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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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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和全馆各部的事情,都有着相当的接触,所以我说这个职责给我以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尤其使我得益的是潘先生对于新闻业经验的丰富。他对于新闻业的种种方面都很熟悉,因为他都经历过的。他在编辑方面,由校对到总编辑和总主笔,都干过;在营业方面,他也干过种种职务。因为他对于各部分的工作内容都有透彻的了解,所以他解决各部分问题的时候都有独到的见解。我在人生观方面,政治的和社会的思想方面,虽和潘先生的未必相同,但是我对于他的办事的经验,处理问题时的镇定安详,对人接物的恰当,都应该表示我的敬意——至少是在我和潘先生做同事的时期内。
  依我在当时所观察,潘先生处理事务有一个特长,那就是他用坚决的态度解决职务上的当前的各问题,一点都不着急,一点没有疾言厉色。任何同事进来和他商量什么事情,或甚至和他大起争辩,他总是对事对人根据他的见解作坚决的应付,很从容不迫地作坚决的应付,无论如何,总是始终和和气气的,从没有看见他发过脾气。我是个性急朋友,关于这一点,我很惭愧学不到他。我也明白,应付事情,或应付人,只须根据所决定的办法作沉着的应付就是了,只须能把事情或人应付得了,何必要发脾气?发脾气只是一种无补于事的耗费,徒然恼了自己,难堪了别人!原来没有职权解决某事或某人的人,发脾气无用;已有职权解决某事或某人的人,发脾气不必。但是这种涵养的功夫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竹平先生应付事务的精明详密,我在申报馆“练习”三星期的时候,已领过他的教了。在时事新报馆的一年间,更有充分的时间来领略他的精明详密。可是他对于我是不得不失望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拆了他的烂污,也不是我对于秘书主任没有尽职,却是因为他对于我的希望没有达到。他似乎很有意要把我造成一个英文广告员。这英文广告员的本领是要能往各洋行大板游说,接洽;已登的人家肯增加广告费,未登的人家肯来登。我因为不愿就辜负他的一番厚望,也曾经努力过几次,其中也有几家成功过,但是我每次一看见那像理人不理人的搭足臭架子的洋鬼子的臭脸,就引起了我的一万分的精神上的苦痛。我宁愿饿死,不愿和这类东西敷衍,因此竟无法引起我的自动的兴趣来。要我勉强做一个英文广告员,比要我勉强做一个工程师还要难过十万倍,虽则这两种职业的性质是迥然不同的。
   。。

26一年的练习(2)
不久因为《生活》周刊的突飞猛进,需要我的全部分的时间,便自动地辞了时事新报馆的职务,由此也和英文广告员的苦痛永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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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聚精会神的工作
现在请再回转来谈谈《生活》周刊。
  关于《生活》周刊,我在《萍踪寄语》初集里也略为谈到,也许诸君已知道大概了。这个周刊最初创办的时候,它的意旨和后来的很不相同,只是要传播传播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罢了。当时我对于这件事并不感到什么兴趣,甚至并不觉得这周刊有什么前途,更不知道我和它后来会发生那样密切的关系。在事实上当时看的人也很少。大概创办了有一年的光景,王志莘先生因入工商银行任事,没有时间兼顾,职教社因为我原担任着编辑股主任的事情,便把这个周刊的编辑责任丢在我的身上。我因为职务的关系,只得把它接受下来。当我接办的时候,它的每期印数约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赠送的居多,所以这个数量并不算多。我接办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所谓“有趣味有价值”,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是有趣味的事实。这些事实,最初我是从各种英文的刊物里搜得的。当时一则因为文化界的帮忙的朋友很少很少,二则因为稿费几等于零,职教社同人也各忙于各人原有的职务,往往由我一个人唱独脚戏。最可笑的是替我自己取了六七个不同的笔名,把某类的文字“派”给某个笔名去担任!例如关于传记的由甲笔名专任,关于修养的由乙笔名专任,关于健康的由丙笔名专任,关于讨论的由丁笔名专任,关于小品文的由戊笔名专任,以此类推。简单说来,每个笔名都养成一个特殊的性格。这倒不是我的万能,因为我只努力于收集合于各个性格的材料,有许多是由各种英文刊物里搜得的。搜求的时候,却须有相当的判断力,要真能切合于读者需要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所登出的材料往往不是整篇有原文可据的译文,只是把各种相关联的材料,经过一番的消化和组织而造成的。材料的内容,仅有“有趣味”的事实还不够,同时还须“有价值”。所谓“有价值”,是必须使人看了在“进德修业”上得到多少的“灵感”(Inspiration)。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上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看这一栏的文字。其次是信箱里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会神的一种工作。我不敢说我所解答的一定怎样好,但是我却尽了我的心力,有时并代为请教我认为可以请教的朋友们。
  除了“唱独脚戏”的材料外,职教社的几位先生也常常做些文章帮忙,在这个初期里,毕云程先生做的文字也不少。关于国外的通讯,日本方面有徐玉文女士,美国方面有李公朴先生,都是很努力的。以上大概是最初两三年间的情形。
  我对于搜集材料,选择文稿,撰述评论,解答问题,都感到极深刻浓厚的兴趣,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为一体了。我每搜得我自己认为有精彩的材料,或收到一篇有精彩的文字,便快乐得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是好的我都要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
  《生活》周刊在这阶段的内容,现在看来显然有着很多的缺点,不过我所指出的是当时的这种工作已引起了我的兴会淋漓的精神,使我自动地用着全副的精神,不知疲乏地干着。同时还有一位好友徐伯昕先生,也开始了他对于本刊事业的兴趣。我接办本刊后,徐先生就用全力帮助我主持本刊营业的事务,他和我一样地用着全副的精神努力于本刊的事业。孙梦旦先生最初用一部分的时间加入努力,后来渐渐地也用着他的全部分的时间。最初经常替《生活》周刊努力的职员就只是这三个人。
  

28一个小小的过街楼
从上次所谈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周刊的创办并没有什么大宗的开办费。寥若晨星的职员三个,  徐先生月薪二十几块钱,孙先生月薪几块钱,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业,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块钱。我还记得当时在辣斐德路一个小小的过街楼,排了三张办公桌就已觉得满满的,那就是我们的编辑部,也就是我们的总务部,也就是我们的发行部,也就是我们的广告部,也就是我们的会议厅!我们没有大宗的经费,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我们有的是几个“患难同事”的心血和努力的精神!我们有的是突飞猛进的多数读者的同情和赞助!《生活》周刊就在这种“心血”、“努力”、“同情”和“赞助”所造成的摇篮里长大起来的。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个小小的过街楼里,在几盏悬挂在办公桌上的电灯光下面,和徐、孙两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样静寂的夜里,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着我们这三个人;但同时念到我们的精神是和无数万的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是夹在无数万的好友丛中工作着!我们在办公的时候,也往往就是会议的时候;各人有什么新的意思,立刻就提出,就讨论,就议决,就实行!孙先生是偏重于主持会计的事情,虽则他对发行方面也很努力。徐先生是偏重于营业和广告的事情,虽则他在总务方面也很重要。在编辑方面他常用“吟秋”的笔名作些漫画凑凑热闹,因为他不但在营业和广告方面富有创造的天才,而且也对于美术具有深切的兴趣。我的工作当然偏重于编辑和著述方面。我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我所不懂的,或为我所觉得不称心的,就随便付排。校样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样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一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的,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每期校样要看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讲到这里,我还要附带谢谢当时承印我们这个周刊的交通印刷所,尤其是当时在这个印刷所里服务的张铭宝先生和陈锡麟先生。他们不但不怪我的麻烦,而且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读者一天天多起来,国内外的来信也一天天多起来。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个半天来看信。这也是一件极有兴味的工作,因为这就好像天天和许多好友谈话,静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信是可以在周刊上公开发表和解答的,有大部分的信却有直接答复的必要。有的信虽不能发表,我也用全副精神答复;直接寄去的答复,最长的也有达数千字的。这虽使我感到工作上的极愉快的兴趣,乃至无上的荣幸,但是时间却渐渐不够起来了,因此只得摆脱一切原有的兼职,日夜都做《生活》周刊的事情,做到深夜还舍不得走。我的妻有一次和我说笑话,她说:“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其实后来纵然“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也是来不及的。后来最盛的时候,有五六个同事全天为着信件的事帮我的忙,还有时来不及,一个人纵然不睡觉也干不了!
  但是《生活》周刊的发展是随着本身经济力的发展而逐渐向前推的,所以在增加职员方面不得不慢慢儿来,因此事务的增繁和人手的增多,常常不能成正比例。《生活》周刊本身经济力的发展,来源不外两方面:一方面是发行的推广,由此增加报费的收入;一方面是广告费的收入随着销数的增加而增加。我们既没有什么大宗的经费,事业的规模不得不看这两方面的收入做进行的根据,因为我们是要量入为出的;但是我们所欣幸的,是我们可以尽量运用我们在这两方面的收入,扩充我们的事业,没有什么“老板”在后面剥削我们。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感谢职教社。当时《生活》周刊还在职教社的“帡幪”之下,我和徐孙诸先生都只是雇员,原没有支配的全权,但是职教社当局的诸先生全把这件事看做文化事业,一点没有从中取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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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转变
《生活》周刊所以能发展到后来的规模,其中固然有着好多的因素,但是可以尽量运用本刊自身在经济上的收入——尽量运用这收入于自身事业的扩充与充实——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关于这一点,我在上次已经略为谈过了。所以能办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感谢职教社在经济上的不干涉。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尤其不得不感谢职教社的,是《生活》周刊经我接办了以后,不但由我全权主持,而且随我个人思想的进展而进展,职教社一点也不加以干涉。当时的《生活》周刊还是附属于职教社的,职教社如要加以干涉,在权力上是完全可以做的,我的惟一办法只有以去就争的一途,争不过,只有滚蛋而已。但是职教社诸先生对我始终信任,始终宽容,始终不加以丝毫的干涉。就这一点说,《生活》周刊对于社会如果不无一些贡献的话,我不敢居功,我应该归功于职教社当局的诸先生。
  《生活》周刊初期的内容偏重于个人的修养问题,这还不出于教育的范围;同时并注意于职业修养的商讨,这也还算不出于职业指导或职业教育的范围。在这个最初的倾向之下,这周刊附属于职教社,还算是过得去了。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虽则我们自始就不注重于个人,只重于严厉评论已公开的事实,但是事实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有势力的人做出来的;因严厉评论事实而开罪和事实有关的个人,这是难于避免的。职教社的主要职责是在提倡职业教育,本来是无须卷入这种漩涡里面去的,虽职教社诸先生待我仍然很好,我自己却开始感到不安了。不但如此,《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从个人主义做出发点;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较量个人的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我个人是在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做到这里,学到这里,除在前进的书报上求锁钥外,无时不皇皇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后半期的《生活》周刊的新的进展也渐渐开始了。研究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多少是含着冲锋性的,职教社显然也无须卷入这种漩涡里面去,我的不安更加甚了。幸而职教社诸先生深知这个周刊在社会上确有它的效用,不妨让它分道扬镳向前干去,允许它独立,由生活周刊社的同人组成合作社,继续努力。在这种地方,我们不得不敬佩职教社诸先生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态度的光明。
  生活周刊社以及由它所脱胎的文化机关,都是合作社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我在《萍踪寄语》初集里面也曾经略有说明,在这里不想重述了。回想我和几位“患难同事”开始为文化事业努力到现在,我们的确只是以有机会为社会干些有意义的事为快慰,从没有想要从这里面取得什么个人的私利。我所以要顺便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社会上有些人的观念,看到什么事业办得似乎有些像样,便想到办的人一定发了什么财!有些人甚至看得眼红,或更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卑鄙心理,硬说你已成了“资本家”,或诬蔑你括了多少钱!他们不管在我们的合作社里,社员更大的股款不得过二千元,到了二千元就根本没有任何利息可拿,五百元以上的股本所得的利息(倘若有的话),比二百五十元以下的股本所得的要少一倍。这是可以造成什么“资本家”或括钱的机关吗?我和一班共同努力于文化事业的朋友们,苦干了十几年,大家还是靠薪水口养家。我们并不觉得什么不满意,我们的兴趣都在文化事业的本身。像我这样苦干了十几年,所以能得到许多朋友们不顾艰难地共同努力,所以能够始终得到许多共同努力的朋友们的信任,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始终未曾为着自己打算,始终未曾梦想替自己括一些什么。不但我这样,凡是和我共同努力于文化事业的朋友们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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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几个原则
现在有些朋友想起办刊物,往往联想到《生活》周刊。其实《生活》周刊以及它的姊妹刊《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都是有它们的特殊时代的需要,都各有它们的特点。历史既不是重复,供应各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粮食,当然也不该重复。但是抽象的原则,也许还有可以提出来谈谈的价值,也许可以供给有意办刊物的朋友们一些参考的材料。
  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试以《生活》周刊做个例。它的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制也极力 “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单张的时候有单张时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也有订本时的特殊格式。往往因为已用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子,更竭尽心力,想出更新颖的格式来。单张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改为订本的格式;订本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添加画报。就是画报的格式和编制,也屡有变化。我们每看到一种新刊物,只要看到它的格式样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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