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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晚清-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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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方书籍，使她们误入歧途而模仿外国的风习，那就会贻害不浅；如果竟然发生这类情况，她们就会开始闹婚姻自由而无视父母和丈夫的权威了。然而，妇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1907年还是得到了承认，于是制订了关于女子师范学堂和女子小学的章程。③即使如此，妇女受教育的目的也只限于培养贤妻良母和一些教师而已。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仍旧被否定。结果，甚至受初等教育的男女儿童也要分校就读，而且妇女不得参加政治集会。
在初等小学堂、中学堂和高等学堂中都有军事训练课。在高等学堂中，增加了三学时的军事学，讲授不同国家的军事制度、军事史和战略。与政治学和法律一样，军事学也只有官办学堂才有。这些课程私文学堂是不准开设的，这件事表明政府是多么怀疑人民办事的动机。
从以上各点看来，人们会怀疑政府办新式教育的态度会认真到什么程度。政府诸公可能并不认为官办学堂教育实际上是可取的，而是勉强采纳了这种新制度，因为它不仅已由立宪派康、梁等人要求过，而且各省督抚也提出过这种要求。正象1904年皇帝批准的《奏定学堂章程》所说的那样，新制度的目的是要培养“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①这里不是不可能把“大清国”解释为“中国”，但是它似乎更可能指满洲王朝。不妨考虑以下的事实：即法律、政治和军事学在私立学堂被禁止讲授；而教育的目的正如在1906年所宣称的那样是谆谆教诲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实，其中以“忠君”为最高美德。换言之，清政府开始办学堂教育是很勉强的，是受外界压力的结果，它的目的并非培养宪政时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国家臻于富强的人民，而是培养一种热爱清王朝和始终忠于清帝的人。
事态的发展与清政府袞袞诸公的意图恰恰相反，反满运动在学生之间扩大了。1907年，政府禁止学生干政或集会，而且对此三令五申。结果国内学堂中的反满运动一般说来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在留日学生中间却发展了起来。在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政府推行改革计划时期，它极力鼓励到日本留学，于是留日的中国学生逐年递增无已。至1905和1906年，人数曾达到大约一万人（参看第六章）。在日本比较自由的环境里，中国学生对清朝的批评要尖锐得多，而且加入立宪运动或革命运动的人数也逐年增加，在日俄战争之后尤其如此。面对这个问题，1902年，北京派遣一位中国留学生的监督到日本，1903年，发布章程禁止留学生议政，不准出版有关政治的报章杂志或者作任何会影响公共道德或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协助管制中国学生。东京对此作出了反应，它在1905年发布了“关于招收清国人入公私立学校的规定”。日本政府的这一行动引起了留日中国学生的极大愤慨。①
不久，中国政府就不依靠日本政府的协助而自己采取更直接的行动。1906年2月，它拟定一项决议：凡派去日本留学的，只限于那些擅长中文并精通儒家经典的学生。12月，中国驻日公使被任命为留日中国学生总监督，使之可能进行更严密的监督。但是，无论清政府如何试图加紧控制留日中国学生，其结果恰好与愿望相反。控制愈严，学生中的反满情绪就愈强烈。最后，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团体自然而然地成了反清运动的核心。
② 舒新城编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有关清代教育改革的一本有价值的资料书籍。另外还有舒氏重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卷本，1963年版）。关于绅士在创办学堂中的作用，参看玛丽安？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① 参看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53—67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23第19—20页。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59—67页；再参看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7章。
② 见喻长霖的叙述，转载于《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6第8648—8650页；又见庄吉发：《京师大学堂》，第2章。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48第4—5页；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233—234页。
② 参看汪一驹：《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年》，第61、63、68—69页。
③ 《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
① 关于此时期的新式学堂章程，参看张百熙等人的《奏定学堂章程》。研究新式学堂的主要著作有苏云峰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① 《学务纲要》，载《奏定学堂章程》，卷1第10页。
② 《学务纲要》，载《奏定学堂章程》，卷1第12页。
③ 参看李又宁和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2册第974—989页。
① 《各学堂管理总则》，载《奏定学堂章程》，卷5第8页。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1970年修订本）第461—463页。
军事制度的改革
清政府的主要改革之一就是要整编腐化堕落的旧式军队和建立一支强大的新式军队。正规军队由八旗和绿营组成，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尤其是绿营军已无甚战斗力了。结果，政府不得不临时招募军队以对付起义和抗御外国；这种权宜措施现已成为正规的办法了（参看上卷第六章和第九章，以及本卷第四章）。在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有些新军被遣散，但它们大部分被保存下来，最初被称作“勇营”，后来被称作“防营”。（几年来军队的名目层出不穷，甚至比军队本身增长得还要快。）然而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证明它们已腐败无能，不再有战斗力了。
1895年中国的战败，使清朝清醒地认识到非常需要训练有素和具有西方装备的军队。结果，继李鸿章之后统率北洋军队的袁世凯在华北着手组织一支“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长江地区组织了他的“自强军”。两支军队都是洋式的。义和团事件的经验进一步表明需要这样的军队。①
因此，在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巡抚改建各该省兵制。与此同时，政府取消了旧式武举，而在各省创办武备学堂。它们的毕业生就被任命为新军的军官。同时在1901年，决定取消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绿营和半正规的防勇。然而，除非建立有效的中央控制，否则就不可能建立一支拥有西式装备和受过西式训练的军队（这种军队称作新军）。不然的话，各省新军只会加强各省督抚的力量而威胁中央政府。因此在1903年，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作为在全帝国招募和训练新军的中央机构。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由中央控制各省已招募和训练的新军。1904年，政府决定改建整个兵制，并把新军建成三十六镇，归练兵处控制。为了为新军训练军官，政府决定派遣学生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并建立一种军事学堂的制度，它将从开办初级军事学堂开始，直到成立武备学堂为止。
新军共三十六个镇，每镇有官兵12，500人，总数将有450，000人，组成常备军。除此之外，还组成了第一次征用的续备军和第二次征用的后备军。常备军的服役期为三年，三年后其士兵遣散回籍，并再接受三年非经常性的训练和少量津贴。这些士兵就成为续备军。然后又成为后备军，接着再服役四年，并接受更少的训练和更少的津贴。后备军服役期满后，士兵将恢复平民身分，不再履行军事方面的义务。①
征兵被看作理想的办法，但暂时还是决定在自愿的基础上征募士兵。同时，准许当兵的资格也被规定得比较严格。从前，任何志愿服役者，不问其经历、家庭出身、职业或年龄，都可以当兵。而现在只有二十岁到二十五岁、身体健康、在本省居住和有家的人，才有资格当兵。有鸦片烟瘾的人和那些屡次触犯刑律的人一概不准入伍。通过对三十六镇新军规定这些征兵标准，代表中央政府的练兵处力图对新军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当时的其他兵种仍归兵部节制。因此，在1906年政府改组时，兵部与练兵处合并成为陆军部，由它统率帝国的全部陆军。
满洲人铁良被任命为陆军部尚书，另两位满人被任命为左右侍郎。这样，陆军完全归满人统率。在这次改革之后不久，陆军部立即合并了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军四个镇，只给他留下了两个镇（第二和第四镇）。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军队是前所未有之举。陆军部这时统率了帝国最强的北洋军六个镇中的四个镇，这也是划时代的事件。②
清政府在这一成就的鼓舞下，推行了一种把全部军队控制在满人手中的政策。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被调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军机大臣的职位当然要高于总督，但是他们的提升意味着他们不再能直接统兵。这两个统率最强大的帝国军队的人，就这样明升暗降地被剥夺了权力。①最后，在1910年，北洋军队全部六个镇都被置于陆军部的直接统驭之下。
1908年光绪帝薨，年幼的宣统帝（溥仪）登极，而其父醇亲王第二（载沣）成了摄政王和朝廷上最有权势的人物。醇亲王一就职就建立起一支新的宫廷卫队禁卫军，并委托他的兄弟载涛和另外两个满人毓朗和铁良进行训练。1909年，诏书宣布皇帝是海陆军的最高统帅，由于皇帝尚在冲龄，醇亲王就对军队行使最高统帅权。
在这同时，海军也建立起来，还准备开始把军事管理与军事指挥分开。1910年建立了海军处，1911年设立军谘府（不属陆军部）。醇亲王委派他的弟弟载勋任海军处大臣；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涛为军谘使。这样，醇亲王就把帝国的全部军事力量掌握在他自己和他的亲兄弟之手。②用这种方法，清朝先把军事力量置于满人手中，其后到宣统时期又置于皇室宗族之手。
可是清朝统治者在军事改革刚一开始，就已经计划重新训练八旗兵，而且还训练宗人和满洲贵族作为军官。1903年，政府命令袁世凯和铁良在北京训练旗人。这支军队后来成为新军的第一镇。又在1903年建立了陆军贵胄学堂，以便把王公贵族及满洲高级官员的子弟训练成为军官。1908年，为了同样目的设立了一所海军贵胄学堂。与此同时，政府派遣一些王公贵族去日本和欧洲考察他们的军事设施，并派遣他们的子弟去那些国家学习军事科学。
在晚清时期，八旗兵已与绿营兵一样腐败无能。由于很多满人以当旗兵为生，政府并不削减旗军。但在另一方面，因为绿营军由汉人组成，所以很早就计划予以裁减。到1901年，绿营军拟裁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到1906年，拟改编成巡警；然而这些计划并未完成。1907年，决定把绿营军改编为巡防营：在和平时期，他们的任务是擒拿盗匪以维持治安；在战时，他们被动员作为新军的辅助力量。①
军事改革计划的进行已如上述。但是归根到底，清政府是否可能建立一支既强大而同时又忠于清帝的军队呢？这确实是一个与教育问题非常相似的问题。军事改革遇到很多困难。首先，在中国，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好男不当兵，而那些临时被征募的兵通常又是破产的农民或流浪分子。由于这种原因，在招募新军时，就不可能照章办事，即不许吸鸦片者和犯罪有案可查的人当兵，也不能只限于招募有家的当地居民。这种理想主义的规章不可避免地被束之高阁；事实上，被遣散的绿营兵、乡勇以及破产的农民和流浪者纷纷参加了新军。
其次，军队建设很花钱，而清政府并无足够的钱财。政府必须依靠各省巡抚的财政支持。但是当北京企图集中军队的统率权时，各省巡抚却不愿与它合作。实力派地方总督象张之洞和袁世凯等还在增加归他们指挥的军事力量。结果政府对他们很恼火，终于剥夺了他们的兵权。但与此同时，势力较小的巡抚们虽然不能象张之洞或袁世凯那样行事，但仍然能够妨碍新军的建设。结果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清政府并没有它所计划的三十六个镇，而只有二十个镇。而且，反对政府军事改革的并不仅仅是汉族巡抚。甚至陆军部尚书满人铁良，最后在1910年也辞掉了陆军部职务。为了削弱汉族官员的势力，他一直在进行有力的斗争，但他的辞职却是因为他不能遵循醇亲王以皇室宗族为中心的路线。甚至在满洲官员之中也蔓延着不满情绪。
然而，新军对改变中国人对军队的传统观念有很大影响。民族主义约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时产生，通过义和团事件的经历以及俄国占领满洲和日本战胜俄国等大事而更形活跃。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才把军职官员的官品提到与文职官员一样，才创办了军官学堂，并派遣学生到日本进行军事训练，而皇帝则成为帝国全部武装力量的统帅。结果，普遍鄙视军人的倾向消失了，甚至在绅士队伍中也有志愿去当军官的人，在以前他们是根本不会想到这种可能性的。这是一种很大的变化。人民对军官态度的转变，自然也改变了他们对军队的态度。在新制度中，作为一名军官，强健的身体和军事技术已经不够用了，他还必须拥有相当的学识。候补军官被派遣留学日本，但他们在那里却被革命思想所鼓舞。征募绅士当军官，同时又从本地居民中征募士兵，这样就使得各省的军队与各省督抚一样，都反对把军队集中到中央。①结果，当辛亥革命爆发时，革命事实上是由新军发动的，而且大部分新军站在革命者一边。支持清政府的军队主要是由绿营军改编的巡防营。
① 关于开始于1901年的军队的改革，参看鲍威尔：《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4—7章；麦金农：《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他的力量的源泉与组织》（加利福尼亚大学，1971年博士论文）。关于1895—1901年时期军事改革的重要背景材料，参看刘凤翰的两部专著，《新建陆军》和《武卫军》。
① 参看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与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起因》，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2期（1973年5月）第405—423页。
② 参看麦金农：《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第106—119页。
① 参看贝斯：《1895—1905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第189—197页。参考书目该书所列时期为“1895—1909年”。——译者
②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519—520页。
① 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47—249页。
① 参看波多野善大：《新军》，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65—382页。
立宪政体的准备工作
1901年，清政府虽已开始了教育和军事改革，但是只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才开始认真地考虑立宪政体的可能性。②这次战争的后果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因为它被认为是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中国人象亚洲其他民族一样被这次战争唤醒了，革命运动也被激起来了。要求中国采用立宪政体以便成为富强之国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象张之洞和袁世凯那样的地方实力派加入了这种大合唱，清政府再也不能置若罔闻了，1905年12月，清政府派遣以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到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去考察它们的政府，并详细调查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可能性。1906年7月该使团回国，而每位成员都推荐立宪政体。①海外的中国使节也齐上条陈说，宪法决不会损害皇室的权力，事实上它是维持皇室权力的最好手段。因此，皇太后和皇帝召见醇亲王、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部院大臣中的当然成员以及袁世凯在颐和园会议，以讨论立宪政体的正反面的意见。在这次御前会议中，庆亲王和袁世凯赞成采用宪法，但是铁良和荣庆反对。最后，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决定采取立宪政体。1906年9月1日，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指使下，命令京师和地方高级官员开始宪政的准备工作。②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于是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行政制度的改革
在清政府致力于实行立宪政体之后，它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行政制度的改革。③在义和团事件之后不久，政府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整饬吏治和改组过时的官僚机构。但是这种努力遇到了很多困难。
造成许多官员贪污腐化和官僚制度落后过时的原因被认为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存在着“捐纳”制度，特别是卖官鬻爵。以前当政府需要额外收入时，它就临时求助于卖官鬻爵的办法，但是自从太平军战争以后，这个制度就成了一项长期措施。结果官场中有很多人是以金钱或军功获得他们的官职的。人们认为这种作法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化。
此外，高级文职官员并不熟悉政府的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实际上都经员司胥吏之手处理。关于公文的格式都有复杂的规定。每个官署都有自己单独的一套簿籍。对高级官员来说，由于他在一个职位上最多不过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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