命乐道主管台谏事务，大抵也该是对这个传统的认同与复归了？
乐道在仁宗、英宗二朝已经任官多年，对大宋的这一传统当然不会一无所知；身为神宗极端信任的股肱近臣，他要以皇权为第一生命，想神宗所之想，急神宗之所急，也无须多说。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前提，他一接任开始考虑御史台的人员组建，就将眼光盯向那几个因濮议而被贬出的旧人。
皇上考虑濮议，不只是要纠正是非，更想扩大团结范围吧？这对于新接位的皇上，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因濮议贬出的旧人回归台谏，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不管怎么样，对于中枢大臣，可以保持一种高压态势。这对于皇上，不啻是一种特殊保护：他毕竟刚刚接位，太年轻了。臣下权重威高，无论如何总是一种威胁。
他的折子刚一递上去，中枢大臣们果然立马就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可还没等他们有所表示，神宗自己先就将它否决了。
他对乐道说：“爱卿的意思朕很明白，该是想着替朕纠正濮议的偏颇，理顺朝野关系。可朕有顾虑，所以迟迟没有提出这件事。”
乐道没想到这一层，只好问道：“陛下顾虑什么？”
“召回这些人固然好，可那不是公开张扬先帝的不是了吗？为显示自己清明而张扬先人的失误，普通老百姓怕都不忍心做，朕为一国之君，怎么好做呢？”神宗坦白地说。
乐道恍然大悟，连忙道歉：“微臣考虑不周，请陛下恕罪！”
神宗拦住他：“哎，咱们不是在商议吗，何罪之有？咱们君臣，不用那么嫌忌！”
乐道考虑，只能另外选拔合适人才了。
可他很快就发现，满朝文武，要挑几个合适的台谏官员，还真不容易！有资格的不合适，而合适的又不够资格！想真正组建一个合适的御史台，只能不拘一格，广泛挑选人才了。他又赶着上了一本，请求适当降低任职资序，只要有三任以上知县资格，就可以选来做御史里行。中书与皇上都没再犹豫，全同意了。乐道与中枢大臣的一场正面冲突，总算暂时避免了。
大宋遗事 第六十二回（2）
但旧臣新君的矛盾，除非新君根本离不开旧臣保驾，通常总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在一句老话中得到体认。这句老话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说，换了天子，朝臣也该跟着换，朝廷上下应该是清一色的新面孔。这话可不是浑说的，它是数千年政治生活经验的经典概括，不知道牺牲了多少血肉之躯，才凝聚成这么一句七字真言！旧臣新君的矛盾既连触都没触一下，更谈不上解决，要完全避免冲突，当然不可能。冲突不过被延期而已，迟早总还是要爆发的。
要是权臣主动放弃权力呢？那当然不一样了。这样的机会原来也是有的，可惜韩琦没能及时把握，错过去了。
像任何有机体一样，政治生活，不是也有个适者生存的问题吗？新君旧臣的惨烈冲突，终于使双方渐渐磨合了一套游戏规则。遵守这些规则，大家都可以体面下台，不至于非要提头沥血，双双偕亡，连政治生活本身也随之中途夭折。首席大臣做逝君的山陵使，为逝君营造陵墓，逝君既葬，首相也自动结束其在朝堂的政治生命，辞职远避，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游戏规则。通常的程序是：首相请辞，新君照准。大家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一般不会有别的曲折。双方顶多多虚晃那么一两遭，也就结了。首相也有恋栈、假辞的，那也没关系，等着台谏官员来撵你就是了。白受一场羞辱，最后还是得走。权力的和平交接，不仅避免了腥风血雨，使双方都能体面下台，别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它为新君的自由组阁与大刀阔斧的政治运作，提供了广袤的空间。当然，这也仍然只是专制政体的一种自我调节模式，那用处也同样极为有限。其实际结果的好坏善恶，缺乏有效保障，完全要看新君及其智囊亲信等是怎样的一批人。其人不善，有百害而无一利，只能更进一步将国家朝政拖向深渊；其人英明，国家百姓才可以走上坦途，富强安康。
明白了这一层，就不难明白，从来山陵使一般只能一任，决不会再任。当然，翻遍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连着死两个皇上，而首席大臣前后又始终是一个人，这样的事，几乎绝无仅有。即便是有，那首相想来也不至于发昏恋栈，自讨霉倒？一任山陵完毕，还是会辞职远遁的。
且看大宋朝，真宗驾崩的时候，先是首相丁谓做山陵使。因为挪了穴位，叫墓道进水，被罢了官，改由次相冯拯冯道济做了山陵使。真宗归葬，他就请了病假，一连上了五本奏折，请求解除执政，改派京外职务。理由主要只有一条：根据惯例，山陵使事毕，理当辞退。垂帘的太后与不过十二三岁的仁宗，那么需要人扶持，还是同意让他改判河南府去了。到垂帘听政十二年的刘太后自己晏驾，山陵使是吕夷简。事毕，他虽装傻不辞，不过多待了几天，最后不还是被撵去判澶州了吗？
韩琦刚三十岁就当了方面大员，以后绝大部分时间又一直都在朝廷做中枢重臣，对这些自然了如指掌。仁宗葬了，山陵完事，韩琦也引证故事，请求解除相务，让他到外地去做个守土治民的官儿。可英宗那时正仰仗他，不肯放，也不明着拒绝，只是将准辞的时间一再往后挪。韩琦连上了好几章，还是不行。到冬天，他干脆称病，请假在家里不上班了。除了故事要循，调和梅盐既辛苦又吃力不讨好，还有朝廷上下其他磕磕碰碰的关系，他想一走了之，倒也未必就是虚情。可他权高位重，原本又是个强梁的人，心里有气，那表章里的措辞就难免带些锋芒了。像什么“自谓孤忠之可立，岂知直道之难行”等话语，都出来了。英宗或者还没有什么，吕诲他们这些御史可就骂开了，说他放着艰难国事不管，不是恃功要君，就是处处只顾自己，考虑自己固然特周到，说到忠心，可就根本谈不上了。这不是辞职又辞出不是来了吗？加上英宗也确实离不了他，根本不叫他走，他也就不走了。
从根本上说，他不是那种屈己就人的人；长期权高位重的优越处境，压根儿也没叫他这样做。即便他也不是完全想不到韬光养晦，或示人以宽柔容忍，但要真正做到，却不那么容易。顶多偶一为之，眨眼就又依然故我了。尤其是权力之争，他更丝毫不让。那似乎已经成为他的本能，连装假也装不成了。既决定不走，他很快也就拉下脸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整个英宗一朝及神宗接位，他能做出那么多叫常人咋舌的事情，主要也就因为这个。
当然也有人劝他：“您做的虽然都是好事，可万一有个好歹，您不但自己会身首异处，整个一家怕都要保不住！您得三思呵！”
他一扬脖子：“您这是什么话？做臣子的效忠皇上，应该生死相许。至于成败，那是老天爷的事情，用不着考虑。怎么能因为害怕失败，就无所作为呢！”
这话或许有些夸张，可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子。要不是多少存着这个念头，反复之间就会家破人亡的事，他做起来怎么好像一点儿也不犹豫呢？
到英宗晏驾，韩琦又做了山陵使。或许因为太顺，两朝顾命大臣保驾功劳太大，以致让他失去了自我感觉，这一次，他压根儿就忘了自己是谁了，居然根本没想到，从来还没有第二个人做过两任山陵使！再任以后的辞职外调，当然更想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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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二回（3）
但这一次，形势已完全不同于上一次了。
原来敬重他识量英伟、老成持重，将他当作国家朝廷稳定象征的人，因为濮议，已经与他分道扬镳。一旦分道扬镳，那看法也彻底翻了个儿：识量英伟变成老奸巨猾，老成持重变成专权跋扈，稳定象征则成了迟缓滞惰。加上韩琦对待他们严厉无情，他们自然也要以牙还牙，将他视为寇仇。而他们这些人，一直以清流自居，在朝野内外是颇有一些影响力的。他们由铁杆支持者变为坚定的反对派，对他当然不是什么福音。
以韩琦为核心，中书几个大臣倒是比较团结的。不仅很少窝里斗，彼此之间还多少有些相互敬重。
曾公亮佩服他的敢于任事；他呢，也推崇公亮的稳妥与熟谙政事。
欧阳修敬重他的德量气魄，曾公开承认：“一百个欧阳修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韩公！”
他呢，则对欧阳修的学问文章五体投地：“韩愈之后数百年，学问文章，唯有欧阳大人一人而已。”
他不光是说，也真将欧阳修的意见看法奉为圭臬。欧阳修认为易经《系辞》不是孔子的作品，也不大看得上隋朝王通的《中说》，韩琦也就再不谈它们了。
这种互相了解与敬重，往往能使他们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一些大的政治举措。英宗以来许多大事的处理，不都是明证吗？用空头劄子驱逐史志聪，该是最典型的例子了。虽然也有人攻击他们狼狈为奸，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要维护与稳定政权，这却是必要的，而且也不可多得。到底总是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多呵！
但维持会只是在需要维持、不维持就有灭顶之灾的时候，才有价值。当情况一变，政局相对稳定，改革与发展成为第一需要，光将个维持会弄得面光水滑，就不够了。不仅不够，它还会成为一种负担，阻碍前进。
自从庆历新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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