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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进知识分子的大潮流中。他们谴责西方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弊病；他们道德上的责难和审判虽然是以无政府的激进主义表达出来的，但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自身传统中反对资产阶级物质主义的哲学思潮。
关于日本对近代中国的自由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响这个大问题，不属于本章讨论的范围。①中国人在借鉴思想意识方面，越来越直接取材于西方的材料，而在从日文译成的中译本中，日本自己的思想也是难以确定的。但是两国的激进思潮显然不能孤立起来加以考虑。对留日的一代中国留学生来说，日本的激进派是私人朋友和道德巨人。景梅九的日记明确地指出，对一个有影响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听到象幸德秋水和大杉荣的讲话是多么重要。日本人的激进主义在东京的华人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②
日本的影响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它补充和强化了中国人经历的更大的变革潮流。革命派本身在策划第一次革命时也不是决定性的人物；按照芮玛丽的说法：“他们创造了一个传统，而不是一次革命。”③要衡量中国领袖人物个人在与日本人交往时所受的影响是困难的。但在交往中却常常容易了解到某些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中国浪人”（人们对宫崎及其友人的称呼）在他们的一生中就被认为是这种日本人。对他们来说，建设一个新东亚的斗争是一项超越个人或超越民族界线的事业。但是在中日两国，国际主义的经验都证明是难以容纳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潮流的。①　　　　　　　　　　　　　　　　　（杨品泉译）
②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及《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页。　
①　黑龙会的正史，即葛生能久等编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在最后全面地歌颂了这些东亚先驱者生平的光荣作用。　
①　井上雅二的《巨人荒尾精》提供了一篇传记。又见入江晃（音）：《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日本帝国和中国》，载古德曼编：《对日本帝国和亚洲的再估计》，第35页。　
②　在《中国》第21期（1965年8月）第7—22页中，可以看到关于东亚同文会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和贡献的权威性简明概述。　
①　对某些这类事情的讨论，见詹森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第163—189页。关于宫崎的全集，见宫崎龙介和小野川秀美合编的《宫崎滔天全集》。　
①　根据孙中山为宫崎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所写的序言。　
①　从近卫日记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中，可以研究他与其他人的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脉络。他在1898年10月16日策划康有为来日，1898年11月12日与他会面，1899年3月14日收到供康使用的资金，1899年10月到香港，1899年11月4日与张之洞会面。见《近卫笃麿日记》，第2卷。　
①　关于早期革命运动及其兴衰，见薛君度：《孙中山、杨衢云和中国早期革命运动》，载《亚洲研究杂志》，卷19第3期（1960年5月）第307—318页。郝延平：《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流产的合作》，载《中国论文集》，第15期（1961年）第91—114页。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82—104页。惠州起义的失败促使宫崎写了《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　
②　引自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111页。关于孙中山与留学生的来往以及他与秘密会社的关系，见郑冼秀兰的《同盟会》第36页。又见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300页以下。　
①　不过宋教仁从来没有完全接受日本人的这些论点。玉田典子（音）：《宋教仁和辛亥革命》，载《中国论文集》，第21期（1968年）第189页。关于黄兴，最详尽的材料为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对宋教仁最充分的论述是K。S。刘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　
①　岛田虔次在他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第193—194页）中讨论了大隈的几次演说。大隈在鼓吹中国必须采纳日本意见这一点上采取了十分强硬的路线；胡汉民在《民报》试图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乔治？威尔逊：《日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北一辉》，第45—53页。关于北一辉从中国拍的电报，见高桥正雄编：《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4册第424—480页。　
②　伯纳尔：《1906—1907年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116页。希夫林：《孙中山的土地政策》，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4期（1957年8月）第549—564页。　
①　伯纳尔的《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又见石母田正：《幸德秋水与中国》，载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第9卷：《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84—410页。关于俄国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见唐？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和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　
②　关于会晤和接触，见竹内善作的回忆《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载《中国研究》，第5期（1948年9月）第74—95页。但还可见斯卡拉皮诺和希夫林：《孙中山和梁启超的对抗》，载《亚洲研究杂志》，卷18第3期（1959年5月）第321—342页。其中所选的例子和论点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③　《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第45页。　
①　黄兴在东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学生组织新入会的总部，宫崎滔天的儿子是该会的创办人之一。见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进派学生》，第59页。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光绪皇帝的改革诏书
1900年8月14日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撤离京师，在10月26日逃到西安。12月初，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奉命上书言事，陈述他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年1月29日，经太后指示，皇帝发布上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治方法则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在这道上谕中，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概括如下：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①
上谕还宣称，中国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因此命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向上奏报。因此，许多高级官员呈上关于改革制度及行政管理的意见。1901　年4月，政府创立政务处，着手审查这些建议，选出那些可以照办的建议。①此后，政务处就成为政府改革规划的指挥部。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76第9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81第4页。
教育改革
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朝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从西方采纳某些东西。为此，某些政府官员必须通晓西方文化。因此政府命令翰林院学士研究西学。它把留学生召回本国，授予官职，还为由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推荐的那些人开了一次经济特科考试。②
在实行这一权宜措施的同时，政府企图在选择官员方法方面作一全面的改革。自七世纪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就已规定了文字考试，人们通过这种考试就有资格成为高级文职官员。科举曾经是一种优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年时间的实践中逐步趋于完善。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制度也陷入了形式主义。它的大部分试题要求人们在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然后加以释义和说明。在明清时代，每一部儒家经典都有官方的注释，它们是科举用的钦定版本。结果，应考人得努力把各经典著作的全文及官方注释都死记硬背下来。科举考试就仅仅成了记诵之学与书写能力的考试，它要求的不是逻辑性强和论点明晰的文章，而是堆砌着骈偶和典故的华丽词藻的文章。此外，一篇文章必须包括八段，写成所谓的“八股”体。甚至字迹也必须是“小楷”。
有清一代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说中国所有的学生学习都是为了科举考试，决非言过其实。无怪乎在正统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呆板、因袭和没有创造性思想才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希望得到一个新时代所需要的那种人呢？
显然，改革考试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了。1901年，清政府开始废除八股文章。代替它的是要求更清楚地解说《四书》、《五经》以及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学术的文章，并在1902年的各省考试中开始实行。
其次，政府认识到需要一种西式公立学校制度，决定把书院改建为西式学堂。自甲午战争以来，张之洞和盛宣怀就提倡过这种学堂，而且他们在武昌、天津和上海也建立了这种学堂。然而，几乎不可能使学生入学，因为教育的最强烈的动机仍然是在政府中作官。因此，为了吸引学生进入新学堂，政府同意给予学堂毕业生文官候选人的待遇。①
清政府也鼓励学生去国外学习，因为将要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新式学堂中缺乏合格的师资。从国外延请教师花费太大；此外，即使花费大量钱财，也难于得到好的外国教师；因此，较快的办法就是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特别是鼓励到日本去留学。与去西方相比较，去日本的旅费和生活费都便宜得多，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文字，习俗又相近（见第六章）。另外，人们认为西方文化几乎已原样传入日本，因此就没有多大必要费事到西方去了。
由此可见，教育改革是从改革科举、创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的。沿着这个方向，新学堂越办越多，但是它们的课程和学习年限差别很大。政府认为有统一标准的必要，于是在1904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为模式的学堂行政管理规章。在这种制度下，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为7至12虚岁的学生开办初等小学堂，为12至16虚岁的学生开办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则为16至21虚岁的学生开设。高等学堂收21至24虚岁的学生。分科大学则收24至28虚岁的学生，最高一级则为通儒院。通儒院或分科大学的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被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则取得生员（秀才）的功名。这就使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有了正规官员候补者的资格。①
政府在纸面上定下这一制度后，就在1905年12月建立了学部，作为中央的教育行政机构。在过去，礼部曾负责科举考试以及与此有关的传统教育事项。可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办的一些西式学堂的行政就没有授权礼部管理。1898年京师大学堂已经成立，由它负责管理新式学堂。但是这所京师大学堂实际上是集大学和学部组织于一身的机构，由于新式学堂的数量增加得太快，它已不能起到管理学堂的最高机构的作用。因此，京师大学堂这时就被定为最高学府，另设学部来管理学堂。②
1904年当政府建立这种学堂制度时，它企图在1906年以后逐渐减少旧式科举考试功名获得者的人数，并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足够数量的新式学堂之后最后废除科举考试。然而日俄战争的结果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日本的胜利被看作是立宪政体战胜专制政体的事例。很多中国人认为，对中国来说，立宪几乎是势在必行的。但是为了成立一个立宪政府，百姓就必须独立思考和判断。因此，传统教育很不能令人满意，而且确实可以说是很有害的。在日俄战争期间，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废除科举。1905年9月，在日本的胜利已成定局时，政府决定在下一年废除科举。①
当这一持续了约有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完全被废除时，它确实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此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职位，代替了传统的有功名的人。同时决定在国外高等学校水平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有资格取得进士或举人的功名，但这部分地要按照他们回国时考试的成绩来决定。②
教育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根据学部的统计，在1904年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人；在1909年学堂为52，348所，学生为1，560，270人。③这些数字表明学校教育有惊人的发展。然而随着这种发展，教育的内容是否有任何实际变化，这还是有疑问的。
首先，由于难以得到合格的新式教育的教师，在大多数新式学堂里不可避免地仍然按旧课程教课。1909年，在教初等小学堂的教师中，百分之四十八是有传统功名的人，他们是毫不了解新式教育的。这就说明为新式学堂获得新教师是多么困难了。
其次，几乎所有私立学堂都由绅士…文人所办，而且大部分公立学堂也是由他们发起而开办的。然而绅士阶级基本上反对政府废科举、建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的政策。他们有许多理由来反对。绅士们在地方上享有种种特权，这并非因为他们富有和出身于望族，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曾经科举及第。废除科举就意味着他们的特权要消失。此外，由于他们的子弟通常准备参加这种考试，所以科举的废除将会毁坏所有绅士家庭所享有的和期待着享有的那些特权。因此，绅士…文人作为一个阶级，是始终反对废除科举的。但清政府终于还是公布了废除科举的法令，此后绅士们机敏地停止了反抗，另辟办学堂以保存他们特权的新出路，因为学堂也能授予毕业生进士、举人和生员的学衔。绅士家族送其子弟入学，希望以此保持他们的特权；因此他们非常热衷于开办学堂，甚至不惜自己花钱来办。
第三，新制度中尽可能地保留了旧东西。例如，由皇帝从高级官员中任命最后考试的总监，让他与学部大臣或督抚一起主持考试，然后对考试合格者授予功名。显然这一程序和以前的程序并无二致。“学堂”与科举考试仅仅一词之异而已。
儒学仍然被认为是学业的基本内容，即使在新式学堂中也不得忽视。①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学堂要举行一次祭孔仪式，而且很多学时花在阅读和讲授经典著作上。以初等小学堂为例，在每周三十个学时当中，有十二个学时是朗读和讲解儒家经典。一年级学生每天要读《论语》和《孝经》四十个字；二年级学生每天要读《论语》、《大学》和《中庸》六十个字；三年级学生每天读《孟子》一百个字；四年级学生读《孟子》和《礼记》一百个字；五年级学生读《礼记》一百个字。除所有这些规定之外，还有两个学时的修养课，它是一种儒家的教育方法。显然儒家学说是被强调的；甚至学习的方法也是老一套。
在学堂的礼堂和课室中都贴有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每月初一由大家齐声朗诵，而且被用作教官话的课文。这些都说明了传统的民众教育或对乡民的教导（即“乡约”制）这时改由新式学堂来负责的情形；与此同时，还通过口语的标准化来试图统一国民的思想感情。
政府当局对于任何新鲜事物都是极端慎重的。例如在初等学堂不教外语，因为害怕孩子们在幼年学外语会忽视传统的学业。此外，还认为不应使用外国术语，因为这样就不可能保持中国语言的纯洁性和坚持正当的学业。举例来说，诸如“社会”、“影响”和“牺牲”这些术语不久前从日本传入，但这些近代术语的意思与原来汉文的涵义不同。另外，“团体”、“国魂”、“膨胀”、“舞台”和“代表”这些术语此时已经流行，但它们被认为是不优美的，因为它们原来不是汉文的词汇，而是日本人创造的。①所以这类术语不该使用，免得使中国语言陷入混乱。
还强调在学习外国的政治和法律时宜看全文，而不是学习其细枝末节。政府解释说：“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而中国今日之剽窃西学者，辄以民权自由等字实之。”“殊不知民权自由四字乃外国政治法律中半面之词。”“外国所谓民权者，与义务对待之名词也。所谓自由者，与法律对待之名词也。法律义务者，臣民当尽之职；权利自由者，臣民应享之福。不有法律义务，安得有权利自由？”②政府之所以对这些词语特别加以阐明，是因为它害怕学生们可能会反对它而闹事，会蔑视皇帝的权威和不分轻重地一味坚持他们的权利。
妇女不许受新式教育，因为在中国，男女在公共场所是严格隔离的，决不允许他们一起上学堂，也不许在大街上一起行走；如果妇女阅读太多的西方书籍，使她们误入歧途而模仿外国的风习，那就会贻害不浅；如果竟然发生这类情况，她们就会开始闹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