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捕�州的朴次茅斯举行。
中国人对和约条款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他们国家的未来表示深切的关心。驻柏林公使孙宝琦建议由中国主动开放满洲、蒙古和新疆对外通商，作为保存中国主权和防止俄国未来图谋的手段。②朝廷征求各省的意见，张之洞于1905年7月24日的复奏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相同的意见，他说：“总之，此次日本若于东三省所占最优权利，慨然送还中国，断无此事。然所得过奢则既失前言又招欧忌，彼亦不为。日本为中国正所以自为；然欲强日本则不能不存中国。俄专欲愚中国，吞中国，纯乎损我益彼……故无论如何定议，日本在东方得何权利，皆胜于俄人远甚。”①很清楚，中国已经从中日战争之后的“反日亲俄”的立场，改变为俄日战争之后的“亲日反俄”的立场了。
张之洞还建议把满洲完全开放给外国人通商和居住，引进英、美的影响以对付日本人，并雇用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顾问来管理该地区。他的结论是：满洲有了这些外国人，它就不致保持旧日的统治方式，它的特殊地位也得以结束。②
1905年9月5日缔结的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双方在十八个月内从满洲撤出军队；把满洲归还中国，但俄国同意，经中国的认可，将辽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俄国同意将库页岛南半部及其毗连岛屿割让给日本。日、俄两国均有权在满洲驻军以保护它们各自的铁路，但每公里不得多于15名士兵。1905年12月23日，中国和日本在北京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批准了把辽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此外，此约规定开放十六个港口，并同意在鸭绿江南岸由中、日共同开发森林。日本的所得远远超过朴次茅斯条约中所规定的一切，作为日本对俄国所提条件“并不苛刻”的补偿。实际上，日本已代替俄国而成为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了。
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以及1905年它与英国重订更密切的盟约，为东亚的国际关系揭开了新的一章。这一情况并没有结束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但确实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国担心领土被瓜分的恐惧，而这种危险自1895年以来一直在威胁着它。如果俄国胜利了，它非常可能吞并满洲，甚至蒙古，从而激发其他列强提出领土要求作为补偿。但是俄国失败了，它便把注意力转向巴尔干，在那里与奥匈帝国及德国倾轧不已，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舞台忙于布景。日本此时在南满站稳了脚跟，最后将能威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不过在1905年，把满洲的行政管理权归还中国（虽然有日本和俄国的特权的约束）这件事仍使中国保住了满洲。1907年4月20日，清廷采取措施以结束满洲——满洲人的边疆故乡——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该地建立了正规的行省制：以徐世昌为总督，兼钦差大臣，协助他的有三位巡抚，他们代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战争的冲击下中国兴起了立宪运动。后来成为实业家的著名学者张謇曾宣称：日本之胜利与俄国之失败，实乃立宪政体之胜利与君主政体之失败。1906年9月1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宪政府的企图，但是它缺乏诚意的表现却更加疏远了百姓，使革命运动得到了新的推动力。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随着清朝的衰落而每下愈况。　　　　　　　　　　　　　　　　　（王瓘译）
①　刘彦：《中国外交史》，李方晨增订，第268—269页。　
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331页。　
①　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79—82页。　
①　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78、81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152第10—12页。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78第15页。　
①　王延熙和王树敏合编：《皇清道咸同光奏议》，1968年台北重印版，卷16第18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323—326页。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80第35页。　
④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5第21页。　
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338—339页。　
①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220页。　
①　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81页。　
②　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78—81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79第4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35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16—17页。　
⑥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18页。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27页；卷182第5、7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第25页，1904年6月24日。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90第12—15页。　
②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5第23页。　
①　关于满洲的地位及其改组的细节，参见罗伯特？H。G。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152页以下。
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①
引言：对外关系的传统观点
十九世纪末入侵中国的侵略者留下了比我们迄今知道的任何中文材料都更广泛的记载。胜利毕竟使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报道。西方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现时能找得到的旅行家、外交官、传教士、记者等人物的大量通信、文章和书籍，对于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的开拓和影响，从许多方面作了记载。另一方面，遭受侵略的中国人除了讲述一些海外奇谈、恐惧和灾难外，就没有什么其他记载了。总的来说，外国入侵的历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耻辱的历史。此外，直接了解这种情况的只是统治阶级、文人和官吏中的少数人物，至于平民，特别是与外国人共事的人，则不习惯于把他们的看法和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世。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时，不得不主要依靠上流社会学者们的著作；这些人受过中国经典学说的彻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背离对待外国人的传统态度。
另外，清代中国对待西方关系的观念，受到了占统治地位的、来自与中国本土根本不同的地区的满人所特有的某些考虑的影响。例如，满洲的经济本来是以渔猎和畜牧业相混合为基础的半游牧业，这与中国定居的和农业的经济根本不同。因此，满人在战略上特别重视与满洲具有某些共同基本特征的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游牧社会。虽然从海上来的西方冲击对于任何一个中国朝代都会是严重的挑战，但因满人专心致力于北方游牧地区，这便妨碍他们努力去对付从东南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此外，满人在文化上不同于汉人。在满人统治中国的整个期间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和汉人的差别。满人因为是异族，所以当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面临西方的入侵时，他们并不乐意提倡民族主义。相反，他们心目中有他们自己皇朝的利益。
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的流逝，由于满人渐渐汉化，这种满人特征便日益变得无关紧要了。他们在十七世纪已经日益采用传统的汉人…儒家制度；而在雍正1722年开始统治以后，他们的汉化加速了。这种倾向在乾隆1793年给英国国王的著名敕令中表现得很明显，他在这道敕令中禁止西方派代表驻在中国国内，并且告诉英国人，我们是“无所不有”的。①因此，十九世纪满人在对付西方入侵问题时极力依靠中国的文化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到1800年，满人已坚定地采取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点。中国人所建立的这种世界制度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在许多世纪中精心制定和流传下来的一整套思想和惯例。②这种制度的核心是统治天下（天下一辞常常用来指包括中国外部任何地方的整个世界）的天子的至尊地位。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不是亚洲的一部分，更不是“远东”的一部分；它是指体现文明本身的中心王国。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起因于这一事实：中国幅员辽阔，力量雄厚，历史悠久，而又资源丰富；这一切使得它成为东亚世界的自然中心。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关系便被染上了这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和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的偏见。
中国人往往认为，他们的对外关系是表现为中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诸原则的扩大。因此，中国对外的关系是等级森严的和不平等的，如同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样。在理论上，中国的世界观在几个方面必然是等级制度的：中国是内部的，又崇高又伟大；非中国的“蛮夷”是外部的，既渺小又低贱。同时，关于无所不包和一视同仁的思想也是重要的。作为天下之主，应该对所有的人宽厚，以示“王者无外”之意。这样一来，便应该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所有外国人，不分远近，应一律平等对待。在理论上，非中国人被指望通过谒见天子时遵守适当的礼仪，来加入中国的世界秩序。这种实践便是外国人所称的朝贡制度。
当然，中国人的世界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非中国人拒绝遵守这种制度，便可能采用强制手段。的确，在古典的儒家传统中很容易发现尚武精神。《左传》引用的一句古老的格言说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①后世诸朝代继续保持这种好战态度，明朝永乐帝想把当时已知的整个世界纳入中国体系，这一雄心勃勃的决心便是明证。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要务是搜集情报，分析情报，检查分析的结果，以便弄清对方的力量和意图，这与古代论兵法的经典著作《孙子》中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一致的。
但是，《孙子》紧接着又说，百战百胜，不是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的兵，才是善之善者。实际上，在中国与非中国种族集团关系的漫长历史中，和平主义一般都占上风，因为不注重肉体的强制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儒家的传统之中。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①孟子更深一层地宣称：“故善战者，服上刑”。②前面一句话是形成中国绥靖政策的术语“怀柔远人”的依据，同时，在与强大的“蛮夷”打交道时则往往兼用“羁縻”政策。（十九世纪中叶条约制度初期的几十年便可作如是观。）汉、唐时代，儒家文人学士常常警告说，军事扩张会把国力和民力耗尽。这种和平的对外政策是中国从汉代以来重文治、轻武功的这种既定制度的反映。虽然总的说来，儒家的传统在对外政策上侧重于和平而不是武力，但这决不是只顾一面的。这种矛盾态度表现在1840至1895年间中国对与西方关系的看法上。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9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量利用了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中的材料。关于这种世界观在现代中国的变化，有分析力的著作可看列文森：《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196页。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中庸》，第409页。　
②　《李雅各英译七经？孟子》，第305页。
最初的反应和惰性，1840—1860年
传统的经世之学和新的战略性建议
十九世纪出现了对于“经世致用”重新感兴趣的现象。这种思想学派强调社会实践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儒家人道主义的理想。一方面，它反对理学所崇尚的玄学思辨，认为它“空”；另一方面，它轻视考据学的做法，认为它迂腐而无用。这个学派在十七世纪曾一度繁荣，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镇压文人阶级的政策，到十八世纪被经院学派所取代了。③
经世学派在十九世纪的重新抬头，有今文经学派的复苏可资证明；今文经学派强调人在感情上需要有能切合实际地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安宁与繁荣的道义责任感。这一思想复兴中的一个重要学者是江苏武进的庄存与（1719—1788年）。通过从他学习经书的外孙刘逢禄（1776—1829年），经世学派得到了势头，因为刘逢禄对十九世纪初期一批年轻学者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批年轻学者包括多产作家龚自珍和包世臣、边界问题专家姚莹和萧令裕。这批人中还包括在鸦片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林则徐和黄爵滋，以及后来主要作为关心中西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的改革家而闻名的魏源和冯桂芬。这批人中，魏源和龚自珍同刘逢禄的关系特别密切。
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叙言中，魏源阐明了经世派的两个基本态度：强调现在和强调致用的重要性。这时候中国的迫切问题是什么？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经世派学者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政局问题，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是清朝的逐渐衰落造成的，而具体地说是由于白莲教叛乱而引起的（见上卷第三章）。这些问题涉及镇压叛乱的方法和漕运与盐税的全面改革。当叛乱接近尾声时，经世派学者日益注意边疆问题，特别是亚洲腹地的边疆问题。这方面的恰当例子是魏源（1794—1857年），他在二十几岁时就开始对边疆问题感兴趣了。1830年，他计划与杨芳将军亲自到新疆去旅行，但未能成行，他为错过这次机会而遗恨终生。但是，他继续研究北方边疆，至少完成了八部研究著作。①另外一些经世派学者继续进行这种研究，如五十年代的张穆与何秋涛，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曾纪泽与张之洞便是例子。
海疆多事，确实常常令人忧虑。十六世纪中…日海盗船只在沿海一带的骚扰以及十七世纪台湾国姓爷的武力威胁，都是使人烦恼的，可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最为关心的却是亚洲腹地边疆上的事务。但是，随着西方从东南沿海入侵的增加，到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国经世派注意的焦点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亚洲腹地转移到了“夷人”挟其新技术而来的沿海一带。
经世派作者包世臣早在1826年就断言，英国不久将从沿海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但是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仍然前后矛盾；后来他写道，解除人民疾苦比海防重要得多。早期关于海防的著作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广东沿海一带。鸦片战争中战死的关天培在1836年前后汇编了《筹海初集》，鸦片战争以后，梁廷枬、俞昌会和李福祥也完成了类似的著作。①
某些经世派士大夫最关心的问题是了解擅长海事的西方。但是，如何了解呢？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看来，有效的途径是通过翻译。他1839年在广州时，曾命令翻译广州、澳门、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国报纸。后来魏源建议设立一个官办译局。郭嵩焘1859年的奏疏建议创办一所教授外语的官办学堂。②（五十年代沿海一带一些重实效的官员如何桂清、劳崇光和薛焕都采取这种态度。）除报纸外，西方的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情况的资料都在收集之列。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主持下，翻译了瓦特的国际法的某些章节。后来，梁廷枬写了《合众国说》，书中高度赞扬美国的政治制度。这些著作虽然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影响最大的则要算世界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著作。
对世界地理学的兴趣表面上似乎是旨在获得有关那个未知的西方世界的知识，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取得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的迫切需要，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增进中国本身知识与才智的运动。换言之，这个时期的部分中国官吏与文人，在与西欧一个蛮夷之邦战争之后，迫切地想了解敌人和要知道欧洲处于什么位置上。需要寻求正确的答案。在这种压力下，出现了研究世界地理的兴趣的浪潮。
中国地理书籍和历史著作中关于欧洲的资料是极为贫乏的。就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的资料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早期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书籍完全是天主教传教士写的，而在这些著作中，甚至只有三部书附有插图。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国作者出版了三部相当可靠的参考著作：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1730年版），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760年版），谢清高的《海录》（1820年版）。林则徐为了了解英国情况，曾查阅过《海录》。①
1840年以后，中国文人学者逐渐开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问题，到1861年，已写出了二十二部以上的著作。②钦差大臣林则徐支持这种研究事项。在他的赞助下，慕瑞的《地理大全》的某些章节于1841年被译成中文，书名《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一部首创的综合性著作，该书起源于林则徐。林则徐将搜集到的外国资料于1841年交给魏源，魏源于1842年将它们编成一部五十卷的巨著，并于次年出版。这是关于西方的第一部重要的中文著作。③姚莹对世界地理同样感兴趣。与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魏源不同，姚莹的外国知识是从鸦片战争期间他任台湾道台时俘虏的