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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散文集(选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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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自然是荣辱与共。所以，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招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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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一局棋（2）
这事本来已经没有问题，但事隔十多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围棋界的###濑越宪作忽然在一次新闻界的座谈会中透露了一个秘密：那著名的第一百六十手不是秀哉想出来的，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贡献的意见。这个消息又引起轩然大波。这时秀哉已死，他的弟子们认为有损老师威名，迫得濑越只好辞去了日本棋院理事的职务。
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
最近在日本的围棋杂志上看到吴清源大胜前田陈尔和现任本因坊高川格的棋局。前田居然连用了两下吴清源当年所创的“鬼怪手”，要是老师还活着，他一定不敢这样“离经叛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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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老人祠的签词（1）
杭州有座月下老人祠，那是在白云庵旁，祠堂极小，但为风雅之士与情侣们所必到，可惜战时给炮火夷为平地，战后虽然重建，情调却已与以前大不相同。杭州正在大举进行园林建设，我想，这所司天下男女姻缘的庙宇，实在大有很精致地修建它一下的必要。
月下老人的典故出于《续幽怪录》，据说唐时有个名叫韦固的人，有一次经过宋城，看见一位老怕伯在月光下翻书，这位老伯伯说天下男女的姻缘都登记在他的簿子上，他囊中有无数红色绳子，只要这绳儿把男女两人的脚缚住了，就算两人远隔万里，或者是对头冤家，都会结成夫妻，所以后来有“赤绳系足”的典故。西洋人的办法却比我们鲁莽得多，他们有一个丘比特，是个顽皮小孩（有时甚至是盲目的），拿着弓箭向人乱射，哪一对男女被他一箭射中，就无可奈何地堕入情网。相较之下，我们的月下老人用一根红线温柔地替人缚住，还有簿籍可资稽考，显然是文明得多了。月下老人的故事流传全国，然而除了杭州之外，其他地方很少有这位“天下婚姻总管理处处长”的庙堂，倒很奇怪。
以前，常常可以见到一对对脸红红的情侣们，尽管穿了西装旗袍，都会在祠堂中虔诚地拜倒，求一张签，瞧瞧两人的爱情能不能永远美满。
杭州月下老人的签词恐怕是全国任何庙宇所不及的，不但风雅，而且幽默，全部集自经书和著名的诗文。据说其中五十五条是俞曲园所集，此外四十四条是俞的门人所增，共是九十九条。我旧日家中有一个抄本，不知是哪一位伯伯去抄来的，我还记得一些，但九十九条自然记不全了。
第一条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兆头吉利的有“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团聚”、“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原来是曾子的话，这里当指这男子很靠得住，可以嫁）等等。求签而得到这些，那自是心中窃喜，无法形容了。
有一条是“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孟子》这两句话，本是反语，但这里变成了鼓励男子去大胆追求。有一条是《诗经·啵纭どＶ小返娜洌骸捌谖液跎Ｖ校液跎瞎臀液蹁恐弦印！闭庠凇妒分性臼亲钪拇蟮ㄖ鳎健吧＜溴稀钡哪信钠诿茉迹庖磺┑币彩枪睦槿朔诺ń小！扒笤虻弥嵩蚴е薄ⅰ安焕⒂谔欤晃酚谌恕薄Ｕ饬角┒己星苛业墓睦裕鹤费剑费剑率裁矗�
还有一些签文含有规劝和指示，如“德者本也，财者未也”。叫人不要为钱而结婚。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指此人虽穷，人品却好，可以嫁得。如“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照《论语》中原来的解释，是这男人嘴头甜甜的会讨人喜欢，相貌又漂亮，然而是头色狼，绝对靠不住。“可妻也。”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孔夫子说公冶长虽然给关进了牢狱，但他是冤枉的，结果还是招了他做女婿。“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这句本来是闵子骞的话，这里大概是说别三心两意了，还是追求你那旧情人吧。另一条签词中引用孔子的话，恰恰与之相反：“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好的人有的是，你哪里知道将来的没有现在的好？这个人放弃了算啦。这大概是安慰失恋者的口吻吧。“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你爱他，要了解他的缺点，你恨他，也得想到他的好处。“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她虽然对小王很亲热，对你很冷淡，其实她内心真正爱的却是你呢。“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月下老人祠的签词（2）
这家伙有什么地方值得你这么颠倒呢？唉，连这种丑八怪也要！
另外一些签条是悲剧性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照余冠英的译法是：“谁说那苦菜味儿太苦，比起我的苦就是甜荠。瞧你们新婚如蚀似漆，那亲哥亲妹也不能比。”有一签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虽不一定如孔子的弟子冉伯牛那样患上了麻风病，但总之此人是大有毛病。“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出韩愈《祭十二郎文》）；“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出《诗经·王风·中谷有蓷》），这些签都是令人很沮丧的。
“风弄竹声，只道金珮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那是《西厢记》中张生空等半夜，结果给崔莺莺教训一顿。“夜静水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那是《琵琶记》中蔡伯喈不顾父母饿死，为人痛斥。求到这些签文的人，只怕有点儿自作多情。最令王老五啼笑皆非的，大概是求到这一签了：“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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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周率的推算（1）
梁羽生兄在《数学与逻辑》一文中，曾谈到祖冲之的圆周率，说是全世界最早的精密。这在数学史上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圆周与直径的比例怎样，这在实用上是常遇到的，我国最早的数学书是《周髀算经》，其中称“周三径一”，即周率是三。据传说，这是周初的商高计算出来的。如果传说不错，那么这是公元前十二世纪的事了。
希腊人说，周率的应用是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大物理学家阿基米德，那就是那位因洗澡而发现阿基米德定律的人。希腊人称圆周率为“阿基米德值”。
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先生在《圆周率略史》中说：“西洋数学史多以为此率源于印度，而声息相通之阿拉伯亦认为印度所产。”
到底，粗疏的圆周率是哪一民族的人最先发现的？我想，三与一之比的周率，随便用尺与绳子一量就量得出来。在实用上需用的时候，许多民族都会一量而依照这比率计算。所以，到底谁最早发现，那是很难说的。至于精密的计算，则是较后的事。
我们说祖冲之最先计算出精密的圆周率，是根据《隋书·律历志》中的记载。那上面说：“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又设开差冪，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
这一段话稍加说明，就极易清楚：
我国历史上首先用数学方法推算圆周率的，是汉代的大学者刘歆（公元二三年为王莽所杀），他的圆周率是31547。张衡（公元七八年——公元一三九年）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他的周率是√10。刘徽（公元二六三年前后时人），他用割圆术来推算，即圆内画一六边形，逐渐增加边数，这多边形与圆会越来越接近，计算多边形的边，算到九十六边形时，周率定为314。王蕃（公元二一九——公元二五七年）是14245＝3155，皮延宗（公元四四五年前后时人）的周率考查不出来。据李俨的《中国算学史》中说，在祖冲之之前，还有一位何承天（公元三七○——四四七年），周率为22/7，即31428。这些周率都不精密。
祖冲之（公元四二九——五○○年）是南北朝的刘宋时人，他算出的周率据《隋书》中说，是小于31415927而大于31415926，可定为314159265，精密地说，是355/113，约略地说，是22/7。西欧人算得这样精密的，是在一千多年以后（公元一五七三年）的德国奥托（Valentinus Otto），但他也只算到小数点后的六位。
祖冲之的儿子祖恒之，也是一位大数学家，他发现了计算圆球体面积与体积的公式。因为他们的推理方法在那时是太精妙了，管理文化教育事宜的官吏根本不懂，于是“废而不理”。
圆周率的推算（2）
在各文化古国中，我国的数学是不算十分发达的。我国数学一直限制于实用，与实用无关的比较抽象的推理几乎都不去接触。最突出的贡献，恐怕是这圆周率了。我在初中读书时，教我数学的是章克标先生。他因写小说而出名，为人很是滑稽，同学们经常和他玩闹而不大听他讲书。他曾写过一部《数学的故事》，其中说到有一个欧洲青年花了极长的时间，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六百多位。这个圆周率，当然是毫无实用价值的。
在写小说《书剑恩仇录》时，为了要多知道一些陈家洛的身世，我曾翻过一些关于他祖宗海宁陈氏的记载，发现有一位与他父亲陈世倌同辈的陈世仁（公元一六七六——一七二二年）。这位先生是康熙时翰林，竟是一位数学大家，著有《少广补遗》一卷，对于“级数”颇有研究，发现了许多据说是前人从来没有谈过的公式。书中一直研究到奇数偶数平方立方的级数和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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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杂谈
讲到摄影，香港恐怕是全世界最方便的地方之一。第一是器材便宜，德国的相机、英美的软片，在香港买都便宜过在原产地购买。第二是天气好、风景美。这里天清气朗的日子真多，既有高山，又有大海。曾听一位国画家说，香港的山既有北宗的山，又有南宗的山，这在全国各地都是罕有的，真是风景写生的好地方。适宜于绘画，当然也适宜于摄影了。大概由于这些优良的条件，香港的摄影家近年来在国际上声誉日起，任何哪一国的沙龙比赛中差不多总有香港人的作品入选。最近在圣约翰教堂展出香港摄影沙龙入选作品，确是琳琅满目，佳作很多。在各种艺术活动与体育活动中，真正达到国际水平的，香港目前似乎还只有摄影一项。
摄影算不算是“艺术”呢？在摄影家们说来，那当然是艺术，但严格说来，它与真正的艺术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现在许多人认为它是一种“半艺术”（Semi－Art）。所谓艺术，是指人们创造一种作品，用以表达思想感情。诗人写一首诗歌颂劳动的光荣，音乐家作一首曲子抒发他恋爱的感情，画家与雕刻家在画布或雕像中表达物体的美丽和他的看法，小说家、剧作家、电影的编导们描写社会中的悲欢离合……这些作品都有很大的创造自由，能深刻表现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引起观赏者的共鸣，但到目前为止，单幅的照相还不能圆满地表达思想感情。当然，照相中也包含有思想和情感，但一般说来，这只是“包含”而不是“表达”，因此不能说是完整的艺术作品。
比如说，用一个美丽的女人做题材。画家爱怎样画她就可怎样画，或许，这个女人容貌虽美，灵魂却很丑恶，高明的画家会在她嘴角的微笑中加上一些邪恶的线条，或者在她美丽的眼睛四周涂上一些不愉快的彩色，甚至于，他可以在肖像上画些毒蛇、蜈蚣之类。但摄影家却没有这种自由，他只能取一个怪异的角度，缩小光圈用一种“低调子”来拍摄，或者，再在黑房工作时增加点什么，然而不管怎样，他不能真正地“创造”，只能尽可能地“安排”现成的物件。
戏剧与电影，在某几点上来说，创造也是受限制的，编导者的思想感想，要通过演员表达出来。如果演员好，那么艺术创造就很圆满，要是演员很糟，编导者的艺术意图就表达不出了。戈登·克雷（Gordon Craig）是英国著名的戏剧家（他是英国著名女演员艾伦·泰丽的儿子，萧伯纳写给艾伦·泰丽的情书在文艺界是很出名的），苏联的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邀请他到苏联去导演《哈姆雷特》。这位戈登·克雷就常常叹息演员的不如人意，以致认为在戏剧中，最完美的表演者是木偶，只有木偶才不会妨碍戏剧家的创造。这种说法当然是过于偏激，演员的表演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与编导的艺术结合起来而成为完整的戏剧艺术。
如果不是那么认真，当然“安排”也可以说是艺术，不是有许多人把插花、烹调、衣服设计、室内装置甚至理发、交际等等都说成是艺术么？与这些东西比较，那么摄影中创造与表达感情的成分又高得多了。
朋友中大概一大半的人有照相机，除了极少数的人专心研究之外，大家只是拿来玩玩而已（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种德国相机叫做“为她摄”，这种相机并不出名，但它的名字倒说出了这里许多玩相机的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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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为五斗米折腰”（1）
前几天几个人闲谈，从回去看看，话题转到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又转到了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一位朋友说：“陶渊明当一个月县令，薪水只有五斗米，一斗米大约十五斤，五斗米七十五斤，这未免太少了。这官儿当真不做也罢。”其实我国的度量衡，都是古代的较小，后来渐渐变大。陶渊明那时的五斗米，一定还不到十五斤。但到底有多少，可谁也不知道，记得在中学读书时，老师讲解这篇文章，对“不为五斗米折腰”一节，也没说得怎样清楚，大家于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糊里糊涂的过了去。
我觉得这问题虽没有多大重要性，但倒有点兴趣，后来就去查查历史书刊，找到了一点资料。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最早见于宋书的“陶潜传”，其中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难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乃即日解印绶去职。”“督邮”这一种官，是专门来考查县令治绩的，使做县令的大为头痛，可想而知。《三国演义》中记张翼德怒鞭督邮，读者们的同情完全放在张飞一面。陶渊明没有燕人张翼德的臂力武功，鞭他一顿是不成的，但想到此人讨厌，不见也罢，于是辞官不干了。（至于“归去来辞”的序文中说辞官是为了妹子的逝世，大家说那是托词，只是为了免得惹祸。）
现在北京故宫里藏有王莽时代的一只量器，刘复根据这只量器推算，王莽时的一斗只合今日二市升弱。又据隋书记载，王莽的铜斛约当曹魏斛九斗七升多，两晋南朝的斗斛之量是承继曹魏制度的。依此推算，陶渊明那时（东晋末年）的一斗大致与今日的二市升差不多。那么，陶渊明的五斗米，只有今日的一市斗米了。
近来我国学者的历史研究，非常着重历代的生产、消费、分配等等经济生活，与从前重视帝王家谱、个人英雄、家族门第等大不相同。因之古代的经济资料，也整理出来很多。据学者考证，东晋时地方官的俸禄一年大约为四百斛，即四千斗（古代一斛是十斗，到南宋贾似道时才改为五斗。广东一带很少用斛，但在江南，解放前“斛”的使用是很普遍的）。陶渊明的“五斗米”，如说是年俸月俸当然绝不合理，就算是日俸，也还是太少。那么其中原因在什么地方？
缪钺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新的、也颇令人信服的见解。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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