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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传-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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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斗嘴斗得不分胜负时，才哈哈大笑，鸣金收兵。
1954年秋，苏联顾问团里出现了一位人高马大的上校军官，叫诺维克，头衔是政治副首席顾问。院领导与他打交道时就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他不像奥列霍夫那样耿直坦诚，他的眼神让人难以琢磨。诺维克上校的真实身份是苏联国家安全局（克格勃）的情报官员，来哈军工的任务一是掌握中国这个最机密的军事工程学府的情况，二是监视每个苏联顾问的表现，所以，许多苏联顾问对诺维克也敬而远之。
与诺维克对口的刘有光和张衍心中有数，对留着小分头的上校同志以礼相待，不卑不亢。
诺维克对哈军工的政治工作不十分热心，他曾对张衍说，中国军队过去那套政治工作可能过时了，现在是原子时代，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政治工作方法要改变，他流露出想登台演讲的意思。
张衍请示陈赓，既然政治顾问有一套新理论，可否请他讲一讲原子战争条件下的政治工作？
陈赓望着张衍，双眉凝聚，口气深沉地说：“只请他给政治部的人讲讲吧，不给全院讲。”停顿了一下，陈赓又说：“从井冈山时代起，毛主席就给我们制定并发展了一整套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方法，我们的政治工作比苏联的先进得多，高明得不知多少倍，绝对不能丢掉自己的好东西，把别人落后的东西搬来。不管什么原子战还是电子战，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都要发扬光大。”
此后，政治部一直没有请诺维克上校介绍苏军政治工作经验，他本人似乎品出点味道，也找个台阶下，以后不再提他的经验了。
建院初期，在设政治委员的问题上，陈赓与苏联顾问团有过分歧意见。院里设政委，苏联顾问不反对；但系里设不设政委？陈赓主张设，顾问团不同意设，因为“一长制”是苏联多年实行的体制，他们要把这种苏联体制搬到中国来。有一次，陈赓和奥列霍夫一起到北京开会，为了是否设系政委，两人争论了一路。
陈赓在中南海里曾向毛泽东请示过哈军工体制上的事。毛泽东嘴角掠过一丝浅笑，轻松地说：“现在可以暂时照他们的做，以后他们觉得行不通了，就会改的。”
对于毛泽东这个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指示，陈赓了然于胸。他来个“上不让下让”，同意苏联顾问只设系政治副主任的意见。但是他明确告诉新上任的各系政治副主任们：“你们名义上是政治副主任，这是为了照顾和顾问团的关系，实际上你们要担起系政治委员的职责。”
不到一年，哈军工各系的政治副主任都改为系政委，连专科也设立了政委。经过陈赓耐心细致的工作，苏联顾问团勉强同意，没再提出异议。
最让哈军工教职员工头痛的是那个“六节一贯”制。学员们从早8点到下午2点要连续上6节课，本来上完4节课肚子就咕咕叫了，后两节课心猿意马，听课效果自然变差，干部和教员们也得按这种作息时间办公。对中国人来说，打破中午吃饭的习惯，实在是太别扭了。
从一开始，陈赓就不同意，他说：“我们都是12点吃午饭嘛，弄到下午还不饿肚皮？”
徐立行无奈地说：“顾问团坚持这么排课，说这是苏联的先进经验。”
“先进经验？”陈赓一笑：“既然党委多数同志同意，遵照民主集中制，按多数人的意见执行。但是我个人保留意见，今年我50岁了，下午两点吃饭受不了，横竖我要12点去吃中饭。”
按苏联专家制定的《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中有关规定，“六节一贯”制就硬性地执行了。但学员和教员干部们怨声载道，思想一直不通。
“非改不行了！”刘居英与徐立行商量，口气坚定。
“最好高教部能下个文件，我们好有个根据。”徐立行还有点忧虑。
1954年11月26日，刘居英给奥列霍夫写了一封信。
“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同志：
兹呈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关于停止实行所谓‘六节一贯’制问题的通知》一份。
我院从开始以来也是按‘六节一贯’的办法排列的作息时间表，因而
1。早饭和午饭时间相隔6小时零45分钟，违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一百八十七条：两餐相隔不应超过6小时的规定；
2。学员和工作人员午间（12时左右）感到饥饿，并有部分因不习惯而生肠胃病。
根据以上情况，拟于下学期春季作息时间表中，改变排课时间。您意如何？请告。
副院长 刘居英”
过了一个月，奥列霍夫才正式回复刘居英。他在信中解释，苏联学校之所以上午可以上6节课，是因为在第三节或第四节课后，规定一个“大休息”，学生可到餐厅吃东西……奥列霍夫又提议：“尽量减少各种频繁而冗长的大小会议，忙开会的现象愈少，工作时间就利用得愈好。”
刘居英终于取得奥列霍夫的支持，取消了实行一年多的“六节一贯”制，中午可以按时就餐了，全院上下皆大欢喜。
24 以我为主 学苏联真诚友好（4）
1957年5月，徐立行随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才亲眼看到苏联军事院校是如何上课的。一早学员来上学，领了保密包去上课，上完课，交了保密包就回家了。学校不负担学员的食宿，搞的是生活社会化。而哈军工是把学员的衣食住行都包下来，再套人家的“六节一贯”制，学苏联就变成“生吞活剥”了。徐立行感慨道：“过了5年，才明白过来。”
陈赓一直反对种种形式主义。建院初期，按苏联的值班交接制度，每天早晨，院、部、系全体值班员集中，先由军乐队奏乐然后交班。一到隆冬季节，大号小号没吹完就结了冰，乐手得往号里灌酒精才行。陈赓批评说：“完全是形式主义嘛！”他下令取消了这种“礼仪”。
对“老大哥”中的害群之马，陈赓绝不客气。顾问团中有个翻译叫马特维年科，乌克兰人，整天骑辆大摩托车在学院里横冲直闯，生活作风也很恶劣。陈赓为此气愤地说：“我们中国人不能再受气了！”他指示锻钢说：“我不便直接出面，你去直接告诉首席顾问，马特维年科是不受欢迎的人！”一周后，这个乌克兰人在哈军工消失了。曾有一位驻北京的苏联专家路过哈尔滨，住在大和旅馆，那天两杯“马尿”下肚，此人就色迷迷地对我们的女翻译非礼。陈赓知道后，马上派张衍找首席顾问交涉，奥列霍夫很重视，最后严肃地处理了此事。
应该说，在陈赓“以我为主”的思想指导下，学院学习苏联，态度认真，成效显著。院党委经常检查对苏联专家建议的执行情况，并上报军委。
1954年底，刘有光和张衍联名向总政治部罗荣桓和谭政等首长汇报学习苏联的情况时说：“……苏联专家来院两年来提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他们不顾一切地拼命工作。离开专家，我们是办不好学院的。”“专家建议保密室的办公桌内不能放文件，我们没有坚决执行。”“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没向专家说明，引起不满；专家问我们：‘为什么答应了不做，是不是我提的不对？’”
由此可见，当时苏联专家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哈军工学习苏联的虚心诚恳态度。
1954年7月11日上午9时，哈尔滨市北郊50华里外一个叫柞树林的地方，响起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惊得旷野草丛里的野鸡扑腾腾飞上蓝天，远处的村落里，老乡们在伸头探脑地张望着。
柞树林有一大片开阔地，当年日本人在这里建了一个简易的双榆树飞机场，废弃的机场早已湮没在荒草灌木中，机场周围丘陵起伏，宽宽的呼兰河由北向南切过荒原，带着黑色的泥沙，流入松花江，河两岸是密密扎扎的灌木丛。这里就是哈军工的野营训练场。
奥列霍夫一上任就向陈赓建议建立野外作业场，陈赓把这件事交给李懋之，李懋之去省里找李延禄副省长，这位当过东北抗日联军军长的李副省长对北满地形十分熟悉，他建议在柞树林这块地方建野营场地。不久，省、市人民政府将废机场及周围荒原划拨给哈军工使用，经过了一年的筹建，学院有了自己的野营训练基地，陈赓任命唐铎为野营司令部司令员。
在唐铎、刘居英、刘有光、李懋之、张衍等人的陪同下，陈赓和身穿解放军军装的奥列霍夫一起，在军乐声中检阅了野营司令部和一、四、五系学员的分队。接着他发表讲话。
陈赓说：“野营教育是我院整个教育计划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我院今后正规的军事教育有着很大的意义。野营教育是在最接近实战的情况下，使学员把课堂学习的理论原则与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巩固和提高学员的理论知识；一方面使军事工程技术更好地为战术服务……因此，必须认真地学习军事科学，学习现代化的集团战术，只有这样，才能使技术适应战术的需要，才能更大地发挥技术的威力。希望大家虚心地努力地学习，在实地作业中，要注意教员的第一讲解、小结、讲评与示例，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骄傲起来；在演习中要树立敌情观念，英勇顽强，坚决执行条令，加强正规军人的军事生活锻炼，使自己通过野营战术的学习，进一步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
陈赓又要求野营司令部的各级指挥员加强对学员的思想领导和政治教育，使哈军工培养出来的学员，“真正成为对党、对祖国高度忠诚、积极负责、坚决执行命令、精通现代化军事工程技术的干部，以利于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
入营典礼结束后，陈赓和其他院系领导以及苏联合同战术顾问巡视了野营区的设备，他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对学员宿舍、俱乐部、阅览室逐一检查。
北国的炎夏，干热的阵风夹着野草的腥气吹过野营场地，帐篷在轻轻地抖动，红旗在哗啦啦地响个不停。
陈赓站在阳光下，注视着持枪操练的学员们。看了一会，他对刘居英说：“我们的军事教官水平不低呢，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陈俊挺能干，手下有40多人。你知道吧？其中还包括10名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的起义军官，这些同志参军以后，工作都不错啊。”
刘居英说：“第三期学员很快要来了，3个月的军事教育问题要很好研究一下，三期学员全部来自高中毕业生，不经过严格军事教育阶段，恐怕难以成为合格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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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我为主 学苏联真诚友好（5）
“对！”陈赓点头说：“必须让他们在这片黑土地上摸爬滚打，才能结束他们的孩子时代。”
从第二期学员开始，在预科教育中，实施了入伍教育，时间为3个月，前两个月在院区营房进行。除军事、政治课外，主要是军事生活养成教育。第三个月，开赴野营场，进行行军、宿营、侦察、警戒、防空、防炮、防原子、防化学和排、连、营、团的攻防战术实兵实弹演习，使学员得到近似实战的体会，锻炼学员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每年暑假，哈军工都有计划地安排学员到野营场进行各兵种战术与技术相结合的训练，课目有步兵、炮兵器射击、爆破、伪装、兵种兵器使用原则，师团营长在攻防作战中的指挥原则，地形测绘、工程测量、架设舟桥、操作工程机械和机场建筑机械、军用电工作业、野战筑城、坦克见习、汽车驾驶等。通过实际作业，巩固所学的专业技术和战术知识，为今后严格的军旅生涯做好准备。
学院最集中的两次野营训练是在1956年和1957年，先后有1100多人和1400多人在野营场的荒野里冲锋陷阵，在硝烟弥漫的丛林中摸爬滚打。50 多岁的唐铎身先士卒，每天一早，他光着膀子带队跑步，老英雄以无声的命令，指挥生龙活虎的后生们。
话再说回来。1954年7月下旬，第三期学员入院，1000多名新生，绝大多数是不满20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仍处在考上大学的亢奋之中。金榜题名，少年得志，稚气未退的脸庞上洋溢着收不住的微笑，全身都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骚动不安的求知欲望。
刚迈进哈军工大门，他们就穿上崭新的军装，戴上了军帽，尽管头上暂时缺少一颗红五星，但脱掉了老百姓衣服的年轻人立时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军人”，不经意间挺胸凹肚，连喘气的声音都不一样了。
几日之后，军训开始。新学员在院内大操场里接受8个小时的“立正”、“稍息”、“齐步走”等士兵基本训练，在风吹日晒雨淋下拔正步、卧倒、匍匐前进。不久，腰酸背痛，大腿红肿，手脚打泡的滋味冲淡了脸上的笑意，牢骚怪话也悄悄在新生大队里传开了：
“我们这儿是大学还是兵营啊？”
“上战场也用不上我们大学生呀，那么苦练干什么？”
“听老学员说，到野营训练场比这儿还苦呢！”
不久，发生了让全院大为震惊的事件：三期新学员不断有人开小差，有一天，4个上海籍新生一齐溜走，他们留下的字条上写道：“我们上当了，我们不是来当大兵的。”
陈赓大为恼火，他忿然道：“这些人真给上海人丢脸，我要打电话告诉陈毅市长。”陈赓决定亲自为新生作一场大报告。
那天下午，在王字楼前的小操场上，1000多新学员和军事教员，队干部们席地而坐，静听陈赓讲话。预科主任张文峰、副主任屈兴栋坐在陈赓旁边。
陈赓仍是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在偏西的秋日下，面色微黑透红。他手里有一份讲稿，可看了几眼就放到旁边，他喜欢即席演讲。秘书把麦克风放到他的面前，他用手推开说：“我就烦这个东西。”
陈赓大概以为要给他录音呢。张文峰贴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陈赓又把麦克风拿到自己的面前。
陈赓先讲国内外形势，接着讲学习掌握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他洪亮的声音，幽默的语言，磁石般拴住了年轻人的心。
“毛主席为什么要成立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叫兄弟我来当院长？还有我们的刘副院长，人家个子大，功劳也大嘛！在朝鲜战场上，我们都深有体会呀，我们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去和飞机加坦克的美国人打。我们把坦克从美国人手里抢过来以后，就是没有人会‘骑’（笑声），只好横七竖八地推到沟里，我不会‘骑’也不让你美国人‘骑’（笑声）。苏联卖给我们30辆坦克，又培训了我们的坦克手，可是坦克驾驶员不明白‘煞人’（sin）呀，‘烤煞人’（cos）呀，不管多少度的斜坡都敢往上冲。坏了，坦克车翻了，‘煞人’也煞不住了（笑声），我们花钱买的宝贝成了一堆废铁。
刘副院长在朝鲜是铁道司令，美国鬼子来个空中‘绞杀战’，想搞掉我们刘副院长这个司令官，火车跑不过飞机，干挨炸弹不行，进山洞里躲着吧。后来我们想办法，晚上找敌机轰炸的间隙，地面上鸣枪传信号，好几列火车像赶羊一样一块跑，要不然就得憋死在山洞里面。不就是因为我们军事技术落后，没有飞机嘛！同学们说了，你们干吗不拿枪打飞机呢？在地面上用机枪、步枪打飞机，那是很困难的。我们就得自己造飞机，还要造坦克、造军舰、造大炮，就得有自己的军事工程师去设计、去制造、去维修。
为什么毛主席为我们写训词？因为军工学院太重要了。提起毛主席，可是了不起，我们国家现在还有困难，可他老人家一副担子挑了两个人，前头是个小伙子，后头是个老头儿。（笑声）
毛主席在50年夏天让我去越南，他老人家说我是常胜将军，那是夸我、鼓励我，天下哪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连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也被白军撵得到处跑，我陈赓算老几（笑声）？兄弟我在越南，在兵力和炮火运用上，我和武元甲将军发生了分歧。他主张分散，我主张集中。我赶紧找胡志明，拍着他的肩膀说，老胡呀，集中优势兵力和炮火，这可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嘿，果然灵验，老胡头儿说，照你的意见办，这仗就交给你打了，果然打了胜仗。回国以后我满以为会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谁知见了面说起这事，毛主席就批评我犯了‘大国主义’。我满以为过去在广州，我和老胡头儿泡在一起，随随便便惯了，谁知我忘记人家现在是国家主席了，主席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
24 以我为主 学苏联真诚友好（6）
陈赓讲了一个多小时，张文峰建议休息一下，陈赓点点头，这时下面传上来两张纸条，陈赓展开念道：“敬爱的陈院长，我们坐在后面，看不清你的脸。你能不能下来让我们看一看？”“陈院长，请到我们中间走一圈，我们想和你握握手！”
全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陈赓站起来，笑道：“好吧，大家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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