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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传-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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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第一次见到这位让美国人闻风丧胆的志愿军统帅,竟是那么平易近人,朴实得像个只知道扛枪打仗的老兵,没有半点名震三军的凛凛威风。彭德怀乐得眼角漾起了鱼尾纹,他十分敬重这位热爱祖国的大科学家,他单刀直入地请教道:“钱先生,我是个军人,今天找您来,想谈谈打仗的问题。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如果研制一种短程火箭,比方说射程在300~500公里的,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钱学森考虑一下,问道:“这种射程火箭是以什么为目标呢?”
彭德怀说:“我们时时受到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蒋帮的武力威胁,所以中国当前急需的是解决防空火箭和海岸对海上目标的火箭。”
钱学森说:“如果只是能够发射火箭,那用不了很长时间,费时间的是发射出去后能控制火箭的那一套东西,可以叫自控系统。完成自控系统应占工作量的80%,而弹体和燃料研制的工作量只占20%,当年二战时德国V…2飞弹命中率很低,就是自控系统不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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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进军科学 哈军工贯彻八大路线(5)
彭德怀沉吟半天说:“看来最重要的是自控系统了。我们当然要同时解决这个问题才行,要不然,导弹成了瞎子,乱飞一气,还怎么消灭敌人呢?”
钱学森又向彭德怀和陈赓详细解释了自控系统的原理和类型,技术上的难点等问题。
钱学森的渊博学识和深入浅出的解难释惑,让彭德怀和陈赓深入了解了发展火箭和导弹武器该从何处入手。交谈结束时,彭德怀和陈赓一直把钱学森送到小汽车旁。彭德怀兴致勃勃地对陈赓说:“我们的军队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意儿,你安排钱先生为在京军事机关的高级干部讲讲课,让大家都开阔眼界,长长见识。”
1956年元月,钱学森欣然应允做有关火箭、导弹技术问题的报告,在总政排演场连讲三天,盛况空前。听报告的有佩戴元帅、大将、上将军衔的军方高层领导人,陈赓也静静地坐在其中,认真记笔记。
20年来,钱学森从未做过这样的报告,他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发展自己火箭科技事业的发令枪已经打响了。
没过几天,哈军工任新民等三位教师给中央军委的建议书摆在彭德怀办公桌的案头。彭德怀对任新民关于研制火箭武器的建议很重视,阅毕当即批给黄克诚和万毅阅。根据彭德怀的批示,总参装备计划部长万毅亲自去征询钱学森的意见。钱学森认为,如果没有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资料,仅靠中国现有条件从头研究,可能要花费10年的时间。此外,火箭研制和试验,需要有大的靶场和专用设备,试验中的燃料添加、点火试飞、中途控制等环节都可能发生危险,因此研究工作不宜设在以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军事工程学院里。
1956年元旦,一夜细雪,把北京城装点得银装素裹,柔情无限。大清早,陈赓就爬起来,让厨师弄点吃的。他匆匆喝点大米粥,吃两片炸馒头片和一块腐乳,就打电话叫车。傅涯披着棉袄追出来,奇怪地问:“今天放假啦,你还不在家里呆着,到哪儿去疯跑呀!”陈赓笑嘻嘻地说:“好事儿!今天叶帅要请客,让我操办,我得赶快去接钱学森夫妇俩。”
傅涯不吭气了,她知道说也没用,何况是叶帅交办的公差。自从年前在哈军工宴请钱学森之后,陈赓回到家里,张口闭口都是“钱学森”,连孩子们都知道中国有个大科学家叫钱学森。
陈赓是一把钥匙,是一座桥梁,他的历史作用是沟通科学家与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思想。所以,除了处理繁重的日常军务大事,就是穿梭于总理、各位元帅和副总理、总长、副总长之间,向他们宣传钱学森和军工学院准备把导弹科研项目推上马的坚定决心。他做这一切都是“尽义务”,他在默默地构筑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基石。
前几天,陈赓跑到叶剑英元帅家里,向“黄埔老师”鼓吹了一通,说得叶帅心里发热,急不可耐地吩咐道:“阿赓啊,你就当个牵线人吧,请钱学森夫妇到我这里吃顿便饭,日子嘛,我看就定在元旦如何?”
“好哇!”陈赓一拍大腿,“大家在一起过新年,就更有气氛了!”
陈赓又风风火火地去给钱学森下请柬。
元旦的下午,一辆小汽车开进叶剑英家幽静的大宅院,陈赓带路,和钱学森夫妇一起,向叶剑英的住宅走去,叶剑英穿着中式对襟棉袄,已从屋里出来,迎接钱学森夫妇。
这是充满轻松祥和气氛的家宴,席间,火箭和导弹成了宾主间的主要话题,有了和彭德怀谈话的基础,钱学森深入谈到人力、物力的估算,机构、人员的设置,三个人越谈越投机,越谈心情越急迫,叶剑英提出:“希望钱先生在科学技术上主持这件事。”吃罢饭,陈赓建议,立即去找周总理拍板。
叶剑英看看手表说:“今天军委办公厅举办元旦舞会,可能会在那里找到总理,咱们现在就去!”
他们直奔景山西侧的三座门,果然,周恩来和众将军们在参加元旦舞会,踏着优美的广东音乐舞曲,周恩来潇洒地翩翩起舞。
一曲刚停,陈赓就走到舞池里,把正在兴头上的周恩来找出来,叶剑英和陈赓忙向他说明来意,周恩来把两只臂膀交叠在胸前,认真地听着,频频点头道:“很好嘛,我很赞成你们的想法,是不是请学森同志尽快提出一个书面意见来?”
周恩来与叶剑英、陈赓三个人直奔会客室,钱学森还等在那儿呢。
“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和陈赓同志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啊!”周恩来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话语充满着信任和期待:“现在我交给您一个任务,请您尽快把你们的想法,包括如何组织这个机构,如何抽调专家等,都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好的,好的。”钱学森尽量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语气坚定,胸有成竹。
元旦刚过,彭德怀又把陈赓找去,一起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波特鲁塞夫斯基上将,他们两人一唱一和,向总顾问提出请苏联向中国提供火箭制造图纸资料的问题。1月2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会议,讨论万毅提出的《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彭德怀在会上说:“我们要解决火箭防空、海上发射火箭等问题,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要是帮助,我们就去学习。”在陈赓的提议下,会议决定立即向中共中央提出研制导弹的建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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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进军科学 哈军工贯彻八大路线(6)
2月17日,钱学森交出答卷,经他深思熟虑地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放到周恩来的案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研制步骤,为了保密,把火箭、导弹这些敏感的名词统统用“航空工业”来代表。
在《意见书》中,钱学森还开列了一批拟调来参加这一宏伟事业的21名高级专家的名单,其中包括哈军工的专家任新民、梁守槃 、庄逢甘、罗时钧、卢庆骏、李宓等人。
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多次开会研究。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国家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由聂荣臻任主任,副主任为黄克诚、赵尔陆,委员有钱学森、刘亚楼、王诤、李强等人。
聂荣臻受命领导国防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的任务之后,首先着手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
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其中包括建立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对外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便尽快开展导弹研制工作,建立自动控制、无线电定位、电子元器件等研究所。
中央军委于5月26日上午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聂荣臻这个报告,周恩来、彭德怀等军委主要领导人出席会议,周恩来做了重要指示,最后会议一致通过聂荣臻的方案,并指定由聂荣臻负责具体落实。
5月29日,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以及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共33人开会,商量为五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
会议在三座门召开,聂荣臻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显得特别精神。导弹事业的壮丽前景,使他深受鼓舞,昨天,他的老部下安东已在北京西郊黄带子坟寻到一处院址,所以聂荣臻十分高兴。
聂荣臻谈完我国发展以“两弹”为主的尖端武器计划后,强调说:“我国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但国际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尽管困难很多,但中央下了决心。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诸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聂荣臻讲完,会场上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人们可能在思考,在心里掂量一下自己的家底,看调谁更合适。
会场上的沉默,终于被陈赓首先打破了。只见他站起来,扶扶眼镜,爽朗地说:“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优秀技术骨干,才能攻克难关,把研究工作进行下去,我们军工学院有一批从事航空和火箭专业教学的专家教授,我想从中抽调六名教授,支援航委。”
陈赓的表态,以全局的观点,坦荡的胸怀,为与会者带了个好头,聂荣臻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知道这半年多,陈赓一边支撑着总参繁重的日常工作,一边又为“两弹”上马奔走呼号,成为聂荣臻最重要、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陈赓表态之后,会议室里又出现了一阵沉默,慢慢地有人开了口:“搞尖端武器是国家急需,我们坚决拥护,可是,我们的科技人员太少,每年只分来几个大学生,我们恨不得拿他们顶几个来用。老专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新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
会场上发出几声不和谐的笑声,聂荣臻心中不快,眉头微微皱起。虽说各个部门都感到科技力量不够,舍不得把专业人才放走,但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怎么可以只想到本单位利益而不顾国家的利益呢?
陈赓第二次站了起来,双目炯炯,扫视会场,又望定聂荣臻,眉宇间透着一股肝胆相照的凛然正气,他大声说:“聂总,选调专业技术干部,我们军工准备再增加3~4名,至于大学生,再过一年半,我们第一期学员毕业,届时我们可以向五院输送足够的新生力量。”
陈赓说完就坐下来了,会议室里不再有人敢笑,人们都严肃起来,哈军工的高尚风格已像一柄重槌敲击着人们的心头,很快,中国科学院、各个工业部委都纷纷表态,支持航委的工作,愿为航委用人提供方便。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聂荣臻在最后的讲话中对各个部门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散会以后,聂荣臻挽着陈赓的手臂,什么也没说,慢慢地向外走,两位老战友之间的任何客套话都是多余的。分手时,陈赓说:“4年前军工筹建时,全国、全军支援了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回报国家的时候了,聂总,五院的筹建,我们学院将义不容辞,全力配合。”
聂荣臻深情地看着陈赓,用力握着陈赓的手摇晃了两下。
翌日一早,陈赓就把电话打到哈尔滨,向刘居英传达了聂帅的指示,并说:“我们要全力以赴帮助筹办五院,调专家的事党委先研究一下,意见统一了,就马上和本人见面。” 刘居英告诉陈赓,任新民和庄逢甘刚去北京,陈赓说:“我找他们。”
几天以后,刘居英向陈赓汇报了哈军工院党委对抽调专家去京筹建五院的初步意见。
“我们大家研究的结果,同意先调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三人,”刘居英在电话里说:“罗时钧的讲课任务太重,专业离不开他,一走就要影响教学,可否换成朱正?另外,卢庆骏最好暂时不动,他一走,数学教授会就不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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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院党委慎重研究过,陈赓不便推翻集体的意见,他同意先调四位专家,以解五院筹建初期的燃眉之急。他叮嘱刘居英尽快办理调动手续,并派得力干部帮助四位专家搬家。
那天晚上,在北京出差的任新民和庄逢甘穿着便装,跑到灵镜胡同,想看望院长,许鸣真把他们送到后院,等了一会儿,陈赓才回到家里。
陈赓一边吃饭,一边和任新民、庄逢甘闲聊着:“怎么,苏联去不成了?”
任新民说:“听说去不成了,本来让我们俩来准备规划,要跟着李富春副总理去苏联谈判呢!”
庄逢甘叹口气:“苏联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陈赓把筷子一放,摆摆手道:“不奇怪,火箭技术就那么容易给了你们中国人?总得有自己的小九九嘛。”他看看有点沮丧的庄逢甘,鼓励道:“不怕他们赖账,我们自己干嘛!”
陈赓又神秘地挤挤眼睛,盯着学院这两位拔尖的专家,轻声问道:“你们在北京待了这几天,没听到点什么消息?”
一个上校,一个中校,两人相视一笑,支支吾吾,不敢捅破窗户纸。其实,他们这次在北京开会,从上层已影影绰绰地听到点关于中央要办个专门搞导弹研究的机构,这只是小道消息,院长是不是指这件事?
“哼,还装糊涂呢!”陈赓故作嗔怪道:“要把你们从学院调出来筹办五院呀!”
任新民和庄逢甘从心里想干一番自己喜欢的事业,但没敢开口,院长说明了,他们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任新民瘦削的脸颊泛起红润,庄逢甘毕竟年轻些,高兴得两眼放光,“嘿嘿”的憨笑着。
陈赓又说:“其实学院舍不得放你们走,你们都是创建军工的###喽,第一批老教师嘛!但我们得顾大局呀。新民同志给军委的信,彭总、黄老都批阅了,很重视,又登了简报,你这回可出了大名了!这次我们军工挑选最优秀的专家支援五院,我们三位上校教授就调来了两位。逢甘呀,钱学森同志要出任五院院长呢,你就跟着你的老师好好干吧!”
任新民和庄逢甘离开了灵镜胡同,初夏的习习晚风拂面而来,顿时令人神清气爽,带着对新事业的憧憬,他们踏着路灯投下的影子,昂首阔步地走着。
规划会议结束后,任新民和庄逢甘商量好,先不回哈尔滨,他们直接去黄带子坟那个野战医院腾出的房子里,报到上班了。
那天安东一早来看他们,只见两位大教授,找来两块铺板,几摞砖头当床脚,在地下一搭就成了两张床,他们不顾条件简陋,一头扎进工作里。
安东回去向聂荣臻汇报:“任新民是第一位来报到的,庄逢甘第二,条件实在太差,两个人打地铺啊!”
聂荣臻叹道:“这就是陈赓同志带出来的干部啊!军工的专家们来打先锋了,怎么能让人家打地铺?你赶快在附近给他们安排个旅馆住!”
安东回到黄带子坟,再三动员任新民、庄逢甘两位住旅馆,任新民说:“我们既然是调来这里工作的,怎么能住旅馆?”他们一直没有去住旅馆。这件事给聂荣臻留下很深的印象,多年以后,晚年的聂帅还对别人说:“我对任新民和庄逢甘打地铺不住旅馆的事极为感动,始终铭记不忘。哈军工送来这么好的科学家,如果不信任,咱们还能相信谁呢?”
1956年10月,庄逢甘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向院党委汇报五院急需专家到位,因工作缠身尚未成行的梁守槃和朱正才得以脱身赴京。不久,四位专家的家眷也全搬到北京,刘有光去送行时,有点惋惜地对梁守槃说:“我们的大红楼盖好了,学院已经给你分了一套大房子,足够你放书的了,您爱人的工作也落实了,可惜现在你调走了。”梁守槃再三表示感谢。
平心而论,这些专家对哈军工有着深深的依恋之情,陈赓及院、系领导的礼贤下士一直令他们终身感铭不忘。几十年过去了,这四位教授一直以“哈军工校友”为荣。1957年的春节,已在五院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四位专家约好,一起去灵镜胡同向陈赓全家拜年,在他们的心目中,陈赓永远是他们敬重的老首长。
哈军工不仅在抽调专家、干部上不断支援五院建设,包括以后又有刘有光、卢庆骏等人调到五院;在物资设备上也大力支持过五院。1956年6月,哈军工获悉,民主德国已开始仿制苏联刚发明不久尚处在保密状态中的跨音速风洞。为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以陈赓名义报请国防部和总参批准,学院派技术部刘国霖处长和马明德的第一助手纪士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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