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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进口的机制棉纱逐渐便宜了，中国的原棉价格却在上涨。原棉价格上涨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起大量向日本纱厂出口的结果；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以后中国近代纺织工业惊人发展时期，棉花作物即使有所增长，也增长得很慢。一方面，支离破碎而且技术落后的农业部门对出口需要的迅速反应能力有限，同时较廉价的洋纱本身的进口减少了对手工纺的土纱的需要，这样就降低了农民增加原棉种植面积的积极性。兰开夏的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在1896—1897年报告说：“与土棉工业有关的一个最奇怪的现象是，和其他农产品相比，原棉价格高昂。”①手工业织布者越来越多地用进口的机制纱，至少把它用作经纱，有时也把它用作纬纱。
在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华南，特别是广东，是进口棉纱的主要市场，它吸收了总进口量的一半以上。但这个比重稳步下降至棉纱总进口量的五分之一。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两大地区：即一为华北和满洲，一为长江中、上游各省（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再加上云南和贵州，这三者各吸收总进口量的30％左右，成了进口棉纱的主要市场。手工棉纺织业集中的江南地区每年吸收棉纱进口量的10％左右，不过逐年上下摆动的幅度很大。很明显，进口机制棉纱的主要市场就是棉花种植和手工业最不发达的地区。廉价的进口棉纱使过去从江南或湖北购买棉布或较贵的原棉的那些地区的手工织布业的经济发展有了可能。产量很低的那种手工纺纱业衰落了，而用进口纱制的经纱和本地纬纱织成的土布在四川等地区同纯手工纱织的布以及外国布匹竞争；例如在那些地方，据报告说，“印度棉纱正在扼杀当地仅有的一些棉花种植业，而印度棉纱一旦织成棉布，就打击了土布，还程度较轻地打击了进口的灰衬衣布。”②
所以洋纱流入量增加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原来在十九世纪上半期集中在主要产棉省的手工织布业向各地分散。虽然较老的织布中心在一开始就受到了打击，但它们为了在原来的市场上竞争，也不得不采用机制纱。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日本纱在沙市和汉口地区开始被大量用作经纱。虽然进口棉纱没有在江南获得巨大市场，但江南的手工织工在二十世纪初期成了上海日益发展的棉纺厂的产品的主要购买者。此外，机制纱的采用加强了整个手工织布业。用进口纱和手工纺纱混合织成的布在价格和耐用方面都特别适合当时的中国市场。使用国产原棉的家庭纺织业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仍占重要的地位，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市场出售的纺纱首先被进口纱代替，后来又被通商口岸的华资和外资纱厂的机制纱代替。
表八　　1899—1913年创办的142家手工业织布工场中有关资本、织机和工人数字
虽然织布业主要仍是个体户手工业，但在刚进入本世纪之际，工业组织的其他形式已在有些地方出现。由于有了较便宜的机制纱的供应，有了能提高织布者日产量的改进的木质织布机和从日本引进的铁齿轮织布机，这些变化加快了。有一份计算材料记载，在1899—1913年期间共创办了142家手工纺织工场，其中69家设在江苏省，以上海制的棉纱供应它们，15家设在山东，14家设在直隶（河北），9家设在四川，山西、福建和广东各设7家，6家设在湖北，4家设在满洲，3家设在浙江，1家设在贵州。表八说明了这些工场的规模和设备。
有一种转手的织布形式，布商把棉纱贷给其中有的已经不干农活的农村织布者，由他们按商人雇主指定的花样织布，计件取酬；这种形式在许多地方与自己经营的农村织布者一起得到发展。还没有材料可以说明这种贷放制度的实际规模，但在直隶（河北）的高阳和宝坻、山东的潍县和浙江的硖石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例子。在前三个例子中，贷放的方式从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直到二十年代中期发展得相当快。它特别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及其后不久，但随即急剧衰退。对那些不能再依靠农业收入来缓和需求动荡不定的冲击的人来说，这类农村织布业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职业。它是一种为非本地市场生产的工业，但缺乏对不可避免的变化作出反应的近代组织和财政设施。
棉布进口的增长速度比棉纱慢得多，这主要是手工织布业的规模和力量造成的；在前面我已谈过，手工织布业因采用了机制纱而得到加强。相对地说，农村地区很少使用进口洋布；洋布的主要销售对象是城镇较富裕的工匠和商人。驻厦门的英国领事在1886年报告说：
“在十八个省及其他大片土地上艰苦劳动的千千万万下层中国人不穿洋布而穿土布，这个事实早已人所周知了。经询问一个中国人原因何在时，他回答说：穷人穿土布衣服，因为这种衣服比洋布经穿三到五倍，因为它不那么容易穿破，还因为穿了它在冬天暖和得多。为什么土布比较暖和？他说，因为织土布用的纱与洋纱大不相同，它是暖性的。因此，当一个富商穿破了三四套漂亮的洋布衣服时，工人、农民、脚夫和船夫会对一套较粗糙的、但事实上质地较好的衣服感到心满意足，而且一定会心满意足。”①　
机制经纱和手工纬纱结合起来使用，就制成了完全能与外国布匹竞争的、甚至更好的棉布。布莱克本访华团承认：“毫无疑问，普通衬衣布正在被用进口纱织成的手工土布所代替，对此我们似乎无能为力。”①
根据1871—1880年原棉的年平均产量为七百万担而1901—1910年的数字与此大致相同这一假设，我曾试图计算在这两个十年中年平均消费的纱和布的数字。表九扼要地列出了这个计算。从表上马上可以看出，棉纱的总消费量从第一段到第二段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了。但是在第一段时期几乎占垄断地位的手工棉纱不但在绝对数字上，而且在占棉纱总供应量的比重上，都急剧下降。产量下降了二百四十万担，这样，手工棉纱在1901—1910年的年平均产量只有1871—1880年年平均产量的一半。手工棉纱占棉纱总消费量的比重从98％下降到42％。手工棉纱被国内的和进口的机制棉纱代替。在第一段时期，中国还没有建立近代的纺纱厂，但到1901—1910年期间，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华资纱厂和外资纱厂生产的棉纱将近棉纱总消费量的18％，按绝对数字计算，这个产量约等于1871—1880年到1901—1910年棉纱消费量的增加总数。但远为重要的是，1901—1910年进口纱的增长数量几乎与手工纱产量相等。进口纱从1871—1880年占总消费量的2％增加到1901—1910年的40％，按绝对数字计算，后一段时期是前一段时期的二十四倍。
布的总消费量，不论按码或是按平方码计算，也都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国内织布厂的产量在1871—1880年还等于零，在1901—1910年也依然微不足道；大发展只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才出现。进口布匹虽然从第一段时期到第二段时期有所增加，但与进口纱比较，增加的程度并不显著。1871—1880年
表九　　1871—1880年和1901—1910年棉纱棉布消费量的估计数字
的年平均进口布为棉布总消费量的11％（码）和19％（平方码），而在1901—1910年的年平均数分别增加到16％和26％。与进口纱数量的显著增加形成明显对比的主要原因是，手工织布从前一个十年到后一个十年这段期间，在外国竞争的面前顽强地坚持下来了。
手工织布的比重稍有下降，但织布的绝对数量从1871—1880年每平均年度的32亿码增加到1901—1910年每平均年度的37亿码。这一增长是值得夸耀的，它显示了手工织布业的力量，但如果没有洋布进口的话，肯定会增长得更多。许多过去以纺纱为副业的农民无疑转到了织布业，以代替他们失去的活计；但是如果把因手工纱减少了二百四十万担以致无活可干的劳动力与因手工织布增加了六亿或七亿码而吸收的劳动力相比，即使最宽打宽算，也只能容纳无活可干的劳动力总数的10％到20％。因此人们必然会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纺纱业曾占重要地位的地区的农户中，许多家庭或是不能在城市中为它的某些成员找到工作，或是不能增加其生产和经济作物的上市量。对他们来说，收入和支出之间一贯不稳定的平衡从根本上被动摇了。
这当然是我在本节开始时提到的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这一指责的一个起因。作为农村收入的一个补充，再没有其他手工业象棉纺织业那样重要的了。虽然其他许多手工业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还保持原状，或者有所发展，但是由于手工纺纱业肯定无疑的衰落，有人提出了更空洞和站不住脚的主张，说整个传统的手工业部门被外国的进口货和本国工厂的制成品破坏了。还有第二个论据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个指责有时带有尖刻的语气。这个论据是，外国资本主义不但摧毁并剥削本地的手工业，更应受谴责的是，它还使应该发生的标准的进程中断了；按照中国人对马克思关于欧洲资本主义理论的理解，这个进程应从个体户的商品生产经过手工业工场发展到现代工厂工业。在中国，手工业工场和贷放制度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阻碍，以致它们不能作为向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关键性的中间阶段而起到据说在欧洲已经起过的作用。在中国，手工业工场只有在外国资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现代工业产生以后，然后又只有在成为机械化工厂的助手的情况下，才大量出现了——有证据证实这一事实，虽然不一定支持对此事实的解释。因此，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手工业和近代工业都屈从于外国资本主义。①
有些不能与进口货竞争的手工业，例如湖南和江西的本地钢铁生产，到十九世纪末几乎已经消失。在1870至1911年的整个四十年或其中一段时期，其他手工业有了发展，以满足出口的需要。从1887年生丝代替茶叶的地位时起，生丝就成为最重要的一项出口货。虽然丝占总出口货的比重下降，但它出口的实际数量在整个时期却增加了。有些生丝是在蒸汽缫丝机上卷绕的，1899年其数量占丝总出口量的40％。蒸汽缫丝的发展比较晚，只是在二十世纪才占主要地位，而且蒸汽缫丝机的生产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与手工业工场的生产有什么区别。山东芝罘海关的税务司在1912年报告说：
“抽缫满洲野生蚕茧供出口之用的缫丝业是一个比较现代的工业，它在七十年代引进后已经大为发展。蒸汽缫丝厂现已有三家，至今证明并不成功；但洋式的脚踩缫丝机早已被普遍用来代替手摇缫丝车，效果极佳。1911年有四十家缫丝厂在营业；它们雇佣一万四千多名工人，年产丝一万四千担。没有关于操作过程的改进可供记载。”②
一份对当时文献进行初步调查的材料记载，在1892—1913年时期，至少有415家手工缫丝厂，主要分设在广东、四川和山东等省。③丝织业全部使用手织机，它是华中和华南的主要工业。丝织品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相当稳步地在增长，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感到人造丝的竞争时为止。
另一方面，手工进行的茶叶加工业很可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展到最高峰，从那时以后，在开辟通商口岸后稳步增长的中国茶叶出口量锐减。下降主要是印度茶和锡兰茶的竞争造成的；与中国不同，它们是在殖民地条件下生产的，出口商有足够的力量控制生产以保持质量标准。只有茶、丝在出口方面的全面材料。但是在当时的著作中未见到关于晚清时期国内需要量下降的记述，而且由于本章前面谈到的人口增长，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因此如果把蚕丝出口取得的相对成就与先发展然后又下降的茶叶出口一起进行考虑，虽然不能说手工业有了新的兴旺气象，但可以同样有力地反驳关于手工业在满洲王朝末期发生致命危机的任何假设。
在较大的手工业中，榨油、碾米、土法采矿和丝织等行业在十九世纪受到进口的和本国的机制品的影响很小。手工的榨油工场实际上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迅速发展，这是为了满足欧洲肥皂制造商对豆油的需要以及日本对大豆、豆饼和豆油的需要。照明用的植物油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逐步被进口煤油代替。象制造爆竹、扇子、竹制家具、中草药和农具之类的次要手工业的商品，因为没有进口货代替，所以根本没有受影响。在通商口岸中，用从日本进口的脚踏轧花机轧花以供出口的手工业工场有了发展。还有几种新工业发展了，例如在手工业工场进行的棉织品制造和火些生产等行业。在刚入本世纪之际，手工业的发展大部分以设在城市的手工业工场的形式出现。除了前面讨论过的织布业有组织的原料贷放形式外，在农村还没有可与之相比的新的发展。因此在十九世纪过程中，被剥夺了大部分纺纱收入的这些逐渐增多的农村人口，也许越来越会看到家庭中有一个或几个成员离家去城镇的工场、工厂和店铺当临时工或长期工的情景。不过在1911年，这仍是一个次要的趋势。
表十　　　　　　　1894年外资工业在中国的估计数和资本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年》，第311页。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册第382—390页。上面列有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著作中132种有关手工业工场的参考资料；这当然不是能予检验的典型部分，也不是详尽无遗的全部材料。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第20页。　
①　布莱克本商会：《1896—1897年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内维尔和贝尔部分，第212页。　
②　《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F。A。S。伯恩部分，第5—6页。　
①　《厦门领事区关于土布使用的报告》（英国外交部档案，杂项，1886年第19号），第4页。　
①　《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F。S。A。伯恩部分，第36页。　
①　例如，见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85—115页。　
②　《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第2册第229—230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册第356—366页。
近代工业
甚至关于十九世纪末期逐渐出现的小型近代工业部门的计量材料，能够收集到的最多只是一些大概的近似值；例如，在1912年前有关产量的资料几乎完全没有。这种情况是令人惊奇的，因为：这些企业主要设在通商口岸；它们或者是外国人办的，或者在当时是新兴事物（如果企业主是中国人的话），所以在英文报刊上都有记载；它们也在创办许多近代工业的清朝官员的著作中有所反映。最近期的、也许是迄今作出的最可靠的估计告诉我们，1895年以前在中国创办了103家外资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小型的。它们和下面将要讨论的华资企业与手工业常见的差别仅仅在于前两者使用了动力机器。严格地说，按照条约规定，洋人办制造业是不合法的；但这种制造业仍大部分存在于上海的外国租界内，一小部分则设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政府并不干涉这些外资小工厂的建立。但是当
表十一　　　　　　　1895—1913年设在中国的外资厂矿和中外合办厂矿的国别、业务、地点和创办资本的规模
续表
李鸿章和其他官员开始提倡他们自己的制造业时，他们能取得北京的支持去阻止洋人进行象棉纺织厂之类的大的冒险活动，直到1895年止。这些外国工厂在1894年的估计数和资本列于表十。①
从1895至1913年，随着马关条约使通商口岸的外国工业合法化后，至少又有136家外资制造业和采矿企业建立，它们创办时的资本投资额都超过十万中国元。这里面包括了四十家中外合办的企业，它们出于一切实际需要，由外国人控制。（所有外资的矿不管其资本多少，都包括在上面的数字内。）这些企业创办的资本总额为103，153，000中国元，它们的几个特征分别表现在表十一中。
英、法、德、俄等国的企业开设的时间在这二十年中分布得相当均匀，可是日本的企业除了两家以外，都是在1904年和更晚的时期开设的，这证明了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对满洲的经济渗透日益加剧。煤矿是投资的最大目标，英国则是最大的投资者。中外合办的采矿业所占的高比重反映了清政府的开矿章程的影响，在1902年以前它规定在任何采矿业中华人投资者必须提供资本的30—5O％。在32个采矿企业中，有9个是英国人的，资本共达37，930，000中国元，而这个行业的总资本为49，969，000中国元，前者占后者的比重与占英国在〔中国〕工业中的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相当。英国和日本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